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南周》上加滕嘉一為《南京》做的辯解
司馬平邦
我很少寫文章直接反駁，不喜歡這種行文方式，也不喜歡跟著別人的文字走，但沒辦法，一份在中國很有影響的報紙《南方周末》上登出了一篇日本人為陸川（大日本陸軍第某師團某排角川）的電影《南京！南京！》寫的一篇貌似公允理性的“辯護辭”，為了支持這部電影，居然抬出一個日本人來給中國讀者進行所謂的“啟蒙”。
《南方周末》的做法似乎是南京大屠殺這件事上，他們認為日本人可以先是殺中國人，接著又可以比中國人站的角度更高地看待70多年前的那次屠殺？中國媒體居然無恥到在國內找不到講清“啟蒙”的情況下干脆拉一個會寫中文文章的日本人來講“啟蒙”，讓《南京！南京！》“啟蒙”高于“救亡”的偉大！
二鬼子的《南方周末》。
《〈南京！南京！〉：“啟蒙”還是“救亡”？》這篇文章的作者加滕嘉一，我認識，也有過融洽的聊天，但他的這篇文章，我不敢茍同。
而且我希望，在寫作和發表這篇文章之前，他必先明確回答一個問題：你對日本軍人在1937年到1938年之交的南京犯下的屠殺罪行如何看——你承不承人日本人殺了那么多中國人？而且大部分是虐殺！你是站在冷眼旁觀的角度還是站在懺悔者（懺悔者后人）的角度？作為一個日本人，對另一群日本人70多年前犯下的如此毀滅人性的罪行，你真的能冷靜和理智嗎？讓你冷靜和理智的在基礎是什么？
下面是我就加滕先生文中的一些話做出的反問和理解：
加滕在文中說：
關于陸川導演對整個電影采取的立場，筆者是非常理解的。陸導作為中國籍導演，尤其對于抗日戰爭片的政治正確性要必須保證。在整個內容當中，描述南京的殘酷性是壓倒一切、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在這點上，他毫無別的選擇，用筆者的語言說是一種“無奈”。
我想問一句，難道除了“對于抗日戰爭片的政治正確性要必須保證”之外，中國導演就沒有必要揭露日本軍人在南京瘋狂屠殺的罪行了嗎？把中國電影中揭示日軍在南京暴行理解為“政治正確性”是何居心？而我認為，一個導演，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如果只把揭示日本軍人當年在南京的殘暴當成“政治正確性”，那只能證明他沒有人性，沒有良心，請加滕先生捫心自問一下。他的話倒讓我開始懷疑《南京！南京！》的中國導演的拍攝初衷真的只有“政治正確性”而沒有“人性的正確性”。
又是誰讓一個日本小伙子都明白在中國的媒體上只在一提“政治正確性”就可以收到一種別樣的反諷效果的呢？
加滕在文中說：
筆者只是想相信，當年選擇類似角川那樣命運的日本兵應該不少，陸導塑造的角川無論是在虛擬世界還是現實世界里，絕不是“個案”。筆者從當年被強迫遣送到中國戰場的長輩們那里，親自聽過他們在殺人的時候是帶著什么樣心態的……
而我想知道，加滕對“當年選擇類似角川那樣命運的日本兵應該不少”這件事是相信有還是確認有，即是一種或然性判斷還是肯定性的親眼所見——如果真的是肯定性的親眼所見，希望你拿出證據，證明有“不少”的日本兵在南京犯下屠殺罪行之后沒幾天就如角川正雄一下引彈自裁了。另外，有一個小提示，據我所知，當年來華的200多萬日本軍人也絕大多數不會是如你所說“被強迫遣送到中國戰場”上來的，如果絕大多數是這樣，我理解，只要這些人真不想來，那極少數人有力量硬性把他們推到中國戰場上，而且訓練有素地殺了那么多中國人？
扯淡。
狡辯。
比這更扯淡的是中國居然有《南方周末》這樣的報紙居然相信這種說法，加滕本來是日本人可以這樣說，但《南方周末》也是日本人辦的，還是二鬼子辦的？
加滕在文中說：
不過，筆者想說的是，除了對《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評價，產生兩國民眾之間的分歧，加劇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們能不能擁有更加深層的感悟？中國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戰爭的殘暴性、人類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貴性、命運的不確定性后，能不能產生某種共鳴？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認知能不能發現一點點重疊的部分？得到某種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嗎？難道歷史認識是永遠不會達成共識的嗎？假如這部電影只是起到進一步加劇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感情隔閡，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筆者認為，陸導的“愿望”不會反映于現實，藝術作品則只好沉淀于藝術本身。
我想，讓中日之間除了分歧之外更多地增加共鳴，這可能是中國人比更日本人更強烈的愿望，但是對當年被屠殺的中國人而言，這種“共鳴”可以建立在現在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本不承認或者不認同當年在南京及中國其它地方犯下的侵略和屠殺的罪行的基礎之上嗎？是一部讓中國民間產生截然不同的評價的《南京！南京！》讓中日兩國人民之間加劇了不信任，還是72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慘痛往事讓中國產生了對日本的不信任呢？你說“中國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戰爭的殘暴性、人類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貴性、命運的不確定性后，能不能產生某種共鳴？”這看似有理，但不要忘了，其實是中國人通過南京大屠殺了解了日本人而不是戰爭的殘暴性，戰爭是從日本島躥到中國大陸的，而不是中國大陸“請”回來的。你又如何讓那些了解了日本人的殘暴性的中國人去接受人類的所謂共同性？沒有這樣白基礎，又何來中日之間的共鳴？
不過，我個人很同意加滕對《南京！南京！》這部電影在技術上“不太適合兒童們去看”的姿態，這一點上，他比那些把《南京！南京！》定為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電影的肉食者們還強許多。
加滕還在文中說：
之所以角川顯得非常人化，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言行和表情作為軍人過于軟弱（筆者仍不知陸導為何這樣做），另一方面是因為其他日本兵基本上都扮演非常“魔鬼”的角色。角川與其他日本兵之間明顯存在的“對稱性”是這部電影的看點之一，也是陸導用意展開的塑造點之一。典型的場面應該是結局部分，它是很深刻的，陸導故意采取“模糊法”，使得觀眾用自己的頭腦探究當年南京發生的真實究竟何在。
我在之前的相關文章中也說過，陸川以自己的想法揣度當時的日本軍人一定也為日本人所不容（他的言行和表情作為軍人過于軟弱），而且，更以“替陸川著想”的方式告訴我們，在日本人眼里，看完《南京！南京！》，觀眾可以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南京發生了大屠殺，而是想不清“當年南京發生的真實究竟何在”，加滕說這是“模糊法”，而我覺得不如用“混淆視聽”更準確。
加滕在文中說：
畢竟，中國和日本在中日戰爭中的立場是兩個極端，作為歷史的遺產，心理上的相反將永遠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兩國的觀眾看完這部電影后，都有可能產生一種逆反心理，無法滿足各方的需求，疑慮自己吃虧，用日語的方式說，“后味”難免別扭，讓誰都感到不舒服和難受。在筆者看來，這一點恰恰是陸導經過精心策劃體現出的創新和高明。
我認為，加滕嘉一先生對“陸導經過精心策劃體現出的創新和高明”的贊賞倒是清楚道出了陸川埋在《南京！南京！》里的別有用心，他的“創新和高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模糊日本軍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嗎？就是讓中國人從一個日本殺人兇手和那些幫兇的視角里看到他們的人性而忘卻他們的非人性嗎？
其實，作為一個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加滕先生本可以只欣賞而不評價這部在中國受到太多爭議的南京大屠殺電影，但既然你已經加入議論了，就要有一個明確的表態，是什么讓加滕對陸川的這部電影持肯定意見呢？是片中有人性的日本軍人還是殺人如麻的日本軍人？是什么讓陸川的電影迎合了日本“加滕一代”年輕人的需要，是淡化日本軍人在南京的罪行還是美化了幾個日本兵。
而且，一個想加入有關《南京！南京！》的討論的日本人則還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表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前述問題你不能和陸川一樣有模糊態度。
如果你是一個不承認日本軍人在南京做下那么多罪行的日本后生，中國的媒體為什么把這樣人的觀點放大給中國人聽呢？難道你們也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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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京！南京！》：“啟蒙”還是“救亡”？
加滕嘉一
一個小時前，筆者剛剛在北京的電影院看完最近大家熱烈討論的一部電影《南京！南京！》。坐在筆者旁邊的觀眾們都在哭著，感覺很沉重。筆者畢竟是日本人，評述當年中日戰爭中在南京發生的故事，又是針對中國導演拍攝的一部戰爭片，只好帶著復雜的心態，也許不太合適。但作為目前在中國生活的日本青年，筆者也不能有意避開討論它，就站在會寫中文的普通日本人，而不是什么專業的影評者的角度，盡可能真實地表達看完這部電影后的直接感受。
首先，筆者不能不談《南京！南京！》體現的“殘暴性”。這部影片的大部分內容是由日本兵對中國平民，包括婦女和孩子的殘酷、強暴行為組成。開槍也好，屠殺也好，投彈也好，強奸也好，日本兵給觀眾們留下的印象幾乎都是“絕對負面”的。看完這部電影的中國觀眾必然加深對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反感和厭惡。此外，從被強奸的婦女們的裸體反復出現的內容結構看，這部電影恐怕也不太適合兒童們去看，中國國內輿論，尤其家長對此也會有意見。
關于陸川導演對整個電影采取的立場，筆者是非常理解的。陸導作為中國籍導演，尤其對于抗日戰爭片的政治正確性要必須保證。在整個內容當中，描述南京的殘酷性是壓倒一切、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在這點上，他毫無別的選擇，用筆者的語言說是一種“無奈”。而他的“意圖”體現在角川（中泉英雄飾）的身上，陸導對角川的塑造是這部電影的亮點，甚至可以說是區別于以往抗日戰爭片的創新。無奈與意圖之間爭取平衡，使得觀眾們觀看、思考的過程中增加不同的視角，持有多層的觀念，在筆者看來，這是陸導的“高明”之處。
一目了然，陸導對角川這位日本兵的塑造是“人化”。角川在這部電影里不是完全被機械化的魔鬼，而是跟大部分人類一樣，帶著性、情、心的人。人性、人情、人心，人有時動心、有時瘋狂、有時脆弱，角川在戰場上扮演著所謂“正常人”的角色。他聽從上司屠殺的時候，命令部下投彈的時候，讓晚輩“搞”百合子的時候……他的心是動的、搖的、亂的。之所以角川顯得非常人化，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言行和表情作為軍人過于軟弱（筆者仍不知陸導為何這樣做），另一方面是因為其他日本兵基本上都扮演非常“魔鬼”的角色。角川與其他日本兵之間明顯存在的“對稱性”是這部電影的看點之一，也是陸導用意展開的塑造點之一。典型的場面應該是結局部分，它是很深刻的，陸導故意采取“模糊法”，使得觀眾用自己的頭腦探究當年南京發生的真實究竟何在。
角川帶著一位部下，還有小豆子和胖胖的中年男人走到周圍什么都沒有的草地里，把兩個被害者放走，等于“解放”了他們。然后，他在沉思中跟部下說了一聲“活著比死還難”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做了部隊特有的“告別”姿勢。部下大喊，“角川兄！”他應該是整個部隊里或多或少明白角川痛苦的戰友，角川也比較信任他。角川看到他和兩個獲釋的中國人都離開了一段距離后，忽然向自己頭部開槍，自殺的瞬間，終于“解放”了自己。部下回頭看，知道了事情的發生，感到悲傷。小豆子和大胖子聽到開槍的聲音，起初以為自己身上發生了什么，等到發現沒事兒，便感到放心，帶著笑容走開了。
角川的選擇是有理由的。角川選擇自殺之前說，“活著比死還難”。關于這一點，或許不斷向部下們發出無情命令，向戰場的被害者們施行殘酷暴力的那位角川的上司也有所認知，與角川同樣堅信“活著比死掉艱難得多”。
坦率說，筆者在觀看的過程中早就預料到角川最后會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解放自己的。這也許跟日本人的傳統民族性有關。無論如何，一個人在一輩子里做了違背自己信念、原則的事的時候，他會想到以自殺的形式向社會請求諒解，以生命為代價向晚輩留下希望，以犧牲來尋求自己的安慰。在日本“武士道”中，“切腹”是過去比較普遍的自殺方式。角川的行為也許可以與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聯系在一起加以理解。
筆者只是想相信，當年選擇類似角川那樣命運的日本兵應該不少，陸導塑造的角川無論是在虛擬世界還是現實世界里，絕不是“個案”。筆者從當年被強迫遣送到中國戰場的長輩們那里，親自聽過他們在殺人的時候是帶著什么樣心態的……
筆者希望能夠與大家一起正視的是，角川的言行、表情甚至選擇是否真實？是不是富于真實性的角色？筆者很清楚，通過這部電影的公映，陸導被觀眾以及輿論批評的，很有可能恰恰是圍繞對角川這個“人”的塑造方面。中國人會抱著反感指出：“日本兵怎么可能有人性？！日本兵不是魔鬼嗎？！”陸導有意塑造出的日本兵的“兩面性”，也恰恰成為《南京！南京！》飽受爭議的根本原因。
問題在于，中國人甚至日本人如何理解陸導對日本兵兩面性的處理？根據筆者的猜測，中國人會認為，陸導描述日本兵不夠客觀、全面，不能有像角川那樣的“人兵”，太給日本人面子了，對日本、對歷史過于軟弱，不能接受。日本人則會認為，陸導描述日本兵不夠客觀、全面，把日本兵弄得一塌糊涂，過于殘暴和無情，像角川那樣的兵應該更多，不能接受。畢竟，中國和日本在中日戰爭中的立場是兩個極端，作為歷史的遺產，心理上的相反將永遠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兩國的觀眾看完這部電影后，都有可能產生一種逆反心理，無法滿足各方的需求，疑慮自己吃虧，用日語的方式說，“后味”難免別扭，讓誰都感到不舒服和難受。在筆者看來，這一點恰恰是陸導經過精心策劃體現出的創新和高明。
筆者的思考是，中國和日本的觀眾應該如何理解陸導給出的啟示？他在電影中，有對日本兵、被害者、平民、難民、婦女、孩子、拉貝先生各色人等一舉手一投足的描述，但對整個事件殘暴的程度、覆蓋的廣度、表達的力度是會有爭議的。有人會認為，描述殘暴的程度有些過分；有人會認為，覆蓋的面太狹窄；有人會認為，表達的力度不夠強硬。尤其在中國觀眾和日本觀眾之間，對這部電影的認識差異是根本性的。不過，筆者想說的是，除了對《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評價，產生兩國民眾之間的分歧，加劇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們能不能擁有更加深層的感悟？中國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戰爭的殘暴性、人類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貴性、命運的不確定性后，能不能產生某種共鳴？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認知能不能發現一點點重疊的部分？得到某種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嗎？難道歷史認識是永遠不會達成共識的嗎？假如這部電影只是起到進一步加劇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感情隔閡，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筆者認為，陸導的“愿望”不會反映于現實，藝術作品則只好沉淀于藝術本身。
但愿陸川導演拍攝的，票房將達到一定數字的《南京！南京！》對公眾來說是一種“啟蒙”，而不是某種“救亡”。
（此文刊登于《南方周末》文化版200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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