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相濡以沫”到“相忘于江湖”
——對“人的本質”問題的一點理解
馬 志 遠
天津師范大學的郝貴生老師在“騰訊會議”開辦講座，講的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解讀”，“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網也都同步發表了郝老師的授課講義。郝老師講授《關于費爾巴哈提綱》解讀的第六節，講的是“人的本質、本性究竟是什么”。這大概是一個歷來為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即使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取得勝利、取得主導地位之后，關于人的本質、人的本性的爭論仍然在繼續。
聽了郝老師的課，我不憚淺陋，談一點個人的體會。話從“人性自私論”說起，因為“人性自私論”本身就是關于人的本質的爭論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流派”。
一、“人性自私論”缺乏立論基礎。“人性自私論”幾十年來在中國大有市場，這種論調的出現與泛濫，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國脫胎于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私有制的舊社會，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領域里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就遭遇了挫折，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四十余年來的市場化改革中西方經濟學思潮特別是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引入。早在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志刊登的“潘曉來信”，就提出一個命題：“人都是自私的”。這封信里說：“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么就是虛偽，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實本身。”社會上的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會，對“人性自私”有著各種各樣的解說，有的甚至把嬰兒出生后先去找母親的奶頭吮吸奶汁以求得生存作為其解說“人性自私”的論據。
對于“人性自私論”，我們不只是應該對它進行道義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應該從其形成的源頭上加以分析。首先我們應該承認，任何一個人從生到死，其生活的每一天當然都是要求得生存，生存下來之后還要求得發展，這是每一個人的愿望和理想，他們的每個人也都在為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努力。由此看來，每個人都是“為己”、“利己”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原君》一文開首即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他這句話描述的不僅是人類社會剛剛出現的原始社會時期的狀況，也適用于從古至今任何社會的每一個人。由此說來，“人性自私論”并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但是，“人性自私論”者在立論的時候，忽視了兩個關鍵的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凡人都是無所不能的，上天會飛、下水能游，可以憑一人之力從自然界獲得生活資料；第二個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時期，自然界都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且可以唾手可得的資源。只有在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做到“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任何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不依賴于其他人的存在。而問題恰恰在于，這兩個條件從古至今就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翻開歷史我們看到的是，人類社會從一開始，人們為了生存，就開始了勞動，而且人類社會的勞動無論是原始時代的捕魚、打獵、采集野果，還是今天的大工業生產，從來都不是每個人單獨進行的，而是由集體協作進行的向大自然奪取生活資料的艱苦勞動。早期人類的勞動艱苦到什么程度，對集體協作依賴到什么程度？完全可以用“相濡以沫”來形容。
必須通過相濡以沫的艱苦勞動從大自然中獲得生存資料，這是一種“規定性”，是由人的個人能力有限和自然資源有限決定的，這就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王國”。所謂“規定性”、“必然王國”的“必然性”，就是“只能如此”、“必須如此”、“不得不如此”。由于上述“兩個條件”不存在，“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在客觀上就是一種根本做不到的“不可能”，于是，“人性自私論”就喪失了它的立論基礎，成為一個“偽命題”。盡管人們面對人類自身和自然界的“規定性”、“必然性”是那樣的無可奈何，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
二、怎樣理解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既然不具備這樣兩個條件，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就必須相互協作、集體勞動。于是，在相互協作的集體勞動中形成了為人類社會所獨有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歸勞動集體的全體成員所有，還是歸其中的少部分人所有；勞動產品如何分配，是按勞分配還是按需分配，還是一部分人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是大家彼此平等，還是一部分高踞于另一部分人之上，采用政治的、經濟的、暴力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各種手段壓迫他們、控制他們、奴役他們。
講到這里，人——作為社會的人而不是自然意義上的動物的人，其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就是馬克思講的：“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什么叫“現實性”？就是人們所從事的生產勞動的實踐性、客觀物質性。什么叫“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人們在生產勞動中形成的包括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勞動產品如何分配、人們之間相互關系如何在內的各種各樣的關系。從人類社會的整體來考察，任何一個時期的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都包括這些關系；從人類社會的每一個個體成員看，任何一個人的身上都體現著這些關系。當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之后，這些關系就鮮明地表現為階級關系，反映在每一個個體的人身上，就是他的階級屬性。
三、階級社會里的人類勞動是階級壓迫下的勞動。社會發展史告訴我們，在原始氏族公社的末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產品有了剩余，這為氏族首領侵占這些剩余產品提供了條件。這時候，人的自私性表現出來。我們可以設想，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誰，只要他占據氏族首領的地位，他就一定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占這些剩余產品。也就是說，這種自私性具有普遍性，它存在于每個社會成員的內心深處，至于能不能得手，那只看有沒有機會和條件。
從氏族首領侵占社會剩余產品開始，人類進入階級社會。階級社會里人類的勞動，是一部分人的不勞而獲，是他們對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壓迫和奴役。這種壓迫和奴役從奴隸制時代到封建制時代，再到資本主義時代，只是形式不同。
由于階級社會的人類勞動是在壓迫和奴役狀態下進行的，對于勞動者而言，它當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對勞動者的奴役和壓迫，從一開始就喪失了它的公平正義性。所以，勞動者反抗壓迫和奴役從一開始就具有天然的正義性。我們可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這句話所包含的真理性。
四、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消滅私有制，推翻階級壓迫和奴役。社會化大生產造成的工業無產階級是歷史上聯系最緊密的被壓迫階級，他們比之于小生產時代的農民階級更容易團結起來。同時，大工業時代創造的科學知識、思想理論也教育了他們、武裝了他們，使他們認識到了自己受苦受難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使他們認識到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使他們明白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這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這時候，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先進分子擺脫了私有制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私有觀念的束縛，首先完成了與私有觀念的徹底決裂，成為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理論家、實行家和革命的領袖，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蘇聯時代的保爾·柯察金，和咱們的毛主席以及王進喜、焦裕祿、雷鋒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這就是說，人的自私性雖然出于人的生存的本能而且具有相當程度上的普遍性，但是，它并不具有絕對性和永恒性。不要說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先進的革命者具有大公無私、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崇高品質，即使是在奴隸起義、農民起義的斗爭中，這樣的領袖人物也屢見不鮮。
講到這里，回頭再看1980年《中國青年》雜志上的“潘曉來信”，不過是一個城市小資產階級在遭遇了一些生活挫折之后，從其個人利益出發發出的嚶嚶啜泣。我認為，對于“潘曉來信”的幾位作者并沒有什么必須指責的，問題的要害在于《中國青年》雜志由此展開的討論釋放出的政治信號，是在青年人中乃至全體人民群眾中為此后的私有化改革鳴鑼開道。
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社會勞動中，在生產斗爭的實踐中，不僅改造著大自然，同時也改造著自己本身。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每前進一步，都是使人類從大自然的束縛下和自己制造的生產關系的束縛下獲得解放的過程，都是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在生產勞動中的相互依賴關系將逐步減弱，不再像那兩條困在車轍里的可憐的小魚那樣相濡以沫，而是因為每個人都具有了獨立地從自然界獲得生活資料的能力（這是不是馬克思講的“重建個人所有制”？），相互之間就有可能相忘于江湖。那個時代，就是人類的“自由王國”，就是天下大同，就是共產主義時代。
注釋：“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兩個詞語，出自《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xǔ)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023年6月1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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