劉國震

 

                             一

    7月20日，我應北京市寫作學會之邀，赴山東威海市，參加了由北京市寫作學會、山東威海市文聯、卓達集團聯合主辦的浩然作品座談會和采風活動。
    浩然作品座談會于7月22日上午，在威海所屬的文登市召開。原《中國藝術報》社社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副秘書長、著名書法家張虎，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寫作學會會長、中央財經大學文傳學院院長、著名書法家王強教授，北京市寫作學會駐會副會長王矢，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原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霍喚民，中共威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主席錢啟民，威海市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于加林，以及來自北京市及周邊區縣、山東威海市、河北三河市、山東昌樂縣等地的50多名作家、藝術家、評論家和文藝愛好者參加了座談會。
    因為時間關系，我沒有宣讀提前準備的稿子，只針對座談中涉及的問題，做了即席發言。我大致講了三點：1，各類中國當代文學史專著對浩然與浩然作品的評價問題；2，關于《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的評價問題；3，否定浩然的實質在于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否定建國以來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限于時間，每個問題只能點到為止，均未及展開論述。
   不要以為參加浩然作品座談會的，就都是浩然和浩然作品的知音，為什么而來的都有。正如掛著共產黨員牌子的人并不一定都信仰馬克思主義，并不一定都贊成搞社會主義，為什么入黨的都有。
    我的點到為止、很不充分的即興發言，就引起某位當地作家的反彈，不等我講完就迫不及待地插話，并說出了“不否定浩然歷史就不能進步”的驚人之語。一個作家的能量竟到了左右歷史發展進程的地步，農民作家浩然就憑這點也足以獨步千秋了。
   浩然及其《艷陽天》、《金光大道》，是兩座大山，猶如太行，猶如王屋，想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貴族“精英”們，使出吃奶的勁頭，調集起子子孫孫沒有窮盡的挖山隊伍，赤膊上陣，開戰吧。
   可是，你們能感動“上帝”嗎？
 
                                     二
 
   “在網絡上結識的燕趙俠客劉國震一直以來對浩然的支持與辯解，是我認識的網友中最直言且無忌的。評論家對浩然都用一種模糊敘事，明褒暗貶的有，直接謾罵的有，劉國震對浩然的支持是快意江湖的，我也欣賞這樣的風格，因為我也對浩然相當的喜愛。”這是網友“紅警蘇紅不懂愛”一年多前在《關于浩然與<西沙兒女>的一些題外話》一文中提到我的一段話。也許，正是我的“快意江湖”使得一些人不舒服不自在。而某些人對浩然及其作品的評論，也的確如“紅警蘇紅不懂愛”所說的那樣，隔鞋瘙癢，不著邊際，不及要害。在關涉政治與歷史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難得糊涂”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首鼠兩端者有之，試探觀望者有之，諱莫如深者有之，裝聾作啞者有之。“皇帝的新裝”漂亮不漂亮？這要組織高規格的研討會，讓資深的專家學者們反復研討。難道我們不能學一學那個不信邪的孩子，“快意江湖”一回？
    會后，有熱心的師友向我表示堅定的支持，也有諳于世故的“好心人”勸我：“一看你就是個‘傻大兵’出身——那么認真干什么？彭德懷認真，岳飛認真，結果如何？”
   我忽然想起了浩然在《〈燕野潮〉讀后感》一文中寫過的一段話：“在一次名人的座談會上，一位有名之士發言道：‘農民對共產黨在農村干的事兒恨透了。他們說，這么多年，共產黨只給了我們一塊糖吃，最后連苦膽都讓我們吐出來了！’一向不善爭辯的我，再也壓不住怒火而與之爭辯起來。出乎意料的是，在場的竟無一人對我表示同意或支持，只有無動于衷的面孔和竊竊的嘲笑。我的心一陣劇痛，繼而是長長的冰冷。”
                     
                                三
 
   參加這次座談會和采風活動的，有一些名氣或大或小的書畫藝術家。會議期間在卓達集團舉行了聯誼活動和書畫筆會。啟功先生的弟子、著名書法家王強教授為我寫了一個條幅，北京市寫作學會理事、原大興西瓜館館長、書法家張子說先生為我寫了“觀海聽濤”四個大字，可惜，在返回邢臺的旅行途中，這兩件很有收藏價值與紀念意義的作品，不知怎么就丟失了。回想起來，丟失在濟南汽車站候車大廳的可能性最大。這兩件藝術品，最終會落入誰手？他（她）是否識貨并能夠善待它們？
   同時丟失的，還有我剛剛購買的《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文學史專著，似乎只有在論述文革時期文學時，才能發現浩然的存在。而在論述文革時期的中國鄉土小說時，也僅僅論及了浩然這“一個作家”，并慷慨地給予七八個頁碼的篇幅。在論及浩然的代表作之一《金光大道》時，該書說《金光大道》在1977年出齊了全書四卷。《金光大道》是1994年首次由京華出版社出齊全書四卷的。《中國鄉土小說史》連這么個基本的事實都沒有搞清楚，不能不讓人質疑它的學術質量。至少在對浩然的評述上，其觀點失之膚淺、片面。
    在濟南新華書店的“文學理論”專柜，接連瀏覽了幾部不同版本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加以對照，發現了這類著作中相互因襲乃至抄襲的弊病。一些文學史家對作家作品的評述，不是來自于自己獨立思考的研究，而是奉行“天下文章一大抄”，人云亦云，道聽途說，甚至對自己論述的作家作品不曾閱讀原著。行文差錯也不少。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相對說來還算不錯的當代文學史，把《艷陽天》中的馬老四寫成了“馬老田”，一部由外國人撰寫、我們中國人翻譯過來的中國文學史，把小說《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的名字寫成了“高大全”，并據此予以非議，讓人油然產生“洋鬼子看戲”的感慨。有的文學史家不能及時掌握自己研究對象的新近信息，只依賴辭典等工具書，因而使用的資料非常陳舊。比如，近一兩年出版的新書，在介紹浩然的自傳體小說時，只提到1989年出版的《樂土》，似乎《活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至今還不曾出版。
 
                                四
 
    河北三河和山東昌樂，是浩然的兩個“第二故鄉”。三河市文聯和昌樂縣文化局，是這次活動的協辦單位。三河市文聯主席、《蒼生文學》主編劉樹滋，昌樂縣浩然研究會的領導馬進、吳漢賓、郭建華同志，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我與他們，神交已久，卻是初次見面。
   《中國藝術報》記者、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孟祥寧到會采訪。
 我們在威海只匆匆一過，連劉公島都未及去。期間登了道教名山昆崳山。這次活動，主要在文登市進行。據史料記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詩作賦，留下“文人登山”的傳說，“文登”也因此得名。
    眾所周知，浩然祖籍河北寶坻縣（今屬天津市），但近日浩然之子梁秋川向我透露：“據說文登是我們家的真正祖籍所在地。”
   若真如此，這次座談會在文登召開，是巧合，也是天意。
   浩然的生日是農歷2月19日，與大慈大悲、普度眾生的觀音菩薩的生日是同一天。這，又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