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平邦
自由主義者看《南京！南京！》。
民族主義者看《拉貝日記》。
這似乎已經在一個有限的知識階層里達成共識。
不過這種“共識”卻達成得很有“古怪”：因為《南京！南京！》是中國人自己拍的，而《拉貝日記》卻是德國人拍的。
雖然兩部電影我都看了，但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我當然寧愿選擇更“民族”一些，不過支持《拉貝日記》卻不是“寧愿”而是“自愿”的，因為在我看來，《拉貝日記》并非簡單訴求民族主義的電影，它的創作團隊是清一色的外國人，這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嘛關系也沒有，只不過這部外國人拍的以“第三方視角”重視審視南京大屠殺那段歷史的史詩電影基本契合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拉貝日記》把南京大屠殺放在一個世界性的視角下，第59屆德國電影勞拉獎頒獎典禮4月24日晚在柏林給予這部電影最佳影片金獎、最佳男主角、最佳服裝設計和最佳美術獎（中國美術設計師屠居華）4項大獎，說明這種“契合”或者被證明也頗有世界共性。
《南京！南京！》和《拉貝日記》兩部“南京”電影引動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交鋒，在中國電影，已不是第一次，而至少是第四次——第一次是2007年11月關于李安的電影《色·戒》，第二次是2008年1月關于馮小剛的電影《集結號》，第三次的規模相對比較小，即2008年夏天關于臺灣導演魏德圣的電影《海角七號》，第四次即這一次。
而網絡上，尤其是那些未被中國主流媒體機關和既得利益者所控制的相對自由的論壇和博客社區，對《南京！南京！》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則讓人一下子想起2007年底的《色，戒》批判潮，而我電話詢問當年《色·戒》批判風潮的主將們如黃紀蘇先生等人對《南京！南京！》的態度時，對方則差不多都回答，他們因那部《色·戒》就早已對中國電影失去信心，根本沒有興趣坐進電影院看《南京！南京！》了。
但廣大而草根的網友卻仍然沒有失去對《南京！南京！》看后即批的興趣。
其實，陸川的電影《南京！南京！》在還沒上映和上映之初都一直打著“民族主義”的招牌，它的宣傳主題一直是“抵抗”，導演自己也一直在強調，中國人在南京是有抵抗的，但他更強調曾經拯救了大量中國人的約翰·拉貝畢竟是個德國人，他似乎想說的是在1937與1938年之交的南京，大量中國人是自己拯救了自己。
《拉貝日記》則用世界性替陸川回答了這個問題，是誰拯救了他們？
很明顯，他的宣傳口號“抵抗”是受到了2008年的“四月青年”運動和剛剛發生過的“中國不高興”事件的強烈影響，那些打著“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行為現在不但可以作為一種思想運動，更被外化為可以帶來巨大市場利潤的商業驅動力，之前無數人對《中國不高興》的謾罵，甚至是根本沒有讀完書就開罵，還不是因為它創造了讓許多人嫉妒的發行量。
而一看完《南京！南京！》，許多人不但沒有看到被預先告知并充滿期待的“抵抗”，而且被導演強行摁在電影院座椅上以一個日本殺人犯的視角經歷了一次“南京大屠殺”的慘痛過程，當這個過程完成后，人們自然會咂摸出另一種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殺“開脫”的意味，諸如“日本軍人里也有人性”之類荒唐至令人反胃的主題。
從技術上說，《南京！南京！》算得上中國電影的中等以上作品，尤其是它的黑白影像風格頗得人緣，但在內容和思想上，它非但對發動那些屠戮浩劫的日本戰犯們控訴不夠，反倒憑角川、伊田這些日軍中小層軍官1937年在南京的“親身經歷”，居然從那支黑暗的魔鬼軍隊里“摳”出了幾株人性的嫩芽，這幾株嫩芽又被導演加以大氣力的謳歌。
角川和伊田是《南京！南京！》里露面的軍銜最高的日軍軍官，所以說他們的“人性嫩芽”只代表個人而不代表群體且一點兒典型意義都沒有是沒有道理的。
人性，是自由主義這些年來得以在中國風行的最有力武器之一，似乎什么東西一和這兩個字沾上邊，就變得至高無上，《色·戒》里大漢奸和女學生的性愛被李安導演也抹上一層“人性”金邊兒，就被許多人歌頌，人們已經“惟人性至上”，其實是“惟某個人的人性至上”，而不顧及這種“人性”是不是建立在損害整個民族或者某個人群的整體人性之上的（《南京！南京！》可以呈現那么多的強奸戲，其實還不是因為受到了“人性招牌”的保護，似乎越自然主義或現實主義地表現強奷，才能越證明電影管理體制開放，其實誰都明白，那些強奸戲不過大多是導演為了吸引觀眾的噱頭罷了）。
但這也正是那些被貼上“民族主義”標簽的人們最為反感和抵制的，即《南京！南京！》放大了一兩個日本下級軍官的“人性光輝”確實是給日本軍國主義抹上了金邊兒。
我看到一個最可笑的說法來陸川的父親陸天明，他在博客里透露，《南京！南京！》里的角川正雄的背包里有一本西方思想家的書，但這個細節被剪了，陸天明覺得可惜，陸川本想以此提示觀眾角川是有著西方教育背景的云云，但，我倒想問問，那些發動了侵華戰爭的日本甲等戰犯們哪一個沒有西學背景呢，而日本明治維新本身就是師從西方的一次政治革命，但師從西方讓日本停手侵略中國了嗎？而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戰爭，又有哪一樁不是被西方國家所害呢？角川書包里的那本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又能說明什么呢？
相反這個細節如果不被剪也只能證明，在中國某些知識分子眼里，只有“西方”這兩個字是最好的，最有公理的，他們最不能回答的問題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中國，直接受害人是中國人，這豈能用幾本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就可以粉飾？
一個被西方思想武裝起來的日本軍國主義軍人，對當時的中國和中國人來說，可能更可怕。
當然，陸天明先生愛子心切，本應被理解，而且老人家從前的許多反腐力作也是我所稱道的。
而，我，和許多人，在看過《南京！南京！》之后，也多方求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是不是真的有如負疚自殺的角川正雄的史實，很遺憾，確實沒找到，所以，這只能證明以角川為代表的日本軍人在南京期間萌發的那一點點人性的嫩芽也是中國導演編造出來的，想當然想出來的，中國的自由主義影評以此作為“人性偉大”的證據，當然要反受其累。
你們懂歷史嗎？
相反，另一部表現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拉貝日記》的創作風格卻大相徑庭。
沒有任何理由說電影《拉貝日記》是專為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們而拍的，它也沒有代表任何民族主義者的激進觀點，但它卻在此時此地，在與《南京！南京！》幾乎同期上映之后得到了大量的來自民族主義者們的好評，這樣多的好評讓這部電影也被染上了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色彩。
首先，站在第三方視角的《拉貝日記》把日本軍國主義完全置于繼續被歷史審判的位子上，電影挖掘出了更多更有力的證據，力證了日本軍國主義在1937到1938年的南京犯下了無以復加反人類罪行，令我最感動的是電影精心地再現了南京大屠殺史實里最慘無人道的“百人斬事件”，拉貝先生的中國司機老張成為被斬首者之一，這顯然是德國導演的深思設計，傅瑞安·加倫伯特沒有刻意地從殺害中國人的日本劊子手身上“硬摳”出什么人性，而是從有確鑿史實依據的人性被毀滅中力證了人性的存在以及人性本身的兩面性。
我更強烈地認為《拉貝日記》對本應受到戰后審判并被送上絞首架的日本皇族朝香宮鳩彥中將在南京大屠殺中所犯下的罄竹難書的罪行的揭露是它的另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貢獻，與陸川在《南京！南京！》中一定要從兩個臆造出來的中下級日本軍官身上“摳”出人性來相比，證據確鑿地揭露另一個對中國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是不是更有意義和更有價值呢？
在《拉貝日記》里，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是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而約翰·拉貝本人出場時也在代表著納粹德國和這個腐敗無能的政府做著丑惡的交易（有英國醫生威爾遜在拉貝獲得國民政府獎章時的嘲笑為證），當時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是導致南京輕易被日軍占領和30萬中國人被屠殺的最主要原因，這才是在拉貝的視角里，在所有當時身在南京的外國人的視角里，中國政府的真正面貌，國家孱弱最終導致人民涂炭，這已不是一個中國電影導演用“抵抗”這簡單的兩個字就能詮釋清楚的宏大政治考量。
所以，我個人覺得《拉貝日記》確實對中國是有很強的批判色彩的，而這種批判，說實話又讓現在的中國人也無話可說。
是我們的軟弱和昏庸首先成就了侵略者的殘暴。
就是現在，72年后，仍然有中國導演憑拍腦袋的水平試圖給那些曾經真真切切傷害過中國人的屠殺者們尋找“人性的嫩芽”，這恐怕也是那種軟弱與昏庸也直接與中國國民性掛鉤的表現吧。
民族主義者們或者可能為中國政府的腐敗和軟弱沉默，但絕對不會對一個拯救過20余萬中國同胞的德國人在《南京！南京！》里被冷漠表示沉默，與此相反《拉貝日記》第一次用電影的方式正面揭示了一位“中國辛德勒”的偉大善行，我們這個從來把仁義禮作為行為規范的民族72年來對一個曾力救過20多萬同胞確存在長時期的“感恩缺位”，這樣的事實是任何一位愛國主義者最不能容忍的。
感恩，也是種人性，而且是種更高級的人性。
在這方面，《拉貝日記》沒有《南京！南京！》里矯情虛妄的人性思辨，而是牢牢依據“拉貝日記”和更多的歷史事實，它的目的也只在重現那些歷史，電影從一個和腐敗的中國統治者沆瀣一氣且自視甚高的德國人開始塑造拉貝，而終于親身經歷和目睹了日本軍人對中國人的殺戮以及自己對中國人的救助的全過程，得以精神重生的另一個拉貝，從他用那面被無數人認為邪惡象征的納粹黨旗挽救了大量中國人性命到經常被他揶揄的中國司機老張被砍頭，再到目睹金陵女子大學的杜普雷女士（魏德琳女士）冒險救助了大量中國士兵，而到最后關頭為保衛國際安全區直面日本軍隊的槍口，拉貝在做著“救世主”的時候，他本身的認知也發生著急遽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可以從他和英國醫生威爾遜（史迪夫·布切米飾，這回他演了一個徹底的好人）和德國外交官羅森（丹尼爾·布魯赫飾，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再見列寧》）的多次關于“希特勒”的談話中展示出來。
《拉貝日記》并沒有什么為民族主義者們所能直接樂道的中華民族的自強精神，但卻有將中華民族的普遍人性放在全世界人性這個大背景下，使之得到扶植和保護的深刻用意，一面站著的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已基本喪失人性能力的日本軍國主義，另一面站著的全世界善良堅強的人們，這中間才保護了一部分幸運的中國人，前者拿著屠刀，后者手無寸鐵，但最終前者還是在后者的正義氣勢下不得不停下屠刀。
其實，電影《拉貝日記》到最后，作為一個中國人，所體會到的并不只是簡單的“感恩”二字，德國導演拍這部電影本身的目的也不在于讓現在的中國向那位德國人山呼萬歲（電影里也有這樣的鏡頭），而是一種孱弱的生命得以眾生愛護才可以保全的深刻啟示，它給出的主題方向與《南京！南京！》最大的不同是，它沒有把人性寄托在殺人犯們的憐憫和同情里，而是寄托于世界普遍人性的大關懷里，我們常常聽說，要記住歷史而不能讓歷史重演，或者《拉貝日記》給出了這樣一個標準答案。
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這次在面對“南京”電影時的一個最大不同是，前者首先肯定“人性至上”，而后者首先肯定“正義至上”或“國家至上”，在這兩部電影里，分別有兩處段落表達了這兩種不同的觀照，在《南京！南京！》里有一段長達6分鐘的日軍入城神道儀式，而在《拉貝日記》里也有一段不少于2分鐘的南京渡口送別拉貝的群戲，前者導演用古怪地方式隱喻了日本軍人被精神催眠，并試圖讓觀眾也體驗一下那種催眠作用，而后者則直接表達了中國人對“救命之恩”的膜拜，顯然兩位導演都不想讓這充滿血腥的電影壓抑到最后，但在客觀上，《南京！南京！》的處理太過黑暗，《拉貝日記》則可以在此延伸到世界普遍人性對日軍獸性的戰勝的大主題。
我更認為，這兩個段落亦都可以剪去，真正的思考和回味應留給中國觀眾。
《南京！南京！》或者代表了一向以“反思”為能事的自由主義者們對這一段慘痛民族史的“反思”已經走火入魔，而《拉貝日記》雖然根本不是中國人拍的，但卻契合了中國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總是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們長期以來尋找的那份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體驗：
國家要強大，人民才可能幸福。
記住傷痛和記住恩情一樣重要。
同時，我個人亦認為，《拉貝日記》將南京受難者的人性與世界普遍人性的深刻結合，對當代的中國人，對每一個自稱愛國自強的中國人都深有啟示。
PS：一個看過這兩部電影并和我有相同看法的朋友很不明白為什么“《南京！南京！》這樣違謬史實的電影可以大行其道”，而他甚至懷疑陸川花錢買通了所有主流媒體和大量評論人，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相信許多人也是真正支持《南京！南京！》，再說陸川哪有那么多錢買通那么多媒體呢？當然《拉貝日記》在大量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愛國青年群體里(如極具標志性的天涯論壇)受到支持，也不能說明德國導演買通了他們，那更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證明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媒體和話語界的分野有多么嚴重，更證明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們在思想上的走火入魔程度有多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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