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金光大道》的一封信

浩然

　　我昨日中午從鄉間回京會客人，才收見你們的“討論稿”。
　　在你們的著述定稿印行之前，能把評述我的部分樣稿給我看看，很有感慨。說明你們對事業的嚴肅認真，對作家不論是褒揚的，還是貶抑的，都熱情負責。于是，我誠懇地謝謝你們，并一改近幾年對此類事漠然態度，晚上返鄉，不顧疲勞，把樣稿看過；為趕上你們“五月二十五日前寄回”的規定，早晨爬起，就急忙寫這封短信，立刻到郵局發出。請查收。
　　我看這樣稿的原則：只管史實，不問評價。所以我只在樣稿上勾掉一個屬于選本的書名，添上幾個可以列入的書名；把“肖”字改正為“蕭”字，在“搶倉”一詞中加個“糧”字。不知妥否？
　　另外，文中給我幾部作品政治定性方面，牽扯到一些客觀的歷史的事實，揀幾個容易說清楚的問題，直率地列在下邊，僅供參考。
　　一、《金光大道》這部長篇小說，早在五十年代就寫過大綱，文化大革命前寫出草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謝思潔同志翻閱過，至今我還保存一部分原稿，“高大泉”等人名和書名，都是當時擬定的。一九七○年我開始寫王國福的傳記長篇，次年五月，因《人民日報》發出不準寫真人真事的禁令，才把舊稿《金光大道》翻出，企圖把王國福的事跡溶入。已出版的一、二兩部，只有“引子”是以王國福為“模特”的，其余均系舊稿修改而成。
　　《金光大道》所描寫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我親自從五十年代現實生活中吸取的，都是當時農村中發生過的真實情況。今天可以評價我的思想認識和藝術表現的高與低、深與淺，乃至正與誤，但不能說它們是假的。土改后的農民大多數還活著，他們可以證明：那時候的農民是不是像《金光大道》里所描寫的那樣走過來的？當時的中央文件、幾次的關于互助合作問題決議，也會說話：當時我們黨是不是指揮高大泉、朱鐵漢、周忠、劉祥，包括作者我，象《金光大道》所表現的那樣，跟張金發、王友清、谷新民、小算盤等在做斗爭中發展集體經濟的，而且做得虔誠？今天，評論家可以說那時的做法錯了，但不能說“作者根據先驗的‘路線出發’、‘三突出’等模式”編造的假東西。
　　二、因種種原因，其中既包括作品本身含有的缺點和錯誤，也包括剛剛粉碎“四人幫”，左了多年的文藝之車的“慣性”和“派性”，《西沙兒女》受到一些地方報刊的批判。但黨中央的《人民日報》和《紅旗》并沒有表態，我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從來沒有給我的《西沙兒女》作過“適應‘四人幫’反動政治需要”而創作的結論；事實上并非如此。這也屬于政治定性，超出了學術問題，望修改時慎重落筆。
　　三、粉碎“四人幫”以后，我沒見到包括地方在內的報刊上，有過對《金光大道》的批評文章，樣稿上用“上述作品受到嚴正批評”這樣的概括詞欠妥。
　　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和以前北京大學的《當代文學概觀》上，對《金光大道》有類似樣稿的評語。要知道，那兩本書，是在我們這伙吃了苦頭、走過來的文化人，想抖落掉極左的裹腳條子，而彎折的腳趾頭還沒有能伸開的神態下寫出的，摻雜著許多極左慣性的東西和自由化的東西。他們出書前沒有給我看，后來聽說，自己花錢從書店買到一本“初稿”，在一位日本朋友處看一眼“概觀”。你們這本《中國當代文學》，只要是經過慎重負責任的分析研究，是獨立思考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對《金光大道》得出個更徹底的否定結論，我都不會反感。
　　另外，一九八一年由美國友人韓丁的女兒卡瑪和漢學專家柯臨清翻譯的《金光大道》，已經跟英文讀者見面。日本一九七四年翻譯出版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翻譯者正譯第二部。前者是由我們國家外文局出版，向國外發行的。這也應當是《中國當代文學》適當注意的情況吧？
　　中國當代文學史本來就難寫，下邊的第三集，必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則更難寫。有人說當時的中國只剩下“一個作家，八個樣板戲”，《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說，《金光大道》“在讀者中造成不好的影響”“尤甚”。對于怎么就剩下一個作家，他的作品怎樣會造成的壞影響，象那樣一筆帶過，只有空帽子一頂，這“史”就失掉了不小的價值。讀者關心，青年一代應該知曉，作者本人沒死，還想在正派的文學理論家和史學家們幫助下，總結經驗教訓，在新時期寫出對祖國文學事業發展有益的作品來，多么希望看到公正的、說理的論述呀！
　　幾乎是未加多少思索地寫了以上這些話，主觀上想以熱情負責對待你們的熱情負責。可惜我的水平低，最近又害高血壓病，不僅思考問題困難，寫字也不方便，字跡十分潦草。這一切，均請各位原諒。也希望對我欠妥的看法給予批評。

　　這是浩然1982年5月22日寫給《中國當代文學》編寫組的信。此信與另外兩篇文稿以《關于〈艷陽天〉與〈金光大道〉的通訊與談話》為總題，曾在報刊發表，并收入《小說創作經驗談》《浩然研究專集》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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