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事情，你必須足夠地坦白、不帶隱藏、不帶矯飾，比如30萬人的性命，比如屠殺。
有人說，“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不錯，在真實面前，造作總是野蠻的，甚至是令人厭惡的。然而，造作似乎也是某些人的天性。在某些場合，《喪鐘為誰而鳴》式的樣板文章總是不失時機地冒出來，我承認，對此，我感到的只是惡心。那種矯揉造作的、形式化的文藝腔究竟能代表什么？它無非在隱瞞我們的真實感知，無非在戕害我們的情感、我們的痛切。
事實上，我也很難感受到那種灌輸給我們的所謂“悲憫”，那種冷冷的同情，那種隔著千山萬水、端著紅酒杯、在歌劇院的包廂里發出的感慨。如果足夠坦白，你會發現，悲憫是一種非常不切近的狀態，沒有人會對親人的亡故感到同情，只有那些置身事外的人才會帶上一副同情的面具。可如果被殺者就是你的親人，如果他們死于一場血腥的、不義的屠殺，如果他們最終在不義者的書本里被輕輕抹去，你又怎能以“悲憫”了之？——不要模仿別人的情感，直接面對那些具體的細節：冬日、寒冷的江水、頭顱、刺刀、血、血、血……
我承認，和大多數國人的感情一樣，我很難祛除內心中的仇恨。我當然也可以更加“政治正確”，更加溫順，像個溫柔善良、到處播撒同情心卻從不真正投入的知識分子。但是我不想也不愿隱瞞我的情感。亞里士多德說，仇恨其實近于憤怒，但是它比憤怒更加深刻、更加原始。現代人已經不愿尊重那些原始的情感，他們被所謂的“愛”、所謂的“和平”軟化了，他們無力去尊重那些被“恨”所鑄就的剛烈。他們的情感被牢牢束縛在《利維坦》最后一條自然法里，他們以為站在道德的高山上，然而，那不過是高山的倒影——無原則的愛和無原則的和平。
或許，有人會用寬恕來反駁仇恨。我承認，寬恕是一種高貴的情感，它比現代人的無原則的愛和無原則的和平要高貴地多。但是，我同時也要指出，寬恕是一種特權，只有攫取了公權力的人才有資格表現他們的“仁慈”。在寬恕的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莫過于凱撒，眾所周知，凱撒以他對敵人的寬恕（clemency）而著稱，在凱撒的神廟里，他的手緊緊握著的是Clementia女神的手。但凱撒之所以能夠寬恕，是因為他足夠強大，他幾乎已經代表了公權力，他有資格去寬恕他的對手。如果這還不夠充分，那么我們只要舉出塞涅卡在尼祿登基時獻上的De Clementia就已經足夠——作為第一個頌揚帝制的羅馬哲學家，塞涅卡清楚地向我們指出，寬恕是君主的美德。
可是，誰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君主？如果他攫取了公權力卻放縱對罪惡的篡改，如果他只認定奧斯維辛的道德罪孽，卻把東方世界的不義置于一邊，如果這個所謂的公權力本身不作為，又該當如何？中國古代律條里有一種說法，叫做“恤無告”，就是說，在公權力不作為的情況下，復仇是正當的、也是合法的。而我要補充的是，你不能把對不義的憤怒、懲罰不義的權柄全部交付給公權力，如果這樣，你同時交付出去的還有你的正義感。對不義者的仇恨，是正義的開端。
愿我們從饜足、溫順和茍安中醒來。尊重你的仇恨，就是祭奠那些死去的亡靈。
子曰：祭如在。
補充：應海裔的要求，寫了這篇文章，流于情緒了。主要想說的是，中日關系由于整個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沒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基礎，因此才包含了種種隱患。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根本就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舉個例子，有幾個歐洲知識分子敢質問奧斯維辛的死亡人數、殺戮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還是從民族情感的角度，你不可能采取一種第三者的和平立場，或者是絕對強者的寬恕立場。這兩種情感狀態都是不真實的。反日情緒有其現實根源。我不敢說，中日必有一戰，但永久和平卻一定是一種幻覺。
老大不作為，小弟們只好自己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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