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二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且立于不敗之地

　　三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制度，不僅是對中國的發展，也是對亞洲和平作出的劃時代貢獻

　　四國家的統一性和主權的完整性是世界體系現代性的基礎

　　五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　　 

　　講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要從認識論、中國特點、世界體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題[1]。

　　一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中國人民在解決近現代世界問題的實踐中提供給世界的治理世界的中國思路和方案。因此，要理解毛澤東思想，不僅要認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線索，更要認識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歷史及其文化演進的特點與脈絡；也就是說，不知世界近現代史，我們就不能認識毛澤東思想；不知中國歷史文化，我們也不能認識毛澤東思想。同樣的道理，如果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我們就不能自覺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應對未來的世界的挑戰，更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1.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以中國和印度為例

　　中國應該是有治理世界能力和資格的國家，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世界還真是不能小看。中國人的自信不是空話。我們走到今天，大家看看世界上，論歷史年代，論它的久遠，基本上少有跟中國能比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2]世界上保持大版圖且長時間能保存下來的國家是不多的，中國能保持這么長時間，還真值得研究一下。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中統一歷史最長的大國，中間也有過幾次分裂，但總是短暫的。”[3]

　　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是英美人建立的，這個體系目前已是千瘡百孔，但它畢竟有過輝煌的歷史。昨天美國人曾經羨慕過英國，今天我們也曾羨慕過美國，羨慕過西方。但是仔細想一想，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我們中國這么長的歷史，有的同學說長歷史算什么，問題是長歷史還保持這么大的版圖是一種能力。中國講究“久”，久久為功，能長久的才是有力量的。與中國同齡的大版圖國家，好多都沒有了。羅馬帝國沒有了，拿破侖帝國沒有了，奧斯曼帝國沒有了，奧匈帝國沒有，大英帝國沒有了，蘇聯帝國在眼前沒有了，美帝國主義也快沒有了。而中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4]。

　　在這其中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在我們眼前看著一個偌大的蘇聯帝國確實已經沒有了，另一個帝國確實已經開始在崩潰了，而昨天還讓人家瞧不起的中國卻在這瞬間讓他們刮目相看了。這種歷史上罕有的高濃縮的事件，在我們眼前就像過電影一樣，讓我們這一代人全看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問題在于，中國在這些大變局中卻更加生機勃勃，其發展持續三十年后仍強勁有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奮斗的結果，所以說我們是幸運的，這首先歸功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

　　在此，需要說明一下，我說的美國衰落，不是說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衰落，而是說作為帝國的美國衰落。比如作為帝國的蘇聯不在了，但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俄羅斯還在，美國將來也可能是在，但它已不是帝國了。今天特朗普外交大幅放棄美國所承諾的海外責任，就是作為帝國的美國衰落的標志。

　　說中國就不能不說印度，因為印度，當然還有埃及，是與中國同齡的大版圖國家。

　　印度和埃及與中國都屬文明古國，但今日印度的“內臟”、靈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國殖民統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樣。英國從歐洲分裂中大獲其利，為了實現其殖民利益，它將利用歐洲大陸破碎操縱歐洲政治的經驗移植到英殖民國家。如果說歐洲版圖是“根骨粉碎性骨折”，這最多讓歐洲擴張不遠；那印度大陸就被英國人弄成“盆骨粉碎性骨折”，這使印度不能再生。這都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惹的禍。因為只有使印度更深度地碎片化，小小的英倫島國才能實現對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印度的殖民統治。

　　那么，為什么英國在二戰后離開印度時又要為南亞次大陸保留印度這么一個主體版圖呢？因為英國人在退出印度之前還有復辟昔日帝國的安排，還要恢復它的世界權力。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權的核心，因為這里是世界工業資源的心臟。如果說古代霸權控制世界的本質是為了占有農耕土地，近現代霸權控制世界的本質則是為了占有工業資源。

　　英國退出印度前，為其重返印度洋的目的，加速推進印度社會的碎片化，這首先表現在所有制方面。與中國不同，印度獨立時，沒有經過革命，尼赫魯空有一個總理頭銜，手頭既無錢也無軍隊，面對英國人留下的龐大的“胡漢三”“劉文彩”“黃金榮”“杜月笙”等大小私有者，一個都動不了，什么也干不成。與中國比較，就說修路，你看中國一條路就修到青藏高原上了，日本狹小做不到，印度版圖大更做不到。2000年我到印度訪學一年，給大家看看這是我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系的正門前拍的照片，就這樣子：

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系正門張文木攝于2000年

　　這是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系的正門，當時我經常從這里進去上課。聽說現在還是這樣。尼赫魯大學可是世界著名學府，這樣的破落的大學院系在咱中國是找不到了。為什么不改變？因為它沒有經過革命，龐雜的私有制，封建主義、殖民主義直到到資本主義的大小私有制全保留著，搞不動。體內若有太多的營養截流，很快就會出現營養堆積，“將軍肚”，血脂高都出現了，最后就是并發癥。所有制與人的身體一樣，過度的財富截流所引起的“并發癥”，就是社會革命。

　　與印度不同，中國經歷了徹底的社會革命。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5]，中國革命打通了中國社會的“任督二脈”，革命后的中國獲得了新生。

　　在這個問題上，還真要“感謝”那位蔣委員長，抗戰后他挑起內戰，一打內戰，那些大大小小的胡漢三、杜月笙、黃金榮、劉文彩等全部被趕到臺灣島上去了。大陸這邊生產資料所有權干凈了，就留下兩大部類，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投資沒有無效截流，真正做到了毛澤東說的“多快好省”。大家知道，造成大面積和持久浪費的因素主要在于私人所有制對投資的過多截流。比如，修一條從清華到北大的公路，一路上只要有胡漢三、劉文彩等大小地主的土地私有權，你都得向他們付出幾乎是天價的租地或買地的費用。中國現在住房商品化了，“釘子戶”也就出現了，拆房的代價與過去比就不可同日而語。這還沒有涉及土地所有權。目前土地所有權還是國家的。可是印度是私有的，所以，他們做不到中國經濟建設中的“多快好省”，搞什么都搞不下去。

　　在地緣政治上，英國人為了自己的殖民私利，在離開印度時幾乎把印度版圖原有的地緣政治優勢全給人為破壞了。大家看這張印度的地圖，這是我在家里自己拍攝的。在此，我順便給同學們多說兩句，我們學地理、學國際政治的時候，要學會看立體地圖，不能只看平面地圖，平面地圖看不出的東西，立體地圖就能看出來。看平面地圖說得是神話，看立體地圖說得就是人話。我們很多老師上課的時候，在平面地圖上“指點江山”，狀如趙括，多不靠譜。當年毛澤東進軍西藏平叛，胡適和西方學者說中共拿不下來。毛澤東反駁說胡適“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至于其中原因，像他那種“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6]

印度地形/張文木根據《世界地形》（星球出版社2011年修訂版）拍攝

　　大家看，這是印度，其面積占據南亞次大陸主體部分。它對中國有影響的是西東兩面：西面是巴基斯坦，從這里可南下印度，北上中國；東面有緬甸，從緬甸可進入中國云南和西藏。這西東兩條路相當于擁抱中國青藏高原的左膀右臂。印度南面的斯里蘭卡相當于印度進入印度洋的前腳。英國殖民統治時，他們牢牢控制著這三個地區。當英國走時，讓北面的巴基斯坦、南面的斯里蘭卡和東面的緬甸都從印度獨立出去了，這樣一來，印度向外伸張的“胳膊腿”都被截掉了。北不能擁抱青藏高原，南不能擁抱印度洋，最后就留了個沒胳膊沒腿的上半身，還渾身是私有“病”，保留了龐雜和不能觸動的私有制。英國人為什么當時只把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而不把印度版圖徹底分裂呢？英國人還要回來控制印度洋，留個大印度做基地。但在回來之前，讓印度什么都干不了，更不能強大。

　　1948年，中國與印度大體處在一個起跑線上。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分出印巴兩國。同期我們在打內戰，但避免了國家分裂。為什么我們能避免國家分裂，除了中國共產黨代表歷史進步潮流外，還有就是我們黨掌握著軍隊。印度國大黨什么也沒有，尼赫魯上任時就是個空位置，要錢沒錢，要槍沒槍，干不了事。為什么？英國人就不讓他干事，英國人有意使印度成為“殘疾人”，塊頭很大，內臟和靈魂卻被英國人踩碎了。英國歷史學者埃德蒙·R.利奇在《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一書中發現：“教派歸屬很好地充當了分裂的標志。”[7]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權龐雜，諸神眾多。神是生產資料所有權在人間的圖騰。早在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告訴斯諾：“印度不經過土地革命是永遠不會實現獨立的。”[8]

　　有人說，你說的是近代殖民地時期的印度，當代印度已構成對中國有威脅的國家。

　　我不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大家再看這幅立體地圖。印度這個地方沒胳膊沒腿的，難不成還能從這恒河低地爬上四五千米高的西藏高原？怎么上，上不來。大家查查歷史，幾千年來，以現在的版圖，中國北面、東面和西面的邊界線都有伸縮，只有西南邊界沒有變化，其間印度就與中國中原政權也沒有打過什么像樣的仗；當年土藩王朝崛起于拉薩南面雅礱河流域，可它沒有就近向南擴張至印度而是向北擴張至甘肅一線，為什么，向南地形不允許它。

　　藏南在這個地方，你若只看平面地圖，就理解不了1962年毛澤東為什么出手后又迅速退回來了，看立體地圖就知道了。下去容易回來難。1962年，尼赫魯在這個地方騷擾我們，堅持所謂的“麥克馬紅線”，基辛格說：“中印邊界沖突中，軍事后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于遙遠。”[9]他說的對不對呢？是對的，因為沒有充足的補給線，山高路險，進易退難，人家一旦逆推回來，你就危險了。毛主席這一仗打得非常好，動如脫兔，靜如處子，有理有節。與古巴導彈危機同起同落，讓美蘇根本插不上手。尼赫魯在這里打了一個糊涂仗，想等著美國來幫他，可美國人來時戰爭已經結束了，中國還把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的，槍擦得亮亮的還給了他。從地形論，毛澤東處于不利一方。現在還有人埋怨毛澤東為什么退回來，你說為什么退回來，不行你來試試？有的人還說毛澤東不懂現代戰爭，那請問在藏南地區是用坦克還是用導彈？

　　四川之于秦嶺與印度之于西藏高原，在地形上有相似之處。曹操當年從秦嶺南下占領漢中后又將漢中——更不要說四川——放棄了，退到秦嶺一線。毛主席讀書讀得活，20世紀30年代有人說毛澤東就知道《三國演義》[10]，同學們，看什么書不要緊，關鍵是看活。你就看了圣經、看了馬列，讀死書也是白搭。毛澤東書讀活了，作戰完全是因地制宜的靈活套路。有的同志研究說，曹操當時應該趁勢把四川拿下來。看看蒙古大汗蒙哥入川后戰死在釣魚城的史例，就會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簡單，曹操若拿下四川，最好的結果是變成四川人，那樣他就不是一個中原帝王了。四川這個地方和印度是一樣的地形，進去容易出來難。當年張國燾要退回四川，1938年蔣介石入川，重慶和漢中全在他手，這時張國燾若在回四四川，那結果充其量就是被劉備算計的劉璋，或被清人剿滅的張獻忠，而不可能是曹操或李自成。毛澤東當時告訴張國燾說不能進四川，進了四川就會被“甕中捉鱉”[11]，張國燾不聽，為什么張國燾會這樣？北大畢業的，不接地氣。

　　北京大學是一個很不錯的大學，思想開放，但也有不接地氣的缺點。前陣北大到處拉“杰出”校友，為名人立像。我說1918年至1919年間，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當過管理員，還參加了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12]，為什么不拉這樣的校友并為他在今天的北大圖書館前立個青年毛澤東像呢？青年毛澤東手握《湘江評論》，冷眼向洋看世界，立志“改造中國和世界”[13]，我們的孩子看了這以后就有報國壯志。立了那么多雕像而不立青年毛澤東的像總得有一個道理吧。論打仗，跟毛澤東比不上；比寫毛筆字吧，寫不過；寫作文，寫不過；搞哲學，搞不過；搞歷史，也搞不過。搞不過就是不立像，這就沒文化了。如要徹底，那干脆就把校牌“北京大學”四個毛體字換成仿宋字，不換，為什么，舍不得，毛澤東這幾個字寫得太好了，這顯然是不敢面對現實的鴕鳥做法。為什么？不接中國地氣，不接中國問題，滿腦子西方標準。看看印度吧，若沒有毛澤東，今天的中國可能還不如印度。

　　接地氣的人，一定要面對現實。生死之地見真理。張國燾后來虧得跟著毛澤東到了陜北，不然1937年蔣介石到了重慶以后，就真沒有出路了。我們張家有兩個人都愛到四川，一個是張獻忠，一個是張國燾。李自成進了四川以后，不留戀，順著漢中出來到了陜南，后來進了北京。毛澤東從四川出來后，進入陜北，最后也進了北京，取了天下。

　　除了毛澤東，歷史上還有兩個有哲學的大人物至印度家門而不入，一個是來自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他生于公元前356年，卒于前323年，有學問，他的老師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是有學問的人，他的學生亞歷山大自然就有哲學頭腦。他從希臘打到印度河上游后，思考了三天最終班師回朝[14]。他為什么不南下進入印度呢？進去就出不來了，這對亞歷山大來說沒有太大的意義。第二個人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整個歐洲都打遍了，也在印度河邊停下來了，請丘處機在那兒談了三天。丘處機跟他談什么，談養生[15]。大家要知道，丘處機是一個大學問家，學問家和政治家談話是有講究的，不會直接談政治，他談養生，養生與政治的道理是相通的。戰略是干什么的呢？戰略就是用于國家養生的學問，不是用于國家拼命的學問，不要把戰略弄得見誰都打，那是戰役層面的事；戰略是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的學問。如果憑打就能打出天下來，那我們在這兒找一個身體最好的，出門見人就打，看他能走多遠，我估計兩個保安就把他制服了。“911”后，小布什說有七個邪惡軸心要打，中國、俄羅斯都在里頭，你說這不是瘋了嗎。為什么美國會出現小布什這種人呢，不接地氣，富家子弟，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知事情之難，看的是平面地圖，不看立體地圖。

　　成吉思汗與丘處機談話之后，最終決定返道新疆，取中原。成吉思汗身邊還有一個耶律楚材，他與丘處機一樣也是有學問的人，耶律楚材在詩中說“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16]。意思是說西域到中原路途太艱險，雙方接觸都很難，更不要說打仗。

　　我們研究問題要有唯物主義，要接本土的地氣。好思想是從土里長出來的，尤其是從本土里長出來；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從外面帶一點思想——哪怕是馬列主義——到中國來，若不能在中國扎根，那它就會水土不服，人聽不懂，這樣的思想自然就行不通。與王明等不同，毛澤東思想是從蘇聯十月革命傳來并經中國土地生長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用長期和間進的方式銷蝕一個民族的戰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義推行對外文化戰略的重要手段，而讓被壓迫者放棄武裝則是這些計劃內容的核心。1798年夏，法軍登陸埃及，10月開羅發生暴亂，拿破侖對其實行了極為嚴厲鎮壓。但對德高望重的伊斯蘭教長舍伊赫(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領和農村中的長者稱號,埃及等國某些伊斯蘭教派的教長也稱舍伊赫)，則網開一面。當時法軍并不理解，說他們是“暴動頭子”，應該處死。拿破侖回應說：

　　不，這個民族同我們和我們的習慣太格格不入了，我寧愿這個民族有象他這樣既不能騎馬，又不能拿刀的首領，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臘德別和奧斯曼別伊[17]那樣的人當首領。把這個衰弱無力的老人處死對我們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產生比您所預料的更為危險的后果。[18]

　　拿破侖的話是對英國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舉曼德拉政策的透徹說明。馬克思說：印度的命運是悲慘的[19]，這是因為印度從靈魂到身體全被英國殖民主義者肢解了。去過印度的人知道，小城墻古跡多，這說明古印度是國家眾分，地眾分說明國家分裂，神眾分說明精神分裂。如果中國也跟印度一樣，有好多個宗教、宗派，宗教教派多了，今天這課就講不下去了，甚至連飯也吃不到一塊，更不要說討論問題，一天到晚內斗。你的神和我的神不合，就弄不到一塊了。印度神多，是英國人有意給它留的。英國人、美國人都虛捧印度是宗教和種族博物館，虛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國家，這是忽悠。無中心的包容，其結果是沒有力量。英國人從不這樣干，他們長期鎮壓愛爾蘭人，不允許國家分裂。美國人也是這樣，他們殺光了印第安人。神多民弱，我們中國若有數不清的宗教派別，意識形態不統一，大家還能坐在一塊兒嗎？坐不到一塊兒，天天爭吵這樣咱們就沒有力量，中國就走不到今天。

　　英國人在建立世界帝國過程中，也學會了比較圓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謀略，二戰后，當英國人失去帝國時，他們又很快學會并掌握了文化誘導世界政治的謀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勢”，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實現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間接戰略”[20]。這種戰略的核心在于把戰斗行動減少到最低限度，主張翼側迂回，以避免從正面與敵直接碰撞；強調用各種手段襲擊和震撼敵人，使其物質上受損，精神上失衡，最終達到不經決戰而制勝的目的。在文化戰中，避免用直接表達而在盡量多地用間接的方式傳達其戰略目的，并誘導對象服務于自己的目標，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這是英國人最擅長的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學，我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在印度大學里有廣泛的傳播，盡管英國人不允許印度人掌握這種思想，但英國統治者不是直接而是用間接即用普世的學說淡化印度人的革命靈魂。你看甘地，再看曼德拉，兩個多像呀，還有馬丁·路德·金，這三個人都有共同特點，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誰怕你呀；不合作，英國人不怕，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馬丁·路德·金說他有個夢，夢你盡管做，你只要不拿槍就行。毛澤東是拿槍的，拿槍就是唯物主義。印度曼德拉和甘地這兩個本質上是一個人，是英國一個模子倒出來了，他讓大家不去斗爭，去坐牢，然后放你出來，再給你諾貝爾獎，甘地、曼德拉這樣的獎最多，諾貝爾獎中的社會科學部分多是用于麻痹第三世界的。

　　英國人的這種“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獨用于東方，對于與他們長期對立的法國人，英國人也不放過。大家知道，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在1644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英國人明白，這是對法國歷史有重大推進作用的偉大事件。但英國人不愿意法國強大，于是他們用貌似客觀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這場革命，將它描寫為暴民們發動的反人道的恐怖殺戮。比如英國作家狄更斯的作品《雙城記》就是這樣一部用貌似客觀公正的博愛方式妖魔化法國大革命的作品，將它描寫為一場暴民運動。這部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如此之強，以至82年后即1871年法國巴黎社會主義革命政權誕生后因不敢再使用暴力反被梯也爾反撲勢力推進血泊之中。可我們至今未見英國像推崇《雙城記》那樣推出對梯也爾屠殺巴黎公社社員譴責的作品。

　　當時生活在英國倫敦的卡爾·馬克思為巴黎工人階級寄以極大的支持并在理論上對巴黎公社的失敗教訓予以總結。他通過《法蘭西內戰》這部偉大著作破天荒地為工人階級提出了他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設想，歐洲大革命被鎮壓后發現，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鎮壓后更加明確了的工人階級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思想[21]。

　　今天的美國人對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也是運用起來也相當嫻熟。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寫道：

　　西方的大眾傳媒實際上根本沒有關于亞洲的認真報道。來自中國、印度，甚至日本的報道除了一些奇風異俗（農歷春節、空手道、中國的飲食），就是一些令人厭惡的東西（色情旅游、麻風病、黑社會），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報道（恐怖主義、宗教暴力、毒品販子的公開死刑）。[22]

　　事實證明，這些“和平演變”的手段對中國的破壞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國沒有被完全殖民化的歷史。有主權的國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看似無意識和無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場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潛意識及其結構。咱們到古玩市場看一看，有沒有見過買或賣秦檜的字，有沒有見過賣汪精衛的字，沒有吧。雷鋒的字也會有人收藏，因為他是英雄。這樣一個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戰勝嗎？當然不能。日本人叫梅蘭芳出演，刀架在脖子上，梅蘭芳就是不演，這就是民族不敗的力量。毛澤東為什么稱梅蘭芳為“梅先生”，這是因為在抗戰的關頭，身在敵占區的梅蘭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陰謀，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決定“蓄須明志”，“息影舞臺”，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23]，顯示出真男子的氣概，這樣的人就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現在有些文藝片已少有這樣的認識了，弄些什么呢？弄一些《色戒》之類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臺獻藝，當爹的留個大胡子，當兒子的留長發戴耳環，這都是要扼殺我們民族自覺自立精神的殖民文化。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出來一個李小龍，李小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對香港人心的巨大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這在李小龍的武術中體現了出來，結果如何呢？結果是李小龍年富力強時“因病不治身亡”，最后弄了另一個“龍”，一改李小龍武風，整天鉆在陰暗的地溝里，滿臉黑污。香港回歸后，又收攤不打了，穿一身西服，干嗎呢？搞普世價值，搞環保，戰斗精神一點也沒有了。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壓迫人民的戰斗精神。打倒一個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這個民族的主體精神，而英雄主義就是主體精神的集中表現。

　　2.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中華民族沒有經歷印度那樣完全被殖民化的歷史，因此，中國人認識論還更多地保留著傳統的經世致用的特點，這種方法的哲學概括就是“實事求是”。重經驗、輕先驗，“未知生，焉知死”[24]，“子不語怪、力、亂、神”[25]，“是”存在于現實的“實事”之中，一切從實踐出發，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西方文化戰中成功的前提是將當地國人民的唯物史觀偷偷移植為唯心史觀。在中國，中國人頑強的現實主義生活態度讓西方很難推行他們的文化戰略。這是我們長期能保留下來并仍在強勁發展的精神原因。

　　毛澤東這一代共產黨人的認識武器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對于辯證唯物主義，同學們恐怕體會不太深，為什么？除了這些年教育忽視外，最重要的還是大家經的事、尤其是經的難事少。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將。什么時候能夠對辯證唯物主義有深刻的認識呢？在你困難的時候，困難是真理誕生的地方，也是認識真理的好學校，你沒有困難，就沒有問題，當然也找不到真理。“實事”，就是問題，“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實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國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國人思維中的認識傳統。

　　世上最大的問題莫過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間真假分明。舉例來說，咱們現在都搞學問，沒有生死存亡時，大家治學靠的是邏輯，比如大家吃飽飯后來討論糧食安全，談一天也談不出個所以然，各有各的邏輯，不同的邏輯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餓三天再來談，會議中間再放一個饅頭，大家沒有那么多定義了，也沒有那么多邏輯和斯文了，眼睛發綠，直盯饅頭，隨時準備動粗。吃飽時，你問他什么叫糧食安全？他說有廣義糧食、狹義糧食，還給你造出些模型和數據，一套一套的，餓三天還有那些嗎？誰說廣義的呢？讓他去吃廣義“糧食”。那個時候的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為笨人知道活著才能談其他。餓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糧食安全。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不到難時，特別是不到生死關頭，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邏輯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組織材料，而組織材料的起點和材料組織后的最宿，則是生死，即階級斗爭。毛澤東曾教育他的后人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26]

　　空話亡國，空話毀家。所謂空話就是沒有生死感的話。現在咱們寫形勢分析文章常說有三種可能性，機遇挑戰并存，困難與希望同在，處理不好還有意外可能。這些貌似有理的話，細一想基本是廢話呀。什么事不是三種可能性、機遇與挑戰并存呢？周易說研究問題要“遠及諸物，近及諸身”[27]，意思是說認識遠處的事物的結論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試試。比如今天媳婦給你打電話，說老公，孩子找不著了。你能給媳婦說“不要緊，有三種可能性：機遇挑戰并存、困難希望同在、處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這樣的話嗎？當然不能。若這么說，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學問一定要“近及諸身”即涉我，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關，沒有生存，何談學問？姑娘家，之所以能成為母親，不是因為年齡，而是因為經歷。年齡是經歷而非時間的紀錄。沒有事情的時間，是沒有意義的。孩子是母親和姑娘之間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親了。如果沒有孩子的話，50歲的女人還是姑娘，還喜歡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噗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當你作了母親就不一樣，孩子一哭，你就要為孩子找糧食，進廚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為什么拿刀？孩子哭了，得吃飯；如果沒孩子，那就另說了：找外賣，打電話。

　　長期以來，我們已失去了戰爭年代那種生死感了，這可從目前那些美女諜片和美女抗戰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實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們的地下工作者還在熱戀和相互請客，愛情高于組織任務，這顯然是想當然且不尊重歷史的作品。當然也有不錯的作品，比如說電視劇《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等，我還看過《驚沙》和最近熱播的《三八線》，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這樣的作品還不是主流。為什么，人沒有遇到生死問題。人一到生死，馬上就不一樣。餓肚子時，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槍，中間放一個饅頭，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槍，因為槍能解決吃飯問題。如吃飽時，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決問題，但能博得好名聲。

　　中國共產黨人是天然的唯物主義者。這是因為她成長之初面對的環境最殘酷，不容浪漫。困難和生死就像甩干機一樣迅速將黨內那些不靠譜的唯心認識淘汰出局。家里洗衣機甩干速度越快，水分拋出去的越多，留下的就越是干貨。認識論中的“干貨”就是唯物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中誕生毛澤東思想是必然的。我們黨誕生在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打完不久，當時滿世界喊的都是浪漫主義口號，什么要面包，不要大炮；要拖拉機，不要坦克等，和平的高調喊得震天響。這些口號很迷人，我們黨就誕生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北京大學出了陳獨秀，他領導第一屆黨中央，那時候的政治學不講斗爭，講妥協，不講物質利益，講文化，凈搞些西式學問，形式大于內容。在這個時候，我們黨成長最慢，一天到晚和國民黨談判。陳獨秀今天和俄國人談一談，明天往國民黨那跑跑，玩虛的。陳獨秀不知道槍是要殺人的，為討好國民黨，他還把工人的槍繳了。毛澤東當時很生氣，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為什么說那么多“那樣”，毛澤東生氣啊。

　　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土地里長出的。中國二十四史告訴我們的歷史不是陳獨秀認識的那樣。陳獨秀是從蘇聯帶來的思想，還摻和著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少有中國本土的思想，玩的都是洋派，現在叫“范兒”，結果蔣介石用屠刀告訴他什么叫“范兒”：1927年“咔嚓”一下，將共產黨殺了個血流成河。為什么蔣介石知道槍桿子的道理呢？國民黨也是被清王朝殺出來了，六次反清起義失敗，最后把孫中山殺清醒了，辦黃埔軍校，那時候共產黨還沒有這種清醒。

　　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28]；1942年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29]這兩幅題詞，在今天也應作為我們辦教育的座右銘。

　　學問要接地氣，貼靠大地的學問才有生命力。在這方面，今天的北大人一定要學習毛澤東，同學們更要從青年毛澤東汲取力量。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毛澤東當時告訴陳獨秀，陳獨秀聽不進去，沒辦法，只有讓蔣先生用刀把子來告訴這位書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產黨一年學了幾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脫西服，穿草鞋，進山接地氣。就這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國的土地里，感謝誰，感謝反面教員蔣先生。

　　稍微好一點，唯心主義又來了。當時根據地稍微好一點，環境也好一點，人又犯暈。這一次不是北大的陳獨秀而是從莫斯科來的年輕人王明。王明直接從莫斯科帶來共產國際的思想，又是外來思想。你拿邏輯還說不過他，人家說起來一套一套的，還帶來個軍事“權威”奧托·布勞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規化[30]，說毛澤東太土氣，不正規。說起來也是，即使按照現在的干部標準，毛澤東也難達標：不是博導，沒有課題費，沒有名牌大學學位，也沒出國留洋經歷，哪一條都不夠。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學的，又受斯大林賞識，不說在當時，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評價標準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歐洲平原作戰的戰法搬到中國西南大山里。歐洲作戰方式基于他們的平原地形。大家看這個圖。這是歐洲大平原，俄羅斯就是在這個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戰。人家王明、李德兩位老兄從蘇聯來中國蘇區，也把歐洲平原的戰術搬到西南山地。

歐洲多是平原，而中國西南多是山地

　　大家看這個地圖，這里是西南山地，在這個地方怎能用歐洲平原的方式作戰，從歐洲來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山里找平地拉開決戰架勢。山體本是自然掩體，他不用，要紅軍人為建堡壘，筑掩體，跟蔣介石對壘戰[31]。蔣介石才不怕他這一套，他手下的將軍多學的歐洲的打法，他們與李德那真是師出同門，半斤八兩。在平原上決戰是歐洲的打法，誰人多就能打贏，打的就是陣地戰。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體和碉堡，你還人為修什么碉堡？你說傻不傻。大部隊進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鋒把進入其中的整體戰斗力削成碎片，這使山地成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32]的游擊戰的天堂，山地戰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護。李德不要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決戰，這不敗才怪。你說他，他還不聽，為什么？人家是“博導”，人家有“課題費”，人家還是“副教授”，你弄不過他。人家王明見過斯大林，還是單獨召見[33]。而張國燾更厲害，他見過列寧[34]，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35]。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長征路上打得贏就是硬道理；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湘江之戰，我們出門的時候是八萬多人，中央紅軍，回來剩下三萬多人，也就是說近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掉腦袋。這個時候你信誰？你還能讓王明干嗎？當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中國西南山地

　　這次大家在生死之地找到了毛澤東，遵義會議把毛澤東推出來。有的同志說那個時候我們找到毛澤東思想，這不夠準確。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思想不一樣，毛澤東的思想是個人的，是少數人認識到毛澤東，不是大多數。所以大家還需要比較和觀察。紅軍四渡赤水，毛澤東把大家帶過了大渡河，避免了石達開的悲劇命運。大家認識到了毛澤東的能力，知道了毛澤東的思想符合中國國情，大家在比較中也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

　　王明、李德不了解中國國情，照搬外國經驗帶來的問題，差點亡黨亡軍。那個時候軍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當時朱德、毛澤東兩個人沒有思想框框，朱德是從山里打出來，毛澤東是從中國土地長出來，要文憑沒文憑，但將紅軍帶過了大渡河。這時大家才充分認識到了王明、李德的錯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紅軍不久又遇到張國燾錯誤路線更大的干擾。

　　張國燾當時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還見過列寧，當時他在川陜一帶根據地搞得不錯，從短期實踐角度看，他對紅軍的發展還是有貢獻的，有許多干部因此對他還有迷信。但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在紅軍前進方向上與毛澤東發生爭論。張國燾要向南進入川康，毛澤東要北進陜北。孰是孰非，還得實踐檢驗。結果跟著張國燾的部隊幾乎全軍覆沒，而跟毛澤東到陜北的部隊則從勝利走向勝利。

　　長征路上，毛澤東為什么比王明、張國燾正確呢？因為毛澤東比他們更了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張國燾的知識多是書本上的知識，又有許多驕人的頭銜和光環，個人極度膨脹，這樣就不容易做到實事求是。1935年6月毛澤東告訴張國燾的南下方案會使紅軍“成為甕中之鱉”[36]；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決不會做甕中之鱉”[37]。毛澤東講的是經驗，張國燾說的是邏輯。顯然張國燾對中國四川的地緣政治的無知達到極點。但張國燾有兵有權，那怎么辦呢？只有與湘江之后的經歷一樣，再讓實踐檢驗。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的路上告訴身邊的同志：“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38]

　　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早在1926年毛澤東就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研究。他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39]，他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系。要求學員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了解，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也都要了解[40]。1970年12月，此時，毛澤東注意到林彪“篡黨奪權活動”的企圖，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里？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了解華北的歷史地理。”[41]

　　關于四川這個地方，我跟大家說一說，大家看地圖，四川這個地方是一個口袋，有一個

　　好處，屬盆地地貌。我在《中國地緣政治論》那本書里就談過這個問題，盆地內部相對平坦，人生活比較好，發展比較好，但是重慶是一個封口，漢中是一個封口，漢中北面又是東西走向的秦嶺。如將漢中、重慶兩個口子封住，誰也進不了中原。這就是毛澤東說的“甕中捉鱉”的意思。所以劉備入川后先拿漢中。不幸的是，拿下漢中后又失了荊州并由此錯失了由荊州北上與漢中東出部隊會合的戰略時機。劉備死的時候在白帝城，為什么在白帝城？他通過夷陵戰敗知道蜀都不可立于成都，應該立在重慶。白帝城位于瞿塘峽口的長江北岸，今屬重慶奉節縣。劉備在夷陵失敗后明白重慶的重要性。當時他已占領了漢中，如再卡住重慶，那就鞏固了對出川進入中原的第一要地荊州的控制。明白了這些，就明白了為什么重慶是直轄市，為什么漢中歸陜西，這都是國家治理所需要的地緣政治知識。毛澤東明白這一點，也了解歷史上蒙古大軍數度入川后的死生艱難，但張國燾不明白這些，個人又很膨脹，根本聽不進去毛澤東的忠告。先要南返，后又勉強北上后與中央分道西折新疆。結果張國燾西進部隊幾乎全軍覆滅，而跟著毛澤東進入陜北的紅軍，在“西安事變”后日益壯大。

　　長征路上毛澤東與王明和張國燾的路線斗爭以及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將黨從潰敗絕境地帶向與國民黨聯手進入全國抗日的生死經驗，使全黨很快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賴的引領全黨走向全國勝利的思想，這個思想在黨的七大上便被全黨公認并命名為“毛澤東思想”。

　　我黨找到成功將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很不容易：前面是蔣軍堵截，后面是軍閥圍追，一路盡是槍林彈雨。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42]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們現在也有人走長征路，手中舉的是紅旗，心里想得是旅游，沒生死危險，就體會不出什么是長征，什么是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特點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論結合實際，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論和辯證法之中，這兩點又可歸結為實事求是。實事，是具體事物，這是唯物論，求是，是具體事物中的真理，這就是辯證法。真理總是具體的，王明和張國燾與毛澤東爭得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澤東說的是中國的真理，王明說的是蘇聯的真理，而張國燾說的則是個人的真理。這就是差別。1958年4月2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會見外國友人時說：“一個國家總有它的特點，不適合這個特點的東西就行不通。”[43]

　　理論結合實際，用咱傳統的話說就是“經世致用”。人在災難的時候，思想就與實際結合的密切；反之，人的思想就“飽暖思淫欲”，要胡思亂想。

　　在歷史上凡是脫離實際，國家必有災難。東漢后期，整個儒學都垮了，為什么垮？空談名節，不解決問題。這時的儒學是被歪曲了的儒學。其實上升時的儒學是很好的，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帶刀子的，西漢董仲舒把孔子弄成長袖大褂、阿彌陀佛狀，這不是孔子的原型。孔子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子路，一個是顏回，子路是干嘛的呢？子路是舞槍弄棒的，這是槍桿子，顏回是筆桿子。槍桿子、筆桿子，干革命靠這兩桿子。孔子也知道這個道理。孔子當宰相第七天就殺了少正卯。少正卯這個人類似今天的“公知”，處士橫議，沒有建設性，盡是負能量。知識分子有很多優點，但脫離實際的缺點也很突出，孔子反對的就是這個。毛澤東看得明白，他在讀史時寫下批語：“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44]“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45]。”[46]我們現在宣傳的那個“孔子”有許多內容是董仲舒“修正”后的，也是毛澤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批判的。1973年毛澤東告誡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47]

　　漢朝以來的“孔子”是被歪曲的孔子，它誤導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三國里面的楊修即是一例。楊修生于東漢末年，小聰明，但沒有建設性。曹操在門里寫個“活”字，他能看出是“闊”，也就這本事。將他與曹操麾下的郭嘉一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在曹操統一北方的事業中出了不少經世好主意，他有些像在統一六國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李斯。曹操有些像朱元璋，看到東漢為文人空論所毀，對脫離實際的酸腐文人很厭惡。他需要有經世致用精神的知識分子。楊修屬于后者，羅貫中對他惺惺相惜，貶低曹操，原因是羅貫中也是楊修式的人。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書稱他“有志圖王”。1356年他入農民起義軍張士誠麾下，主張不納便離張而去。1366年到杭州后埋首創作《三國演義》。這本書中最動人，也是最害人的章節是“劉玄德三顧茅廬”[48]那部分。為什么？羅貫中從政欲望不減，但又不想自己找上門，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來請他，請一次都不成，還得找三次。結果他至死也沒有等到這一天。與孔子的命運相似，本想當政治家的他不想卻當了著名的小說家。《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形象被寫的比劉備還高大上、是劉備離不開的智囊人物。為什么這樣寫呢？羅貫中在自比，暗示自己對新皇帝的重要性。古今知識分子有點本事就膨脹的弱點在此展露無遺。

　　既然是自比，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人物形象就大有處士橫議、脫離實際的毛病。比較劉備，劉備說要進取中原，人便死在往東的路上。諸葛亮滿嘴東進，腳往西跑，最后死在不東不西的定軍山上。“堪笑書生輕性命，每逢險處更徘徊”[49]，用陸游這句自嘲的話評價諸葛亮也是合適的。書生常說“頭掉大不了碗大一塊疤”，不在乎，但若扣他一個月工資他就會跳起來，幾天都生悶氣；退休不混個局級也要抑郁得癌癥。為什么劉備死在白帝城，夷陵失敗后他知道了失掉荊州的原因是國都應放在重慶而不是成都。沒有荊州的話，占領漢中就沒有意義了，他就進不了中原了。事實上，自從劉備奪荊州失敗并因此去世后，諸葛亮的北伐，盡管有《出師表》那樣的慷慨悲歌，始終沒有走出漢中。劉備率軍東取荊州是關乎蜀國生死的大戰略，諸葛亮名士作派，在皇帝打敗后還在成都搖扇子，耍小聰明，不主動前去勤王接駕，這不是不靠譜嗎？《三國志》上說“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也就是說，諸葛亮是從成都被召到白帝城的。若不召他過去，他還在成都擁兵等皇帝到城下叫門，這不是政治不堅定嗎？所以劉備見諸葛亮時先講權力交接事，是在考驗諸葛亮，對他不放心。“惟工書，名過其實”[50]，這是陳壽對諸葛亮之子的諸葛瞻的評價，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個評價用在諸葛亮身上也不為過。

　　所以說，同學們在讀書時不要學楊休、諸葛亮式的“名士”范，要學習毛澤東去偽存真，學以致用的學風，不然就學歪了。周勃是西漢開國大將，戰功卓著，劉邦死前呂后問宰相人選，劉邦說：“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51]，毛澤東贊揚周勃“厚重少文”[52]，今天我們同學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要培養“厚重少文”的精神，無此則不能在未來承擔建設國家的重任。

　　搞唯心，要亡國。戰國時齊國搞“稷下學宮”，這相當于今天的研究生院。齊國為什么搞文化搞得那么有聲勢，有錢，賣鹽。因為那個時候誰有鹽誰就有錢，就和今天賣石油的中東國家差不多。鹽是稀缺產品。管子說：“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53]守圉之國，就是不能產鹽的內陸邦國，它們對鹽的需求特別大，據說黃帝和炎帝在阪泉的沖突就是為了爭奪鹽池[54]。所以戰國時齊國賣鹽發大財，有了錢干什么呢，搞“文化大國”。秦國則不同，它搞經世致用的學問。秦國把“薛蠻子”“秦火火”之類不著調的人都趕走了，趕到哪去了，多到齊國去了，齊國都接納。秦國用了誰？商鞅、李斯。韓非子人被殺了，但他的學問用上了，這些都是厚重少文、經世致用的學問，秦國由此崛起。秦國是“立庸君以弱晉，得城池而強秦”[55]，把寄留在秦國的各國的君主的孩子們教成戈爾巴喬夫式的腦殘人物，將他們都送回本國，扶上王座，很像大英帝國時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在印度、南非、香港等殖民地區的做法。當時秦國干嘛呢？給齊國送黃金，鼓勵齊國搞“課題”，送“課題費”，就像今天美國人給我們一些人課題費一樣。秦國鼓勵齊國研究“白馬非馬”之類的不靠譜學問。“白馬非馬”研究對訓練人的思辨能力是有意義的，但是對于治國理政的實踐卻意義不大。戰士打仗騎馬，你說“白馬非馬”，這怎么打。說是敵人又不是敵人，這又怎么打仗。

　　前一陣，國際關系學中流行所謂“建構主義”，對重大的國家利益認知不從生產關系和生產資料的占有去考察，而是從“國際社會中經過國家間長期互動固化的認同符號和共同觀念”[56]中去考察，說蘇聯解體“其原因不主要是蘇聯自身實力的衰落，而關鍵在于蘇聯的政治認同與國際身份定位有了很大的變化”[57]，這不是開玩笑的嗎？靠想象建構對象，說你是敵人，我一建構你就不是敵人了，那是沒有餓肚子，是小資的矯情。我上課給同學說，不要說建構敵人，你先給我建構一個男朋友試試？

　　刀子并不是用來炫耀的“符號”，而是用來爭“饅頭”的工具，“饅頭”對國家就是資源，對階級就是生產資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58]。歐洲上古史的羅馬與希臘的命運，類似于中國同時段的秦國和齊國。黑格爾說：“束縛就是羅馬人的宗教；相反的，希臘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59]這里的“束縛”如譯為“紀律”就比較貼切。戰國時的秦國力行鐵血統一，齊國則玩“百花齊放”，結果當秦國大軍抵至齊國城下時，齊竟不戰自降。那才真是：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60]

　　齊國之亡，與蘇聯亡國很像。腦殘了，搞唯心論。學問研究不好會把腦子搞壞的，所以毛澤東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61]

　　3.毛澤東思想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批判地繼承

　　唯心論盛行時，唯物論也會出現有力反彈和抵制。實事求是就是東漢時提出來的。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因為此時中國知識界太脫離實際了，空講名學。名學，用今天的話說叫“愛惜羽毛”。這個毛病在東漢末期尤其嚴重。國亡了，就知道光愛惜個人羽毛是沒有用的。所以朱自清說：“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62]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楊修乃至羅貫中本人及其作品很有些東漢名學遺風。

　　東漢之后，宋朝也是一個學風嚴重脫離實際并由此亡國的王朝。宋朝的GDP在當時是世界第一[63]，有些像戰國時的齊國，富裕卻弱智。為什么？那時的學問受唐末禪學的影響。

　　理解宋朝的意識形態就有必要在這里與大家說說“禪”。禪宗的學問可以說是東漢之后的魏晉玄學與佛學雜糅的結果。我寫了一本《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中里講過這事。東漢時佛學進了中國，它與同期進入歐洲的基督教一樣，也是有政治訴求的，也要與國家分權。基督教到歐洲那邊去更是赤裸裸地要奪權，他們曾奪取了一半天下，可佛教到中國沒有達到它的政治目的。與進入法蘭西平原的查理大帝承接羅馬帝國的外衣和基督教意識形態的需求一樣，中國北方的鮮卑人進入中國北方后也需要自己的意識形態，但他不能用儒學作為鮮卑人的意識形態，因為用儒學他們就被漢化了，于是就請來了西來佛教。當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對佛學和佛僧們特別的尊重，受到尊重的佛僧們就有了日益膨脹的野心。有一次太武帝出師平亂，路經長安在僧廟發現藏有兵器，疑其反心，北魏太武帝便對佛教開始鎮壓[64]。但鎮壓后鮮卑人還沒有可以與南方儒學相匹敵的意識形態，沒辦法，后面的皇帝又把佛僧們再捧起了，讓他們擁有大量的寺廟房產、地產，錢多了有的還放高利貸。當時寺院財產已占國家財賦的三分之一[65]。這時佛僧們從政欲望萌復，以至他們利用國家給予佛教的“優惠政策”，以眾多寺院為基地發展出有如少林寺那樣的帶有武裝性質的佛僧力量，這已悖于佛學教義。北齊時佛僧們干政日深[66]，這引起北周武帝警惕，周武帝發起的一場聲勢浩大的二次“滅佛”運動。由于這次事件主要發生于建德年間（公元573—578年），佛史稱之為“建德法難”，書稱“為期雖短，而政令至為嚴酷。北方寺像，掃地悉盡。僧徒流離顛沛，困難莫可名狀。或以身殉法，或隱跡塵俗，或遁匿山林，或入通道觀。”[67]

　　隋之后，反復受到打擊的僧界與世俗政權的關系開始好轉。晉王楊廣即后來的隋煬帝還拜天臺宗始祖智顗為師[68]，二人關系好的就像今天的“哥們”。但到隋末時，佛僧們卻成了幫助李世民反隋的重要力量。大家知道的少林寺就是由于助唐反隋有功，才能在唐朝成為一段佳話。但從另一方面說，武力助唐也是干政，唐太宗明白，佛有能力反隋，也會有能力反唐。所以唐太宗對佛僧是限制性使用，防止它干政。說我姓李，我只能信奉道家而不是信佛。道家鼻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佛家只能在道家之下。李世民治國理政用的都是儒生。為什么呢？因為儒學不是宗教，儒學重現世，只有現世崇拜，這就是“忠君報國”，中國“患”字就反映了這個思想。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為“患”。一個國家若有兩個神，這個國家就麻煩了。為什么說我們黨員不能信宗教？你想一個人心里若有一個耶穌，白天還要過黨的組織生活，怎么過？這不內心打架嘛。西方與中國不同，西方一邊是天主教主，另一邊還得效忠皇帝，這造成了西方人心分裂，從而導致國家的撕裂，天天為眾神而戰，統一不到一塊兒。因此歐洲大陸的版圖很有點“微積分”，極度破碎。破碎了就打架，兩次世界大戰發生在歐洲絕非偶然，微積分學科出現在歐洲也絕非偶然。中國人不存在這個問題。

　　中國人講究的是和文化，和與合不同，和，《廣韻》順也，諧也，不堅不柔也。《書·堯典》協和萬邦。合，《說文》，合口也；《玉篇》同也。中國人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重“和”輕“合”，比如說“茍合”等。中國人不求“茍合”，更不求二分。這一點可從中國對數字的偏愛中得到反映。中國人喜歡“一”，反感“二”，比如“一以貫之”“忠貞不貳”等。“二”在中國文化中多是貶詞，說這個人缺心眼就說他特“二”，說人不忠就說“有二心”，說這人莽撞，就說他“二百五”。中國人表達“二”的意思時常說“對”，說“雙”，說“倆”，說夫妻雙雙把家還，成雙成對，說“哥倆好”，中國人說一個忠心為“忠”，兩個忠心為“患”。這些都是對立統一。西方人熱迷康德的“二律背反”[69]。

　　唐朝佛僧們并不滿足其“少林”虛名，在武則天建周時，支持武則天的改制，又干政了。武家革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儒家的認同，武家只有從佛門尋求支持。而此時的佛僧們前所未有地發揮了能動性，其間表現最突出的是武則天最為青睞的華嚴宗。如果說隋朝時的天臺宗只是配合國家的話，那這時的華嚴宗則走向極端，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參與宮廷斗爭，為“武皇革命”打頭陣。武則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偽造載有“圣母臨人，永昌帝業”[70]的瑞石。部分佛僧對此心領神會并于次年（載初元年，公元689年）秋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71]沙門十人偽撰《大云經》，“盛言神皇授命之事”[72]；“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73]。現存敦煌《大云經神皇授記義疏》中有為武則天改朝造勢、神化武則天的內容。但是，積極參與武則天取代李唐的運動并沒有給本已獲得很大發展的唐佛加分，相反卻為佛門引來了更為嚴厲的唐武宗“滅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

　　唐武宗滅佛很徹底，但不極端。中國人對待宗教的態度與西方不一樣，西方對“異教徒”是趕盡殺絕，中國不這樣，中國求和而不強合，只是限制其負面的東西，保留其正面的東西。在制度上王權通過對佛僧剃度和封號標準以及生存空間即寺院規模的控制，將佛教僅僅限制在“學術”的范圍，由此牢牢地將佛事掌握在自己手中。潘桂明等學者認為，這“實際上也是整個五代王朝對佛教的基本態度”[74]。

　　經過這一番“否定、肯定、否定”的過程，中國統治者終將多元意識形態中的積極內容融于以“忠君愛國”為使命的中國儒學，宋時融儒釋道三家為一爐的新儒學的出現標志著這個過程的基本完成。佛教主流也從隋時與國家合作的天臺宗到武周時富有張力的華嚴宗最后歸位到主張自我心靈反省的禪宗。那些曾經激進入仕的僧人則轉向“舍身燒臂煉指，釘截手足”[75]的異端，盡管不是主流，但它還是“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著對現實人生的厭倦和否定”[76]。毛澤東說：“宋明理學是從唐代的禪宗來的，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77]這話講得非常深刻。

　　禪宗的特點是什么呢？這講起來比較復雜，但講的通俗些就是將道家學說中合理的相對論思想無限放大并發揮到極致，道家更多地用這種思想解釋自然，部分用于人類社會，禪宗則用它改造了人心：比上不足，比上有余，世界就好像卓依婷演唱的那首《故事里的事》，“說是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這首歌充滿禪思，聽多了，人就不擔當了，就沒有立場了。但它也有一個好處，能讓人解脫痛苦，或者說痛苦的心可以得到麻醉。從這個視角大家看，蘇軾的那首《題西林壁》與卓依婷演唱《故事里的事》，異曲而同工：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要從政治角度解釋，就可看出問題：說你是一個宋朝人就是宋朝人，說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為什么你把你當成宋朝人，是因為你把你當成宋朝人，你不把你當成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如果這樣，你怎么打仗呀？肯定不打仗了。魯迅筆下的阿Q人物形象是禪宗在清末民初時由學問墮落為滑稽的反映，這與今天曾喧嘩一時的美國新自由主義在已由學問轉為滑稽所經歷的路徑大體相似。

　　蘇軾去世于1101年，26年后，即1127年宋朝便遭遇了“靖康之恥”，北宋由此亡國。大家比較一下發生在1127年宋朝的“靖康之恥”和發生在1449年明朝的“土木之變”，沒有定性的北宋人“橫看成嶺側成峰”，在金軍的攻擊下不堪一擊，宋徽宗、宋欽宗被俘，北宋滅亡。明朝人在于謙的帶領下戰勝了北方瓦剌大軍的南犯，于謙的冒死擔當保住了北京，大明王朝又延續了兩百多年。

　　那是不是宋朝人就沒有立場呢？也是有的，宋人的立場就是“天理”，天地宇宙，一理而已。這個“理”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普世價值”。就是說只有共性沒有個性，只有普遍性，沒有具體性。其結果，民族、國家的個性沒有了，沒有個性的“立場”只有神才有。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接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時說：“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論》，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單獨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類是看不見的，看到姓楊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見‘人’。”[78]

　　北宋人天天空說理學而不求實際，這種思想再有禪宗的相對論思想從側面推波助瀾，導致“靖康之恥”以及隨后的宋人偏安茍且的孱弱命運。

　　歷史是自然與自覺的統一，許多時候人心還是很重要的。南宋詩人劉過[79]在《龍州集·襄陽歌》詩中提出“人定兮勝天”，意思是人只要堅定才能勝天，人要不團結就不能勝天。為什么南宋人能有這樣的思想，因為他們的遭遇使他們知道北宋滅亡的問題所在。北宋搞唯心，玩虛活，一玩虛就亡國。有意思的是，在當下中國，禪學和“普世價值”又雙雙在中國涌動，其中還有臺灣地區“禪學大師”推進，有一段時間還曾形成相當的聲勢。如任其泛濫，其前途宋朝已有前轍，清末更現惡果。

　　封建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覺醒和自覺從什么時候開始，一般說來是從王陽明（1472年—1529年）開始。但在此之前的北宋的司馬光（1019年—1086年）、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等所做的思想鋪墊萬不能忽視。

　　宋代哲學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北宋（960年—1127年）末期周敦頤（1017年—1073年）及其學生程顥（1032年—1085年）、程頤（1033年—1107年）將“太極”之說推高至普世“天理”，認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80]。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于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這導致宋代政學兩界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81]，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82]。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83]，這使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于“紙上空談耳”[84]。蘇轍（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陳：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85]

　　這種現實與盛唐時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86]的情勢形成鮮明反差，而與目前中國大學生蜂擁直考國家公務員的情勢及其后果卻十分相似。

　　脫離實際的學風和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對宋朝的軍事力量造成致命的影響。北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御史中丞賈昌朝《上仁宗備邊六事》痛陳軍界亂象：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87]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于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算，出師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幸[88]子弟，飾廚傳[89]，沽名譽，不由勛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御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眾，士不素練，固難指縱[90]，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幸已任軍職者，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幸之弊也。[91]

　　文恬必致武嬉。宋末將軍們多由近親寵幸繁殖，“飾廚傳、沽名譽，不由勛效，坐取武爵者多矣”，這些人不思武備，胸無大志，“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如將千萬士兵交到這些庸人手中，必“將致之死地”。

　　《資治通鑒》在北宋的出現是對當時唯心空論的強烈反彈，它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認識大轉折的萌動。司馬光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回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托于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92]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侯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93]，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一個故事一灘血，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94]。它猶如暗夜里閃電，晴空中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95]形成強烈的對比。盡管《資治通鑒》沒有警醒沉湎于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沒有警醒做秀成癮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亡后，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鑒》[96]。其中那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的學風，為后來中國那“一天等于二十年”[97]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朱熹誕生于宋朝南遷的第三年即1130年（建炎四年），知識分子的亡國之痛自然伴隨他的成長和學習經歷，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這時的朱熹與少年杜甫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經歷相似，同樣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98]的偉大抱負，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年僅32歲的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采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為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1178年（淳熙五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1179年（淳熙六年）朱熹到任。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重立白鹿洞書院，1194年（紹熙五年），朱熹在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任內，又在長沙重建了岳麓書院。決心從教育入手，再造救亡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確立“四書”為學生必讀的至尊科目。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后，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注》，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注》遂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范，成為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1183年（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眾講學，直至1200年（慶元六年）去世。

　　與歷史上許多曾推動社會進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運一樣，“四書”被列入國家科舉的主修課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盡管它后來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進步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大學》將“正心”作為人生事業即“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絕對前提，其意義在于要求知識分子在改造客觀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觀世界，要求治學應先有明確而堅決的立場，而不能有那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99]式的相對或說無“誠意”的立場。《大學》強調“格物致知”，這是東漢學者班固（32—92）——大概是對西漢（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敗反思的結果——提出的“實事求是”的認識方法，經北宋普世“理學”的否定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得到肯定。

　　后人將朱熹當作宋朝著名的理學家，確切說，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革命家。朱熹與德國黑格爾一樣，黑格爾將被康德“二律背反”打散了世界再用“對立統一”整合起來，朱熹也試圖將北宋以禪思為底色的理學打散了的人心在再用“四書”整合起來，他在正統的理學概念中注入了革命的內容，將理學改造為可以治國理政的學問。朱熹強力主張將《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這幾部重視實際經驗的著作并作“四書”，作為國家教育和科舉的至尊課目，通過“格物致知”——這是“實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將中國知識分子培養和改造為可以圖存救亡的骨干力量。飄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學就這樣到南宋時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這與馬克思將飄在天上的黑格爾辯證法拉到德國的大地上歷程有些類似。

　　為什么朱熹會有這樣的認識呢？因為他有北宋的亡國之痛，南宋有點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都不可能坐視半壁江山在淪落北寇之手而不圖收復。如果脫離了這樣的歷史背景，我們就抓不住朱熹思想的要義，就會從“普世”的角度抹殺朱熹思想的革命價值。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100]其實歷史上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的命運大體相同。也就是說，他們許多人的思想中的能動的、積極的和革命的部分被后來人“修正”為“普世”即人人可以接受的學說。比如孔子、朱熹、王陽明等的命運都是這樣。

　　從司馬光《治資通鑒》泣血疾呼，經南宋朱熹教育革命的大力助推，中國封建知識分子有了文化自覺。與朱熹(1130年—1200年)同時代的岳飛（1103—1142）、辛棄疾（1140年—1207年）及稍后的文天祥（1236年－1283年）詩詞中已有強烈的抗戰精神。與孔子、朱熹的命運一樣，今天我們有些人也把王陽明（1472年—1529年）學歪了，把王陽明的學問偷換成禪宗的內容，一天坐著沒事練心，這是對陽明學偷梁換柱式的歪曲。

　　理論的價值在于時代賦予的問題。與朱熹一樣，王陽明學問的核心是要解決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為什么要“正心”呢？正心就是立場，有了立場才能談觀點和方法論。為什么王陽明要提出來這個，因為他看眼到明朝空論造成的誤國問題，當然這也是北宋普世理學帶來的同樣問題。

　　蒙古人對漢人政權的顛覆，特別是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賠款求和這件事情，使明朝知識分子聯想起宋靖康之難，他們在反思，為什么每次都是落后民族打敗所謂的“先進”民族呢？你說人家不行，但人家把你打敗了，最后王陽明說那是由于人心不正，不正是由于沒有立場，無立場則人心不定。最后王陽明就說要正心。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先回答你是誰的問題，這就是立場。正心才能修身。為什么？你有根了，你的人生努力才可能是有矢量和有方向的。剛才我說了，中國的思想只能從中國土地里長出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養一方思想。你是哪的人，你是中國人，你的雙腳就必須踩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就是立場。有立場才可能有力量。所以，王陽明就說，你要正心，明白你是誰，這是全部學問的基礎。

　　現在中國教育界也出現了類似問題，講開放就忘了立場和國家。一定要出國才算開放。評高級職稱非要出國幾個月，這不合適；出國，沒問題，但我們更要到中國基層去，到農村、工廠、部隊去。不懂中國，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有什么用呀，你得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一次曾偶遇剛從國外回來朋友，告訴我他在想一個問題，我問想什么問題？他說在想“我是誰？”我說你是中國人呀，他回答說那不一定。大家看，這出國讀書讀瘋了。我說反正我知道我是中國人，也知道我為中國人民服務。知道了自己是誰才能知道朋友和敵人是誰，這樣才會有人生的力量。力量是沖著對象去的。沒有對手的人生就是標量的人生，標量的人生看似歡快，實則無力。動物和人的差別就在這里。大家知道力量必須有支點，支點就是立場，你沒有支點，后面什么都扛不住。橫看成嶺側成峰，這是標量的人生，腳底下打著滑輪，怎么擔當，不擔當，國破家亡，什么也沒了。從這個意義上看，朱熹、王陽明都是為中國人尋找和建立力量支點的人，這才是他們學問的偉大之處，我們也只有從這個方面才能讀懂他們的學問。

　　大危亡造成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覺。元朝人征服了滿腹詩書的宋朝人，北方清人又滅了“學問空疏”[101]的明朝人。宋、明這兩個富得流油的漢人王朝為北方強勢崛起的馬上民族所傾覆，這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被你看不起的人打敗了自己，這個時候，漢族知識分子有了文化自覺，此后，中國文化就有了“經世致用”的方向，學問就不再是供文人把玩的藝術品了。

　　王陽明是過來人，知道“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102]，為了讓明朝避免宋朝空論導致亡國的悲劇，決定要從改造明人的認識論入手。從王陽明之后，中國封建知識分子有了文化自覺，其特點是開始拿槍桿子了。王陽明就拿槍桿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個人都拿槍桿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全拿槍桿子，學問也做得好。司馬光泣血疾呼，朱熹準備，從王陽明始。宋人那種學問不用于實踐，只用于把玩，學問人和拿槍人多不融通的現象發生變化，一直到近代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知識人都知道抓槍桿子。

　　中國近代以來經世致用的學風興起于湘湖地區，岳麓書院開一代新風，王船山力主這種學風。早年毛澤東受這種學風的影響并終生提倡這種思想。“實事求是”則是這種學風的最基本的要求。1921年毛澤東、何叔衡曾在“船山學社”[103]舊址創辦自修大學，現舊址門首“船山學社”四字是毛澤東親筆題書。當時還有一種外來的思想，就是胡適帶來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經世致用，現在咱們把它說成是“實用主義”，翻譯上有問題，好象人家沒有主義似的，不是的。杜威說的是效果產生真理，真理是從效果、效用來說的，這就是實踐。為此，195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給李達的信中特別叮囑：“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104]

　　二 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且立于不敗之地

　　一個民族在上升的時候，都是重實踐的。像英國培根的實驗主義也是這樣。我們這個民族也是這樣。青年毛澤東在北大見過胡適。可以將它看作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的思想與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在北京大學“撞臉”，為什么說“撞臉”，因為他們只是在方法論上相似，但在本體論上還是對立的。毛澤東要建立的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胡適要搞資產階級共和國。后來毛澤東和王明的爭論不是主義之爭，是問題之爭，即中國共產黨搞的共產主義是中國的還是蘇聯的？這是問題的要害。后來毛澤東一直堅持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解決中國問題就應有中國方法和中國道路。當時毛澤東說的話陳獨秀、王明等黨內大佬聽不進去。沒辦法，只有交給實踐檢驗。1927年“四一二”檢驗一次，1934年“湘江之戰”檢驗一次，最后到長征路上與張國燾在路線選擇上又檢驗一次。經過這幾次生死檢驗，大家才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毛澤東思想高于其他思想，因為毛澤東思想是扎根中國的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

　　深植于中國實踐的毛澤東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和實事求是的本質特征。唯物主義最強調人民性和實踐性。毛澤東批評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腳，不知道人要睡覺，不知道人要吃飯，還不知道子彈會打死人。為什么會是這樣？因為王明是從學校玻璃窗子里和獎狀堆里長大的。他就沒見過流血犧牲這些東西，這你怎么搞階級斗爭呀？階級斗爭是你死我活的。看了王明的弱智，特別是看了后來的赫魯曉夫治國理政的亂來，毛澤東要求在全黨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用實踐的方法培養中國未來的接班人。現在我理解了毛澤東叫我們上山下鄉的意義。我記得是1975年下鄉，現在回頭看補這一課太重要了。毛澤東當時為什么要這么做？因為毛澤東自己也是這樣過來的。1961年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握手，說要共同統治世界，1962年又跑到古巴搞導彈危機，伸手打了美國一耳光。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沒有章法，斷定他長不了。同時毛澤東也在想如何讓自己的國家避免出現這種“二百五”干部，于是就搞了教育革命，搞上山下鄉。

　　蘇聯的干部一直是考學上來的，但這樣的人才成長機制好看不中用。大家到紫竹園觀察一下竹子，會發現從根部起，第一節如果很長的話，這根竹子長不高。與人一樣，第一節本科，第二節碩士，第三節博士、博士后就不長了。粗壯高大的竹子都是根節密的，這說明它是壓出來的。人也是一樣的，直接考學出來，不經壓力，猶如一袋面粉，上面壓一點東西就成了半袋。怎么辦？撴一撴。上山下鄉就是讓我們的知識青年撴一撴，農村這一撴，我們撴出優秀人才來了，今天為共和國擔大梁的大多都經歷了那次上山下鄉運動。

　　我們下鄉時曾有過怨言，但今天自己到了天命之年才體會出毛澤東同志在人才培養問題上的深謀遠慮。蘇聯的干部沒有這“撴一撴”的經歷，結果人不撴，國家被撴解體了。但壞事變好事，這一撴，撴出個普京來。不經災難，不出人才。為什么美國衰落呢？它的人才成長機制也有蘇聯的問題。美國小布什二百五，戈爾巴喬夫也是二百五。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士頓有個講話[105]，意思是蘇聯經濟上是計劃經濟，西方自由經濟搞不過它。借助計劃經濟，加上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的運用，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國家擠出世界市場。那怎么辦呢？撒切爾說，對其制造內部問題，找代理人，找誰呢？她說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撒切爾說，安德羅波夫逝世后，經過他們幫助的戈爾巴喬夫可以繼任，借助他可以實現他們的想法。撒切爾的智囊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還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什么叫精英，這在今天的中國就叫“公知”。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說：“事實上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當時蘇聯還沒有解體，撒切爾為什么敢這樣說？一看戈爾巴喬夫就知道了。2008年美國給戈爾巴喬夫一個“自由大勛章”，老布什拍手向戈爾巴喬夫祝賀：謝謝你幫助美國把蘇聯干掉了。戈爾巴喬夫竟然接受老布什將這枚勛章掛在自己的脖子上。

2008年9月18日，美國國家憲法中心，美國前總統布什向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頒發“自由勛章”

　　20世紀90年代，自毀國家的為什么是蘇聯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蘇聯的教育失去了勞動實踐這一重要環節，以分數、獎狀、表揚等形式上的標準作為干部晉升和人才選拔的標準，這樣干部就養成了“娛樂化”“貴族化”“精英化”的意識，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要做工人貴族。”[106]這種意識導致他們與勞動人民越走越遠。其結果是在蘇聯解體時全民無動于衷，因為這個國家與人民的命運沒了聯系。

　　戈爾巴喬夫這個人真是傻到家了。把自己的國家干倒了，還給人家美國人數錢。蘇聯一解體，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就去世了。她可能知道自己錯了，心理承受不了巨大的內疚與痛苦。有思想的人要么早逝，要么長壽。前者多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107]，后者大多通透世事。你若與農村90歲以上的老太太談話，你會發現她們簡直就是哲學家，沒有她過不去的坎兒。倪萍寫《姥姥語錄》[108]，我發現她把這書寫完，她自己就像姥姥了。看來她姥姥才是她的思想導師。

　　馬克思說教育必須和生產勞動相結合[109]，毛澤東又補了句：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110]。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的重大事件后，就能體會出毛澤東同志搞教育革命的良苦用心。今天我們的教育不能忘記我黨“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11]的教育方針。我們的學生和教師不能光想著搞所謂“純學問”，愛惜羽毛，熱衷演說時的掌聲、鮮花和霓虹燈光。現在一些文人熱捧“民國范兒”，豈不知，民國時，國破家亡，南京大屠殺的時候，舉個奧地利旗都能保命，舉個中華民國的旗就保不了命。這時的“著名學者”還有意義嗎？羅馬人橫掃地中海時，有人說羅馬人統治不了地中海，因為他們沒有文化。羅馬人回答說，把你們統治了，我就有文化了。最后很多地中海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都在羅馬人家中當奴隸。那個斷臂美人維納斯，原是希臘美神，后來成了羅馬美神，為什么，羅馬人贏了，成為了統治者，斷了一只胳膊也好看。勝利者怎么都好看，在白人文化為主流的今天，完全可以假設，如果近代史是非洲人開辟的，工業革命發生于非洲，鴉片戰爭是由非洲人打贏的，請問化妝品今天是黑的還是白的？我認為，一定是黑的。因為顏色本無意義，有意義的是其中的喻意。近代史如果是黑人開辟的，工業革命如果發生在非洲而不是歐洲，那今天就電視里就沒有“美白”廣告，而肯定是“美黑”廣告，黑色就會成為華貴的象征。毛澤東說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審美也不例外。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為見乾隆帝時半跪還是全跪問題爭執不下，，到1901年大清國與列強簽訂《辛丑和約》時，已就不存在全跪還是半跪的問題，而是誰向誰下跪的問題了。此時，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東亞病夫”。為什么？亡國了，打敗了。打敗了，整個財富就讓人家弄走了。亡國了，你個人聲譽，什么“著名學者”“大師”，有什么用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把國家看重。有人說，“我就是我”，怎么可能呢？你首先是你父母的孩子，人一出生，他的社會關系就被綁定了。成人后，你必須是某國的公民。拿著身份證，又要當“世界人”，這是小資的矯情。人的發展不可能脫離國家的發展。錢學森就明白這一點，在美國搞原子彈不可能對準自己的祖國。錢學森離開美國時受到美國的迫害，可中國強大后，又得到美國人的尊重。1950年，錢學森準備回國時被攔住并被關進監獄。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當年，錢學森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獎”，但錢學森沒有到美國去接受這份榮譽；2001年90歲生日時，錢學森在美國的好友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委托，專程到北京將“杰出校友獎”的獎狀和獎章當面頒發給錢學森。美國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錢老本人嗎？有這方面的成份，但關鍵是中國已不可戰勝。看看巴基斯坦、伊朗等國的核物理學家的命運，我們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我說過，美國的朋友是打不敗的敵人。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見毛主席。會見時，尼克松一口一個“主席”，對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這說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說毛澤東的文采，人家一路上就沒有打過敗仗，并且帶領一個黨和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走向強大。對這樣的對手你若不尊重，那只能說你瘋了。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西方為什么對周恩來是這樣尊重，這僅僅用“高富帥”“凈白美”是解釋不了的。現在有人開始講“身價”，動輒說某人“身價過億”，這讓人真正體會到了“沒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左圖：1972年毛澤東會見尼克松

右圖：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

　　人的“身價”要有也只能是那種高貴和不屈的精神。為什么周恩來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把美國打趴了。打美國，特別是中國人打美國人，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是讓人不可思議的事。但中國人敢打并且打贏了。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他知道毛主席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習慣，提前一個月晝眠夜作進行練習。當聽到周總理說主席要見他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詞，但不懂文法。”翻譯對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詞。”毛澤東接過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112]賓主大笑。

　　這就是我們的毛澤東。1953年7月，毛澤東生生把美國打趴在三八線上。有人說，打到三八線不能說明美國失敗，最多是平手。問題是當時我們的警告是以美國過不過三八線為底線。麥克阿瑟怕誰呀，整個一個“憤青”，他與小布什都與中國王明一樣“不知道人要走路，不知道人要吃飯，不知道人要睡覺”，指揮戰爭幾乎跟上帝一樣，看的都是平面地圖，指哪打哪。為什么？高干子弟、富家子弟、富二代、富白美，他爸是“李剛”，就這本事！毛澤東這一代共產黨人，是真正在戰爭中洗禮出來的，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打出威風，西方人就認這個。

　　一百多年來，我們受盡了屈辱，為了擺脫這種屈辱，開始學人家英國，被英國打，學日本又被日本打，其間也學蘇聯，在湘江突圍中差一點被李德從蘇聯學來的指揮知識弄得全軍覆沒。這一次次挫折讓我們明白了：不能跟別人，得走自己的路。在這樣的語境下才出現了“中國道路”。在這條道路上，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東南亞國家給周恩來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來有范兒，也不僅僅是他會講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還是我們新中國把美國打趴了。2016年杜特爾特一改菲律賓高調配合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來到中國，其原因類似1955年“萬隆會議”時的情勢。今天中國崛起是全面的，美國衰落也是全面的。再強調一下，我說的“美國衰落”的概念是指作為帝國的美國的衰落，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的衰落。杜特爾特看到這個趨勢，毅然決然來找中國。如果說1955年萬隆會議上中國的威信是我們打出來的，那么今天中國的威信是中國人滿懷自信地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干出來的。

　　尼克松、杜特爾特，知大勢，有文化，跟中國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沒有不知大勢、沒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大家看看這兩幅圖：

左圖：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甲級戰犯

右圖：德國前總理勃蘭特下跪為納粹德國發動二戰懺悔

　　對于二戰罪行，德國人在以色列跪下認罪了，現在德國成了歐洲中心；你看日本，小泉從靖國神社走出來還這副洋洋得意的表情，這就沒文化了。日本保守勢力代言人《讀賣新聞》會長渡邊恒雄說：“小泉這個人不懂歷史、哲學，不學習，沒文化，因為無知，他才會說出‘參拜靖國神社有什么錯’這樣傻乎乎的話。”[113]犯了錯要認錯，這是有文化和強大的表現；不認錯還橫得不行，這就沒文化。前陣有報導說，有個煤老板從監獄里放出來，還放鞭炮，讓其嘍啰去接迎，最后又被抓進去。小泉與這煤老板差不多。現在這個安倍就更沒文化了：連“慰安婦”的罪也不認。真正的人應該護弱抑強，保護婦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紀60年代，蘇聯與中國翻臉，美國又在中南半島登陸，大有南北鉗夾中國之勢。毛澤東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根本不怕。

　　我們有毛澤東，有毛澤東思想，中國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東方。靠什么？靠有錢，不是的，早年希臘人也有錢，宋朝人也有錢，猶太人有錢，但沒有挽救自己的厄運。中國共產黨從長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現有人解釋長征說，紅軍能走完長征是由于有信仰，這句話沒有錯，但沒說到根上。誰沒有信仰，誰不勇敢呀？你說過大渡河橋，找十個國民黨的士兵也能過去。如果讓國民黨走長征，他就走不下來，為什么，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在遍地是窮人的地方，你怎么走呀。中國共產黨的信仰是人民，毛澤東說“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14]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差別在這唯物的內容中而不在表面的唯心比較中。窮苦人民是多數，他們跟了共產黨，共產黨就沒有不勝利的道理。你看到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缺員的地方，就會迅速得到補充。共產黨這邊是媳婦送郎上戰場；國民黨那邊是抓壯丁，發紅包，賞大洋。為什么人民會跟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搞土改，將生產資料直接交給勞動者，打掉了中間依靠生產資料私有權的剝削者。剝削者越多，勞動者收入就越少。共產黨一搞土改，國民黨士兵就跑到解放軍這邊了。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勞動力叫人民，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力叫流民。有尊嚴的是人民而不是流民。流民可以轉化為人民，但在這之前他還不是人民，人民必須有生產資料，手里掌握生產資料就能形成勞動，形成勞動才能生活，才能有尊嚴，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道理。直接依靠勞動者并將勞動者轉變為人民，則天下無敵。商鞅怎么把秦國變成強大的國家呢？拿破侖為什么能把法國變強大了呢？其中關鍵原因并不完全是他們使用了暴力，而是用暴力將土地不經過貴族直接交給人民了。有人說秦始皇靠殘酷，所以戰斗力強。錯，靠殘酷就把戰斗力變強，我就不相信。說孟姜女哭長城，說長城是在鞭子下趕筑出來的。那你拿鞭子趕出來試試，長城這個被黑格爾稱之為“一個最驚人的成就”的[115]大工程如沒有人民的共識是建不起來的。當時人民的共識何在呢？在國家統一。因為兩百多年的戰國兵禍讓大家明白了國家分裂的危害，也有了國家必須統一的強烈共識。人們有共識才自覺地去修的長城。孟姜女是帶著鋪蓋卷一塊兒修長城的，與我在農村參加修筑黃河大壩的工程一樣，是人民的主動性的表現，因為人民知道，如果沒有這道長城，國家可能又要分裂。可這事后來被古代“公知”們寫成“孟姜女哭長城”，這與我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來被一些人寫成“傷痕文學”的路數完全出入一轍。這是對歷史的歪曲。隋煬帝修大運河也是一樣，沒有人民的共識，僅靠鞭子是修不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是勝利之本。國民黨拿鞭子趕，給大洋，就是沒有人愿為它犧牲，究其因，人民不支持。毛澤東思想體現唯物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塊兒，你就無往而不勝，有錯誤修正起來也容易。

　　中國人常說“勢利”和“勢力”，我喜歡這兩個詞，這兩個詞意思是一樣的，就是有勢才有利，得勢才得力。你若在大勢上，這個“利”會養你；若不在大勢上，這個“利”多一分都會傷你。所以一生應當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國大勢，不要追錢。你有勢，什么都有。傍大腕遠不如傍國運，與祖國共命運，與人民同沉浮，人間正道。你總盯著個別領導、盯著老板，看看前陣出了那么多大小“蒼蠅”“老虎”，有什么用呀。在大勢里頭，你缺點可能都是優點。你不在大勢上，優點可能就是傷你的缺點。蔣介石那些高官有許多都是哈佛畢業的海歸，文化都挺高，最后跑到臺灣島上去了。共產黨這邊的干部受教育程度平均低于國民黨[116]，最后是隨共產黨進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為什么？跟上了大勢了。今天我們也一樣，勢利勢力，逐勢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117]。

　　這個世界講究的是唯物論，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這個一定要堅持，不能搞唯心論。堅持唯物論就得堅持斗爭的哲學。2014年8月20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在前進道路上，我們將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118]

　　為什么要斗爭呢？不斗爭行不行？不行，得斗爭。因為這個世界資源是絕對稀缺的，發展是絕對無限的，資源和發展的矛盾用資本主義的方式無法解決。但不發展，又要挨打；發展慢了也要挨打。要發展，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就避免不了兩極分化，彌補兩極分化，就需要更多的資源。資源又不是無限供給，而發展又是無限的，這樣在目前資本主義體系下各國就不能不為資源而沖突。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圖，一幅世界地圖就是人類文明的活化石。邊界線是直線的地方就說明國家間好說話。非洲有些國境線是直線，為什么，沒有東西，沙漠。資源富饒的國家邊界都是曲折的，為什么？東西多，沖突多。迄今為止，世界上就兩種地方好說話，一種是一窮二白的地方，一種是物質極大豐富的地方。原始社會里大家很團結，屬第一種情況，自助餐廳里很優雅，屬第二種情況。進自助餐廳的人都很有風度，喝點酸奶，吃點水果就夠了。為什么，因為東西無限供給。假設一下，今天只能發票領餐，資源有限，那就餐的人就沒有這么優雅了，就要有矛盾甚至沖突了。國家關系也是同樣的道理，只要資源有限，為了生存，你就要有斗爭的意識。不然你就是東郭先生，最后被狼吃掉。

　　世界上國家間的斗爭，都是為了資源而產生的斗爭，這是唯物論解釋；陷入唯心論，用普世的愛來解釋國際關系，則一定要吃大虧。比如有些人將國際關系研究成“大愛無疆”的理論，不理解1962年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不知藏南那個地方為什么不能讓。那個地方如果要讓了，那印度為鞏固戰果的半徑就要推至雅魯藏布江，東面劃到昌都。這樣的話，那今后我們內地的水資源就有問題了；昌都地區沒有了，我們大西南的航空航天基地就危險了，人家拿望遠鏡就能看見楊利偉，這樣你怎么搞？毛澤東讓印度已經讓到了底線了，這是由于印度是第三世界國家。我們有些書生說藏南是荒漠之地，沒有必要與印度爭。這些話猶如宋人空論，跟戈爾巴喬夫一樣，沒有唯物主義，就沒了底線。說來也真是諷刺，在先秦舊籍中，宋人常被作為"二傻"的代稱，后來的宋朝及宋朝人也常常為不靠譜的時代和不靠譜的人代詞。目前盛贊宋朝的，如不是西方人就多是中國的“公知”。

　　不斗爭就不能進步，但不善于斗爭，也不能進步。習近平同志要求我們：“面對新形勢新挑戰，要發揚斗爭精神，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119]善于斗爭的能力本質上說是掌握和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能力。與列寧一樣，毛澤東也是運用辯證法的高手。

　　毛澤東說：“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120]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辯證思維天賦的民族。這些在中國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國人過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這個字既有唯物論，也有辯證法，簡直是戰略學的最高詞匯了。大家知道這個“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為一個人托拳揖拜，凡是所有崇敬詞匯偏旁多是“礻”字。“福”字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餓不死，這是底線；一口田能消化，這在告訴人不能貪。餓死是死，撐死也是死。這個字的意思是，當你有一口田的話，已餓不著了，但絕不能沒有，國家主權便是全國人民的“一口田”，這個要誓死捍衛；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撐著了。前一條叫唯物論，后一條叫辯證法。沒有唯物論要亡國，沒有辯證法也要亡國。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損有余補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國人的幸福觀和西方人的幸福觀，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中國的福有底線，有極限，西方的Happy（福）多是感情渲泄，Happy，就是Hi，有Hi感覺的，要不就是暴發戶，要么就是幻想一夜暴富的追星族。天上掉下來的財富，人要是沒有辯證法，是接不住的。國家也是這樣。

　　我們知道歷史上有很多帝國，在饑餓時崛起，在無度擴張中滅亡，是撐死的。進食多了會消化不良，營養堆積，最后導致脂肪肝、高血脂、高血糖，最后并發癥發作而亡。過去餓時是營養不足的病，現在人是營養過剩的病，多也沒福，少也沒福。這個“福”字告訴你，人的獲取要與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有福之國。

　　世間萬物的大小與其獲取營養的能力之間一定有一個天然的匹配關系。國家利益拓展和拉皮筋一樣，皮筋拉到什么程度為好呢？拉伸出去的能回來為好。回不來，就是糟糕的拉法。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喜歡拉長皮筋，用猛力。大家知道猛了就回不來了。與上山一樣，爬得高，到下山時才覺得害怕。有經驗的人對上山風險的評估主要集中在下山。一般的來說，特別是過去被欺負過的國家，在國家崛起之初都熱衷于擴張，結果是為擴張而所累。我注意到，在農村個子過高的，特別是兩米以上的人，多走得早。為什么，營養跟不上，身體需求與營養供給不匹配。

　　中國人常說“過錯”，過了就錯。西方人不理解，西方人是按法律條文判定對錯，中國人則按“度”，過度不過度，按質變的節點來計算。中國人錯了，將錯就錯，又對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國人說“坦白從寬”，坦白了怎么能從寬呢？抗拒怎么能從嚴呢？西方人也不理解，中國人可以理解。中國畫喜歡用虛，虛實相間。西方不，所有的空間全給涂滿油彩，太陽、天空、云，全塞滿了。他不知道虛，只知道實，有就是有，無就是無，到手的才是真的。他們不知道老子說的“無”是什么意思。在西洋畫里看不到“無”，全是“有”；中國畫里虛實相間，錯落有致。中國知道“過錯”，過了就錯。錯不錯，按過不過來算。“罪過”，大過曰罪，小過曰錯。檔案里寫“記大過”，不寫“記大錯”。西方人不理解是錯還是過。到底誰對呢？我們是對。會開車的，栽在高速上；會游泳的，淹在深水里；會打拳的，栽在拳頭上；會講演的栽在電視上。難道不是嗎？好多上電視的學術明星現在都不出來了。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頭就不火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領風騷數幾年。誰見過盲人被車撞死的呢？這時，缺點變成了優點。什么叫優點，有節制的優點才叫優點，不節制的優點叫缺點。這就是為什么說要謙虛謹慎的道理。

　　沒有哲學的人難有幸福，哲學多來自閱歷而不來自學歷。少有閱歷的年輕人，你給他一雙上千塊的皮鞋，他認為幸福，穿后才發現，五千塊的褲子等著他，八千塊的衣服等著他，一千塊錢的領帶等著他，營養不好再美容一下，就十萬上去了。結果為得這一千多塊錢的好處卻花掉幾十萬。年齡大點的人是不會干這事的。有人問陳忠實幸福感，他說抽卷煙、喝西鳳酒，拉二胡，聽秦腔，就很幸福了。這是可持續的幸福感，因為它所需資源少，目標容易滿足。在這一點上來說，我們中國人是最懂節制的民族。黑格爾看清這一點，他說“中國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對這些度及其演化的詳細探考，則成為對整個中國哲學和學術的研究”[121]。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中最重要方法的是戰略目標要與資源相匹配。早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澤東說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戰線太長，我們會連自己老本都失了，最多能打到湘中[122]。有一次斯諾問毛澤東，你為什么搞世界革命呀？毛澤東說喊一喊，不出兵[123]。很多人說，這是不是忽悠呀。不是的，因為如果真的出了兵，整個資源若跟不上那效果更糟。俄國人和美國人就是這樣幫助人的。人家兩口子吵架，一個幫女方，美國帶著槍過去，另一個幫男方，也帶槍，兩方打，打完了，人家兩口子一好，把它趕出去了。毛澤東的方法則充滿東方智慧。毛澤東支持第三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但是幫忙不帶槍，你帶了槍一進去，你就得占領，就得控制，就得結怨。結了怨以后戰爭就沒完了，等你資源跟不上時，皮筋就要拉斷。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過本國人民的體驗產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領。你代替人家革命，結果，你走后，人家還是成長不起來。這在毛澤東的方法論中叫“群眾路線”。今天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的事業中，也要好好體會和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

　　三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制度，不僅是對中國的發展，也是對亞洲和平作出的劃時代貢獻

　　地緣政治，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是研究戰略資源和戰略目標之間的空間距離及其匹配關系的學問。你不能把你的戰線拉得過長。在近現代史中懂得這個道理的政治家不多，俾斯麥、斯大林、羅斯福是有戰略哲學的政治家，知道節制，他們反倒所獲甚多。在這方面的反面教員就是日本。明治以來的日本領導人設目標都很大，看似很猛，結果卻摔得最慘。

　　明治維新后，日本開始擴張。當時它仿效的榜樣是英國。日本人想英國和我一樣也是島國，英國能征服世界，我還不能獨占亞洲？但日本人不知道英國和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不一樣，英國面對的世界是一個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臨的則是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完整的大陸板塊。

　　大家知道大陸國家和島國有著這樣一個關系，大陸國家破碎，島國就是中心；反之，島國就是邊緣。這是物理力學“兩個矢量夾角越大，合力越小”的道理在地緣政治上的運用。亞洲與歐洲不同，亞洲大陸是一個國家主體，力量整體性地向外輻射，日本沒有矛盾可利用。歐洲大陸是從中心開始對等破碎，由外向內力量內耗同比增大，這使英國實施其均勢戰略準備了條件并使英國可以從容向世界擴張。日本不行。但是日本早期也有點莽勁，1895年開始就真把中國這個大板塊給撞開并接近撞碎，到20世紀40年代，日本把中國分成了五六塊。大家注意到日本人與蒙古人和滿清人不一樣，蒙古人和滿清人到中國為中國發展和中國統一做了貢獻，結果他們為漢民族接納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族中的成員。日本人相反，他們進入中國后把中國分裂了，這是最惡毒的一點。日本分裂中國是為了使日本成為亞洲的中心，將大陸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這樣日本就成了侵略者和中華民族的敵人。與中華民族為敵，這是日本這個島國力所不及的事。

　　這樣懷有大東亞目標的日本便與中國產生了結構性的矛盾：中國的發展并沒有傷害日本，而日本目標實現的前提是中國的分裂，因此日本是非正義的一方。20世紀40年代，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都分出了幾個傀儡“國”，西南、新疆、蒙古等又為不同政治勢力控制，如果這樣的形勢穩定下來，那中華民族就有了滅頂之災。但這時日本也開始國力不支，為了控制中國，它不得不將戰線拉得更長：從日本拉到東南亞，再拉到緬甸，以至老虎吃天，無處下爪，最終在挨了原子彈之后才作罷，向亞太人民投降。

　　中國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財”[124]。你看中國人結婚發喜糖。農村找個媳婦不容易，又漂亮，你說人家妒忌不妒忌，妒忌怎么辦？發喜糖，嘴里一甜，心里就平衡了。國際政治也是這樣，你不能全贏，全贏你就要輸的。日本人枉稱崇佛，可根本不知這些取舍之道。一根筋，一氣打到印尼，打到緬甸，誰惹它，就打誰，與前幾年的小布什一樣。最后死也不服輸，讓美國給塞了個原子彈，玩完了。世界上誰挨過原子彈，就日本。為什么？沒文化。一根筋，不挨原子彈就不能“腦筋急轉彎”。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靖國神社放的多是這樣沒文化、沒高度、一根筋的人，比如東條英機，如果一個民族還崇拜這些沒有文化的人，這個民族就更沒文化、沒檔次了。這是日本20世紀上半葉國家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天有些日本人還陶醉于1895年對華甲午戰爭的勝利，這實在是不懂歷史辯證法的無知。事實上，半個世紀后即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慘敗，恰恰起因于甲午戰爭中日本對中國的勝利。甲午戰爭后日本攫奪了中國臺灣，從此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車”。

　　為什么這樣說呢？大家看，占臺灣不難，難在“消化”,即擺平西面的中國和東面的美國。為此，日本占領臺灣，其結果就是將臺灣推至為亞洲外交的中心。以臺灣為圓心，其控制半徑向南就得占領菲律賓，繼而控制東南亞；向東就得占領關島。如果要鞏固關島，其控制半徑就得延伸到夏威夷。這樣，中國和美國就成了日本的對手，而與中國和美國作對，日本必敗無疑。為什么？“身材”不行，資源不夠。但是當時的日本政治家不考慮這些事。結果越打對手越多，以至將蘇聯推到中美陣營。在這個時候，日本全國進入瘋癲狀態，為了“大東亞圣戰”，傾其家底，全國“玉碎”。

　　前面說過，戰略學本質上是用于國家“養生”的學問題，在這樣的視角下，戰略目標不變，但敵人會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這個道理，但在大賺大贏時就昏了頭，結果將戰略弄成讓國家拼命的學問。在大賺大贏時舍不得放手，結果戰爭越打越大，戰線越打越長，直到傾家蕩產。下表反映的是1931—1944年日本軍費與國民生產總值比值的變化，由圖可知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是在戰役層面戰果甚多時“噎死”的。

　　我們看，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此時軍費占其國民生產總值3.76%，1937年與中國全面開戰，軍費占其國民生產總值14%，1941年的時候開始對美作戰開始，軍費占28%，這已經到了危險邊緣線了，1942年與美國全面開戰軍費一下到了34.6%。1943年猛進到46.7%。1944年，要命的是到了98.5%。一年之內，從46.7到98.5，這時日本國力皮筋已拉到盡頭。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只能說日本人瘋了，要玉碎，砸鍋賣鐵也要一打到底。到了這個時候，正常人都知道日本必敗無疑，可日本還在“必然勝利”的幻覺之中。日本的失敗是戰略文化的失敗。

　　基辛格說：“可惜自俾斯麥去職后德國最欠缺的就是節制。”[125]這話用于總結甲午戰爭后的日本及其失敗也是合適的。日本人的戰略南向極限到不了臺灣，要是越過這個極限，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車”。由此而言，對中國臺灣的認知則是測量日本人節制能力高下的節點。

　　國家對外政策的節制力主要體現為國家對軍隊的約束力。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為我們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我們知道，1927年中國革命進入低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失敗時好改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在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在這次會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這使我黨的武裝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靈魂；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手中的“刀把子”開始有了明確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的制度保證。這樣，中國共產黨突出政治的軍事思想便與當時充斥中國乃至東亞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國的服務于壟斷資本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分道揚鑣。這不僅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及其運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殺道路，而且還被改造成為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保駕護航的重要力量。

　　如果比較日本自明治以來的慘敗，就會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的制度，不僅對中國后來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也是對亞洲和平作出的劃時代貢獻。如果當時中國紅軍仿效日本軍閥，放棄黨對軍隊的領導，即使戰斗力很強，那也避免不了失敗的命運，國家甚至也會有四分五裂的危險。

　　四 國家的統一性和主權的完整性是世界體系現代性的基礎

　　我們談世界現代體系就不能回避國家統一性問題。

　　一個忠心為“忠”，兩個忠心為“患”。國家的統一性和主權的完整性是世界現代性的基礎。一切壓迫民族都在強調世界現代性時試圖淡化國家的民族性和統一性，比如他們將國家統一污稱為“落后的大一統意識”，將實現國家統一的民族英雄污蔑為“大獨裁者”“暴君”等。他們知道，打掉一個國家的統一性是打掉這個民族獨立性的前提，而消滅被壓迫民族的獨立性又是殖民地統治實現的前提。西方人的東方學研究，尤其是英國人的東方學研究多帶有明確的戰略目的。比如他們的一些語言學家，到別的國家研究出越來越多的語言。本來就一個民族，最后被研究出了他們分別屬于許多不同的民族。時間長了，人民內部矛盾就轉向民族仇恨，時間長了，這個地區就分裂出了許多國家。

　　目前我們國內學界就有人根據“戰國”一詞望文生義地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或“先秦國家間政治”的概念，認為：“春秋時代的那些‘國’，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簡單的部落，而是具備所有‘國家’特征的實體。那里有國家認同、有疆界、有包括軍隊和稅收體系在內的，功能相當完備的政府。國內還有對研究‘先秦國際關系’的禁忌，視之為‘國內關系’。然而，先秦時代各國的關系顯然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外交關系。”[126]

　　事實上，中國戰國時代的那些相互戰爭的諸侯或“邦”與周王朝還至少是名義臣屬關系而非“國際”關系，“七國”之上在法理上還有個“周”國家形式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才說：“春秋無義戰。”孟子解釋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127]秦國的建立，從法權關系上說，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權的繼承和繼續，而不是對七國“主權國家”的強行兼并。不承認這一點，由所謂“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的立論在法權邏輯上就會推導出中國在秦之前本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秦始皇強行將其他“主權國家”兼并后統一起來的國家的錯誤結論。由此，中國先秦的歷史——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經歷過“戰國時代”的國家的歷史——存在的統一的宗法主權的基礎也就蕩然無存，中國歷史就由此被削去了一半：中國歷史只能從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開始。如果我們照著這個思路來研究我們上下五千年，我們的歷史就被歪曲了，我們的人民和國家就不能前進了。

　　一切被壓迫民族都將國家統一性作為世界現代性的前提。美國開國領袖華盛頓在卸任的告別講演中坦陳，他對美國未來最大的憂慮就是美國不幸陷入歐洲式的分裂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內爭。他以歐洲作比較分析說：

　　我國各部分都從聯合一致中感覺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處，而把所有各部分聯合在一起，人們會從手段和力量之大規模結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資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將相應地更為安全，而外國對它們和平的破壞也會減少。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的是，聯合一致必然會防止它們自身之間發生戰爭。這種戰爭不斷地折磨著相互鄰接的國家，因為沒有同一的政府把它們聯成一氣。這種戰事，僅由于它們彼此之間的互相競爭，即可發生，如果與外國有同盟、依附和陰謀串通的關系，則更會進一步激發和加劇這種對抗。[128]

　　華盛頓對美國未來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統一，使大家結成一個民族”[129]。他告誡美國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應當正確估計這個民族團結對于集體和個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價值；大家應當對它抱著誠摯的、經常的和堅定不移的忠心；你們在思想和言語中要習慣于把它當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榮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護它。如果有人提到這種信念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拋棄，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應當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圖使我國的一部分脫離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現在聯系各部分的神圣紐帶，在其最初出現時，就應當嚴加指責。[130]

　　正是基于這樣的經驗，毛澤東建國之初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131]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統一派。為什么？因為中華民族比歐洲較早地有了戰亂的痛苦教訓。事實上，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歐洲統一的歷史只比中國早不比中國晚。大家知道古羅馬，從羅馬共和國（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誕生到羅馬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滅亡，前后近一千年，相當于中國春秋時期到南北朝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這一時期，歐洲是一個國家，一個法統。我們中國的法統倒是大體維持，可國號卻數不過來。中國經過戰國時期的大戰亂，北宋人司馬光對此痛心疾首，說這一時期是“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132]；司馬光甚至說造成這一惡果的原因是“非三晉之禮壞，乃天子自壞也”[133]。

　　前面講過，經驗都是從血里頭學出來的，中國人比歐洲人較早地經歷這段為時兩百多年的裂國之痛，這段經歷對未來中國的成長是有益的：兩百年的戰國之亂換來后來二千多年的統一。中國戰亂時歐洲則享受著為時近千年的統一與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權與一律，個性就得受到制約。這引起歐洲人的反感。結果是在中國人向往并實現國家統一的時候，歐洲人卻在向往并促成了歐洲的裂變。這個裂變可是以千年計算的，也就是說，歐洲羅馬時期的千年和平又催生出后來歐洲的千年分裂和戰亂。現在歐洲人又認識到統一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我們一些信奉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卻在羨慕著歐洲破碎的副產品——個人自由并據此指責中國的“大一統”。

　　這里順便說一下，造成國家和地區分裂許多原因，但經濟過度金融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羅馬時期，金融活動和宗教活動都被管制得很嚴。我年輕時讀這段內容時不理解，認為羅馬專制。但隨著年紀增大，閱歷多了才認識到那是為了國家的統一。戰國時期，中國為什么那么破碎，金融過度擴張，走在實體經濟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過度分封導致地方力量增強，這為金融勢力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當時呂不韋（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與今天華爾街大佬一樣，用手中掌握著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縱各國君王并從各國的沖突中得到巨額回報。對此，《管子》描述：

　　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134]

　　呂不韋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與戰國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說，君權眾分才使金權有了萬乘之尊。管子在與齊桓公對話時說得明白：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問：“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之分，皆入于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苴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135]

　　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萬不能依賴那些與君王爭利的“萬金之賈”，而要直接控制國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實體經濟，沒有實體經濟的人，“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在對待金融資本的態度上，今天的特朗普與昨天的秦始皇面臨的任務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無槍、無錢、無權的特朗普遠沒有秦王嬴政的力量和手段。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秦王嬴政要消除這種“中一國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為“立為天下王”創造條件，不惜向相國呂不韋痛下殺手，隨后果斷統一國家貨幣并配之于“書同文、車同軌”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最終將金融資本牢牢掌握在國家手里并由此徹底杜絕呂不韋金融勢力復辟的任何可能。王夫之《讀通鑒論》開篇盛贊秦始皇：“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136]

　　由于中國較早地經歷了商業資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災難，中國古代由秦始皇創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節制商業資本的政策。“重農抑商”就是對這些貫徹于中國封建社會始終的經濟政策特點的高度概括，這些政策保證了秦以后的中國避免了歐洲式的破碎。

　　所以，秦始皇和呂不韋的斗爭，本質上并不是宮廷內部的權力之爭，而是國家分裂還是統一的斗爭，事實上，這場斗爭在今日美國愈演愈烈，而在當代中國也遠未結束。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特朗普競選時對華爾街金融大佬的譴責，都是這場斗爭在美國的繼續。

　　秦始皇靠什么呢？靠槍桿子。當時整個戰國就是被金融資本經濟搞亂了，秦始皇并沒有采用類似今天市場學派的所謂“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歪理邪說，而是用政治，極端說是用暴力即專政的手段解決經濟問題。大家看傅筑夫寫的三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137]說的就是這事。中國二百多年分裂，打得很厲害，這讓中國人認識到并果斷制止了金融資本泛濫的危害。在這方面，秦始皇當推首功。

　　砍樹都是納涼人。古羅馬給歐洲帶來的長期和平，使歐洲人失去了國家分裂的痛苦經驗，繼而不顧一切地要個性自由，結果換來的是持續一千多年并且至今也看不到統一希望的破碎歐洲。歐洲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其原因就是它的破碎性。由于中國人先于歐洲有了兩百多年戰國的混亂的教訓，秦始皇統一中國才有了人民支持。有人說秦始皇殘酷，其實六國君主中，沒有一個不殘酷的。殘酷都有，但秦始皇的殘酷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歷史進步大趨勢。司馬遷對秦始皇的“暴力”持贊揚態度，認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138]

　　秦始皇為中國奠定了統一的基礎。隋煬帝（569年—618年）修了大運河這又將中國南北聯為一體。從此江南的資源可以北調。如果沒有大運河，北京國都根本立不住。因為資源上不去。所以，隋煬帝的貢獻是很大的。同樣也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分裂及人民經歷的痛苦，使隋煬帝修大運河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并在短期完成，這與前面說的秦始皇修長城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一樣。沒有人民支持，僅靠暴力強制是不可能完成這樣大的工程。用“勢之所趨”評價隋煬帝及其大運河工程也是合適的。可許多書說隋煬帝修大運河是為了“便于江南財富北運，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39]，這是將現象當本質的淺薄之論。

　　有人說，亞洲也有版圖破碎問題。但亞洲的破碎與歐洲的破碎有本質的不同。大家注意到，對國家危害最大的是從中間分裂，尤其對稱性分裂。大陸地區若出現難以復合的破碎，就是從中間地段出現對稱型裂變。大家知道《資治通鑒》開篇從公元前403年的晉分三家開始，為什么？這是因為在危害國家的諸要素中，司馬光最看重的就是國家分裂，尤其是從中國中間地段出現的對稱性分裂。他告訴人們二百多年的戰國就是從山西、河北、河南這一中國“心臟”地帶分裂開始。與身體一樣，人不怕斷指斷腿，就怕攔腰斷裂。歐洲對稱性分裂就是從中間地帶開始的。司馬光對此毫不留情地評論說：晉分三家后，“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140]。

　　一千多年后，歐洲經歷了同樣的遭遇，但結果卻不如中國幸運。公元800年前后，大概也就是中國唐朝后期，法蘭克國王在歐洲建立了地域幾乎覆蓋整個歐洲的查理帝國，它使歐洲經過大混亂后再次獲得統一，它對于歐洲的意義與秦帝國之于中國一樣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與中國盛唐大一統時代并行的歐洲查理帝國甚至沒有達到中國秦漢統一的水平。中國漢初高祖劉邦時的韓信、景帝劉啟時的吳王劉濞，他們分裂國家的圖謀都沒有得逞，而同樣的企圖在歐洲查理帝國內卻順理成章地得以實現。

　　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了劃分領土的條約。規定長孫羅退爾承襲皇帝稱號，并領有自萊茵河下游迤南，經羅訥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區；查理分得埃斯考河、馬斯河以西地區，稱西法蘭克王國；路易分得萊茵河以東地區，稱東法蘭克王國。[141]真是崽賣爺田不心疼，對此，黑格爾有著與司馬光同樣的痛心疾首的心情寫道：“法蘭克帝國便是這樣碎成片段了。”[142]

　　公元843年的《凡爾登條約》的簽訂對歐洲未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一紙《凡爾登條約》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后果與中國春秋末期“三家晉分”后的形勢極為相似。司馬光評論說：“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禮壞，乃天子自壞也。”[143]若將這句話移至公元843年的歐洲，我們也可看到“非三晉之禮壞”，乃查理“自壞”，即查理大帝對羅馬教廷缺乏足夠的警覺，其無原則地扶持羅馬教廷政策是導致歐洲后來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關于此，大家可看一下我寫的《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144]這本書。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為諸侯。前376年，韓、趙、魏飛晉靜公,將晉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韓、趙、魏三國又被合稱為“三晉”。“三家分晉”后，中國持續254年的戰國時代，司馬光評論說：“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禮壞，乃天子之自壞也。”

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了劃分領土的條約，將歐洲一分為三。黑格爾痛心疾首地說：843年，依照《凡爾登條約》，查理曼的后裔將帝國劃分了一次；不久，全境便又分裂為許許多多的小邦，各邦都形成了一種獨立的地位。法蘭克帝國便是這樣碎成片段了。[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頁。

　　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合力越小。中國要是以長江或黃河為界，形成對稱性分裂，那中國的力量就不能形成合力，就要形成歐洲式內耗，這樣就麻煩了。1948年底，李宗仁提出要與共產黨以長江劃界，多虧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然中國那時也就分裂了，因為杜魯門和斯大林都在分別對國民黨、共產黨施加壓力，力促中國兩分形勢。對于當時所謂“劃江而治”輿論，毛澤東更是明察秋毫。據時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的雷潔瓊先生回憶，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當面問毛澤東：“美國和蘇聯都贊同中國‘劃江而治’﹐在國際和國內有不少擁護者﹐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怎樣看‘劃江而治’的社會基礎﹖”據雷老回憶：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145]

　　蔣介石之后被美國推舉出來的主張劃江而治的所謂“穩健派”李宗仁本人后來在其回憶錄中也為自己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干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像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樣善于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146]

　　現在回首來看，在周邊國家，比如印度、朝鮮、越南都被大面積肢解的背景下，中國卻能在美蘇兩大國直接插手阻止的艱難條件下實現國家統一，并走上一條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為此，我們不能不感謝在這場統一戰爭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毛澤東同志，我們應對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表示永遠的敬意。

　　如果沒有毛澤東，別的不說，至少今天臺灣海峽東西兩岸的分治問題就分擴大到長江南北兩岸。如果中國沿長江南北分裂的話，那上海、西藏、新疆、東北等可能就難保了。屆時中國在哪呢？也可能在所謂“中原”即河南一帶。若果真如此，那現在中國一定是戰火連天，誰都能欺負我們。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再次出現分裂的局面是可能的。奧地利曾是雄居歐洲的大國，現在大家得用放大鏡才能在歐洲的地圖上找到奧地利。歐洲是從中間部分分裂，分為法、德、意三大塊，形成對稱性分裂，這樣就難復合了。這就是歐洲政治的問題所在。歐洲到現在最痛苦的是誰呢？默克爾。與經歷二百多年戰國時代的中國人渴望統一一樣，兩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渴望統一的愿望太強烈了。張伯倫、丘吉爾、撒切爾、默克爾，是推進歐洲統一路線的關鍵人物。我們許多書里說張伯倫是一個綏靖主義，把他寫得和戈爾巴喬夫一樣無能，其實這個人是很有戰略頭腦的，他告訴希特勒，說咱們倆要打起來，美國和蘇聯要介入，屆時不僅歐洲要完，而且世界就不是歐洲而是蘇聯和美國的了。丘吉爾和希特勒這兩個人當時比較年輕，聽不進去，打了起來。結果歐洲在二戰后失去了世界霸權，世界成了美國和蘇聯的天下。“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二戰結束后丘吉爾才明白歐洲被美國出賣了。看看歐洲的歷史，我們中國人一定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家統一。

　　丘吉爾成為一代偉人是在什么時候？是在歐洲失敗以后，1946年，丘吉爾提出“歐洲合眾國”的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雨果提出來。雨果通過一部《悲慘世界》道出了歐洲苦難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取代了歐洲的世界霸權，丘吉爾這時才理解了雨果的思想和張伯倫的苦衷。他決定從哪跌倒從那爬起，重新恢復大英帝國。他用什么方法來實現自己的戰略呢？忽悠美國。這個方法英國從二戰后一直用到美國倒在伊拉克的今天，此間他們全力推進歐洲統一，英國也曾加入歐盟。但今天的英國人似乎又忘了老一代政治家的經驗，舊病復發，追求一島之私，2016年宣布脫歐，歐洲又面臨破碎的可能，你說默克爾能不難受？要是丘吉爾和撒切爾在，也會抱頭痛哭。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包括英國在內的全歐洲人民的悲劇。

　　五 治理世界的兩套邏輯：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

　　最后，讓我們將話題再回到我們講課的主題，即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

　　1960年5月8日,毛澤東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說:“西方國家和美國的邏輯同我們的是兩套。朋友們，哪個對，將來看吧！總有一天，美國人民不喜歡帝國主義制度。”[147]中國的邏輯就是社會主義的邏輯，西方的邏輯是資本主義的邏輯。認識這一點，應當從英國工業革命說起。

　　我們知道，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英國的治理方案和實踐，有蘇聯、美國的治理方案和實踐，每種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對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貢獻，但現在看到，存在的負面問題也不少。英國模式帶來的比如殖民地問題，由蘇聯人、美國人解決了；但蘇聯和美國的方案也帶來比如東西爭霸和南北兩極分化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又導致蘇聯解體和美國的衰落。蘇聯解體后，美國曾有短期獨步世界的時期，其間曾提出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美國治理方案，結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續擴大，貧困化現象已從南方世界向美國本土和歐洲延伸。美國自伊拉克戰爭失敗后便迅速衰落。與此同時，中國強勁的和平發展給世界帶來希望。世界關注的目光從美國開始移向中國，需要中國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國方案。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為世界人民已做出了富有意義的探索和貢獻。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則是當代中國參與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動展現。

　　說到“一帶一路”，就不能不說“坦贊鐵路”。大家知道，1965年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兩國想合作，當時坦桑尼亞的總統請俄國幫忙，修條鐵路。俄國人不幫；跟美國人說，美國人不幫。最后找到中國，毛澤東滿口答應，且無償援助，實打實地幫。

　　在非洲，中國當時的投入的資金遠不能與美國、蘇聯比，但成效要遠比美蘇深遠。為什么呢？中國的幫助是東方式的勸和不勸分；美國與蘇聯則是西式的勸分不勸和。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中國援非工程人員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人家把路修了，與俄國人在中國東北修鐵路的那種居高臨下的作派不同，中國人與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一條鐵路通了非洲和中國人民的心。

　　后來坦贊兩國關系生變，這條鐵路沒怎么用。有人由此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但后來的事實讓我們看到了，一條鐵路讓非洲人民把中國人記了半個世紀，他們許多國家把毛澤東的像與本國開國總統的像并列懸掛著。你說除了第三世界，世界上哪有這樣國家？這用現在的學術語言叫“軟實力”。若將培養這種軟實力的經濟投資與收益與蘇聯和美國比，中國才是真正的“多快好省”。一個工程下去，看似不賺利，但友誼的回報卻是巨大和長遠的。

　　千里難尋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國人的無私幫助很快得到第三世界的無私回報。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關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臺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后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148]當時我們塞紅包了嗎？沒有。按市場經濟這事得塞紅包。你無私的幫他，他無私的幫你，這是社會主義的原則。你說毛澤東那一代沒有“經濟頭腦”？毛澤東是從政治賬中算經濟賬的，政治才是經濟中的大賬。1965年毛澤東給外事部門指示說，“不能靠多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149]

　　事實上，我們今天還在享受著毛澤東時代的外交紅利。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沒，在這次所謂“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們的多是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美國將梵蒂岡教皇的發言與習近平主席安排在同一天，電視上可以看出留下聆聽習主席講演最多的還是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

　　為什么是這樣呢？我們怎么會有這樣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智慧呢？因為中華民族在近代是也受壓迫民族。人受了欺負就會增長出反抗的經驗和智慧。

　　研究坦贊鐵路，就不能不研究對中國人民有切膚之痛的中東鐵路。1895年，我們在甲午海戰中被日本打敗，第二年李鴻章去俄國尋求抗日合作。俄羅斯說合作可以，但是得修進入中國的鐵路，得運兵，不運兵怎么合作。這樣俄國人便在中國修建“中東鐵路”[150]。鐵路管理按市場股份制原則，俄國占51%的股份，控制了鐵路的經營權。結果俄國工程人員進來了，家屬進來了，在鐵路兩旁形成了俄羅斯人為主體的小社會。當時來華修路的俄國人居高臨下，瞧不起中國人，俄國人完全是霸主的樣子。這樣就激化了與地方人民的矛盾并由此引發了日益嚴重的治安問題。這樣警察就得來，警察來了軍隊就來了，軍隊來了就難走了，就要占領東三省。本來是好意幫助，但按西洋人崇拜的市場的方法，結果反而結了怨。鐵路修著修著就要占領，這一占領，幫人就幫出了仇人。這就是造成近代中國東三省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澤東青年時目睹因中東鐵路引發的中國東三省領土危機，后來這條鐵路的經營權還是在毛澤東手里收回來的。怎么收回來的，朝鮮戰爭把美國人打敗了。斯大林一看，把美國打敗了，我還占著鐵路干什么，就這樣還給了咱們。斯大林還這條鐵路時一定很痛苦，因為這條鐵路連著他從羅斯福那里得到并以出兵東北打擊日本為代價換來的旅順駐軍權，沒了鐵路，旅順、大連也勢必要一并為中國收回。當時蘇共要開十九大，斯大林還要留點面子，毛澤東考慮到這一點，只收回中東鐵路，旅順、大連留后再收。被里子收了，被面子留著，斯大林很感動，畢竟讓他在蘇共十九大上有些面子。

　　中東鐵路收回后，毛澤東也一定要思考今后中國的外援道路，總不能幫人幫出仇人。結果毛澤東創造一種新的全心全意為被壓迫民族服務的“坦贊鐵路”模式。這種模式就是社會主義原則在國際關系中的體現。效果怎么呢？從修建坦贊鐵路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了，2014年，非洲人還有許多國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達敬意。理解這一點，就理解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對當代世界的巨大意義。與西方文化比較，中國文化最接近社會主義文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可以看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沒有搞過社會主義，更沒有嘗試過社會主義優越性，他們按市場經濟原則培養出的思維很難理解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

左圖：2014年5月13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封面和匈奴西遷圖

右圖：2015年1月15日法國《寒流》雜志封面

　　你看英國人和法國人是怎么理解一帶一路的。大家看，這是2014年5月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封面，說中國人來了，英國人把今天的中國人搞的“一帶一路”理解為當年闖入歐洲的匈奴人。不同的只是昨天是東方人拿著長槍馬刀，今天東方人拿著皮包過去了。2015年1月5日法國《寒流》雜志的封面反映了法國人對一帶一路的理解。法國人認為，東方人來了，該輪到法國人拉洋包車、當“駱駝祥子”了。圖中車上坐的是越南人，因為越南曾是法國人的殖民地。狗都只咬洋人，法人與狗，不得入內，歷史倒過來了，要飯的也寫漢語。他們為什么這樣理解我們呢？因為他們就這點經歷，沒搞過社會主義，就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只知市場經濟中的你死就是我活。所以莊子說，夏蟲不可語于冰[151]，夏天的蟲過不了冬天，你告訴它冰多寒，天有多冷，它聽不進去。西方人沒有受過那種殖民壓迫，只壓迫過別人，壓迫別人是長不出智慧。中國怎么會有“坦贊鐵路”的援非智慧呢，因為我們在與俄國人合作修建“中東鐵路”時受過欺負，吃過虧。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明白了幫人和好，人家會記你一輩子，幫人破裂，人家會恨你一輩子。

　　2013年3月25日，習近平主席來到非洲坦桑尼亞并前往達累斯薩拉姆遠郊的中國專家公墓，憑吊坦贊鐵路修建期間因公殉職的中方人員。習主席回來后于9月和10月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152]。如將這兩件事聯系起來，你就能明白習主席“一帶一路”的深遠意義，它實際上要帶給世界治理一個中國方案，本質是社會主義的方案。這就是堅持反帝、反霸的斗爭，對第三世界國家勸和不勸分，不剝削人，不壓迫人，國際社會共同分享人類發展的紅利，以減小南北世界的貧富差距。

　　這個方案很有現實針對性。今天南北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北方世界是“朱門酒肉臭”，南方世界是“路有凍死骨”，為什么“9.11”時有人駕著飛機用生命去撞世貿大廈？為什么美國人要占領華爾街而不占領白宮呢？因為西方資本主義把這個世界發展搞得不可持續，人民越活越難了。現在世界殖民現象向發達國家內部滲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頭，無油水可榨，國際資本為了1%的富人的利益，開始剝削北方發達國家了。這實在搞不下去了。今天特朗普上臺說明美國金融資本統治世界的模式搞不下去了。為什么特朗普會上臺？因為他提出了和華爾街金融資本相對立的政策。不管他將來怎么樣，他的一些提法是順應了歷史大勢的，因而得到美國選民的支持。

　　世界大勢浩浩蕩蕩，其特點是什么呢？就是實體經濟+社會主義，實體經濟既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它們共同的敵人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有矛盾，但在目前還是有共性的，因而在對待金融資本主義態度上，在一定時期它們還是同路人。但是，社會主義的方案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提供和實施。當前的世界所表現出種種危機表明，它最終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改造方案，而當代中國的實踐將為這個偉大事業作出較大的貢獻。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就包含當代中國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會主義因素新方案。這讓我想起毛澤東《念奴嬌·昆侖》那首詞：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這詩詞是毛澤東在1935年10月寫的。這詞的上闋說的是中國崛起。“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說明中國歷史長。“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攪得周天寒徹”，這在說中國崛起將對舊世界的沖擊。毛澤東喜歡大鬧天宮的孫大圣，說怒觸不周山的共工是英雄。共工怒觸昆侖山造成“地不滿東南，天傾西北”的世界大變局。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告誡全黨同志：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153]

　　在毛澤東看來，未來的世界也將有大的變化。毛澤東堅信，變化的結局必然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一定戰勝資本主義。

　　詞的后半闋談崛起后的中國將走什么發展道路。毛澤東是一個不畏強權但又知道節制，從不出遠手的人。他從不把國力伸展的“皮筋”拉得很長，更不會把目標設得過大。因此毛澤東說：“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也就是說要守一口田，不要搞霸權。“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意思是什么呢？歐洲是歐洲人民的，美洲是美洲人民的，中國可守成的范圍就在亞洲。這其中的哲學思想是節制，共富，均衡，而不是像英國、美國那樣獨吞獨占。

　　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對《念奴嬌•昆侖》曾做批注：“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154]這說明，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已考慮到未來新中國不能像日本那樣再走帝國主義老路，要走一條“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的國家發展道路。只要我們堅持有限哲學，不搞帝國主義式的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即“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多極化世界轉變。最終中國人民將給世界治理提供的方案就是“環球同此涼熱”，用習近平主席的話說，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但必須說明的是，這樣的結論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國不能分裂。現在這樣說似乎是天方夜譚，但看看蘇聯解體以及埃及、利比亞動亂后的政治形勢，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樣的可能性是一些國家樂觀其成因而也是存在的。而杜絕這種可能性的絕對條件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政治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果失去了這些大的政治前提，我們前面講的關于中國前景的許多推論都要改變甚至逆轉。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接見在校的中國留學生時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155]毛澤東這次講話的那一年我剛出生，距今已有一個甲子，這句鼓舞青年人的話激勵著我整個人生征程，今天我再將毛澤東主席的寄語送給大家，為了我們的祖國，愿與大家共同奮斗。

　　[1] 這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于2016年9月29日啟動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系列講座之一《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治理體系》的講稿，部分內容收錄到“名家經典領讀”課題組著：《人民公開課：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代》。講課時間2016年11月23日，地點，清華大學。

　　[2]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113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8頁

　　[4] 《詩經·大雅·文王》，見袁愈荌譯，唐莫堯注：《詩經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頁。

　　[5] ［俄］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頁。

　　[6] 1959年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關于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平息這場叛亂，海外評論較多。隨蔣介石跑到臺灣的的胡適認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山嶺較多、地形復雜的徽州。因此共產黨更不可能消滅西藏的武裝叛亂。國際上也有持悲觀的看法人，有個美國專欄作家艾樂索普，認為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20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動這么多去，西藏高山同共產黨軍隊難進入。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到西藏平叛時對此評論說：“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里回答：平叛不要20萬軍隊，只要5萬軍隊，20萬的四分之一。”毛澤東：《關于西藏平叛》，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77頁。

　　[7] 英］埃德蒙·R.利奇，楊春宇、周歆紅譯：《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05頁。

　　[8] ［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7頁。

　　[9] 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10] 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由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頁。）1965年8月5日，毛澤東接見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率領的代表團，在被問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過軍事著作時，毛澤東回答說：“一本也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孫子兵法》沒有看過。打過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為了總結經驗，看了一些中國的、外國的軍事書。書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創造自己的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

　　[11] 毛澤東指出張國燾南下入川的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頁。

　　[13] 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寫信和回信給蔡和森、蕭子升等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贊同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方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14] “當亞歷山大通過印度而獲悉真相之后，他仍然于其帳篷中自我封閉三日，然后決定班師。”［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

　　[15]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師，丘處機一行則于中秋節渡過阿姆河，8月22日入見成吉思汗。然后又隨軍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當天夜間，成吉思汗設帳齋戒，燈燭輝煌，揮退侍女左右，召見丘處機問道。開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鮮入帳陪同，田鎮海、劉仲祿等也在帳外等候。丘處機說：“仲祿萬里同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師（丘處機）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圣懷。十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志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丘處機）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玄風慶會錄》中記錄了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問答辭，說成吉思汗“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欲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凈之理。上說（悅），命左史書諸策。”參閱李志常：《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頁。

　　[16]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務印收館1937年版，第14頁。

　　[17] 穆臘德別和奧斯曼別伊是當時帶領埃及人民抵拿破侖的軍事首領和民族英雄。

　　[18] 《拿破侖文選·下卷》（陳太先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27頁。

　　[19] “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頁。

　　[20] 間接戰略是英國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提出的關于戰略理論。

　　[21] 1852年，馬克思在給約·魏德邁的信中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致約·魏德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頁。

　　[22] ［俄］謝•卡拉-穆爾扎著，徐昌翰等譯：《論意識操縱》（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頁。

　　[23] 關于這一段事跡，參見梅紹武回憶文章：《傲骨從來耐歲寒——憶父親堅決拒為敵偽演出的事跡》，載于梅紹武著：《我的父親梅蘭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頁。

　　[24] 《論語·先進第十一》，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頁。

　　[25] 《論語•述而第七》：“子不語怪、力、亂、神。”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頁。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27]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經·系辭下傳》，南懷瑾、徐芹庭譯注：《白話易經》，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379頁。

　　[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頁。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頁。

　　[30] 1933年底，李德（奧托·布勞恩）來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后勤的組織問題”，李德在回憶錄中說：“劉伯承擬訂了三種類型正規軍建設方案，我作了鑒定后，方案就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批準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與蘇聯紅軍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員方面，也就是說在人員的數目、尤其是在武器裝備方面當然比蘇聯紅軍落后多了。”［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頁。

　　[31] 1934年4月，李德發表《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系統地提出他將在蘇區推行的軍事思想和作戰原則，認為：“在敵人主攻方向應建立防御體系，以此來直接保衛蘇區。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彈藥）牽制住敵人最大的兵力。應在重要的戰略地點建立分散的堡壘或牢固的陣地（堡壘群），來抵抗敵機的轟炸和炮兵的射擊。在山區只應進行靈活的防御戰。無論情況如何，我們必須經常記住我軍的特點，尤其是紅軍善于英勇作戰的能力。每次防御時，應組織積極防御，堡壘地帶應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頁。

　　[32]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頁。

　　[33]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從莫斯科動身回國，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見王明。斯大林辦公室當天來客登記簿記錄有：1.德米特羅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點10分進入，18點05分離開；2.王明同志，16點10分進入，16點50分離開；3.王明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4.康生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5.沙平（王稼祥）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我們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點10分至16點50分，季米特洛夫將王明帶進斯大林辦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鐘的特別召見，斯大林對王明回中國后的工作的作了專門指示。17點15分至18點，王明同康生、王稼祥進再次入斯大林辦公室，受斯大林召見。這說明，盡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問題，比如對“西安事變”中王明“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的方法極不滿意，但總的說來，斯大林還是將王明當作未來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來培養的。詳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4卷，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頁；［保］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

　　[34]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張國燾代表中國共產黨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的中共代表。關于這段接見的詳細描述，可參閱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頁。

　　[35] “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惟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純正的教主。”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頁。

　　[36]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3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頁。

　　[38] 馬杜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頁。

　　[39] “在他所主持的為期四個月的那一期農民講習班中，毛講了三門課：農民問題（講了一周，總計23小時）、農村的教育工作（9小時）和地理（4小時）。”[俄]亞歷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輝等譯：《毛澤東傳》（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頁。

　　[40]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頁。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頁。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332頁。

　　[44]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45] 申韓：戰國時法家申不害和韓非的并稱。后世以“申韓”代表法家，亦以稱申韓之學。

　　[46]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47] 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頁。

　　[48] 詳見羅貫中：《三國演議》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茅廬》。

　　[49] “一春客路厭風埃，小雨山行亦樂哉。危棧巧依青嶂出，飛花并下綠巖來。面前云氣翔孤鳳，腳底江聲轉疾雷。堪笑書生輕性命，每逢險處更徘徊。”［南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三《嘉川鋪遇小雨景物尤奇》。

　　[50]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頁。

　　[51] “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余，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漢書》卷四十《列傳第十·周勃》，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62頁。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頁。

　　[53] 黎祥鳳：《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23頁。

　　[54] 錢穆認為：“阪泉應在今山西省南部解縣境。大抵這兩部族的勢力均在向北伸展，渡過黃河。”“解縣有著名的鹽池，或為古代中國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一個目標。因此占到鹽池的，便表示他有為各部族間共同領袖之資格，黃、農兩部族在此戰爭，殆亦為此。”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26頁。

　　[55] 張分田著：《秦始皇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頁。

　　[56] “建構主義從整體主義出發，主要關注共同知識的社會性和結構性，把國際關系中的共同知識或社會共同擁有的知識界定為文化，泛指國際規范，國際話語和意識形態等，它是國際社會中經過國家間長期互動固化的認同符號和共同觀念，本身就具有結構性，就是一種國際觀念結構。”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長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頁。

　　[57] 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長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59]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60] ［五代］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

　　[61] 毛澤東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在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62] 朱自清：《論氣節》，《朱自清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頁。

　　[63] 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于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64] 公元445年盧水胡蓋吳在杏城（今陜西黃陵西南）起事，擁眾10萬。第二年北魏太武帝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在一寺廟內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下令誅殺寺內僧人。在寺中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財物以萬計，還有洞窟藏匿婦女。隨行的崔浩勸其滅佛。鑒于佛事已有挑戰皇權的趨勢，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采納崔浩的建議下詔廢佛，令誅殺長安沙門，焚毀佛像，敕留守平城的中樞官員向各地發布命令，按照長安的方式誅滅四方佛僧，焚毀所有佛寺。為了強調，帝又下詔自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如果有人私下供養僧人，都要送交官府，不準隱瞞藏匿。限在當年二月十五日以前一律交出，過期不交者，一經查出，僧人處死，藏匿者全家誅殺。當時太子的佛學老師玄高也被誅殺，太子為佛僧求請，言誅僧枉濫，帝不允。參閱張文木：《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

　　[65] “文宣帝高洋將國家財產分成三份，供養僧尼就占三分之一”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歷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頁。

　　[66] 北齊武成帝高湛（公元562—564年）時，佛事轉向頹廢。武成帝深陷佛事，兩年而卒。胡皇后攝政時，僧人介入政事日深，565年武成帝崩，太后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勾結，北齊迅速走向衰落并為北周于公元577年所滅。

　　[67] 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昆侖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478頁。

　　[68] 參閱《廣弘明集》卷二十七《隋煬帝于天臺山顗禪師所受菩薩戒文》，《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63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34頁。

　　[69]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所形成的兩種理論或學說雖然各自成立，但是卻相互矛盾的現象。比如，正命題：宇宙在時間上有起點，在空間中也有限制；反命題：宇宙沒有起點，在空間中也沒有任何限制；它在時間與空間中都是無限的。

　　[70] ［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武曌》，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頁。

　　[7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466頁。

　　[72] ［晉］劉昫等著：《舊唐書》第一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21頁

　　[7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466頁。

　　[74]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歷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頁。

　　[75] ［宋］王濤：《五代會要》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頁。

　　[76]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歷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頁。

　　[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頁。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頁。

　　[79] 劉過（1154—1206年），南宋文學家，字改之，號龍洲道人。湖北襄陽人。四次應舉不中，流落江湖間，布衣終身。曾為陸游、辛棄疾欣賞，亦與陳亮、岳珂友善。詞風與辛棄疾相近，抒發抗金抱負狂逸俊致，與劉克莊、劉辰翁享有“辛派三劉”之譽，又與劉仙倫合稱為“廬陵二布衣”。著有《龍洲集》《龍洲詞》。

　　[80] 《二程遺書》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頁。

　　[81] 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9頁。

　　[82]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茍不出于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8頁。

　　[83]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徑很多，諸如科舉、資蔭、攝官、特奏名、骨吏、納栗以及從軍補授，外戚推薦等。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科舉。宋代科舉主要有進士、諸科兩大形式。由進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輔者大大多于諸科出身。一般而言，進士錄取名額較少，但大多為才智卓異之士，所以說“宋之得才，多由進士”。歐陽修謂：“自太宗崇獎儒學，驟耀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稱：“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進士出身，是士大夫摧升為宰相的一條主要途徑。據統計，北宋從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開始至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凡1.667年有宰相72人，南宋從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開始至趙鳳祥興二年(1279年)凡153年，有宰相63人。其中進士出身的，北宋有63人，占總數87%強，南宋有48人，占總數76%強。可見宋代宰相以進士出身為最多。王翠：《從貴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徑的比較研究》，載《文藝評論》2011年第8期。

　　[84] 毛澤東讀北宋策論時的批注。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85] 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0頁。

　　[86]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87] 牙校：軍隊中的下級軍官。

　　[88] 君主寵幸的近臣。

　　[89] 飾廚傳：豐盛的飲食。廚傳指驛站。廚，供應過客飲食；傳（zhuàn），供應過客的車馬、住處。后以“飾廚傳”指好吃好喝、好住好玩。

　　[90] 指縱，意為放出獵犬追逐獵物，比喻調令。

　　[9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八，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316頁。

　　[92] 司馬光：《進通鑒表》。

　　[93] 司馬光將國家分裂看做萬惡之首并以此為通鑒的開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韓、趙、魏“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它導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宋神宗在為通鑒寫的序中也認為：“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毛澤東說：司馬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23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94] 南宋胡寅在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事雖備而立義少”。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序》宋嘉慶十一年刻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

　　[95] 宋代以文學見長（比如王安石、歐陽修、蘇軾、蘇洵、蘇轍、曾鞏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樹的卻極少。毛澤東讀他們的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他在讀馬周給唐太宗的上疏時，想到宋人的策論，批注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讀歐陽修的《朋黨論》，他批注說：“似是而非。”。讀蘇洵的《諫論》，批注說“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對蘇洵詢所著《六國論》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并合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注：“此論未必然”，“凡勢強力敵之聯軍，罕有成功者”。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注說：“此文什么也沒有說。”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96] 在這些政治家中，毛澤東對《資治通鑒》尤為偏愛。在他故居藏書中，既有這部書的線裝本，也有50年代中國古籍出版社標點整理后的平裝本。在這些書里，到處留下他閱讀、圈點、批注的手跡。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護士孟錦云推薦《資治通鑒》這部書，要求她認真閱讀。毛澤東說：《資治通鑒》是一部難得的好書，這部書他讀過17遍，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毛澤東晚年床頭總是放著一部《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書中有不少頁都被透明膠貼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閱讀的印跡。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頁。

　　[97] 1863年4月9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報紙趣聞’來衡量世界歷史的德國小市民才能想象：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20年比1天長，雖然以后可能又會有1天等于20年的時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頁。

　　[98] [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99] [宋]蘇軾：《題西林壁》。

　　[100] 列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頁。

　　[101] 錢穆先生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至于以議論誤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7—698頁。

　　[102] [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四《與楊仕德薛尚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頁。

　　[103] 船山學社位于湖南長沙市中山東路。最早是曾國藩祠，始建于1875年。清光緒年間（1875--1908）為曾國藩題詞，1914年劉人熙等人為紀念王船山（王夫之），闡揚其思想，發起組織船山學社。

　　[104]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頁。

　　[105] 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頁。

　　[10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2頁。

　　[107] 沙靈娜譯、何年注釋、陳敬榮校：《唐詩三百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315頁。

　　[108] 倪萍：《姥姥語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

　　[109] “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德］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頁。

　　[110]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說：“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人家寫的，讓這些沒有經驗的娃娃來讀，凈搞些意識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111]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將毛澤東指示提升為黨的教育方針，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

　　[112] WilliamBurr：THEKISSINGERTRANSCRIPTS，TheNewPress.NewYork.1998.p.97.

　　[113] 《日媒體老總說小泉沒文化》。

　　[1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頁。

　　[115]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頁。

　　[116] “我們的將軍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識，或者只識很少的字。蔣介石的將軍都是大學畢業，什么陸軍大學、黃埔軍官大學，那樣的學校我們只有少數人進去過。”毛澤東：《打仗的辦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頁。

　　[117] 潘慧惠：《羅隱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

　　[118] 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11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

　　[1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頁。

　　[121] ［德］黑格爾著，魏慶征譯：《宗教哲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頁。

　　[122] 1927年8月薪23日，中共中央復信湖南省委說：“中央認為：湖南暴動，可以湘南為一發動點，長沙為一發動點，在寶慶（今湖南邵陽）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湘中發動，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湘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地同時發動，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動范圍問題致信中央說:：“我們是向長沙暴動為起點，并不是放棄湘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2頁。

　　[123]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時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頁。

　　[124] “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曾國藩：《致沅弟（同治六年正月初三）》，見《曾國藩全集·家書》，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1317頁。

　　[12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頁。

　　[126] 潘維：《研究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載《鳳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頁。《潘維：研究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網文可查。關于此方面更多的擴展資料可參閱葉自成：《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外交思想》，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閻學通、徐進編：《中國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選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閻學通：《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的異同及其啟示》，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清華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2009年論壇提供的“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講習班課程表及閱讀材料”以及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雙周學術論壇：趙鼎新教授主講“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關系”等。

　　[127] 《孟子•盡心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頁。

　　[128] ［美］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頁。

　　[129] ［美］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頁。

　　[130] ［美］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頁。

　　[131]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頁。

　　[132]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頁。

　　[133]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頁。

　　[134] 譯文：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萬金的大商賈，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千金的大商賈，這說明什么呢？這說明國家大量流失財利的結果，臣子就不肯盡忠，戰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豐有歉，故糧價有貴有賤；號令有緩有急，故物價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時治理，富商就進出于市場，利用人民的困難，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強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財產，智者善于收羅。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連本錢都撈不回來。如果人君不能及時調劑，民間財產就會出現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祿就驅使不動；太窮了，刑罰就威懾不住。法令的不能貫徹，萬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緣故。《管子·輕重甲篇》，黎祥鳳：《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264頁。

　　[135] 譯文：管仲說：“萬乘之國如有萬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國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國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們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應剝奪的對象。所以，為人君而不嚴格注意號令的運用，那就等于一個國家存在兩個君主或兩個國王了。”桓公說：“何謂一國而存在兩個君主或兩個國王呢？”管仲回答說：“現在國君收稅采用直接征收正稅的形式，老百姓的產品為交稅而急于拋售，往往降價一半，落入商人手中。這就相當于一國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來控制百姓銷售產品的時機，使貧者喪失財物，等于雙重的貧困；使農夫失掉糧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為人君主而不能嚴格控制其山林、沼澤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業的。”《管子·輕重甲篇》，黎祥鳳：《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頁。

　　[136] 王夫之著《讀通鑒論》，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頁。

　　[137] 傅筑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1984年版。

　　[138] 司馬遷著：《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頁。

　　[139] 蔡美彪：《中華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頁。

　　[140]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頁。

　　[141] 參閱《查理帝國》和《查理帝國的分裂》兩圖，張芝聯、劉學榮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2002年版，第42、43頁。

　　[142]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頁。

　　[143]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頁。

　　[144] 張文木：《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45]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雷潔瓊訪談錄》，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第108頁。

　　[14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1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頁。

　　[1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頁。

　　[1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頁。

　　[150] “中東鐵路”是指沙俄修筑的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鐵路中在中國境內的一段鐵路，簡稱“東清路”，民國以后改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中東鐵路”或“中東路”）。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祝賀沙皇加冕典禮，與沙俄簽訂了《中俄御敵相互援助條約》（簡稱《中俄密約》），在這個《條約》中規定了有關東清鐵路的建設事宜。東清鐵路從1897年8月破土動工，以哈爾濱為中心、分東、西、南部三線，由六處同時開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東清鐵路全線通車營業。同時修筑的從哈爾濱直達旅順的支線鐵路（“中東鐵路南滿支線”）習慣上也認為是東清鐵路的一部分。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時長春以南路段改屬日本，稱為南滿鐵路。俄國東省鐵路公司還取得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司法管理權和駐軍的特權，形成比一般租界規模大得多的“國中之國”。沿線興起一批大小城鎮，特別是東省鐵路公司的管理中心，鐵路樞紐哈爾濱。20世紀30年代，日本占領東北以后，蘇聯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1945年，蘇聯一度又擁有這條鐵路。1945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關于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規定：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干線合并為中國長春鐵路，簡稱“中長鐵路”，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并共同經營，30年期滿后，無償交還中國。1952年9月15日，中蘇兩國發布公告，中長鐵路正式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這條鐵路稱為濱洲鐵路和濱綏鐵路，都屬于哈爾濱鐵路局管理。

　　[151] 《莊子·外篇·秋水》：“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

　　[152] 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想；10月，習近平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提出了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153]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

　　[154]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頁。

　　[1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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