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震
我讀小學時，沒有課外書讀，一次從一個同學家里借了一本厚厚的《虹南作戰史》。但剛剛讀了正文前的“引子”，就再也沒有興趣讀下去了。文革結束后編寫的當代文學史說，《虹南作戰史》這部小說，很少有人能夠卒讀。這個評價，大體恰當。但同樣是寫合作化運動的，同樣是寫了“路線斗爭”這種今天犯忌諱（但并不是不存在）的內容，同樣是寫作和出版于文革時期而被當時的意識形態所接受和重視的作品，浩然的小說，如《金光大道》等，完全是另一種境界。《金光大道》能給人以文學藝術的滋養和農村真實生活與風情的感染，能讓人記住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如“正面”的高大泉、呂瑞芬、朱鐵漢、劉祥，“反面”的張金發、馮少懷，“中間人物”小算盤秦富和滾刀肉張金壽等，《虹南作戰史》則不能。《虹南作戰史》是從既定概念出發、秉承某些高層人物旨意的制作，因缺乏生活而蒼白、空洞。《金光大道》則是從生活出發的，浩然又具有深厚的農村生活積累，這就使這部作品具有了真實性與感染力。據浩然的兒子梁秋川回憶，70年代中期，他跟父親在北京市密云縣過暑假，恰巧電影《金光大道》在縣城試映以聽取意見，他便和父親一起，悄悄坐到影院里與觀眾一起觀看。觀眾中有不少是當地的農民。影片放映中間，突然觀眾一陣騷動，原來，一名老人觀看時過于激動，喊了一聲“就是這個樣子的！”，心臟病突發，被送往醫院搶救。在文革結束后，《金光大道》受到一些人責難、非議時，浩然依然認為這部作品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生活，對它的生命力充滿信心，大概也與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有關。
90年代浩然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他在文革時期于國于民是有貢獻的，大概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很簡單，如果當時中國沒有浩然這“一個作家”，沒有《金光大道》和《楊柳風》《西沙兒女》等，國人就只能硬著頭皮“享用”《虹南作戰史》之類的東西了。
如果當年我借閱的不是《虹南作戰史》，而能有幸借到一部《金光大道》《艷陽天》或《楊柳風》《幼苗集》之類，我想，我今天的寫作能力和文筆，應該比現在更好一些。或者說，成績應該比現在大一些。
歷史記住了浩然和《金光大道》，而沒有記住在當時同樣受到推崇的《虹南作戰史》、《牛洋田》之類，這里面的奧妙是值得研究的。近30年來，非議《金光大道》的噪音一直未斷，卻極少有人抨擊那個時代真正的文字贗品《虹南作戰史》之類。為什么？大約人們早就把它們遺忘了，或根本就不曾對它們有什么記憶。
注：《虹南作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上海縣《虹南作戰史》寫作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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