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要素論：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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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要素論所針對的是“算法統治”,而不能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條件系統混淆。如《資本論》的批判宗旨，在于堅持走出“算法資本主義”,以道路和系統的力量抑制住“資本的價值算法”“資本的系統算法”“資本的利潤算法”。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新型核算”說到底以國家共同體和計劃為本位，堅持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原則，堅持按“勞”生產與按“勞”分配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原則，以“戰斗的唯物主義”精神在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包括勞動者規劃、勞動方式規劃、社會教育規劃、國家規劃)全領域內，貫徹主體發展原則。
（二）
從歷史主體論的高度上尋求對價值形式統治場的實踐破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某種意義上是對“共同體幽靈”和“商品幽靈”的再整合。哲學家們傾向于將商品視為《資本論》的哲學開端和結構開端。其拒絕認識作為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歷史主體”、作為生理(結構)與病理(結構)統一的“階級結構”以及作為運動(本質的現象)與表象(物象的現象)統一的“經濟物象學”。
其不了解“作為階級斗爭的商品”“作為無產階級生成規定的商品”“作為統治關系、統治手段的商品”以及“作為階級面具形式的商品”,究其實質，在于言說“研究對象”。主體是幽靈學的工作意蘊：作為“不在場的”在場規定。其導引研究對象，為了科學說明唯物史觀的辯證法原理。
為此，“第一存在”必須作為主體——對象主體——乃至是唯物史觀主體予以對待，蘊涵歷史原理、工具原理的統一。主體只能由歷史來規定，主體不是肉身，而是結構的基礎。歷史主體內蘊著主客合一的關系，內蘊著唯物史觀的主體邏輯與生產邏輯的統一。也因此，經濟的社會形態統一對象必定是“共同體—商品”這個規定，據此展開主客不二的實踐與認識關系。它實際上是對主體邏輯進行的一次意義整合。
亦表明：《資本論》以商品為起點，并不排除共同體歷史生產邏輯。事實上在《資本論》中，商品背后屹立的規定正是共同體主體(以共同體為取向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同時正是生產主體的身體學告訴我們：身體與器官一同生長(人的生產器官是勞動過程),并在斗爭中成長，而器官成長歸根結底取決于歷史身體的自身過程。
（三）
政治經濟學批判以范疇為語言，堅持價值與工具統一的歷史敘事。然則，《資本論》對資本要素論的內涵把握聚焦于兩點：
一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歷史敘事；
二是有關于“三位一體的公式”的拜物教認識批判。
其在對立的運動轉化上，即圍繞國家要素論的理論生成的“社會主義有機構成”和社會主體計劃的“新型算法”。
說到底，社會主義國家要素論的理論沉潛空間是和資本一般道路對峙的國家生產一般，以此促成國家生產與交往關系的有機體“結構化”;內涵邏輯包括：主體的幽靈、結構的肉身、結構的物象。
【注：就百年黨史的實踐經驗而論,中國共產黨國家要素論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國家工廠、社會主義群眾勞動以及黨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社會領導、文化領導這么幾項內容。其幽靈和肉身在新時代獲得革命的物象——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理論結晶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時空運動原理。】
就《資本論》的研究實例而論，無論計時工資、計件工資，作為可變資本，均必須在系統中得到實現(c + v + m階級公式得以寫出),——這就是馬克思深刻闡明的從個別資本到社會總資本的“價值形式統治場”。其為主體幽靈、結構肉身的統一性所締結，工資形式的經濟物象由這個地基得以引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形式統治場為國家要素的系統有機構成所工作置換。
（四）
在主體幽靈層面識別出歷史要素的5種類型，便于“各種生產要素(肉身)”的系統歸位，最終破除物象學迷霧。可見，只要把物質生產對象作為主體論，便能夠有效阻止生產函數的物象操作乃至生產要素的肉身主義演繹，完成對西方生產要素理論的內在批判。
【注：要素論源于一種空間規劃思想。新古典要素論借由這個根據,對“系統的對象形成”采取具有因果關系反饋鏈條的邏輯知識解釋,以針對資本主義的通用理論,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生產分配問題。以供求關系平衡為指向的生產函數技術及其實用主義方法的“仿真版本的社會自然規律”(無差異曲線和要素契約),其實質在于以數學工具為理性偽裝手段,以科學推導和邏輯自洽替換對現實矛盾的診斷。】
西方話語的要素論以自然獨立關系的生產要素規定之假，仿社會生產條件構成的生產關系之真，這是必須予以批判的。一切由矛盾而生，“歷史唯心主義概念與歷史唯物主義概念之間的根本差別并不是通過將‘理性的狡詐’重新命名為‘歷史的狡詐’而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確認歷史的實際發展在基本開放的情況下的動態組成要素而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對抗力量的沖突的肯定性結果是得不到預先保證的”。
有機構成(道路)——資本有機構成(道路系統)——價值形式統治場(系統有機構成):馬克思《資本論》示范的“有機體的結構化”是以極大啟發對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的思考。“資本交往理性由系統總公式—系統有機構成的認識投射所完成：由平均構成的資本單位來為全體資本演化行動‘代言’,這樣即可成就資本社會的斷代史，或可直接稱為‘資本(循環)系統’。”其進一步啟發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要素的把握，需要從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的理論地基開始：蓋因“同樣的機理適合演說‘共同體(一般)系統’向‘國家(一般)系統’的身份轉化運動，乃至把循環運動過程視為系統的基本形式”。
“這既是系統生長的一般原理，也深入涉及黨領導資本的‘機理問題’。”
國家要素在古代是有源頭的，在當下場域，直接承擔起對價值形式系統的管轄職責。殊不知，“社會性首先在國家形式中獲得自己的政治外殼。正是從這時起，在發達的階級社會的全部歷史的過程中，社會關系的政治化是確定不移的社會生活規律性”。“把國家本身描述為一種上層建筑，完全是誤導……國家本身作為一種復合的命令結構，有著其自身的上層建筑——被馬克思恰當地指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正如直接的物質再生產結構本身有著其自身的上層建筑層面。”
（五）
以歷史唯物主義驅趕歷史現象學的主體，以實踐邏輯走出“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的資本惡。
以彼此連結著的要素為系統肉身，以勞動和生產為要素的主體幽靈，繼而以資本和國家為其階級幽靈，以主體和結構的運動規定驅趕要素的經濟物象形式。【注：從整體上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生產要素理論構圖的要義所在。】
可見，社會主義生產要素具有特定類型學、結構學、形態學，由歷史唯物主義予以支持。
簡潔而言，肯定主體不是預設的結構主體，肯定國家要素的培育對象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決定的社會主義公共勞動和自主勞動。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工作態度。
資本惡是“價值象”,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象”與之對應，以主體瓦解結構，針對價值形式的統治場域進行有效克服。為了達成新時代的以黨的領導為中心內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形式構造，需要內在結合“歷史辯證法”和“實踐辯證法”,同時堅持政治經濟學批判原則不放松。
第一，堅持由自然歷史過程的矛盾主體出發，把握經濟的社會形態通史規定的發展規律。堅持從歷史主體高度看待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將之作為幽靈主體，由國家主導的生產方式逐步引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育成熟，——這是國家要素論建構的根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處于運營狀態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財產關系屬于“各種資本”,而非“各類資本”。它們的階級肉身是貫通的，可以說都屬于“社會主義資本”的形態范疇。應該用國家要素論而非資本要素論，尺度這些流通要素概念：把公有資本還原為實現在市場中的公有制生產條件(公有財產形式),把國有資本還原為實現在市場中的國家生產條件(國家所有制的財產形式),把集體資本還原為實現在市場中的集體生產條件(集體所有制的財產形式),以及把民營資本還原為實現在市場中的民間生產條件(社會的私有財產形式),等等。
第二，堅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肉身出發，把握經濟基礎的社會結構形成。徹底的要素肉身論者認為：“歷史是意義生成和積淀的過程，盡管現在的歷史包含著比以往歷史更為豐富的歷史意義，但這些歷史意義之間并沒有高級和低級之分。”然而，單純的生產要素的國家形式紐結僅僅指示生產方式由“國家”主導。只有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結合的主體關系紐結規定，才能徹底置換總資本權力。公有制社會主義能否在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中繼續自我孵化、鞏固自身，取決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主體邏輯發展方向不迷失。幽靈總在“幽靈的歷史對抗中”誕生，物質條件同樣如是。一個總的原則是：幽靈的誕生與新的物質條件成長同步。所謂“生產力發展足夠”,既指物質生產力發展的足夠充分，也包括勞動過程“主體器官”“精神器官”的充分發育。這意味著黨的領導特別的在場方式。
【注：必須在“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高度上,貫徹社會主義主體論,將其同樣作為實踐的構圖,以達成生產一般和國家一般現實之統一。】
第三，堅持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象批判出發，瓦解現象學和解釋學。由于拒絕“自然歷史過程—現代化原理—現代化進程—現代化策略”路徑，資本經濟學必定要將歷史形態的生產力仿真為“效率”,實施純數量策略意義的分析，并拒絕任何的理論自我批判。
（六）
其引發的真實后果是：“為了正視這種不是借助于神秘的‘看不見的手’,或者黑格爾就整個世界歷史對它進行的系統表述，而是借助于有意識的和自我決定的人類的行動——它是一種能夠這樣行動的行為，以致對拜物教的再生產秩序所具有的粗略地強加的工具性來說，它的意圖都不是一種邪惡的和自我欺騙的掩飾——所達成的社會新陳代謝控制，必然要在資本的結構框架之外采取行動，并放棄其只適宜于某種失控的控制方式之構成的關鍵的物質基礎。這恰恰是賦予社會主義設計以意義的東西。”
總之，為了避免經濟學“形式上的錯誤”,必須堅持主體原則和批判原則的結合把握社會主義各種資本背后的關系特質，防止過度的經濟詮釋。主體邏輯是對資本現象學的破除。只有立足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的生產資料價值實現、生活資料價值實現以及社會扣除價值的經濟實現，把勞動的社會性質鎖定于生產條件的計劃協調與社會合作，商品形式乃至資源配置的資本形式在這里才具有十足的社會主義意義。在根本上，應認識到國家要素論是馬克思主義主體邏輯與歷史唯物主義主體范疇在社會主義場域內的系統應用，是對社會主義資本現象的創造性解決，在深度與廣度的意義上深化著新時代的唯物史觀命題的理解。
文章提要
在唯物史觀命名規范上，社會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分別作為現代化進程的“道路之行”“系統之知”。生產條件包括三重意義——歷史意義、系統意義、經濟意義，對應要素的三種工作類型：(1)主體幽靈；(2)結構肉身；(3)經濟物象。然則，對生產條件歷史類型的追問超出了唯物主義的有機體“肉身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要素研究肩負特殊使命：一是拒絕西方生產要素的平面構圖理論邏輯，向“歷史主體論”復歸；二是從主體唯物主義起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策論中，深化社會生產條件的理論性質與實踐邏輯研究。在學理上，資本要素與價值形式構造有關，國家要素和走出價值形式統治場及主體形式構造的形成有關，要通過道路殊異性的比較研究，從中找出生產要素的歷史類型學。在現代化進程中，應進一步拒絕“普世價值的要素觀”,以主體范疇、主體邏輯破除無差異的理性策略，解除對于理性工具的美學想象。
貴州社會科學 2023,(11),17-29 DOI:10.13713/j.cnki.cssci.2023.11.004
內容轉自：
許光偉|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要素論——馬克思主義主體規定研究 (qq.com)
mp.weixin.qq.com/s/JVxAbpY4BOKAr1ZIHmbo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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