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究竟得罪了誰？

毛主席和斯大林在維護共產主義事業這個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在原則問題上沒有一絲一毫的妥協。所以，他們得罪一些人也就是必然的。如果不得罪那樣的人，那倒是不正常了。

　李克勤（jixuie）題記：突然想起一個問題，毛主席生前得罪了一些人，這些人是不是與斯大林得罪的那些人屬于同一類？毛主席究竟得罪了誰？這只要看一看那些極端仇視毛主席的人就明白了。斯大林究竟得罪了誰？蘇聯當年發生的事情可以直觀看到，這就更清楚不過了。抹黑毛主席和斯大林的這兩撥人，是不是屬于同一類人？這里不說，各位看官可以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得出結論。這里只就毛主席為何要為斯大林主持公道？為何老人家一直那么執著為斯大林辯護？再作深入一點的分析。實際上，就個人而言，斯大林一直到抗美援朝開始之前，依然還是做了些不太對得住毛主席的事情，這些人們平時都談論過，包括最近人們談的比較多的是，1949年毛主席一直沒有聽斯大林的“指令”，堅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如果不是毛主席頂著壓力，堅持獨立自主決策中國的事情，那中國的分裂局面——劃江而治就會成為歷史大悲劇。針對中國革命，斯大林的確做了一些不太合適的事情，可毛主席依然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考慮，堅持不懈維護斯大林的偉大導師形象，而經過了幾十年的斗爭實踐，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后，人們突然發現，毛主席當年那樣的想法說法做法，是多么英明，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想不通的人開始想得通了，那些過去說不通的說法也開始說得通了，歷史雄辯的證明毛主席維護斯大林的做法是完全想得通的，毛主席幾十年前的道器變通，可以算得上是歷史經典教科書，難道不是嗎？

　　毛主席和斯大林，這兩位是經得起歷史推敲的無產階級偉大導師，毛主席作為后來者，在道器層面有很多超越斯大林的想法說法做法，但是請注意，在繼承斯大林好東西時，毛主席是義無反顧，旗幟鮮明，理直氣壯的。斯大林在大方向上堅持列寧主義，對于這一點，毛主席看得清，想得透，說得通，行得通的。

　　在對待斯大林態度上，毛主席與赫魯曉夫形成鮮明對照。當斯大林活著的時候，誰都是對他言聽計從，唯獨毛主席敢于向斯大林提出不同看法，直接指出斯大林的問題，這叫遇強不弱；當斯大林逝世以后，斯大林不能說話了，是個弱者，任由別人怎么攻擊他，他也不會不能說話了，而恰恰這個時候毛主席義無反顧站在弱者一邊，為弱者聲辯，為斯大林主持公道，這叫遇弱不強。

　　看看赫魯曉夫怎么做的？

　　但斯大林活著處在強勢地位，他把人家當爺爺，而一旦人家逝世了，處在弱勢地位了，他自己成了爺爺，把人家當做孫子，甚至連孫子都不如。

　　這些都是歷史事實，誰也抹煞不了的，俄羅斯人民看得清，中國人民看得清，世界人民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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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理解斯大林：抓住了哪個關鍵點？

　　很多人把斯大林與列寧相比較，覺得斯大林沒有列寧對中國好。

　　這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思路，再往前推論，就可能得出十分不好的結論。

　　斯大林不就成了壞人了？

　　顯然這是說不通的。

　　毛主席究竟怎么想的呢？

　　毛主席為何就能理解了斯大林的一些“錯誤”做法，進而就寬容了那些呢？

　　看來，還是要把斯大林的雙重身份展開分析。

　　一方面，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導師和領袖，那么他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一樣的，這方面其實斯大林也做了很多事情。

　　另一方面，斯大林作為蘇聯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要維護本國的利益，這與列寧在世的時候有很大不同。

　　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發展很快，后來又發生了抗擊法西斯德國的衛國戰爭，斯大林不能不考慮蘇聯的利益。

　　這兩個方面協調一致的地方就不說了，我們要特別注意那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和時候。

　　但斯大林站在蘇聯立場上考慮問題的時候，往往容易忽視別國的利益，例如中國的國家利益，這個時候由于斯大林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因此就容易對中國領袖和人民產生傷害。

　　但斯大林畢竟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有比較強的國際主義意識的。

　　斯大林在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時，的確開始的做法不是十分妥當，至少不太夠朋友。

　　后來經過毛主席做工作，斯大林還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安排，最終與中國簽署了“新條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當時談判的時候，周總理心里沒有底，還是毛主席點撥，才想通的。

　　毛主席的確技高一籌。

　　毛主席對斯大林的理解，也是首屈一指的。

　　毛主席的這種理解是極其深刻的，他在延安時期就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關系，曾經做過專門論述，這是劃時代的理論貢獻。

　　1938年毛主席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報告《論新階段》講了大量的理論問題，其中一部分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為題收錄于《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在這篇光輝著作里，毛主席專門論述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于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應該這樣做，他們也正在這樣做。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不但是損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損害其本國人民的。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于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爭取抗日勝利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為此理由，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拿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為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后來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后一滴血。這些愛國主義的行動，都是正當的，都正是國際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一點也沒有違背國際主義。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別有用心的人，才會瞎說我們做得不對，瞎說我們拋棄了國際主義。】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中國與蘇聯于1950年2月14日簽定的友好同盟條約，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為30年。這是毛主席和斯大林出席簽字儀式，中方簽字的代表是周總理，蘇方是外長維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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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執著地維護斯大林形象

　　斯大林逝世后，不管蘇聯國內怎么否定斯大林，毛主席始終堅持維護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導師和領袖形象，沒有一絲一毫的妥協。

　　毛主席的這一做法，在全人類范圍講，是十分過硬的舉動，因為這屬于超越意識形態的為人處世之道。

　　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只要是不帶偏見，都會贊賞毛主席的做法。

　　毛澤東文化里有個維度——強。

　　毛主席處理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一貫就是遇強不弱，遇弱不強。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比中國強，斯大林比毛澤東強。

　　但毛主席和他領導的中國，從不示弱，在外交上體現出弱國強外交。

　　毛主席在斯大林面前弱過嗎？

　　這叫遇強不弱。

　　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不能說話了，成了弱者了，那些活人說斯大林的壞話，毛主席面對這樣情況怎么做的呢？

　　毛主席為斯大林辯護，那是旗幟鮮明。

　　毛主席批駁無端攻擊、誹謗斯大林的言論，那是理直氣壯。

　　這個時候，毛主席沒有也不會糾纏斯大林的“錯誤”，而是重點講斯大林的豐功偉績。

　　毛主席站在弱者一邊，為弱者說話，這叫遇弱不強。

　　歷史雄辯證明，毛主席的想法說法做法，那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

　　毛主席多么英明！

　　毛主席當年那么做是得罪了國內外不少人的。

　　這些人中間有一部分后來醒悟了，發生了道器變通之變。

　　但還有一部分，至今依然執迷不悟，依然對毛主席不依不饒的。

　　毛主席怎么做才會讓他們滿意呢？

　　毛主席也不在了，也不能再干啥呢？

　　怎么辦？

　　那就只能展開思路，在大時空里多做一些思考了。

　　聯系一下斯大林生前得罪的那些人，以及這些人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做法，也許會明白一點。

　　一直到蘇聯解體，俄羅斯人民就得出了比較徹底的結論。也許俄羅斯人，對我們面對的這個問題認識得更清楚一些。

　　我們也只能這么想了，希望多看一看蘇聯的悲劇。希望別人能夠有所覺悟。僅此而已。

　　李克勤后記：毛主席想與斯大林面對面溝通的遠望很早就有，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有機會和斯大林見面，而之前斯大林只是間接了解毛主席，這樣斯大林難免對毛主席及其領導的黨組織有一些看法存在片面性，但斯大林畢竟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位在道層面忠誠于列寧主義的蘇聯，這個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一旦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問題，就毫不猶豫地予以糾正。

　　斯大林與新中國密切相關的兩個做法，恐怕毛主席看得比較透徹。

　　一個是斯大林在毛主席訪蘇期間依然改變做法與新中國重新簽訂兩國“新條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還簽訂了《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蘇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這無疑標志著斯大林帶有自我革命性質的道器變通之變。

　　另一個是在抗美援朝二次戰役以后，斯大林根據實際情況迅速改變了此前援助中國有些猶豫不決的態度，毅然加大對中國軍隊幾乎是全方位的支持和幫助，一直到幫助裝備我們陸海空三軍，一直到在我們開始“一五計劃”時，給予極其優惠的貸款、援助重工業設備，并且直接派專家過來幫助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

　　那個時候，我們對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老大哥”是十分感激的。

　　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至于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路線，把好端端的蘇聯變修，最終落得“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悲慘結局，那不是斯大林造成的，恰恰是反對斯大林的人干的。這樣的人對斯大林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這些人也就是斯大林生前得罪的那伙人。

　　不怕得罪人的革命領袖，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根本原則問題上，他們是一致的，對此被他們得罪的人，也許心里最清楚。

　　這里學習一段斯大林的語錄。

　　《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一文，是“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中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1926年12月，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所作的報告和結論。

　　其中，斯大林講了這么一段：

　　“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間'路線。應當成為黨的工作基礎的不是這些原則，便是另一些原則。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是引起思想混亂的'路線'，是掩飾意見分歧的'路線'，是使黨在思想上蛻化的'路線'，是使黨在思想上滅亡的'路線'。"

　　由此不由得想起《再論工會、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那是列寧1921年1月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內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而寫成的著作。當年1月出版。

　　在{“辯證法和折衷主義。“學校”和“機關”}這一部分，列寧給出了折衷主義的基本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