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界對蘇聯文學看法的變化

紅旗文稿  2009年第10期

 張捷

 
    一、“改革”年代重新評價蘇聯文學問題的提出以及各種否定它的言論出現
　　蘇聯“改革”開始后，俄羅斯文學界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基本上被拋棄，許多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價值觀念以及各種文學理論和文學觀點，以另一種目光來看待蘇聯文學。隨著“回歸文學”大潮的興起，大量過去得不到發表機會的作品一下子涌現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蘇聯文學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對它進行重新評價的問題。1987年6月，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曾專門舉行學術討論會討論20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的迫切問題。同年10月初，在列寧格勒召開的主題為“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蘇聯愛國主義與蘇聯文學”的研討會也涉及對蘇聯文學的評價問題。此外，《文學問題》1987年第9期組織了由八位學者參加的、中心議題為“俄蘇文學史研究的迫切問題”的筆談。從參加者發表的意見中可看到，這時已有人開始貶低蘇聯文學的成就，但是尚未見有全盤否定的言論。
    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1988年初，曾任蘇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長的庫尼岑在他的文章里歷數蘇聯歷史上的各種失誤和悲劇，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同時指出：“文學事實上對所有這一切保持沉默。沒有捍衛自己成為文學的權利?！保ā段膶W俄羅斯報》1988年2月26日）這實際上是說蘇聯文學沒有反映生活真實，不成其為文學。與此同時，莫斯科大學教授博恰羅夫發表題為《向幻象開刀》一文，他認為在文學的全景上“聚集了許多幻象——時而無足輕重的作品使人看起來像出色的城堡，時而優秀的作品卻被宣布為光幻覺”。（《文學問題》雙月刊1988年第1期第77頁）他在談到文學史時提出，“已到了對它進行大修的時候了”。（同上，第41頁）有的批評家開始對現有的文學史采取不承認的態度。多布聯科說：“我們不只是簡單地需要一種新的思想，而是需要完全另一種性質的思想；我們所需要的關于蘇維埃時代歷史文學過程的思想應該出自另一種基礎，另一種思維類型，不妨說，出自另一種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基礎是看待價值問題的寬泛的觀點?！保ā段膶W問題》1988年第8期第51頁）這事實上是提出要根據戈爾巴喬夫宣揚的“新思維”改變對蘇聯文學的看法，從頭開始構建文學史的大廈。
    為了達到貶低和否定蘇聯文學的目的，文學界某些人打出“重評”的旗號，向蘇聯文學的經典作家開刀。他們首先把矛頭指向蘇聯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一方面，他們貶低高爾基的藝術成就，把他的代表作《母親》說成藝術水平不高的平庸之作。另一方面，他們竭力宣揚他的《不合時宜的思想》，說它反映了高爾基真實的政治觀點和政治態度，全然不顧高爾基多次承認錯誤的事實。其次，他們對被斯大林稱為“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最有才華的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發起了進攻。他們歪曲馬雅可夫斯基某些詩篇的含義，稱他為“粗暴無禮的人”和“文化的敵人”?！稇騽　冯s志全文連載詩人兼散文家卡拉勃奇耶夫斯基的《馬雅可夫斯基的復活》一書，對馬雅可夫斯基極盡諷刺、挖苦、嘲笑、謾罵之能事，說他“沒有文化”，是“加了冕的寫作狂”，認為他“沒有反映和表現自己的時代”等等。（《戲劇》雜志1989年第7、8、9、10期和1990年出版的單行本）受到攻擊的還有肖洛霍夫。有人重新搬出關于《靜靜的頓河》的著作權問題，提出各種理由和假設，斷定肖洛霍夫不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同時充分發揮想象力，為這部巨著尋找“真正的作者”，最后找出的作者達七八人之多。直至情況已經完全查明，手稿已經找到，有的人面對事實和證據仍不罷休。蘇聯文學的其他著名作家，例如阿·托爾斯泰、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人，也無不遭到攻擊和貶損。
    在批判和否定蘇聯文學的經典作家的同時，有的人對“回歸”的作家進行胡亂的吹捧，把一頂頂諸如“大文豪”、“經典作家”、“詩歌巨匠”、“藝術大師”之類的桂冠扣到他們頭上，凡是署有他們的名字的作品都被視為“天才的杰作”而大加宣揚。有的人竭力抬高他們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地位，提出要以他們的創作為主軸構筑文學史的框架。特別需要指出一點，在這場給作家重新定位的運動中，那些過去反對把作家的政治立場和作品的政治傾向作為衡量標準之一的人，現在卻重視起政治立場和政治傾向來。他們把過去對蘇維埃政權采取敵對立場的作家和他們的那些具有反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品一一“發掘”出來并加以肯定和贊揚。
    相當多的學者，尤其是一些資深的專家，不贊成上述種種做法，對這些做法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憂慮。然而隨著當時政治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已經占了上風，蘇聯的整個歷史已被某些人抹黑，對蘇聯文學的攻擊和否定愈來愈放肆。1990年7月，被稱為“惡毒的孩子”的維克多·葉羅菲耶夫拋出了《悼念蘇聯文學》一文，他在文章里把蘇聯文學分為三個部分，即“官方文學”、自由派文學和農村文學，首先攻擊“官方文學”（即社會主義文學）并加以徹底否定，同時認為自由派文學和農村文學也陷于危機之中。（《文學報》1990年7月4日）在他看來，整個蘇聯文學已處于瀕死狀態，他要為它“送終”。半年多后，阿格耶夫拋出了《關于危機的綱領》一文，把繼承和發揚俄羅斯文學傳統的蘇聯文學描繪成與自由和民主不相容的東西，在他筆下，蘇聯文學成了所謂的“極權主義”的“核心”，幾乎成為保守、落后、野蠻的集中表現。（《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第17頁）這樣既否定了蘇聯文學，也否定了俄羅斯文學。
    二、蘇聯解體后對蘇聯文學的進一步否定和排斥
    蘇聯解體后，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和價值觀念在文學領域取得了合法的統治地位。在那些貶低和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人看來，他們的意見似乎已成為定論，有的人的態度更為蠻橫，說話更加毫無顧忌。例如，批評家阿基莫夫把“蘇聯文學”這幾個字放在引號里，稱它為“偽文學”、“污水垃圾文學”和“靠預算撥款養活的文學”。他們利用各種手段和方法，企圖消除蘇聯社會主義文學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痕跡，讓它不再對人們的思想產生影響。具體方法之一是不再出版原來認為經典的蘇聯文學作品，留下的空間由“回歸”文學作品來填補。出版部門不斷為一系列“回歸”的作家推出文集和全集，而許多蘇聯文學名家的名作卻得不到再版的機會。
    蘇聯的學校一直比較重視文學教學，重視發揮進步文學和革命文學在青少年思想教育中的作用。許多蘇聯作家的名作被選入教科書或被規定為課外必讀材料。上世紀90年代上半期，俄羅斯當局在外國專家的參與和幫助下進行了教育改革，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重編各種教科書，特別是歷史教科書和文學教科書。當時負責教科書出版的教育部副部長阿斯莫洛夫承認，重編教科書是為了消除蘇維埃意識形態的痕跡，由另一種意識形態取代它。（見《我們的同時代人》1996年第1期第194頁）當時俄羅斯由于實行“休克療法”經濟遭到了破壞，教育部門經費嚴重不足。這時國際金融巨鱷索羅斯乘虛而入，以提供贊助為名，介入了俄羅斯的教育改革，幫助重編和出版包括歷史教科書和文學教科書在內的各種教科書，出版后免費分發到各學校和圖書館。根據兩位俄羅斯女學者的說法，索羅斯教科書的“統一的公式”是“革命是一種惡”。（見《文學報》2001年6月20～26日）由此可見這些教科書的思想傾向性。在其中的文學教科書里自然不會有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地位。
    1995年出版的由什涅依貝格和孔達科夫編寫的《從高爾基到索爾仁尼琴》的文學參考書是專門供報考高等學校的學生使用的。兩位編者認為，成為蘇維埃時期最大的文學現象的，是那些“在當時最得不到承認和最不可理解的作家，是那些最受迫害和最受壓制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人有古米廖夫、巴別爾、扎米亞京、普拉東諾夫、左琴科、布爾加科夫、曼德爾什塔姆、阿赫馬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人。他們給所有這些人設立了專章。兩位編者肯定和頌揚各種具有非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傾向的東西，否定和抹殺許多社會主義文學的典范之作。1996年出版的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教科書，對許多著名作家，例如綏拉菲莫維奇、富爾曼諾夫、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阿·托爾斯泰、列昂諾夫等人的創作或者只在講某一時期的概況時簡單地提一下，或者干脆不提，好像他們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無足輕重或根本未曾存在過一樣。相反，許多“回歸”作家被提升到了重要地位。
    三、隨著懷舊情緒的出現，蘇聯文學重新獲得人們的承認和喜愛，文學界肯定蘇聯文學成就的呼聲愈來愈高
    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俄羅斯人民群眾當中比較普遍地出現了懷舊情緒。許多人不再以否定的態度對待蘇維埃時代和蘇維埃時代的一切，開始覺得那時有不少值得懷念和珍惜的東西，其中包括大量優秀的文藝作品。這時大批讀膩了“回歸”文學作品和不接受后現代主義的文字游戲的讀者把目光轉向過去，重新對蘇聯文藝作品發生了興趣。出版商敏銳地發現讀者的新需求，開始出版蘇聯文學作品，這使得不少名作重新得到流傳。批評家丘普里寧在1995年初指出，圖書市場出現了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事件”，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大吵大嚷地卷土重來”，普羅斯庫林、阿納托利·伊萬諾夫、柯熱夫尼科夫、扎克魯特金、邦達列夫、卡利寧、馬爾科夫、斯塔德紐克、卡爾波夫等人的作品重新涌現，開頭是試探性地出版，后來出叢書，甚至出他們的文集。
    1998年11月，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向有廣泛代表性的2409人做過一次調查，調查內容包含這樣一個問題：“在下列寫于20世紀初到今天的俄羅斯小說中您認為哪些屬于20世紀的杰作？”提示的書單包括21部小說，被調查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愿望增添其他作品。《獨立報》于1998年12月30日公布了調查結果，得分較多的前10部作品如下：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34％；伊萬諾夫的《永恒的召喚》，30％；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加莉塔》，27％；伊里夫和彼得羅夫的《十二把椅子》，25％；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12％；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1％；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10％；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5％；列昂諾夫的《俄羅斯森林》，4％；皮庫利的《言與行》，3％。在這10部小說中絕大多數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說明社會主義文學重新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承認和喜愛。
    政治氣候和社會情緒的變化，對文學界和學術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前一時期批判和否定蘇聯文學的人中，有人開始進行反思，放棄了所謂的否定論的觀點，開始對它采取分析的態度。從1997年到1998年《文學問題》雜志組織的關于文學史教程編寫問題的討論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在這次討論中有的發言具體談到了對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看法。一些學者嚴厲批判了否定蘇聯文學的說法和做法，熱情贊揚了蘇聯文學的成就，大力維護它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主導地位。例如，批評家謝爾久欽科批駁了那種不僅把蘇聯文學，而且把蘇聯現實說成“神話”的言論，他認為，盡管蘇聯文學遭到了許多人的否定和辱罵，但是它在蘇維埃時期的俄羅斯文學當中仍然是“在思想上和審美上最完備的流派”。他具體分析了高爾基、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阿·托爾斯泰等人的代表作，并作了充分的肯定。謝爾久欽科還對多布連科、尤其是對維克多·葉羅菲耶夫肆意詆毀蘇聯文學的行為進行了譴責，并分析了這一類人的本性和特點。他說，在任何時代都會產生一定比例的破壞性人物。在平靜的歷史時期，他們受社會的供養和監督，而到亂世，這些處于底部的邊緣人物、冒險分子、道德上發生突變的人就會浮到表面來。（《文學問題》1998年第1期第54～55頁）雖然有人仍繼續貶低蘇聯文學和抬高“回歸文學”，但這樣的人已經不多。
    進入新世紀后，要求全面看待蘇聯文學的思想傾向仍在繼續發展。這一點在新編寫和出版的供高校學生使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教材里有所反映，同時也表現在經過修訂的中學文學教學大綱和供學生閱讀的書目上。教育部在修訂供中學生閱讀的書目時去掉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筆記》和阿赫馬托娃的《沒有主人公的長詩》，恢復了高爾基的《海燕之歌》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同時把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普拉東諾夫的《基坑》由必讀作品改為“推薦”作品。
    四、在蘇聯文學評價問題上的爭論的實質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蘇聯文學評價問題上的爭論，實質上是一場不同政治觀點的爭論。否定者以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政治標準來看待蘇聯文學，認為它是“極權主義政權”的工具，充滿著謊言，根本沒有反映真實生活。同時他們肯定各種具有反共反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品，抬高其作者的地位。而肯定者大多肯定蘇聯革命后的現實，認為蘇聯文學真實反映了蘇聯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革，發揮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積極作用。這兩種意見是根本對立的，盡管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有的人可能會對自己的觀點作某些修正，但是矛盾一時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關于所謂“重評”蘇聯文學的問題是隨著“改革”的開始而出現的。在戈爾巴喬夫為推行“改革”而提出的一系列口號的蠱惑下，出現了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浪潮，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遭到歪曲和否定。應該說，否定蘇聯文學的各種表現，就是這個浪潮的一部分。它與攻擊和謾罵斯大林以及抹殺蘇聯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的種種言論一樣，起到了為推行“改革”和搞垮蘇聯造輿論的作用。由此看來，關于蘇聯文學的爭論，與“改革”以來的政治斗爭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
    蘇聯文學在其存在的70余年（如果從它萌芽算起的話，長達80余年）里，擁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詩人，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受到廣大讀者喜愛的作品，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曾經對世界文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這早已為世人所公認。如果不抱偏見和尊重事實的話，那么就應當承認它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起著主導作用。
    近年來，俄羅斯文學界還在爭論有關重編文學史的問題，其實，問題不在于需要不需要重編，而在于如何重編。任何已有的文學史都反映編寫者當時的認識水平，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可以說，隨著新材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需要不斷修訂甚至重編。關鍵在于以什么思想為指導和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來從事這項工作。如果以正確的思想為指導，把文學看作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像恩格斯提倡的那樣“從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這個“最高的標準”來衡量各種文學現象，堅持藝術與政治的統一和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既反對形式主義觀點，又反對庸俗社會學傾向；如果做到尊重文學發展的客觀事實，采取一切從事實出發和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那么文學史就會愈寫愈好，愈來愈符合文學發展的客觀情況，愈來愈具有科學性，愈來愈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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