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編者按：今年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辰125周年，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深切緬懷和無比敬仰!為表達我們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眾號決定從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專題“紀念毛主席誕辰125周年”，陸續刊發一些領導、專家緬懷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十二篇，我們推出的是一位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第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伍修權的文章?！?/p>

　　中國革命中的我們這一代人，一生的活動幾乎都與毛澤東緊密相連著。我們的成就和失誤，許多都是執行他的指示的結果;同樣，他的功勛和遺憾，其中不少也有著我們的份。他去世以后，國內外常有人貶低、攻擊或否定他，我對此是不能贊同的。因為我們跟毛澤東干了半個多世紀，否定他不僅否定了我們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們一生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業績仍然在我們生活中產生著重大作用和巨大影響，人們一直忘不了、舍不開他，他始終活在我們中間。

　　與別的老同志相比，我與毛澤東同志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僅有的幾次不僅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更是決定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重要幾頁。下面就是深藏在我記憶中的幾件事。

山溝里出來的馬列主義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內有過一種說法，叫“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意思是指國內正在進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統”的馬列主義，許多是山溝溝里的一些土知識分子和農民甚至“山大王”們搞的一套。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湖南山村韶山沖，正領著工農武裝在山溝里打游擊的毛澤東。當時的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為了加強中國革命的領導和改變其領導成分，將在國外比較系統地學習過馬列主義理論的青年革命者，陸續派回國內，他們中有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澤民、陳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卻是深受共產國際信任并重用的陳紹禹(王明)。我也是那時從蘇聯回來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除王明以外，我們大都先后去了毛澤東所創建和領導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觸并接受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只有并未進過“山溝溝”的王明，始終不理解也不承認并非來自莫斯科的馬列主義，一直站在毛澤東等同志的對立面，先后成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

　　我于1931年夏進中央蘇區不久，就去瑞金擔任了紅軍學校學員連隊指導員兼軍事教員，就是在那里我初次見到并認識了毛澤東。他當時是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又是蘇區中央局和紅軍前敵委員會的負責人。進蘇區以前我就不斷聽到他的大名，白區報紙上也時有關于他的報道。他和朱德同志共同領導的“朱毛紅軍”，早已為國內外人士所矚目和關注。他開創的革命根據地，更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見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蘇聯見過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領袖，更不像人們概念中的軍事家和軍隊統帥，而是一個對人親切和藹、言談詼諧和不修邊幅的中國書生，甚至像農村塾師。

　　他是應紅軍學校師生要求給大家講課來的。雖然我早已聽到過針對他的“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的議論，但是第一次接觸他并聽他講話以后，立即對他產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講的是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破壞。這本來是個比較枯燥、深奧的政治經濟問題，我在蘇聯學習時，每逢這類課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強記政治名詞、理論定義、專用術語和數據比例上。誰知毛澤東講課時根本沒有那些東西，全部用社會上和生活中的現實事例，來分析解釋政治和經濟上的各個重要問題，闡述自己在這方面的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例如他說外國資本對我國的經濟侵略，造成了我國手工業經濟的破產，舉了個農村隨處可見的例子，中國過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現在從外國進口了鐵絲，很快奪取了竹篾的市場，木盆木桶都改用鐵絲箍了，結果使我國大批竹箍手工業者失業，劈竹篾用的竹子滯銷，生產和銷售外國鐵絲的資本家們都發了財。毛澤東在講這些問題時，使用的全是普通農民都能聽明白的語言，加上許多俗話、諺語和生動手勢，使所有的人都聽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觀點。當時我才二十多歲，他已三十多歲，并且已是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和很高的威望影響，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從此堅信和追隨他，一生也沒有動搖過。六十年代初我陪外賓見他時，他曾向外賓介紹說：伍修權是個老實人，在莫斯科回來的人中，他是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

　　正由于毛澤東在廣大群眾中的很高聲望，在1931年舉行的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他被推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也就從那時起，人們開始稱他為毛主席，并且一叫幾十年，后來“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專用稱呼。不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基層干部和普通戰士都不知道，正是當時，毛澤東日子并不好過，“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不斷對他進行排斥打擊，他的思想主張都被當作所謂“右傾錯誤”和“富農路線”等等橫加批評指責。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他受到排斥和打擊，會后被撤消了所有軍事領導職務，被迫離開軍隊。1933年初，受王明遙控的博古等人的臨時中央遷入蘇區(這事本身就具有諷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澤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來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傾錯誤全面深入地在蘇區推行貫徹，毛澤東的處境就更糟了。當年秋天，一個來自蘇聯的德國人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分來到蘇區，我被中央指派去為他作翻譯，直接領教了這位“洋欽差”的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澤東的領導和否定了他的主張。當時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已被完全剝奪了，僅剩了一個蘇維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職務虛銜，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寧”，和蘇聯沒有實權的蘇維埃主席一樣。毛澤東被迫“靠邊站”時，不是去養病，就是去作農村調查，中央和軍委的會議很少通知他參加，他的聲音也很難聽到了。

　　但是，正由于黨和紅軍失去了他的領導，人們反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正確主張和積極作用。他指揮蘇區軍民反擊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每次都以少勝多，以弱制強，粉碎了5到10倍敵人的進攻。第四次反“圍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來的戰略戰術，也取得了重大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時，李德和博古憑著洋本子在地圖上指揮作戰，盲目宣稱“游擊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要打“國與國之間的正規戰爭”，搞什么“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結果使紅軍處處被動挨打，部隊傷亡慘重，陣地連連失守，兵力越戰越弱，蘇區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了撤退轉移一條路。嚴重失敗使許多紅軍指戰員都發出了疑問：

　　【“為什么毛主席指揮我們時接連勝利，現在卻光打敗仗?”

　　“為什么不讓毛主席來繼續指揮我們?”……】

　　連高級領導人中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提出了異議和批評，并且逐步轉而聽取和接受了毛澤東的思想主張。我和許多同志一樣，也由應該聽從李德的指揮，轉為更加信服毛澤東的領導。

　　嚴酷的事實教育我們認識到：山溝溝里不是出不了馬列主義，能使革命取得勝利的，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的辦法就是馬列主義在蘇區山溝里的實際應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脫離了蘇區的實際情況，必然把革命引向失敗。

　　正是黨和紅軍的這種思想認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成功。

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中共黨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稱為“偉大的歷史轉折”。事情確是這樣。正是從那時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開始為全黨全軍所認識和接受;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受到了批判和糾正。這個勝利是毛澤東長期深入細致和艱苦工作的結果。鑒于對遵義會議本身的記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從另一方面作些補充，即毛澤東如何在組織上和方法上保證會議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的進程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好在當時由于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聲望，又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名義，黨內許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強地帶上他，但是只讓他跟著軍委二隊的休養連，作為病號躺在擔架上隨軍行動。正好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傷未愈，也在軍委二隊坐擔架，二人的擔架經常走在一起，毛澤東就抓緊時機將自己長期思考的問題，一路和王稼祥邊走邊談，把他的思想主張對王稼祥作了深入詳盡的闡述解釋。

　　王稼祥與博古、張聞天和王明同為“從莫斯科回來的”最受共產國際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剛”之一。但是他為人正直坦誠，到蘇區以后越來越為毛澤東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所吸引，早在寧都會議時就曾力排眾議為毛澤東辯護。長征以后他和毛澤東的多次長談，使他們進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澤東的一系列主張。毛澤東又通過他爭取到張聞天的支持，長征途中他們三人索性一起行軍和宿營。日夜反復交談，對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面臨的危險局勢，解脫困境的辦法，取得了一致的認識。直到進了遵義，他們三人都住在遵義新城同一座樓上。當時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于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長征途中形影不離，人們就把他們叫成了“新三人團”，這意味著黨內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對此雖然很為不滿，認為他們在搞“非組織活動”和“小團體”，但因當時敵情緊迫，內外交困，早已自顧不暇，也只能對他們聽之任之了。周恩來本來就很敬重毛澤東，實際上支持著他們的活動。這樣除了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蘇區的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轉向了毛澤東，加上周恩來的實際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紅軍領導人更是尊重和擁護毛澤東的，毛澤東的意見這才開始被中央采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改變了原定的長征路線，轉兵貴州，突破烏江，占領了遵義，使奔波苦戰幾個月、損兵折將一大半的中央紅軍，終于有了個難得的喘息機會。正是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和適宜環境。

　　毛澤東通過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議，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會議，總結檢查前一階段的工作，特別是反“圍剿”的失敗問題，討論解決面臨的嚴重局勢。毛澤東考慮到政治局委員中有近半數人不在遵義，在遵義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張，又建議將會議擴大到紅軍軍團指揮員一級，紅軍將領中許多是從井岡山到歷次反“圍剿”都和毛澤東一起戰斗的，他們早對李德、博古的瞎指揮不滿，他們的參加會議，使毛澤東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這就保證了他的正確主張，能在會議上得到多數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會議，我作為他的翻譯，也有幸參加了會議的全過程。中央和軍委以往的會議，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說了算。這次會議卻一反往常，不僅取消了李德的特權，會前的醞釀準備，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與，開會時更把他擺到了實際是受審的位置上，別人都圍桌而坐，他卻被指定坐在門口一張獨凳上。會議還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但由于明顯地失去了多數人特別是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喪氣地承認失敗，只是力圖把失敗原因推諉到客觀上。周恩來作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貫徹執行者，主動承擔責任，認真地作了自我批評，大家馬上對他表示了諒解。

　　許多人都以為，遵義會議討論時的主要發言，是由毛澤東作的。其實討論發言時的第一發重炮，是由張聞天發出的。正是他的發言，不僅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批評和否定了博古的總結報告，更嚴厲指責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的發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驚，也使不少參加會議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張聞天首先發言，正是出于毛澤東的計劃安排。會前他就和張聞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發言的內容，最初的發言提綱實際是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主要的觀點論據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卻執意不首先發難，再三推舉張聞天在會上放第一炮。因為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略低于博古，其學識影響實際卻超過了博古，他與博古同樣受到共產國際的器重，由他來帶頭批評博古，就顯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別人聽來也更有說服力。

　　張聞天發言以后，毛澤東才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看來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補充和發揮，實際卻是作了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具體的話我記不清了，幾條結論性的話我卻一直難忘。他說反“圍剿”軍事上的錯誤，主要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即“左”傾教條主義。他在發言中又舉了許多實例來說明他的論點。心里本來不太服氣的博古，這時也只得低頭接受批評，一向“老子說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氣也無言以對。別的同志更覺得毛澤東說出了大家早已要說只是還沒有說出的話。正是在毛澤東和張聞天發言的基礎上，才形成了后來的遵義會議決議。還是由于毛澤東的推舉，這一決議是由張聞天執筆寫出的。

　　在遵義會議以及毛澤東和張聞天的發言中，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李德可說毫不留情，措詞十分尖銳嚴厲，多處直接指責了他個人。對博古則留有余地，并且對事不對人。毛澤東會下還曾向參加會議的紅軍將領打了招呼，讓他們將博古和李德區別對待，對博古這個才20多歲的中央負責人，盡量予以愛護和照顧。毛澤東這樣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對此感到十分惱火和委屈，認為許多事原來是中共中央推給他干的，現在出了問題卻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氣無處發。但是毛澤東的處理方法實際效果很好，會議團結和爭取了博古，使他冷靜地聽取了批評意見，開始認識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從這里我體會到了毛澤東努力縮小打擊面，盡量團結大多數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懷。

　　遵義會議決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接受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建議，實際上實現了他的意圖，但是在后來的黨內分工時，他卻又極力推舉由張聞天來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會議還決定朱德為“軍事指揮者”和“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本人開始只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后來由于戰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毛澤東這才開始成為黨和紅軍實際上的負責人。這個不短的過程，都表明毛澤東為了黨的事業，善于等待和因勢利導地穩步前進。正如他當時指揮的“四渡赤水”一樣，為了達到目標，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義會議以前，還曾經有人提出，當時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政治路線同樣有著嚴重問題，也應該加以檢查批判和糾正。毛澤東不僅馬上勸阻別人這樣做，而且在自己的發言和最后的決議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之類的話。他這一著也是十分高明的。因為當時的政治路線不僅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也是得到共產國際批準和支持的。如果輕易批評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線，不僅牽動太大，并且將失去許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連一直受共產國際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可能會難以接受和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遵義會議前和會議上，毛澤東一開始就繞開了政治路線問題，只集中力量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風時，共產國際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臺，其政治主張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地位得到了確認并日益鞏固，這才對遵義會議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線，作出了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毛澤東為此等待了將近十年。在這一方面，他是把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統一起來的典范。

　　遵義會議使長征紅軍反敗為勝，轉危為安，扭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也正是從那時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才開始為全黨全軍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如果當年他只憑意氣，急于求成，不講究策略步驟，不僅難以取得遵義會議的成功，長征紅軍以至黨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來這樣，中國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走上正軌和取得勝利。毛澤東在這一關鍵時刻的歷史作用和偉大功勛，確是永遠不能抹煞的!

分裂危機化險為夷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之后，發生了張國燾陰謀分裂的嚴重事件。當時我已離開軍委不再為李德作翻譯，調到三軍團擔任葉劍英參謀長的副手，以后因為部隊成員縮編，又主動要求下團工作，去了楊勇所在的10團。

　　一、四方面軍會師時，全部中央紅軍只剩了一兩萬人，四方面軍卻有七八萬人。張國燾自恃人多勢壯，竟想由他來指揮全黨全軍，還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針，讓中央紅軍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則就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一場黨內危機和分裂危險又擺到了毛澤東的面前。

　　在此以前，毛澤東對張國燾作了大量耐心而艱苦細致的工作。兩軍會師時，他指示召開隆重而熱烈的會師大會，我們也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向大家介紹了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對他們的活動作了肯定和贊揚，又讓中央紅軍的文藝家們，為大會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對四方面軍的熱烈歡迎和親切慰問。由于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搞肅反，清除和殺害了許多干部特別是知識分子，使四方面軍文化人才奇缺，毛澤東又指示將中央紅軍的大批宣傳文化干部，派到四方面軍去幫助工作，著名的紅軍藝術家李伯釗和三軍團宣傳部長劉志堅等都去了四方面軍。四方面軍也派了一些干部到中央紅軍和紅軍大學來工作。毛澤東自己更不斷地找張國燾交談、商討問題，對他表示十分尊重。因為張國燾是鄂豫皖蘇區和川陜蘇區的主席，毛澤東就招呼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的人，一律稱呼張國燾為“張主席”。但是，當張國燾伸手要軍委主席職位，毛主席則考慮到這是個要害職位，便說軍委主席已是黨內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隨便撤換，同時又作了某種妥協，讓周恩來將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了張國燾，并且讓人馬上改稱他為“張總政委”。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權力欲與虛榮心。

　　但是張國燾野心很大，欲壑難填，在過草地以后一意孤行地拒絕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紅軍不跟他走，他就要帶原四方面軍部隊單獨南下，甚至企圖脅迫中央放棄北上方針，據說還發過一份要“武力解決”的密電。我從未見過這份電報。史實到底如何留待黨史研究者去考證核實，但不論有沒有那份電報，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確有行動，已是事實，我也是這一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之一。

　　在過草地前，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張國燾和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率左路軍，中央機關和原一、三軍團及四方面軍部分部隊，組成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和葉劍英等帶隊。當我們越過草地到達巴西一帶時，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連夜趕回中央報告了張國燾鬧分裂的緊急情況。毛澤東為防意外，帶著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連夜離開駐地。我所在的10團奉彭德懷軍團長之命，負責保衛中央機關。那天清晨，我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正和三軍團的彭德懷、楊尚昆和葉劍英等在一座大廟旁議事。我們聽說張國燾要派部隊來，血氣方剛的10團政委楊勇氣憤地說，他們要來，我們就堅決打!毛澤東聽到了忙過來說，打不得，打不得!這時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騎馬趕來了，命令原四方面軍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我們許多人都很生氣，毛澤東卻冷靜地去勸阻李特。但李特不聽，他又把李特拉到廟里去坐下來談。李特按張國燾的腔調指責中央是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毛澤東還是耐心開導他說，北上方針是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的，任何個人不能隨便改變。李特仍然不聽，執拗地拉原四方面軍的同志馬上跟他回去。我的馬夫(當時叫飼養員)也是四方面軍來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長征后期只得由我自己牽馬養馬。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與李特等人的對立情緒很嚴重。但是毛澤東依然大度地說，四方面軍的同志實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將來總有重新會合的一天。他還對我們說，一、四方面軍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愿意北上的就跟黨中央走，愿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張國燾同志走，不過以后還會回來的。我們有的人還是憤憤不平想不通，他又對我們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吧，只要他們還是紅軍，遲早還會走到一起來的。

　　當時，正是由于毛澤東顧全大局地采取忍讓克制態度，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也嚴正表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才制止了幾乎發生的黨和紅軍內部火并，挫敗了張國燾的野心。要是那時真發生了沖突，后果真是不堪設想，中國革命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賴毛澤東的冷靜和英明，加上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同志對張國燾的抵制，終于使黨和紅軍平安度過了一場嚴重危機。毛澤東更以其實際行動團結和教育了廣大的四方面軍同志，使他們逐步認識到張國燾的面目和野心，最后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彎路以后，還是遵照中央的方針路線重新北上，在西北實現了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的勝利會師，完成了史無前例的長征壯舉。

　　對于違抗中央決議、圖謀分裂紅軍的張國燾本人，毛澤東對其一直采取爭取挽救態度，當時有人主張立即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認為不行，說張國燾還蒙蔽了好幾萬人的部隊呢，一下子搞翻了臉，以后就不好見面了。中央根據他的意見，作了關于張國燾所犯錯誤的決定，不僅繼續稱張為同志，并且將傳達范圍限制得很小，最初只讓中央委員知道這件事，盡量維護張國燾的“面子”。直到張國燾另立中央時，毛澤東決定將中央紅軍改稱為紅軍陜甘支隊，由彭德懷任支隊司令，他自任支隊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義發號施令，避免與張國燾過分對立。后來又讓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張浩，以共產國際的名義電召張國燾到陜北。

　　張國燾回中央以后，毛澤東一面只在很小范圍內批評其錯誤，一面又讓他擔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張國燾代理主席職務，仍然執掌不少的權力。在此期間，組織上分配我擔任了邊區政府秘書長，并且與張國燾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個房間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為我本來是邊區政府前身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外交部的秘書長，早就從事著相近的工作，誰知張國燾卻認為我是毛澤東派去監視他的。其實這完全是他自己心懷鬼胎。

　　毛澤東從未向我單獨交代過什么任務，我也從未直接向他報告過什么。相反，毛澤東不只要求大家繼續尊重張國燾，注意稱呼他為“張主席”，自己也經常同他來往交談，甚至照常和他說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帶著兒子來到延安，毛澤東和他們開玩笑說，國民黨里有個“張楊”(指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也有個“張楊”(指張國燾及其妻子楊子烈)。這實際表明了他對張國燾還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離開延安調任為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同年4月張國燾乘祭黃陵的機會，私逃到國民黨統治區，毛澤東當即同意楊子烈帶著兒子去了張國燾那兒，對他們一家做到了仁至義盡。直到張國燾公開背叛革命，拒絕黨的挽救，中央才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并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澤東的對待和處理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對張國燾這樣的人，他都能如此謙誠相待和寬宏大量，不愧為黨內斗爭中既堅持原則又講究方式的典范。

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正擔任東北軍區參謀長，開國當年12月，我領受了一項特殊任務，負責毛澤東出訪蘇聯時專列路過東北境內的安全。一切布置停當后，我趕到山海關迎接已成為新中國頭號領導人的毛澤東主席。在來自北京的專列上，我見到了三年不見的毛主席。與延安時期相比，他已發福了，為了出國，穿了一身比較講究的中山裝，他帶頭穿的這種衣服，后來幾乎成為我國的禮服，竟被西方人稱之為“毛式服裝”。這次訪蘇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國，而且是長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舉止不象往常那么輕松隨便。我在車上向他匯報了情況，高崗等東北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人上車看望他時，他也關切地問了一些問題。我隨著他乘坐的專列，一直陪他到了滿州里，下車目送他的專列駛入蘇聯國境，我此行的任務也宣告完成。

　　當時我已接到調令，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蘇聯東歐司司長。護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務完成后，我利用調動工作的機會，請假回武漢探親。哪知我剛到家幾天，就接到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電令，要我馬上去北京隨他出國赴蘇。毛主席這次去蘇聯是參加斯大林70誕辰的慶典，也準備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同蘇聯領導人商談。后來中蘇雙方認為可以趁毛主席訪蘇簽訂一項友好條約，這才又讓周恩來代表我國政府赴蘇進行簽約談判。由于我已是蘇歐司長，周總理指定我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并為他作外交工作助手。我趕到北京幾天后就隨周總理出國，直奔闊別近20年的蘇聯首都莫斯科，會合了先期到達的毛主席一行。

　　我們是1950年1月20日到達莫斯科的，隨毛主席先到的同志向我們介紹了不少情況，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鑒于過去通過共產國際支持了王明，打擊壓制了毛澤東，對中國黨作過一些不切實際的錯誤指示，使中國革命遭受了一定損失，斯大林對此感到歉疚。由于他與毛澤東是初交，互相不摸脾氣，毛澤東到莫斯科后的活動，大都由他自己提出蘇方才作安排，蘇方避免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人。當時毛澤東也在觀察斯大林，想了解對方怎樣對待自己，結果雙方產生了一些隔閡和誤會。

　　例如斯大林曾問毛澤東，他此行有些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澤東卻以他慣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說，我這一趟當然不能白來，總要搞點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斯大林聽了怎么也鬧不清這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起研究，也解不開這個啞謎。后來由當時的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從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那兒才摸到了底。原來毛澤東想讓蘇聯與中國簽訂一項同盟條約，“既好看”，就是可以對外宣傳;“又好吃”，就是我國能獲實利。斯大林明白后馬上表示同意，并且希望由他和毛澤東二人聯名簽署這一條約?？墒敲珴蓶|卻表示，自己是黨和國家的主席，簽訂條約是兩國政府間的事，只能由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與相當于政府總理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來共同簽署。這才馬上電召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趕來，進行簽約的實際會談與準備工作。直到會談結束準備簽字時，斯大林還希望能與毛澤東聯名簽署這一條約，但是毛澤東仍然客氣地拒絕了，所以后來只由周恩來與維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長的身分，簽署了世界矚目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件事表明了毛澤東不愿受別人尤其是外國輕易擺布的自立性格。就在我們來到前后還發生過幾件事，蘇方曾請毛主席參觀一些地方，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戰績、遺址和汽車工廠等等，他看了卻認為不過如此，對蘇方人員的“吹牛”很不以為然。在列寧格勒參觀冬宮時，有幾個館據說正修理內部，沒有開放，他就悄悄對陪同的翻譯師哲說，那里面肯定是過去沙皇搶的我們中國的東西，他們不敢讓我們看。當時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國革命為題材的芭蕾舞劇《紅嬰粟》，蘇方請毛澤東和我們去看。他讓自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和大使館文化參贊戈寶權先去看了。他們看后回來說了劇情，原來此劇說蘇聯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時，一個蘇聯海員在碼頭上結識了一個中國妓女，接受了妓女獻給他的愛情和紅嬰粟花，他則向那妓女灌輸革命思想，通過妓女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后來引起了中國革命，又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一聽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歪曲和污蔑中國革命，斷然拒絕去看演出。由于陳伯達去看了并在演出謝幕時鼓過掌，毛澤東就批評責備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還給人家鼓掌捧場呢!毛澤東這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僅給我們很深的印象，也成為我們處理對外關系的基本態度的依據。

　　中蘇會談和簽約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緊，周總理每天向他詳細匯報一切情況，條約的文稿也都經過他逐字逐句的審改推敲，在一些細節和具體問題上，他允許向對方作一點妥協讓步，一涉及到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等大問題，他總是立場堅定寸步不讓。例如在我國東北境內先由沙皇俄國建造，后由蘇聯管理經營的中長鐵路，我國新疆的礦產開采及經營權益，中蘇、中蒙接壤地區的國防和雙邊關系，抗日戰爭后期蘇聯紅軍從我國東北擄獲運走的日本財產物資和工業機器設備等等，蘇聯繼承沙皇俄國在我國大連、旅順的特權及資產，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營等等，毛澤東認為這應全部無償地交還中國，指示我們在簽訂總的中蘇條約的同時，另行一一簽訂明確具體的單項協定，只能在維護我國利益的前提下，適當照顧到對方。我們遵照他的指示與要求，與蘇方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協商。在毛主席、周總理于當年2月17日先期回國后，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志一起留在莫斯科，與蘇方就若干具體問題繼續談判并簽訂有關協定。歷史證明，當年的這些條約及協定，對于維護我國獨立主權，促進我國經濟建設，特別是樹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形象，起了重大而積極的作用。應該說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思想指導和具體指示的結果。

　　中蘇條約簽字儀式舉行后的當晚，由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出面主持盛大酒會，招待蘇聯黨政軍及各界領導人，隔一天后蘇方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宴，慶祝中蘇條約簽訂并為毛澤東、周恩來等餞行。斯大林自恃是蘇聯以至國際共運最高領袖，通常是不參加這些外交宴會的，這次卻由于毛澤東的來到，每一次他不僅破例地親自出席，并且對毛澤東特別尊重客氣，席間還和毛澤東相互說笑，顯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實當時他們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帳。戰爭年代毛澤東曾多次抵制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中國革命的進程和方式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圖，建立新中國時又不照搬蘇聯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親西方的人士。毛澤東對斯大林從未俯首聽命和低三下四過。因此斯大林心有疑慮，擔心毛澤東是個鬧獨立性的鐵托式人物。只是中國革命的實踐結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勝利，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新中國的誕生又使蘇聯有了個東方大國作為盟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于蘇聯的鞏固發展都是極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愿怠慢更不敢得罪在聲望和地位上都不亞于自己的毛澤東，倒是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不僅始終保持尊嚴，有時還使使性子甚至發發脾氣。

　　就在毛主席訪蘇時，有段時間蘇方沒有給他安排什么活動，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別墅中閑住了幾天后，忽然向蘇聯的接待聯絡人員發起火來，說是我現在每天就是吃飯、拉屎、睡覺三件事，真不知你們把我從那么遠請來干什么?翻譯師哲對他說，你發火的對象都是蘇聯一般的工作人員，他們什么都聽上面的，你對他們發火也沒有用。毛澤東卻說，我就是要他去向斯大林匯報，毛澤東在發脾氣了!他的這種基于民族自尊心的獨立不羈性格，確曾贏得了蘇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過這又只是毛澤東性格的一個方面，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當然深知中蘇團結的重要，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方針，建國后他第一個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訪的國家又是蘇聯，并且是去參加斯大林的70壽辰慶典，這就以行動駁斥了說他是“東方鐵托”的議論。所以建國初期中蘇友好調子之高和氣氛之熱，我這個蘇聯東歐司長活動之多，業務之忙，都是按他的決策指示進行的，而這都是適應當時形勢和符合我國利益的。

　　這種狀況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才逐步發生了變化。

國際共運大論戰的臺前幕后

　　據師哲同志說，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對劉少奇等中國同志說，依我看來，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漸東移，馬克思主義誕生于西歐，卻在東方的蘇聯取得了勝利，將來就會在中國發展，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革命中心，你們的毛澤東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領袖。

　　我不知道這話對毛澤東有過什么影響，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實出現了誰聽誰的問題，即誰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領袖的問題。尤其是赫魯曉夫上臺以后，他繼承了斯大林在黨的關系上的“老子黨”做法，在對外政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作風。毛澤東對此堅決反對和極力抵制，自視為“正宗”馬列主義的蘇共頭頭處處咄咄逼人，從來不買外國人帳的中共領袖常常寸步不讓，這就產生了尖銳的沖突，從而導致了中國黨對蘇共方針路線和內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開的批評，最后造成了國際共運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組和大動蕩。60年代初，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馬列主義政黨及其組織，全都一分為二，重新劃線站隊，絕大多數黨或國家本著傳統做法支持蘇共，也有少數國家的黨或小派別，贊成或同情中共，各國各黨幾乎無一例外地卷入了這場社會主義國家和全球共產黨之間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當然地成為“交戰”一方的最高決策人和戰略總指揮。

　　在此之前，我已從外交部調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由從事政府外交轉為黨的國際聯絡工作，因此也直接參與了這場針對蘇共的名為“國際反修斗爭”的國際共運大論戰，事情是從斯大林辭世幾年后開始的，先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造成了國際共運的動搖混亂，引發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國黨雖然力求維持表面上的中蘇團結，實際上是反對蘇共的許多做法的，赫魯曉夫對此也心照不宣，對中國黨的不緊跟他們十分不滿。50年代后期，他們的不滿日益公開化，蘇共一面對我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國內政策表示批評和反對，又在當時發生的中印邊界沖突，公開偏袒印度一方，赫魯曉夫甚至在我國建國10周年慶典時，不指名地攻擊我國是“好斗的公雞”，又在種種場合用各種方式批評指責我國的內外政策是“實際上反動的”、“冒險主義”、“唯意志論”和“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等等。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開了東歐幾國主要領導人參加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我國派出了“觀察員”身分的代表團，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領隊。當時赫魯曉夫正鼓吹實現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蘇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單方面裁軍120萬，華沙條約各國也跟著裁軍共達380萬人，又宣稱要同美國等西方大國簽訂互不侵犯和裁軍、禁止核試驗等一系列協議，中國代表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會上作了主題相反的發言，提出國際形勢好轉是“東風壓倒西風”的結果，帝國主義性質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依然存在，所有沒有中國參加的國際協議，對我國一概沒有約束力。赫魯曉夫對我國代表團的發言很惱火，在招待會祝酒時，就不指名地說中國黨在拆蘇共的臺，暗罵中共領袖是“應該扔到墻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場合多次批評中共的主張和做法，我國代表團向國內報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場影響深遠的中蘇論戰和國際混戰，就此揭開了序幕。

　　當年4月是列寧90誕辰，經毛主席決策并審改，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觀點及要求，對蘇共的思想路線及其內外政策引據馬恩列之經典，作了全面、系統和嚴厲的批判。其批判對象雖然只提了南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但誰都知道其矛頭是直指蘇共及其領導人赫魯曉夫的。蘇共對此當然不能沉默，馬上與各黨通氣，決定利用當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代大會，約集各國黨領導人，討論和解決中蘇兩黨之間的嚴重分岐。毛主席決定由彭真、康生和我加上駐羅大使許建國等，組成代表團赴會。出發前先集中在釣魚臺學習領會毛主席的有關指示，研究制定赴會后的方針對策。我們按時出國并與50多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一起參加了羅共的大會。赫魯曉夫親率蘇共代表團先我們一天到達，他們不僅利用羅共大會講壇在致詞中不點名地指責了中共，更在當天向各國代表團散發并宣讀了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其中公開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等等，接著又發動各黨代表團利用各種機會圍攻中共代表團，全面批駁我國的《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說中共是“要發動戰爭的瘋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極左路線”，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義”等等，使我們一時十分孤立，只剩東歐最小的阿爾巴尼亞一家還傾向和同情我們。

　　我們將事態迅速報告了北京，中央馬上給我們發來寫好的聲明，讓代表團立即譯成外文發出去。聲明中揭露蘇共對我黨搞突然襲擊，對各國黨采取家長式的專橫態度，而中國黨決不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棒，決不向任何錯誤的觀點和作法屈服。這個措詞強硬的聲明更加激怒了赫魯曉夫，他們在會上對我們幾乎到了對罵的程度，我見代表團長彭真有時也情緒激動得難以自控，就悄悄給他遞過去一張寫有“哀兵必勝”的字條，一面表示支持，一面讓他壓壓火。當時現場口頭翻譯的是閻明復，這次顯示出了高超的翻譯水平和很強的思辯才能，準確而有力地表達了我們的觀點與意志，反而使赫魯曉夫等圍攻者常?；挪粨裱陨踔琳Z無倫次。

　　蘇共原想利用這次機會壓服中共，結果只“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岐更明顯、矛盾更尖銳了，他們豈肯就此罷休，經過組織發動和挑撥收買，使本來只是中蘇兩黨之爭，變成了中共與各國黨之爭，并且使本來主要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觀點之爭，很快轉化擴大到國家關系上，布加勒斯特會議一結束，蘇共中央就通過蘇聯政府通知我國，將按照協定來華幫助建設或進行合作的蘇聯專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執行和片面撕毀幾百項協議合同，又找岔子驅趕我國外交人員，在中蘇邊界上挑起糾紛，一時真有“烏云壓城城欲摧”之勢。但是，毛主席鎮靜又充滿自信地指揮全黨全國，頂住了突然而來的惡劣形勢，迅速組織了反擊，堅持了自己的觀點立場，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尊嚴，使赫魯曉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當然，我們也為此付出了一定代價，由于蘇聯的毀約以至反華，我國從政治、經濟到軍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損失，加上幾乎同時發生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其實也是這場國際論爭和政治風云的反映和后果之一。

　　1960年9月上旬，我出訪古巴尚未回國，就奉中央電令轉道莫斯科，參加當月17日舉行的中蘇兩黨會談。我立即趕去并參加了會談。我黨代表團長是鄧小平總書記，他在會上嚴正指出，蘇共以“老子黨”“老子國”自居，把黨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已造成了我國的損失，同時表示了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黨和中國人民，不怕困難，決不妥協的決心。蘇共當然不會輕易認錯，于是這次本想解決兩黨兩國關系惡化問題的會談，僅僅是“各自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就散了會，唯一達成協議的是于當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來代表團繼續會談。不久，由鄧小平和劉少奇于10月、11月分別率領代表團連續赴蘇，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見爭吵一番而已，只在十月革命43周年時和81國的“兄弟黨”一起簽署了一項純屬對外宣傳的《莫斯科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但是這些文件絲毫掩蓋不了由中蘇兩黨分岐引起的國際共運間的分裂狀況，由于中國黨的批評反對，蘇聯實際上已經不能再“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國際局勢的這一重大變化，主要發生在1960年。從這年2月起，我黨先后派出5個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共會談或在布加勒斯特與蘇共領導人接觸。每次會談接觸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決策進行的，每次會談結束回國時，他都要親自聽取我們的匯報，有時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們都要專程趕了去，他對代表團的活動，一再表示了肯定、贊許和支持，我們也因為上頭有他的指導和指揮，不論什么情況都覺得信心百倍。由于這年我黨代表團曾去莫斯科5次，郭沫若曾為此寫詩說：“五下莫斯科，穩坐釣魚臺”。雖然毛主席本人并不住在釣魚臺，但是我們每次出國前的準備，回國后的總結，大都在釣魚臺進行，中央的“反修”領導和寫作班子，也常在釣魚臺辦公。如果說我們是這場國際論爭的前線指戰員，穩坐指揮并“釣魚”的當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將分裂形勢推向了新高潮，赫魯曉夫等公開攻擊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當時慣例是黨代大會得邀請各國黨派代表團參加，蘇共卻不讓阿黨參加22大。中共代表團長周恩來在致詞中公開回答蘇共對我黨的攻擊后，提前回國不再參加會議。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決定我為代表團長出席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四國黨代大會。各黨大會無一例外地按蘇共的調子對中共及阿黨進行了攻擊，我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一作了回答，蘇共及東道國當然要作出反應，結果在捷、德的黨代大會上，我致詞中提到蘇共時，臺下竟起哄、拍桌、吹哨和跺地板企圖打斷我的發言。我當時心里雖然不免尷尬，表面上卻還鎮靜，我想自己正代表著一個偉大的黨，執行著自己領袖的指示，作為一個客人來到這里，主人不能也不應該對我無禮，就像毛主席詩中所說：“我自巋然不動”地硬著頭皮頂住了。有的記者形容我當時能“泰然自若”，因而稱我為“伍泰然”。

　　與此同時，中聯部另一副部長趙毅敏代表我黨出席意大利黨代大會時，也受到了與我相似的對待。對這股氣勢不小的政治風潮，我國蔑稱之為“反華大合唱”，我們幾乎到處都受到攻擊反對。我和趙毅敏先后回國后，分別向毛主席作了如實匯報，他對我們進行了鼓勵和慰問，甚至連續吟詩自勵：“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蘇共指揮的“反華大合唱”，我國針鋒相對的“獨唱”以及阿爾巴尼亞等的“幫腔”，正喧鬧得不可開交時，與我國友好的越南等國建議停止公開論爭，舉行中蘇會談以平息爭端。幾經斡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鄧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團訪蘇。可是因為在此以前，蘇共不僅公開發表了大量攻擊中共的文章報道，還在中蘇邊境、我國新疆和我國駐蘇大使館連續制造事端，其反華調子正越唱越高。為不讓蘇共乘機封住我們的口，就在代表團訪蘇前的6月14日，發表了由毛主席親自定題定稿的，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駁斥蘇共觀點的長文《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25條”)，實際上使中蘇論爭達到了又一高峰。蘇共哪能認輸，立即予以“斷然拒絕”，認為“25條”是對蘇共“毫無根據的誹謗與攻擊”，并再次驅趕我國外交人員和留學生，還砸壞了我國駐蘇大使館的展覽櫥窗等等。就在這股極不平靜極不友好的氣氛中，我黨代表團還是按原計劃啟程出國了。我又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中蘇兩黨的高級會談就在雙方的激烈論爭和互相抗議中開始了。會談中自然也是各不相讓地你攻過來我頂過去，對于這種“會談”，西方記者稱之為“聾子對話”，還是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我們代表團每天及時將會談的情況和內容報告北京，中央向毛主席報告請示后，又立即給我們發來指示，所以會外反而比會內忙。就在會談中，蘇共于7月14日又發表了名為蘇共中央給全黨實際上是給全世界的公開信，對中共的“25條”進行了堅決回擊和全面駁斥。這使勉強進行的“聾子對話”也對不下去了，最后僅達成一項協議，會談暫停，以后再說。第二天我們就全體回國。

　　我們的專機飛臨北京機場時，我發現機場上十分熱鬧，一下飛機忽見等候在機場，親自來迎接我們的竟是毛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全體中央領導人，機場上聚集五千多人的歡迎隊伍，還有各國的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喧天鑼鼓聲中不時傳出震耳的“反修”口號，全場到處都是紅旗、彩旗和標語橫幅，我們剛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領頭走過來，與我們一一熱烈握手問好，又讓少先隊員為全體代表團成員獻上了鮮花，還讓我們與以他為首的歡迎者一起排在飛機前合影留念。我們繞場一周和離開機場時，全場一片雷鳴似的歡呼和掌聲，中外記者紛紛把這一盛大場面和熱烈氣氛攝入鏡頭和寫入報道，第二天各報和各種新聞工具都突出報道了我們代表團的歸來特別是毛主席對我們的迎接。對這場破格破例的歡迎儀式，我們都明白這并不是沖著我們這幾個人，而是借題發揮地對外國“帝修反”特別是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組織的一次規模宏大的政治示威。

　　歡迎儀式一結束，又破例地沒讓我們各自回家休息，全體代表團成員都奉命跟著毛主席的車一直開進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們一樣，也一點沒有休息，坐下來就讓我們作詳細匯報。鄧小平、彭真作匯報時，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都認真地靜坐傾聽著。從毛主席那專注和滿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對這次會談的無比關切，對所匯報的內容不斷點頭稱是，有時還插幾句問話甚至笑話。

　　這次無結果的會談，特別是中共“25條”和蘇共“公開信”的發表，標志著中蘇論爭和共運分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央的“反修”寫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針對蘇共中央“公開信”，連續發表了一批深入批判“蘇修”的大文章。原來計劃連發10篇，哪知才發表了第9篇，赫魯曉夫就被迫下臺了。雖然這是蘇共內部的一次“宮廷政變”，但我們許多人都認為，我們的“九評”也是促使“赫修”下臺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評”把他轟下臺的。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這天夜里，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突然打電話給我，要我以中聯部負責人身分，出面接待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聽取他的重要情況通報。因為中聯部機關都已下班，我只得用自己家的客廳接待了蘇聯大使。他來就是通報赫魯曉夫由于“健康原因”下臺的事，于是我有幸成為我國第一個知道此事的人。蘇聯大使一離開，我立即將情況報告了楊尚昆，他馬上報告了毛主席。

　　正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轉向莫斯科時，突然從我國又發出一個更具轟動效應的名符其實的“爆炸性”消息——中國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原來我國的原子彈試驗早就一切就緒，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個最有利的時機。赫魯曉夫一下臺，毛主席當機立斷，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僅把世界公眾的視線牽到了中國，更把我國的這一勝利和赫魯曉夫的垮臺巧妙地聯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說明了“蘇修”的失敗和我們的成功。正如7月間在北京機場利用歡迎中共代表團回國進行的政治示威一樣，這次又利用原子彈試驗進行了一次實力示威。這不能不說又是毛主席的大手筆。

　　毛主席馬上決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時機，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龐大代表團，去蘇聯祝賀節日，我有幸又參加了這一代表團。我們出發前，中央已用各種方式向蘇聯發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對新上臺的勃烈日涅夫表示祝賀，在報紙上介紹其新的建設成就。我們到達莫斯科后，一一拜訪了蘇共各領導人，反復表示希望團結友好的愿望，所有的慶祝活動都積極參加，對蘇方人員一律熱誠相待。哪知這只是我們的主觀愿望，蘇方僅僅撤換了赫魯曉夫，并沒有否定其思想路線，新領導人仍然堅持原來的政策方針，相反企圖使我們改變方針。

　　在一次宴會上，蘇共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竟對我國代表團副團長賀龍元帥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下了臺，你們也應該像我們這樣，把毛澤東搞下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賀龍元帥馬上頂回了他的挑釁。周恩來知道此事后，當即向蘇方提出抗議，勃烈日涅夫打馬虎眼地說這是馬林諾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來立刻嚴肅地說：“不，他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蘇方向我們道歉認錯。這次訪蘇也就這樣未能如愿地結束了。我們來時頗有勁頭，回國時不免有點失望甚至敗興。

　　我們的專機在北京機場降落時，只覺面前呈現了幾個月前的盛大場面，毛主席再次領著劉少奇、朱德和鄧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領導人，和數千各界群眾在一起，為我們舉行了又一次熱烈的歡迎儀式。我們下飛機和他見面握手后，他又領著我們繞場一周，接受各界群眾對他和我們的歡迎歡呼。毛主席此舉，再次向外顯示了中國黨和人民的團結一致和對他本人的擁戴，蘇共的妄想圖謀永遠不會實現，同時也宣告了我們黨與“蘇修”斗爭到底的決心。這次中蘇雙方都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好轉，反而矛盾更尖銳結怨更深了。也就從那年十月革命節起，我們與蘇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才能再去蘇聯，中蘇關系中斷了幾乎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中蘇關系惡化期間，我還曾出訪過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這兩國一個與蘇聯對著干，一個也已不一條心。當時我們在東歐除了有的國家黨內的少數反對派，也就剩了這一個半朋友。只是后來那個被毛主席譽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也同我們鬧翻了，據說他們成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義”。這世界大舞臺真比舞臺小天地更加變幻莫測令人莫衷一是。

　　對于這場30多年前的國際“反修大戰”，我黨已在種種場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任何國家的黨，都不應該干涉別黨別國的內部事務及其方針政策，應當尊重各黨和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的蘇聯，是曾不斷干涉過我們的內部事務，多次批評指責我們的方針政策。不過，我們也對人家的一套進行過毫不客氣的嚴厲批判和全盤否定。我個人認為我們當時從若干論點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說是正確無誤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想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為這場國際“反修大戰”的最高指揮，一方面表現出了他非凡的才智與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了他個人的失誤和局限。我作為當年這些活動的參與者與過來人，僅將以上事實回憶出來，供后人對此進行分析評說。

劫難歲月的希望寄托

　　史無前例的“文革”初期，我還在執行外事任務，曾參加以康生為首的代表團重訪了阿爾巴尼亞。開始我以為“文革”大體是文化界的事，可是后來不行了，不僅是我所在的中聯部，連我和我的全家都被卷入了。我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等會議上，聽了毛主席的講話，看了他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和許多文件材料，一面感到自己有點思想跟不上，一面又認為運動是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必須堅決響應和積極參加。在自己尚未完全投入運動時，常通過家里人和孩子們了解些情況。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我談了自己的情況和想法，會議簡報上摘發了我的發言，毛主席看到了，針對當時有些干部不敢接觸紅衛兵的現象，以我為正面例子講道：“伍修權有四個孩子，分為四派，有很多同學到他家里去，有時幾個人或十幾個人，接觸多了，就沒有什么可怕的了，覺得他們很可愛。”他認為這是接近和聯系群眾的一種好方式。不過，當運動搞到自己頭上時，情況就不一樣了。

　　黨內大陰謀家、中央文革顧問康生，一開始就插手和操縱了中聯部的“文革”運動。最初他想拉我跟他走。但是我見他平時不務正業，運動一來就特別活躍，從中撈名爭權獲利，并且一直老謀深算，早就稱為“康老”，我就將《愚公移山》中一個反面人物的名字加到他頭上，背地里稱他為“智叟”。這次運動，他更不擇手段了，1966年初，由彭真、陸定一、周揚、吳冷西和康生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對當時文化革命(不是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若干問題，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議，經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批準后，由彭真去向正在外地的毛主席匯報。匯報前彭真和五人小組成員一起整理出一個匯報提綱，后來就被稱為“二月提綱”，康生不僅參加了討論，同意提綱的各項內容，還在形成文件時畫圈認可，并且和彭真一起去向毛主席匯報。哪知他一察覺毛主席并不贊成這個提綱，立即翻臉不認賬，說匯報提綱是背著他搞出的，他根本不同意提綱的內容，把一切問題都推到彭真頭上。當有人拿出他畫圈表示同意的文件稿時，他又耍賴說那個圈不是他自己畫的。他的這些行為令人十分反感，我早就對他避而遠之，存有戒心，當然不肯上他的鉤。他一見我不跟他走，立即反過手狠整我，抓住我在東北局時曾支持過彭真，在中聯部時支持過王稼祥，在外交部時又為南斯拉夫說過好話，他就伙同林彪、葉群等定我為“彭真黑幫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指使造反派揪斗批判我。

　　我對此當然不服氣，認為黨和毛主席一直是了解和信任我的，毛主席曾說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他，是個老實人。我家里就有直通中央領導同志的紅機子電話，如果我把自己的問題向他反映一下，他只要為我說一句話，就誰也怎么不了我了。但是我幾次拿起紅機子又放下了，我想到現在運動這么緊張，每時每刻都有許多事情等著他去過問，我不應該將個人的事去干擾他，使他再分心。為了表示自己內心對他的敬愛和體諒，終于沒有給他打電話，只向周總理的秘書電話報告了一下我的處境。造反派發現我用紅機子打過電話，不僅馬上把紅機子給拆了，還干脆把我“隔離審查”關進了牛棚，別說再打電話，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被剝奪了。在本單位被關了一陣，又被綁架似的押送到通縣鄉下的衛戍區部隊中被“監護”起來。只是這里是監而不護，根本不被當人看，冬天挨凍，夏天挨蚊子叮，吃的是棒子面加白菜幫或咸菜。成年整月不見天日，還不斷忍受專案組的審訊逼供和看守的辱罵訓斥，與家里更是音信不通，相互生死不知。那時每天“陪”著我苦度歲月的，只有一部“毛選”，我翻來復去地通讀了許多遍，為了保持自己說話和發聲能力，常常出聲地一篇接一篇的朗讀其中文章，讀著讀著，不由分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盼望他能拯救我脫離苦海。那時雖然外頭什么事都不知道，每天的日子更是難捱，但是只要想到毛主席還健在，我們個人總有重見天日之時，我們的黨和國家總會轉入正常生活，所以也真誠地隨著外頭的廣播聲，默唱著“……他是我們的大救星，”甚至默祝他老人家真能“萬壽無疆”。不過盡管我日夜盼望和真誠祝愿，身體卻一天不如一天，心臟病、糖尿病和浮腫病一齊出現了。

　　就在我情緒十分消極時，忽然情況好轉，伙食逐步改善，允許有病吃藥，還被安排見了一次家屬子女，這是1972年的事。后來知道，這果然是毛主席發了話，當然不是為我一個人說的。原來是鐵道部的劉建章同志，忍受不了對自己的迫害，設法上書中央，使毛主席了解到許多干部受摧殘折磨的情況，他畢竟還是關懷我們這批跟他幾十年的老同志的，立即下令制止這種“法西斯審查方式”，不準繼續虐待我們。這才使我們忽然獲救，開始重享人的待遇。專案人員對我審查了幾年，并未查出我有什么嚴重問題，從“黑幫”“反革命”依次降為“敵我矛盾內部處理”、“犯錯誤的好人”和“可以悔改的干部”。當時我們已獲準看到報紙，又幾次看到家屬子女，知道了許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有關方面正在按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對我們落實政策。這使我信心倍增，認為自己不久也會和許多受審查同志一起，重見天日并重獲工作機會。這一天終于來了!

　　1974年國慶前夕，我突然被解除監護放回家里。當時我的家早已七零八落了，我一被“監護”全家就從原來宿舍“掃地出門”，后來寄居在一個機關招待所里，全家人大都天各一方，我90多歲的老母，被趕回武昌老家，子女們多數分散在外地插隊勞動或學習，好幾個都被當作“黑幫子女”和“小反革命”關押批斗過。我到家時，老伴將家中僅有的兩個雞蛋煎了，算是為我舉行了接風盛宴。其情其景十分凄涼。好在當天就得通知，讓我參加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我馬上理了發刮了胡子，老伴找出我當年從事外事活動的衣服皮鞋等等，整容換裝之后，幾年來的“囚犯”形象一下改觀了。當我按時進入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大會堂時，不由感慨萬千，轉瞬間從監護著的“階下囚”變成赴國宴的“座上客”，這個角色轉換得也太快了。正當我思潮紛涌時，只聽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原來是多年不見的老戰友和熟人，他們許多也是剛從監護點、下放地和“牛棚”、監獄中出來的，有的同志竟與我關在同一座樓內幾年，卻從未相見毫不知情。我們都為自己的終于獲得解放，重新回到人間而慶幸不已，并且都認為，是毛主席使我們獲得了“新生”。

　　招待會開始后，幾年來只能夢寐相見的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大家祝酒并致詞。我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的形象，專心致志地聽著他的聲音，只見他消瘦和衰老多了，連聲音都顯得沙啞和似乎底氣不足，但是他的話卻使我們止不住熱淚盈眶。不只是為我們個人的忽然翻身，更是為了黨和國家終于開始恢復正常生活和優良傳統而無比興奮和激動。當時林彪一伙雖已垮臺，“四人幫”卻還在臺上，宴會廳的中心席位上就坐著那幫人，甚至我的鄰座就有他們的幫兇爪牙。但是我想，只要毛主席、周總理健在，他們畢竟翻不了天，我們能出席今天的國宴，說明毛主席、周總理忘不了我們這批老戰士。按照慣例，毛主席本人沒有出席今天的國宴，不過我感到，他的心和我們是相通的，盡管我們從戰爭年代到“文革”運動，都經受了嚴峻以至殘酷的考驗，但我們對他的忠誠熱愛，一直沒有動搖，他永遠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第二天正是國慶之日，套紅的報紙上發表了國宴參加者的全部名單，在“出席招待會的還有”之后，也出現了我的名字，雖然只是3個小號鉛字，卻是八年來第一次不是作為“黑幫”“反革命”和“打倒對象”出現，標志著我新生活的開始。由于這次名字見報的共有好幾千人，光是名單就登了《人民日報》一個多版。這個異乎尋常的做法又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決定，由于黨和國家的逐步恢復正常生活，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出來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放干部速度太慢，周總理便不顧“四人幫”的阻撓反對，向毛主席建議整批整批地讓正受審查和關押的干部迅速重新工作，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議，并決定利用國慶節時一齊露面亮相，再在報上公布名單，算是宣布對我們集體解放了。對此，我們永遠難忘毛主席、周總理的恩惠。

　　國慶以后，我先后拜望了一些老領導和老同志，在看望葉劍英元帥時，他關切地問我對今后的工作怎么考慮的。我說我正為這事作難，我在的中聯部，早已被康生及其一伙人把持，我將難以和他們一道工作。當時葉帥正主持軍委工作，就說：“這樣吧，你回軍隊來，總參謀部正需要你這樣的干部。你回去給毛主席寫一封信，陳述自己的愿望，對自己的問題也作一點自我批評，寫好交給我，我去送給毛主席，同時向他推薦你，要你來總參工作。”我聽了簡直喜出望外，馬上回去以最真誠的心愿和懇切的語言，寫了給毛主席的信，送給葉帥的幾天后，他就給了我答復，說毛主席看了我的信，表示滿意，接受葉帥的建議，同意我回軍隊到總參工作。不久，經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正式批準，任命我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二部部長。葉帥親自領我去總參報了到，他向總參黨委介紹我時，一再強調是毛主席親自決定并任命我回總參工作的，我心里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了我重新工作并重回軍隊的大好機會，我又可以跟他“繼續革命”了。

　　好事一件接一件，我又被通知參加了于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這次會議的全部議程及其文件，都是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進行和制訂的，周總理在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經他反復審改定稿的。正是在周總理的報告中，我們聽到了毛主席、黨中央通過周總理發出的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偉大號召，我們多次為周總理的報告興奮得大鼓其掌。后來分組討論時，周總理又親自參加了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團的小組會，他親切地一一問候我們之后，坦然而又沉重地說，他已經得了癌癥，工作時間不太多了，這也是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他正在同疾病作斗爭，還要繼續和大家一同奮斗。他說這話時，我的心里酸痛無比，才幾年功夫，他因操勞消瘦得幾乎變了形，臉上手上都出現了很深的皺紋和壽斑，動作和聲音都顯得蒼老了，但是他還是鼓勵我們特別是年輕同志，努力工作，要求大家遵照黨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我國早日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令人痛心的是這次會后僅過一年，周總理就猝然辭世，當年7月，朱德老帥也因年高逝去;唐山大地震后，我國又發生了更強烈的政治地震，我們追隨幾十年的毛澤東主席，也忽然離開了我們!幾個月內，我們連續失去了三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當時真有“天柱折，地維絕”之感。當我獲準在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遺容并向其告別時，許多年過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來。幾十年來，不論什么危難情況和險惡環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僅僅想到他，我們就有了戰勝一切的力量和勇氣，有他在，我們就有勝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現在一下失去了他，我們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兒”……與此同時，更使我們焦心的是，“四人幫”正打著他的旗號妄圖搶班奪權，他們已經把全黨全國搞得亂了套，一旦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全國人民特別是我們這些人，必將真的“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永遠不得翻身”了。

　　但是，毛主席培養教育出來的革命者，終于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將黨和國家的權力重新牢牢地掌握在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新老戰士手中。這時我們又由衷地歡欣鼓舞，1976年10月，我們和廣大群眾在一起，歡慶黨和人民的偉大勝利，并且很有信心地認為，毛主席本人雖然不在了，他的思想言論和精神品德，將永遠引導、幫助和鼓勵我們前進，他的形象永遠矗立在我們心里，他的聲音永遠響徹在我們耳際，他永遠和我們戰斗在一起!

　　我國古往今來，一個人對整個國家歷史直至億萬人個人命運，能造成如此巨大影響和深刻烙印的，毛澤東如果不是絕無僅有和空前絕后的，也將是屈指可數和別無幾人的。我作為毛澤東的老兵之一，將永遠為此驕傲自豪，當他百歲誕辰將臨時，我僅將自己的回憶和感想，奉獻給廣大讀者，同時算是給他老人家的一份微薄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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