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凌英:某教授拋出“推進共同富裕”的條件實際是阻撓它的實現
顧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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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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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公眾號
在這樣先進的科學技術面前,不相信人類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的認識;而盲目迷信資本主義通過價值規律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優于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已經成了十分可笑的不可知論的奴仆。
一
某教授的《推進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和制度保障》一文讀來,只覺得其中充滿著許多的自我矛盾與自我否定。首先他的文章題目與內容是對立的。題目是要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而內容整篇讀來,恰恰是論述100年內不想也不能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首先他認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是一個長期過程”。“只有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總體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才能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說在我國的生產力水平沒有超過美國之前,是不能考慮“共同富裕”的。關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他一方面認為:“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人們所憧憬向往的理想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理念就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因為剝削就其無償占有他人財富的本質而言,既有違人類共有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范,也不是合理的經濟行為。……所以,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為前提。”但是他話鋒一轉,又說:“然而,消滅剝削并非要禁止通過剩余勞動的物化積累和學習知識、研發創新的人力資本提升而合理的逐利行為,消除兩極分化也不是追求絕對平等,這種否認任何差別、追求同步富裕的絕對平均主義必然泯滅人們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創造更多財富的積極性,從而最終導致普遍貧窮。正是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才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也要消滅貧窮。由此才開啟了改革開放時代,迎來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打破了鐵飯碗大鍋飯,確立了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和制度。當然,伴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擴大,這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既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又要消滅貧窮,實現共同富裕,就只能在效率與平等之間做出抉擇:是更追求效率,容忍較大程度的不平等,以期將來在財富更加豐裕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還是更注重平等,以較大的效率損失求得共同富裕。”某教授的這一長段話就是要告訴我們完全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就是“導致普遍貧困”的社會主義。要想“”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就”只有“容忍較大程度的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就只能在效率和平等之間做出抉擇”。的確,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舊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建設的確不能一蹴而就,一天之內就富起來。但是對于人民意氣風發,改天換地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熱潮,所體現出來的生產力的解放,能用“普遍貧窮”來加以污蔑嗎?在資本的剝削下,人民富得快?(這是天方夜譚)還是在所有勞動成果歸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富得快?這個道理不難懂吧?如果在資本剝削下勞動人民能夠共同富裕,那就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了。40年改革的歷史已經充分地揭露了這套謬論的荒唐、可笑。勞動者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住不起房,為生活而到處奔忙,已經與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安居樂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民對毛主席深深的懷念說明了一切。某教授還認為:“先富帶后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作為一個過程或者行為,共同富裕意味共同致富和共同發展,全體人民都有追求發展、勤勞致富的共同權利和機會,通過共同努力和共同奮斗的過程,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發展。”他這段話更是騙人的鬼話。事實上在任何存在剝削的階級社會,能夠爬到上層的都只能是少數人,多數人養活少數人,一部分人富裕,是一切階級社會都存在的普遍現象。而消滅剝削讓勞動者富起來,是只有人民當家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的。有剝削,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這是階級社會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如許家印這樣的資本家,他們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千百萬勞動者貧困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富人越多,勞動者只能越窮,只能與共同富裕的設想越來越遠,這才是歷史的真實。某教授還認為:“共同富裕必須與我國發展階段協同推進,推進共同富裕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中共十三大(1987):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很長的歷史階段,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這個基本國情為依據,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他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他把發展生產與共同富裕絕對對立起來,認為:“只有在把社會可分配的財富蛋糕不斷做大的基礎上,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其實時至今日,“上百年”也已經不是好的托詞了。在“上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過程中,第一年和第一百年的差別,總應該在不斷地量變之中吧!否則不是就永遠也到不了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了嗎?這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啊!從三大改造完成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開始,至今已有70年了,距離一百年也過了70%了。照例共同富裕也應該前進了70%了吧?怎么兩極分化反而越來越嚴重了呢?就是用一百年的理論也解釋不通啊!按照某教授的設想,即使到了一百年,恐怕也仍然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因為,沒有量變,哪來質變?某教授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那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就因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消滅了階級剝削,實行了按勞分配。從根本上調動了勞動者主人翁的生產積極性,才能使生產達到更快、更高發展的目的。而某教授在贊揚和肯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同時,卻極力主張要素分配或“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分配。他說:“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才能使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財富。按照鄧小平理論,共同富裕是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為前提的。既然共同富裕要以消滅剝削為前提,那就需要首先做到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只有在報酬與貢獻相一致的初次分配基礎上,才能通過再分配的調節,逐步縮小收入差距,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但是,事實上不論怎么分配。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世界上所有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一塊土地,如果沒有人去開墾,永遠也不會產出糧食;地主有再多的土地,也只是荒地。如果沒有工人的勞動,工具、機器、原材料、貨幣,都不會成為生產的要素,他們只能是一堆無用的東西。所以除了按勞分配是公平的以外,按要素分配在理論上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也不須在理論上去為它辯護。在私有制下要素可以作價,按理不應該參加分配,參加分配是黨的政策,并不能認為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就過時了,不對了。而華為的按貢獻分配,是一種很細致的分配制度。那是確確實實的貢獻,不是許家印那樣的所謂“貢獻”。那運用起來是很講究的,不是白送的,實際上帶有按勞分配變通的性質。如果社會主義去除了、削弱了公有制,當然也就沒有了按勞分配,那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還有什么區別呢?它的優越性也就不存在了。你前面的論點,就被你后面的理論否了。這就是某教授文章的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自我否定”。論據否定自己的論點,理論否定自己的主題思想。這說明了你的理論思維是互相矛盾的、混亂的、不能自圓其說的。
二
其實黨對民營企業家的政策和態度是一貫的、明確的。這就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任何想把公有制經濟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否定掉的觀點,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要求的,都是錯誤的。……習近平總書記從政治的高度再次強調,‘必須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明確要求‘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推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 ”(《求是》2024.02《畫好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最大同心圓》第13頁)從以上黨的政策,我們理解民營經濟只有與黨的政策相向而行,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因素,才是有發展前途的企業。如華為這樣的民企,就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方向。某教授的民營經濟政策設想,無疑與以上黨的政策有著一定的距離。不是致力于把民營經濟引向社會主義的方向,而是要求人民和黨,千方百計遷就資本逐利的欲望、美化他們逐利的貪婪,擔憂他們逐利的積極性不被尊重,這與我們國家對民營企業的要求是并不一致的。特別是在當前兩極分化嚴重存在的現實面前,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解決這個問題刻不容緩。某教授的這套:“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處理好效率和平等的關系。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平等的分配原則,在三次分配中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平等的關系。……為此,要建立和健全生產要素市場,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平等保護各種市場經濟主體的權益,消除所有制歧視、行政性壟斷和不公平競爭導致的報酬與貢獻的偏離。所謂兼顧平等,就是在財富的再分配中,通過稅收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及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政策的調節,把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圍之內。”按照某教授“初次分配講效率”的理論,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設想實際是脫離現實的。在私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謂的效率,就是資本能從工人的勞動中得到更多的剩余價值,以調動資本的“生產”積極性。這種分配思想貫徹的結果,必然是盡可能地降低工人工資在收入中的比例,而盡量擴大資本的利潤收入。其結果必然造成兩極分化,而使中國社會經濟的供需失衡、生產過剩,勞動者越來越窮。解決的辦法還是必須提高工薪階層工資性收入的比例,才能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在中國出現。試想如果初次分配,資本家已經拿走了利潤的大頭。僅依靠國家的稅收,怎么有能力進行這樣嚴重的兩極分化下的二次分配的調節呢?三次分配靠資本發善心,就更不可靠了。根本的還在于這種分配,勞動者不可能從資本的壓榨下得到徹底的真正的解放。實際上資本拿了大頭,不一定會用來投資國家需要的產業,擴大再生產。他可能用于奢侈的生活,而且還可以把資金轉移出國。并不一定能自覺用于發展國家經濟,做大蛋糕。這樣的例子已經不勝枚舉,潘石屹、馬云、柳傳志、......不都是這樣的嗎。不要拘泥于民主社會主義為緩和資本主義階級矛盾,而采取的緩和階級矛盾的分配理論。目前,世界科技發展突飛猛進,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急需人類統一規劃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人類已經完全有能力,統籌規劃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在技術上解決全國一盤棋的統一規劃的計劃經濟已經不成問題。在這樣先進的科學技術面前,不相信人類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的認識;而盲目迷信資本主義通過價值規律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優于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已經成了十分可笑的不可知論的奴仆。為自私貪婪的階級利益迷住了眼睛的資本帝國主義,已經日薄西山。作為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無產階級,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條件,以計劃經濟的頭腦,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正視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前輩的理論成就和寶貴的歷史斗爭經驗。站在前人的肩上,促進世界歷史向著人類幸福的路上迅跑的歷史責任,已經落到了我們的肩上。勇敢地挑起這付擔子,為人類世界作出更大的歷史貢獻,是有著五千年優秀文化歷史的中國人民,應有的雄心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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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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