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90年代，我們能想到的是，一曲《重頭再來》被各大電視臺反復播放，“下崗”和“下課”貫穿于中后期，民眾情緒被印成出版物火爆書市，中美貿易戰斷斷續續進行時，《中國可以說不》成為各大書市排行榜冠軍。
在這些表象背后，我們卻看不清90年代的本質，哪怕它我們如此之近。
隨著這些年關于大下崗的傷痕敘事不斷被創作出來，我們終究才認識到，九十年代，是中國人的一個巨大傷口，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的劇痛慢慢成了隱痛，但它從來沒有真正愈合，不斷折磨我們。
尤其是像《漫長的季節》這樣的作品，給了我們一個重新審視90年代的契機。
在那一段慘烈的歷史中，整個中國社會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需要進行了重組，多少人的命運因此發生了改變。
大家好，我是豐兄，今天給大家講一講90年代的歷史。
崩潰，可以說90年代的基本常識。
首先是國企的崩潰，對于它的成員們來說，不僅失去了經濟來源和福利保障，也喪失了生活的意義和未來的希望。
工人階級的凋零，叢林社會式的廝殺，讓社會重新進行了權力分配，一個個座山雕，再次來到新時代，比如沈陽的劉涌，哈爾濱的喬四，通鋼的陳國君，曲婉婷的母親張明杰。
進而是農村的崩潰，土地以極限承載力艱難地養活十幾億人，整個農村大地，幾乎快到了油盡燈枯的狀態，要是遇上了大病，就只能生死由命。
在這種情況下，農村人還需交公糧，家家戶戶推著小推車，把糧食運到站里去，農業稅和“三提五統”，也是一筆承重的負擔。
那個時代的社會的動蕩程度，也遠遠超乎你的想象。
各種車匪路霸，幾個人一把火藥槍就敢把整個長途車的人洗劫一遍，在城市郊區，冬天清晨經常發現凍得邦硬的人頭，也算不得新聞。
白寶山這種膽大心狠手黑的法外狂徒，在全國各地都有，廣州的飛車黨和砍手黨，風馳電掣在大街小巷。
社會之亂，人人自危，一個不小心就會淪為犯罪分子的獵物，貧富分化，天公不語，弱者只能以草民的身份茍全性命于亂世。
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是中國社會被某種原因和某種方式進行了重組。
90年代，很多人期待著中國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出現所謂的“中間階層”，于是他們把私營企業主的出現或“白領階層”的擴大，都看作是體現這一趨勢的苗頭。
然而，中國社會所經歷的現實演變卻兆示著另一種趨勢，即沒有變成北美，而是越來越像南美。
社會中開始形成一個支配著政治經濟權力資源的強勢精英群體，他們決定著整個國家的走向。
精英階層的資本聚積速度相當快，有些人幾年內就從幾萬元起家而擁有了十幾億元的資產。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的城市中出現了大批個體戶，大多從事商業和服務業；90年代，這些個體戶大多仍在從事原來的行業，而經營規模的擴大也極為有限，這被稱為“長不大的個體戶”現象。
由于精英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原本可能由逐漸成長的中產階級所占有的資源，多半被總體性資本所壟斷，結果總體性精英不僅遏制了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的形成，而且侵犯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利益。
因此，在擁有總體性資本的富裕階層迅速暴富的同時，大部份農村人口以及部份城市人口淪為貧苦的社會群體。
體制外的商業精英，這個新階層的出現，曾一度令體制內的精英們十分疑惑和懼怕，彼此之間難以對話溝通。
在那個年代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事實上與這種心態有直接關系。但在90年代，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系發生了明顯變化，彼此之間開始形成復雜的聯盟式關系。
他們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于統治和權力，也不利于商業活動，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穩定話語”成了雙方建立聯盟關系的基礎。
在電影《樹大招風》中，有這樣一段情節。
夜晚，葉國歡和他的兄弟在水面上祭奠死去的兄弟，輪船的引擎突突地響著。忽然，深沉的夜色遠處駛來一大波的小船。他急忙從包里掏出他的 AK，并大叫船家。
船家跑了過來，說：沒事沒事，是“易發”的船。他不解，問：什么“易發”？船家給他解釋：番禺“易發”，走私電器的！人家有靠山，拿牌照做生意。一部電視機，香港賣兩千，大陸賣八千，一趟賺好幾百萬。
聽到這里，葉國歡看了看手里的AK，若有所思，神色中透漏出一絲落寞。
于是，一代賊王葉國歡選擇棄匪從商，化名為張大寶，他戴上了眼鏡，刮凈了胡子，西裝革履，一副和氣生財的模樣
面對滿身流油的官員需要“花錢擺瓶”，面對海關科長的一個小秘書，需要連續送三天不重樣的早餐和紅包。
最后終于說好了在風滿樓見面，臨時又放了他的鴿子。見了面后，那個龍科戴著墨鏡端著紅酒杯翹著二郎腿靠在沙發上，架子擺得超級大。
吃好喝好后，龍科醉醺醺地要去唱K，就在葉國歡拿著一堆名片在找電話的時候，龍科拍了拍他的胳膊，隨之名片掉了一地。
這個小小的茶樓，卻成為了90年代中國政商關系的一個縮影。
有這種權力的，當然不止一個海關科長。
《漫長的季節》里，宋廠長的權力很大，他可以決定誰下崗，誰分房這樣關乎職工利益的命運大事，所以黃麗茹的弗洛伊德能不能分房的問題，只有在宋廠長這里才有答案。
接下來，紅色高跟鞋就在走廊中踏出清脆悠揚的響聲，女人在一片漆黑中走進了宋玉坤的辦公室。
當“鞍鋼憲法”被擱置，當廠長負責制卷土重來，宋玉坤幾乎就成為了廠里的王，權力到達這種地步時，幾千人的職業前途被系在一個人手中。
廠子的改制或者變賣都由一個人說了算時，國企的慢性死亡以及最后的轟然倒塌，也就成了必然了。
具體來說，這種超穩定聯盟，是因為社會成員的身份地位發生了變化。
在舊時代，官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構成了主要的社會群體。在精英與大眾的結構中，官僚是社會精英，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大眾階層，知識分子位于最底層。
新時代重新進行了資源分配，雖然政治話語依舊被官僚壟斷，但經濟和文化權力，開始與知識精英、商業精英共享。
這種分配的過程，叫做私有化，而在私有化過程中的贏家，被稱為新時代的精英，其它人則是局外人，說得好聽點，叫新時代的大眾，說得不好聽點，那就是社會底層。
由于精英團體擴大，并吸納了更多其它身份，這種結構比過去更加穩定，后來的人也稱之為官產學媒，這是一道強有力的階級屏障。
1993年的電影《站直啰，別趴下》，在三個家庭的微縮關系中，完成了對當時中國新結構變化的影像復刻。
改開背景下，中國北方濱海城市，新搬來的高作家兩口子，成了劉干部和地痞張勇武的新鄰居，隨著張勇武的發跡過程，三家人之間鄰里關系也暗潮涌動。
以劉干部為代表的人民公仆恪盡職守、安分守己，生活上勤儉樸素，作風正派，在高作家看來，劉干部對張勇武的挑釁不卑不亢，對他是有好感的。
但隨著女兒的高考落榜，劉干部逐漸開始心灰意冷，而張勇武經商養魚，成功發跡為大款，更是令他越來越焦慮。
他派自己的女兒搞地下工作，想辦法揭發張勇武，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張的秘書工資，竟然比自己還高，斗爭思想瞬間就動搖了。
小小的時代震撼，讓他跟張勇武化干戈為玉帛，搞起了“國共合作”。
怯弱迂腐的高作家，內心本來是站在劉干部這邊立場的，但在張勇武的恩威并施下，最終還是向金錢低頭，住進了張勇武承諾的一所新房子。
人們驚奇地發現，原來在新時代，勢不兩立的敵我關系會被共同利益化解，清高的知識分子會被商人輕易收買，世道人心發生了一些令人難以捉摸的微妙變化。
對于這種變化，時代的弄潮兒自然是積極擁抱，而追趕不上的人就會被無情拋棄。
在“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權力老人與資本新貴握手言和，知識分子成為了馬前卒和打手，他們共同認可了嶄新的時代邏輯，那就是金錢至上。
強勢群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為這個群體所左右。在基層，強勢群體主要是利用“關系”和行賄等手段來影響公共政策。
而在上層，強勢群體對決策過程的左右往往是獲得制度保障的。
例如，9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現象，政府不得不實行經濟緊縮方針，結果大量的房地產投資被套牢。于是，各地相繼召開了一系列經濟發展研討會，主題都是主張放松銀根。
一些經濟學家在會上大聲疾呼，當時的經濟并非過熱，政府應當實行寬松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許多這樣的會議都有房地產商贊助或參與，這就是民間經濟力量試圖影響國家決策的一個跡象。
與此同時，社會上形成一個數量急劇上升的弱勢群體。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整體上變成了貧困者，鄉鎮企業渙散，農副產品價格下降，農民受益越來越差。
1978年，中國的城鄉人均收入之比是2.4：1，1983年縮小為1.7：1，呈明顯縮小的趨勢；但到了1997年，這一比例又迅速擴大到2.5：1，2000年擴大到2.79：1。
當然，城鄉差距并不能遮蔽貧富差距。
在90年代后期，遍及中國城鎮的突發性、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被認為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2000年8月，從國家經貿委傳來的消息更令人不解：“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非常沉重，國有企業中的冗員仍然高達三分之一”。
70年代末，城市勞動年齡內婦女的就業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而在90年代下崗人員中，女性卻占大多數。
據中國勞動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數據顯示，這一比例在2000年達到57.5%。同期，社會上又刮起了一陣“婦女回家”的風潮，女性再就業比率遠低于男性，僅占再就業群體中的38.8%。
女性工作的意義逐漸從“勞動光榮”、“自立自強”下沉為“養家糊口”。對比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調查”數據，1990-2000的十年之間，為維持家庭和個人生活而工作的女性上漲了13.6%， “經濟上自立”、“充實生活”、“發揮才能”等動機全部呈負指數下降，“為社會做貢獻”一欄甚至從40.1%跌落至5.8%。
與此同時，2000年，有37.3%的受訪女性認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甚至于許多當過領導、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贊同此種說法。
從此，自由戀愛越來越從婚戀關系里消失，門當戶對這樣的字眼則頻頻出現，結婚與金錢對等的關系，到今天已經基本定型。
這種社會保守化是階級固化的現實反饋。
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從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
根據當時的調查，全國五個城市，貧困家庭每星期吃肉的天數平均在1—2天，武漢、天津和蘭州，都有4成到6成的家庭不沾葷腥；8成以上的家庭的副食都是以素菜（蔬菜）為主，并且總是買最便宜的蔬菜吃。
而就在1999年，愚人節這天，《福布斯》的“編外調查員”胡潤，在上海公布了首個中國財富榜，眾多富豪的名字及其資產被呈現在公眾面前，財富榜也成為中國人榜單生活的先行者。
上榜人半遮半掩避之不及，看榜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中國成為美國之外唯一被《福布斯》專門設立財富榜的國家，市場地位不言而喻。
世紀之交的2000年，《富爸爸，窮爸爸》成為又一本指導中國人經濟觀念的教科書。羅伯特·清崎的親生父親和朋友的父親，對金錢的看法在中國同樣大有市場，每個人都忙于吸收富爸爸的建議：讓金錢成為我的奴隸，讓金錢為我工作。
告別了意識形態亢奮爭論的中國人，開始了他們漫長而堅定的生活方式變革之旅。只是，得到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卻沒有人再提起了。
撲朔迷離的90年代，注定無法被清晰解讀，答案是因為太近了，越近的東西越難描述。
哪怕是親身經歷的許多年輕人來說，在野蠻生長和光陰的濾鏡下，同學的哂笑、老師的冷眼、身上的舊衫、父輩的窮困，通通都被淡化了。
時代大震蕩展開了一種迂回反饋，延遲到二十多年后夏日的盡頭，時間再一次停止，停駐在生命的長河，一代人幾乎又要重復上一代人的命運。
年歲上去后，回望歷史，觀照現在，突然就多了一份美麗新世界的憂傷，這時候他們才明白，過去的一聲響指，其實已經震碎了遙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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