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先生是當今中國幾乎最負盛名的作家，某年從外國捧回一個文學大獎后更是頓時名聲鵲起，至今風頭無兩。莫先生是主張“暴露文學”的，他說：“我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因為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來源于生活的，應該是真實地反映尤其是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群眾的這種生活面貌。”文學應該不應該暴露黑暗呢？如果承認文學來源于生活，那么生活中有黑暗，為什么不能暴露、不能批判呢？完全應該，必須暴露、必須批判，必須發揮文學的解剖刀功能。但是，暴露不能依靠謊言，謊言決不是文學藝術的生命。

　　前些時候看到莫先生的兩個小視頻，渲染的就是他的“暴露文學”觀。莫先生在這兩個小視頻里講的故事就是撒謊，不是來源于生活的真實，而是來源于他的杜撰。

　　莫先生杜撰的第一個故事，是說他的老家山東某鄉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實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候，村子里的農戶紛紛參加合作社，唯獨有那么一戶無論如何都不肯入社，仍然堅持“單干”，耕種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堅決拒絕使用膠皮轱轆的馬車，仍然推著“吱忸”作響的木轱轆手推車；堅決不用生產隊的灌渠澆地，而是一家人挑著木梢給莊稼澆水；堅決不用鐵鏵犁，而用純木犁……，這副“一根筋”使他孤立于世，害得他姑娘都嫁不出去，兒子娶不上媳婦。即使到了這個程度，即使紅衛兵批斗他、用皮腰帶揍他，那個農戶仍然振振有詞：“這是土改時毛主席給我分的土地！”

　　講完這個故事，莫先生大贊這個農戶的“叛逆精神”，說這是一種“錚錚鐵骨”云云。本文無意討論“叛逆精神”和“鐵骨之氣”的是非對錯，只是覺得莫先生講的這個故事破綻百出——

　　在農業集體化之后，這個單干戶在土改時分得的土地能夠獨立存在嗎? 他種地可以不用化肥、不打農藥，可他的土地灌溉怎么解決?當周邊四鄰的地塊都在用生產隊的抽水機、灌渠“嘩嘩”澆地的時候，他是在自家土地的四周壘起高墻拒絕外水滲入，然后用扁擔挑水澆地？

　　莫先生說這個單干戶耕地不用鐵鏵犁而是用“純木犁”，僅此一句，便知莫先生是在瞎說。他以為木犁全是用木頭做成的嗎？木犁的鏟頭和犁鏵部分也是用鐵制造的，這種加裝了犁鏵的木犁早在唐朝就出現了，不裝犁鏵的木犁如果歷史上出現過的話，那也應該出現在冶鐵技術發明之前。這個單干戶是怎樣跑到唐朝以前甚至更早的年代找出“純”木犁的呢?

　　從農業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黨和政府雖然大力提倡、動員農民群眾加入合作社，卻從來沒有強制哪家哪戶非入社不可。最初確實有許多人特別是那些富裕一些的農戶，舍不得自己那套馬車、驢騾，不愿意入社，但是，廣大的貧下中農通過互助合作的集體勞動，體會到了合作生產在土地深翻、農作物品種改良、農田水利灌溉、拖拉機等先進勞動工具的推廣使用等方面帶來的好處，他們熱情擁護合作社，積極參加合作社，最后推動著那些富裕又落后的農戶也入社了。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像蘇聯建立集體農莊那樣實行強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縣大碼頭公社央上村一個姓徐的光棍鐵匠，就是一個堅決不入社的單干戶，常年靠走村串鄉打制簡單的鐵器和修理農具維生，直到九十年代還活得好好的，并沒有什么紅衛兵斗他、揍他，逼他入社。

　　莫先生講的這個故事即使是真實的，那么，頌揚這個單干戶的“叛逆”“鐵骨”精神在今天有什么積極意義呢？難道是要讓更多的農民向這個單干戶學習，退回到土地私有的時代嗎？多年來已經有不少的人在懷戀、鼓吹土地私有化，甚至在咒罵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了，疫情期間呼風喚雨的湖北作協主席方方女士不就寫了一個叫《軟埋》的小說嗎？莫先生今天推出這個破綻百出的視頻段子，歌頌他虛構的這名單干戶的骨氣，是什么意思呢？這是他攻擊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一支毒箭。雖然他借那個單干戶之口說感謝"毛主席給我分了地"，其實，他的這支毒箭射向誰，他自己知道，別人也能夠看得出來。

　　莫先生還用小視頻講過他母親拾麥穗被打的“悲慘”故事，并由此引申說那是一個“打人的時代”。莫先生講的這個故事可能是真的，但并不普遍。人民公社、生產隊時期的拾麥穗，我也是經歷過的。我雖然比莫先生小十多歲，又沒有在莫先生的老家那地方生活過，但是，如果講“那是一個打人的時代”，就應該具有時空上的普遍性。莫先生的這個故事恰恰不具有這種時空普遍性。

　　“那個時代”的麥收、秋收，先是生產隊集中收割，隨后再組織婦女和小學生撿拾遺漏在地里的麥穗、谷穗。后者稱為“復收”。復收結束，生產隊就宣布“放坡”，放坡，就是放開不管的意思，允許所有的人去撿拾。我們不妨來猜想一下，莫母是在麥收時節的哪個階段上被打的呢？復收是生產隊組織的，不會因為她參加復收被打；放坡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撿拾，怎么會挨打呢？是不是趁著生產隊還有麥個子（麥子被割倒后，人們用一根草繩捆起來。成捆的麥子叫“麥個子”）沒有拉走，伸手去抓了一把啊？——我們實在不愿意這樣揣測一位故去的老媽媽。

　　前面為什么講莫先生講的這個拾麥穗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呢？莫先生老家的情況咱不了解，不好說，只能根據自己的經歷講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里確實還是很窮，糧食產量不高，生產隊分的糧食不夠吃，社員們就總想著在集體生產之外拾點遺落的麥穗、谷穗。每個生產隊的麥收、秋收，都是先集體收割，接著集體復收，隨后放坡讓大家自由撿拾，收獲歸己。比如馬家村放坡的時候，相鄰的劉家村的地里可能還有沒有拉走的麥個子，馬家村拾坡的人不免會趁人不備去掏一把。劉家村護坡的看到了，肯定要奪下，遇到那些愣頭青小伙子，捶兩捶、踹兩腳的情況也是有的。我們村后鄰是一家大型國營農場的農田，每逢麥收、秋收，農場就組織護坡隊晝夜看護，以防自己的莊稼被附近幾個村里那些不自覺的人偷割。農場的收割機還在地里來回奔走，農田四周已經圍滿了準備拾坡撿漏的婦女，其中不乏有些大膽的跑進地里去掏一把。農場護坡隊員騎著馬在農田周圍來回跑著，呵斥那些膽大者，甚至奪走她們的鐮刀或者包袱，其間也會發生推搡、打罵。麥收、秋收中的打人的情形，只有發生在這個環節上。莫母去拾麥穗被打，也只能發生在這樣的環節。這怎么能證明“那是一個打人的時代”呢？

　　莫先生還講了很多故事，比如他講他們讀小學的時候，學生們都窮得沒有褲子穿，天天光著屁股去上學，羞得剛剛分配去的女老師滿臉通紅跑出教室，哭著要求校長把她調走；比如他講他父親加入了農業合作社，而他爺爺卻堅決不肯入社，堅持單干、開荒，他爺爺開的荒都被合作社沒收了去。這些故事都是言過其實、捕風捉影的謊言，一戳就破，實在沒有一一戳穿的必要。

　　莫先生的“暴露文學”，暴露的不是“那個時代”的黑暗，暴露的恰恰是他為了污蔑、攻擊“那個時代”而不惜編造謊言的內心的陰暗。內心世界的陰暗使他看不到或者忘記了“生在紅旗下、長在甜水中”的自己是怎么讀書、怎么入伍、怎么被提干、怎么被培養成作家，他更看不到或者忘記了他老家的“底層”群眾是在“那個時代”的日子雖然經歷了“一窮二白”的艱苦歲月，又是怎樣一天天變好的。所以，他的筆下絕對不會有熱情洋溢、催人奮進的贊歌，只有陰森恐怖、令人頹廢的黑暗，雖然他也說“文學藝術來源于生活，應該真實地反映尤其是真實地反映下層人民群眾的這種生活面貌”，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文化程度的提高，在他看來卻都不是真實的生活，都不是文學藝術的源泉。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遠離了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時代，而且在近幾十年的城市化運動中，農村也在走向衰落，或許再過二三十年就會徹底消失，連“鄉愁”之地都不會留下了。到那時，關于農村、農業、農民的話題，特別是關于新中國前三十年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農村、農業和農民的一切話題，都將變成只有少數人回顧和研究的紙面上的材料，那時也將會有更多的謊言充斥其中。所以，戳穿莫先生“暴露文學”中的謊言，告訴世人和后人以真相，是我們今天的一項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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