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8期 作者：〔埃及〕薩米爾?阿明;譯 于海青

　　一、資本主義漫長的崛起

　　悠久的資本主義歷史由三個不同的連續階段構成：(1)漫長的準備期，即從前現代社會的通常組織形式朝貢制度向資本主義的過渡，這一時期持續了800年，從公元1000年一直到1800年;(2)19世紀短暫的成熟期，“西方”在這一時期確立了統治地位;(3)由“南方的覺醒”(這是我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的標題)引發了資本主義長期“衰落”，在這一過程中，南方人民及其國家重新獲得了改造世界的主動權，這也是發生在20世紀的第一波浪潮。這場斗爭是與反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密不可分，是超越資本主義從而向社會主義過渡之漫長道路的潛在動力。進入21世紀，開始出現了南方人民和國家獨立自主發展的又一波浪潮。

　　在前現代世界，所有發達社會典型的內在矛盾——這些矛盾并非“封建制度” 的歐洲所特有——說明了連續出現社會—技術革新浪潮的原因，而正是這些浪潮構筑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性。

　　最古老的一波革新浪潮源自中國。變革始于宋朝(11世紀)，在明清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使中國在技術創造力以及集體勞動的社會生產率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直到19世紀才被歐洲超越。“中國浪潮”之后是“中東浪潮”。這次浪潮發生在阿拉伯—波斯灣的哈里發帝國，其后經過十字軍東征，出現在意大利的城邦。

　　最后一波浪潮是指古代朝貢制世界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過渡。這次浪潮發生在征服美洲大陸的沖突之后，始于歐洲的大西洋地區，300年來(1500-1800年)一直表現為重商主義。逐漸開始統治世界的資本主義，是最后這一波社會—技術革新浪潮的產物。首先在大西洋和中歐地區，之后在美國，以及后來在日本出現的歐洲的(“西方的”)歷史資本主義形式，逐漸形成其自身特征，尤其表現為一種建立在剝奪基礎上的積累模式：首先是對農民的剝奪，其后是對作為附庸融入全球體系的外圍地區人民的剝奪。因此，這種歷史形式與不斷構筑、再生產和加深的中心——外圍對立密不可分。

　　伴隨著發明了新的“機器工廠”(同時造就了新的產業無產階級)的英國工業革命以及引發現代政治興起的法國革命，歷史資本主義在18世紀末呈現其最終確立的形式。

　　成熟資本主義在短期內發展起來，19世紀是這一體系發展的最高點。資本積累形式取得支配地位，成為統治社會的基本規律。這種積累形式在一開始是建設性的(它使社會勞動生產率得到驚人的連續性加速發展)，但它同時也具有破壞性。馬克思認為，資本積累摧毀了財富的兩個基礎，即人(商品異化的受害者)與自然。

　　在對歷史資本主義的分析中，我尤其強調資本積累破壞性的第三層面內容，即對外圍地區被統治人民的物質和文化剝奪。馬克思對于這一地區的人民沒有特別關注。這無疑是因為在馬克思撰寫著作的那個短時期內，歐洲看似幾乎完全專注于內部積累的需要。馬克思因而將這種剝奪歸為一個暫時的“原始積累”階段。與之相反，我將其描述為一個持續的階段。

　　事實上，在其短暫的成熟期，資本主義履行了不可否認的進步職能。它在物質層面及其相應的新的政治和文化意識層面創造了條件，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可能和必然。社會主義被視為一種更高級的“生產方式”(共產主義更是如此)，并非如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能夠將生產力的發展與一種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聯系起來。社會主義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更高階段。因此，工人階級運動植根于被剝削人群，獻身于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這從19世紀的歐洲以及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表述中可見一斑——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同樣，這一挑戰以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決非偶然。

　　二、壟斷資本主義：長期衰落的開始

　　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進入漫長的衰落期。現在，資本積累的破壞性層面逐漸壓倒了其進步性、建設性層面。19世紀末，隨著新的社會生產壟斷的確立(不再像重商主義時期那樣只是在貿易和殖民地實行壟斷)，資本主義實現了性質上的轉型。這是對始于19世紀70年代即巴黎公社失敗后不久，資本主義第一次長期結構性危機的回應。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正如希法亭和霍布森的著名論斷)表明，古典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本身，現在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對剝奪者進行必要而可能的剝奪的喪鐘已經敲響。這一衰落表現在作為20世紀歷史標志性事件的第一波戰爭和革命浪潮中。因此，列寧正確地將壟斷資本主義描述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但列寧樂觀地認為，隨著社會主義革命提上日程，資本主義的第一次長期危機也將是其最后的危機。歷史后來證明，資本主義能夠克服這場危機，其代價是兩場世界大戰;它甚至也能夠適應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以及亞非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給其帶來的挫敗。然而，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短暫復興期之后(1945-1975年)，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一體系再次出現長期結構性危機。資本通過性質上的新轉型來應對這種復興的挑戰，其所采取的形式，我稱之為“泛壟斷資本主義”。

　　許多重要問題產生于對資本主義“長期衰落”的解釋，關注的是曾為“長期衰落”之秩序的“革命”的性質。歷史壟斷資本主義的“長期衰落”等同于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長期過渡”嗎?在何種條件下會出現這種狀況?

　　從1500年(大西洋地區的重商主義形式開始向成熟資本主義過渡)至1900年(資本積累的正效應單一邏輯開始遭遇挑戰)，西方人(歐洲人、北美人，其后是日本人)一直主宰著游戲進程。他們獨自塑造著歷史資本主義新的世界結構。當然，被占領和被統治的外圍地區人民和民族竭力反抗，但他們最終總是落敗，被迫接受其從屬地位。

　　與歐洲—大西洋世界的統治相攜相隨的，是其人口的爆炸：歐洲人在1500年時占全球人口的18%，到1900年時則占36%，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后裔移民至美洲和澳大利亞。如果沒有這種大規模移民，建立在加速消失基礎上的這種歷史資本主義積累方式，是不可能出現的。這種資本積累方式不可能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地區再生產，因為后者再無“美洲大陸”可征服。由于不可能在世界體系內實現“趕超”，除了尋求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外圍地區的人民別無選擇。

　　三、歷史發展的主動權移至外圍地區的人民和民族手中

　　作為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也是發生在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最后一場革命。隨著“外圍地區人民的覺醒”，20世紀揭開了歷史新篇章。其最初表現是1907年的伊朗革命、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和1911年的中國辛亥革命，以及“半外圍地區”的1905年俄國革命。外圍地區人民和民族的覺醒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為1908年青年土耳其運動章程的阿拉伯—穆斯林文藝復興(Nahda)、1919年埃及革命以及1885年印度國大黨的創建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1914-1917年間，在對歷史資本主義第一次長期性危機的回應中(1875-1950年)，外圍地區人民開始了爭取自身的解放，他們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動員起來(俄國、中國、越南、古巴)，或者在與社會改革的進步存在不同程度聯系的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動員起來(印度、阿爾及利亞)。它們選擇走從前被(舊的)“經典的”帝國主義統治所禁止的工業化道路，迫使后者進行“調整”以適應外圍地區人民、民族和國家的第一波獨立浪潮。從1917年到“萬隆計劃”(1955-1980年)失去效力及1991年蘇維埃制度垮臺，歷史發展的主動權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我并不從所謂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周期的角度，來看待老邁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兩次長期性危機，而是認為，它們是全球化的歷史資本主義衰落及其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兩個階段。我也并不認為，1914-1945年完全是為爭奪“英國霸權” 繼承者的“30年”戰爭。我認為，這一時期也是帝國主義中心地區對外圍地區(東方與南方)第一次覺醒所發動的長期戰爭。

　　外圍地區人民覺醒的第一波浪潮之所以消解有很多原因，包括其自身的內部局限與矛盾，以及帝國主義成功發現了統治世界體系的新方式(通過控制技術發明、獲取資源、金融體系全球化、通訊和信息技術、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然而，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第二次長期性危機，恰恰發生在第一次危機爆發的100年后。資本對這場危機的回應，即強化的積聚(這導致了泛壟斷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與此前毫無二致。但三位一體(美國、歐洲和日本)組合的新集體帝國主義的勝利時刻，即1990-2008年的第二個“美麗年代”，與相應的1890-1914年的第一個“美麗年代”相比，的確非常短暫。一個混亂無序、戰爭和革命的新時代出現了。外圍地區民族覺醒的第二波浪潮已經開啟，拒絕三位一體的集體帝國主義繼續維持其統治地位，在這種形勢下，帝國主義只有靠訴諸武力才能控制全球。華盛頓政權優先考慮的，正是這一戰略目標，而非西方流行的“反世界主義”思潮的幼稚幻想。這表明華盛頓政權完全清楚我們時代的斗爭和決定性沖突中生死攸關的真正危險所在。

　　四、泛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嗎？

　　列寧將壟斷的帝國主義描述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我則把帝國主義描述為“資本主義的持續階段”，因為全球化的歷史資本主義已經建立起來，它從未停止再生產、加深中心——外圍的兩極分化。19世紀末構建壟斷統治的第一波浪潮，當然涉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結構在性質上的轉型。列寧據此推斷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羅莎?盧森堡也認為，現在的替代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列寧的確是太樂觀了，低估了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對革命的破壞性影響及其所造成的革命從西方(中心地區)向東方(外圍地區)的轉移。

　　20世紀最后30年發生的第二波資本集中化浪潮，構建了資本主義體系性質上的再一次轉型，我已經將其描述為“壟斷的泛化”。它們自此不僅占據著現代經濟的制高點，而且成功地對整個生產體系施加直接的控制。中小企業(甚至處于壟斷資本控制之外的大型企業)，諸如農場主，實際上被剝奪了，因為壟斷資本把它們吸納為由產業鏈上下游控制的生產環節承包商，使它們處于壟斷資本的剛性控制之下。

　　在這一資本集中化的最高階段，它與活生生的有機體即資產階級的聯系紐帶被打破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由立足于當地家族構成的歷史資產階級，已經千篇一律地被不透露姓名的寡頭——財閥統治所取代，它們控制著壟斷資本，盡管這些寡頭或財閥的資本所有權證書四處分散。過去幾十年間發明的一系列金融交易，就是這種最高異化形式的證明：投機者現在能夠兜售他們甚至并未擁有的東西，財產原則變得微不足道。

　　社會的生產性勞動的功能消失了。高度的異化已經將生產的功效歸結于貨幣(“錢能生錢”)。異化現在達到了新的高度：時間憑借其自身就能“生產利潤”(“時間就是金錢”)。對這一體系的再生產需要做出回應的新興資產階級，已降格為“工資的奴仆”(而且缺乏安全感)，盡管作為中產階級的上層成員，他們擁有特權，但仍因“勞動”而獲得豐厚的報酬。

　　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不應該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日薄西山了嗎?應對這一挑戰，除了壟斷資本必須被國有化，沒有其他的可能答案。這是工人和公民可能實現管理的社會化而不可避免地要邁出的第一步。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沿著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前進。同時，這也是發展一種新的宏觀經濟，為中小企業的運作恢復真正空間的唯一方式。如果不這樣做，抽象資本的統治邏輯只能造成民主和文明的衰落，在世界范圍內造成“普遍的隔離”。

　　五、馬克思主義在三大洲的歷史使命

　　我對歷史資本主義的解釋，強調世界的兩極分化(中心——外圍地區的對立)是資本積累歷史形式的產物。這一結論對歷史上各種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諸多觀點提出了質疑。我們面臨的“革命”或過渡不一定是這些觀點所基于的主張。超越資本主義的戰略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必須承認，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斗爭試圖挑戰的，與其說是資本主義本身，不如說是現存資本主義中持續的帝國主義層面。問題在于，斗爭重心的轉移是否必然要對資本主義提出質疑，至少是潛在的質疑。

　　馬克思的思想將對現實分析的“科學”闡釋與旨在“改造世界”的社會和政治行動(最廣泛意義上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他解決的一些基本問題，如發現資本對社會勞動的剝削是剩余價值的真正源泉，是這一斗爭不可或缺的。如果拋棄了馬克思這一基本的、清晰的貢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雙重失敗。對于剝削理論(價值規律)的任何拋棄，只會使對現實的分析浮于表象，這是一種屈從源自資本主義制度商品化需要的思維方式。同樣，拋棄了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將使改造世界的戰略和斗爭失去有效性。于是，現實世界便在異化的框架內被構想，所謂“科學”的主張因而失去了現實基礎的支撐。

　　然而，只是堅持馬克思做出的這種清晰的分析還不夠。這不僅因為“現實”本身是變化的，在由馬克思開啟的對現實世界批判的發展進程中，總會出現“新”事物需要我們考慮。眾所周知的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分析并未最終完成。在計劃寫作的《資本論》第6卷中(馬克思未寫成)，馬克思打算分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問題?，F在這件事情不得不由他人來完成，這也是我膽敢提出“全球化的價值規律”公式的原因，該公式旨在使因中心——外圍地區兩極分化造成的不均衡發展問題在理論上歸位，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歷史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密不可分。在這個公式中，“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被納入資本的生產和流通以及剩余價值分配的整個過程。這種壟斷超額利潤是導致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挑戰的根源：它說明了為什么帝國主義中心地區的社會主義斗爭已經消退，它也突出強調了在外圍地區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化體系的斗爭中，其反帝國主義層面的沖突。

　　我不想回過頭來討論關于馬克思對這個問題論述的文本解釋。馬克思無疑是一個偉人，他的思想具有批判的敏銳性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確性，至少曾經直覺地意識到會遭遇我們在此面對的嚴峻問題。在對愛爾蘭的殖民剝削問題上，馬克思關于英國工人階級與大國沙文主義為伍而造成災難性影響的分析中，就提出了這一問題。因此，馬克思對于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法國并不感到吃驚，這個國家在經濟上不如英國發達，但在政治意識上更為先進。同恩格斯一樣，他也希望德國的“落后性”能夠使一種先行的獨創方式發展起來——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融合在一起。

　　列寧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強調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的性質轉型。他得出的必然結論是：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進步階段，它現在已經“腐朽”(用列寧的話來說)。換言之，資本主義已經“過時”、“衰老”了(用我的話來說)，向社會主義前進已被提上議事日程，這既是必然也有實現的可能。在這個框架中，他構想并實踐了一場始于外圍地區(在“鏈條薄弱環節”的俄羅斯)的革命。其后，在歐洲發生革命的希望落空之后，他設想革命將轉移到東方，在這里他見證了反帝國主義斗爭與反資本主義斗爭二者目標的融合已經成為可能。

　　然而，正是毛澤東對在這種條件下為向社會主義過渡而面臨的這兩個斗爭目標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做出了精辟的闡述。“馬克思主義”(或更為確切地說，是歷史上的各種馬克思主義)面對全新的挑戰，而在19世紀最為清晰的政治意識中，這一挑戰并不存在。產生挑戰的原因在于：改造世界的歷史主動權轉移至外圍地區的人民、民族和國家。

　　盡管有其確鑿的階級結構和對工人的剝削，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不僅”使中心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以高額利潤的形式)獲益，它也是整個社會再生產的基礎。這就是佩里?安德森所清晰分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基礎，他將這種主義描述為“失敗的產物”(拋棄了社會主義觀)，并與這里的分析相關。這種馬克思主義后來因為拋棄“改造世界”，拘囿于“學術”研究，缺乏政治影響而受到指責。社會民主主義向自由主義的搖擺以及向所謂“共識”的美國意識形態和大西洋主義的靠攏，起到了為帝國主義世界統治服務的作用，這些便是其最終后果。

　　除非能夠為占世界人口80%的外圍地區人民面臨的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另一個世界”(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意指一個通向社會主義之漫長道路的世界)顯然不可能出現。因此，“改造世界”意味著改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分析世界現實以創造有效變革力量的馬克思主義，必定要在三大洲(非洲、亞洲、拉丁美洲)承載起具有決定意義的使命。

　　這一使命與我們面臨的斗爭領域如何聯系起來?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建議分析一下從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衰老的”)向泛壟斷資本主義(因而更加衰老)的轉型。這是對始于20世紀70年代、至今仍未解決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次長期性危機進行回應的一種性質上的轉型。從這一分析出發，我得出了兩個主要結論：(1)作為對外圍地區第一波覺醒的勝利而出現的工業化的回應，帝國主義體系轉型為三位一體的集體帝國主義;(2)與此同時，新帝國主義以新的手段實現對世界體系的控制。這些手段主要包括對地球及其資源的軍事控制、為壟斷寡頭的技術獨占提供超級保護以及壟斷寡頭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控制。隨著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寡頭統治的興起，當代資本主義也發生了階級結構的轉型。

　　“西方馬克思主義”忽視了由泛壟斷資本主義興起所代表的決定性轉型。新的西方激進左翼知識分子拒絕評估寡頭積聚的決定性影響，現在寡頭統治著整個生產體系，同樣也統治著所有政治、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生活。在將“社會主義”(更不必說“共產主義”)術語從其話語中根除之后，他們已經不再正視對剝奪者進行剝奪的必要性，而只是想象建立一種毫無實現可能的所謂具有“人道面孔”的“另類資本主義”。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造成了各種“后”話語(后現代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等)偏好。例如，奈格里并無只言片語論及這一決定性轉型。而在我看來，這種轉型是我們時代的核心議題。

　　從字面意義上看，這些瘋狂囈語中的所謂新話語，應該被視為一種與所有現實相脫離的虛幻想象。法語的“人民”(le peuple)或者更微妙的“大眾階級”(les classes populaires)，如同西班牙語的“人民”(el pueblo)或“大眾階級”(los clases populares)一樣，都不是“每個人”的同義語。它指的是被統治和被剝削階級，因此也強調他們(與資本關系)的多樣性，從而可能構建起有效的具體戰略并使這樣的主體成為積極的變革動力。與之形成對照，英語中對應的“人民”(people)一詞不具有這種含義，它是法語(les gens)和西班牙語(la gente)中“每個人”的同義語。新話語忽視了這些(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標志以及用法語和西班牙語闡釋的)概念，而用一些語意模糊的詞語，如奈格里的“大眾”(multitude)取而代之。通過援引其生活的時代和歷史條件與我們完全無關的斯賓諾莎的話，將這個詞(這一詞語沒有增加什么內容，反而去掉了很多內容)歸結為一種所謂的分析權，這完全是哲學的譫語。

　　西方激進左翼時髦的新政治思想，也忽視了泛壟斷統治的帝國主義特征，用空洞的“帝國”一詞取而代之(奈格里)。這種盲目的西方中心主義，忽略了對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進行反思。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我們就不能理解社會再生產機制以及由這些機制帶來的挑戰。

　　與之相反，毛澤東圍繞這些術語提出了一個兼具深刻革命性和“現實性”(科學的、清晰的)的觀點，認為應該對這些術語中的挑戰進行分析，從而可能推斷出沿著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漫長道路不斷發展的有效戰略。為此，他對現實社會的三個層面，即人民、民族和國家進行了區別和聯系。

　　“人民(大眾階級)要革命”。這表明，完全有可能構建一個將形形色色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集合在一起的霸權聯盟，以反對那個使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統治在體系上得以再生產的階級聯盟，后者的實施通過買辦霸權集團以及為其服務的國家來進行。

　　在談論民族問題時，涉及這樣一個事實：帝國主義統治否定了外圍地區由社會發展鑄就的“民族”(你也可以用其他詞語來概括)尊嚴。這種統治因“西化”以及廉價垃圾產品的傳播而系統地破壞了外圍地區各民族的獨創性。因此，人民的解放與其歸屬的民族的解放密不可分。也正因為如此，毛主義用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口號“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取代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簡短口號。

　　“民族要解放”。這被認為是對人民斗爭的補充而非沖突。這里所說的解放因而不是重建過去——這是文化主義的戀舊情結促成的一種幻覺——而是創造未來。它立足于對民族的歷史遺產進行激進的改造，而非人為地輸入一種虛假的“現代性”。經受了改造考驗并承繼下來的文化，系專指政治文化。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沒有不加區別地使用“文化”(包括“宗教的”以及無數其他的文化形式)一詞，這個詞本身毫無意義，因為真實的文化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在歷史上一成不變的。

　　在論及國家時，即使是屬于人民的和民族的權力，但也必須承認國家相對于階級霸權聯盟的自治權，而霸權聯盟則是國家統治具有合法性的基礎。只要國家存在，亦即至少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都不能忽視國家的這種相對自治。只有在此之后(而非此前)，我們才能設想出現一個“無國家的社會”。這不僅是因為必須保護人民和民族的發展進步，以免遭受仍然統治著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持續侵略，或許最為重要的是因為，“長期過渡所必需的逐步推進”需要“發展生產力”。換言之，過渡是要做帝國主義一直阻止外圍國家發生的事情，是為了消除與歷史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密不可分的世界兩極化的烙印。過渡的綱要并非是通過模仿中心資本主義來實現“趕超”，附帶說一下，這種“趕超”不可能實現，而且最為重要的是，也不能為人民所接受。它采用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現代化——工業化”概念，其基礎是大眾階級真正地參與綱要的實施過程，而且在推進的每一階段人民都能直接受益。我們因而必須摒棄那種居主流地位的推論，即在生產力的發展最終能夠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創造“必要”的條件之前，要求人們無限期地等待下去。沿著構建社會主義的方向，過渡的推進從一開始就必須發展生產力。在“發展”與“社會主義”的這些矛盾性要求的相互沖突中，國家的權力顯然處于軸心地位。

　　“國家要獨立。”我們必須從雙重目標上審視這個問題，既是相對于大眾階級的獨立(自治的極端形式)，更是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壓迫下爭得獨立。這些“資產階級”(泛而言之，是國家中居高臨下的統治階級，具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欲望)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面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如果客觀環境允許他們能增加自治權，他們會選擇“捍衛民族利益”;但在客觀環境不允許時，他們會選擇“買辦性”地屈服于帝國主義的需要。這一“新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集團”)即使建立在大眾聯盟的基礎之上，但因為至少部分地受到“資產階級”傾向的鼓舞，其立場仍然模糊難辨。

　　在現實中把這三個層面即人民、民族和國家正確地結合起來是沿著過渡的漫長道路成功推進的前提條件。這意味著強化人民的進步、民族的解放以及國家權力的成就三者之間的互補性。但是，如果人民的力量與國家代理人之間的矛盾任其發展，任何進步終將遭受厄運。

　　在這三個層面的結合上，只要有一個未銜接好，我們就會陷入絕境。把抽象概念的“人民”作為唯一關注的實體，把抽象“運動”的爭議視為不必奪取政權就能改造世界的能力，這些完全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不惜任何代價地把民族解放的思想與其霸權聯盟的社會內容割裂，將導致無可挽回地眷戀過去時光(如政治的伊斯蘭、印度教、佛教)的文化幻覺，而且這種幻覺事實上也于事無補。由此產生的權力概念被認為能夠代表人民“成就偉業”，但事實上，權力的實施并沒有人民的參與。這導致政權轉向威權主義和一個新生資產階級的硬化。蘇維埃制度的偏移，從“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向“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的演變，是最為慘痛的例證。

　　由于外圍地區的人民、民族和國家不甘心接受帝國主義體系，“南方”成為一個持續起義和反抗的“風暴地區”。從1917年開始，歷史主要由外圍地區的這些反抗以及那里人民、民族和國家獨立行動的自主性(指獨立于現存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傾向)構成。這些行動的自主性盡管有限并存在矛盾，但正是它們對當代世界進行了最具決定意義的改造，而不僅僅只是生產力的進步以及隨著這一改造在世界體系心臟地帶出現的相對容易的社會調整。

　　南方國家的第二波獨立自主浪潮已經開啟。“新興”國家及其人民正在奮勇斗爭，以打破三位一體的集體帝國主義永久統治世界的圖謀。事實也表明，華盛頓及其指揮下北約的軍事干預已經失敗。世界金融體系正在崩潰，取而代之的區域性體系自治正在建立。寡頭的技術壟斷受到抵制。

　　今天，恢復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作為繼外國殖民統治之后的內部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南美安第斯山區的一些國家正在強化自己在政治層面的存在感。

　　群眾組織和激進左翼政黨在斗爭中已經擊敗了一些自由主義的規劃(在拉美)，或者正在這樣做的過程中。這些自主發展的行動在根本上首先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性質，從而有可能承擔起沿著漫長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使命。

　　反帝和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兩種可能出現的未來前景存在何種相互聯系?正在被構建的“另一個世界”總是模糊難辨：它內在地含有最好和最壞的兩個方面，二者皆有“可能”出現(可供我們遵循的先于歷史的歷史規律并不存在)。外圍地區人民、民族和國家的第一波獨立自主浪潮出現在20世紀，一直延續到1980年。如果不對其中三個層面相互關系的互補性和矛盾性進行思考，那么，只對其構成要素進行的任何分析都毫無意義。外圍地區的第二波獨立自主浪潮已然開啟。它會更富有成效嗎?它會比前一波浪潮走得更遠嗎?

　　六、結束資本主義的危機？

　　掌控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壟斷寡頭們正在試圖使這一體系回復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狀態。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需要一種并不對其最高權力構成挑戰的“共識”來說服人民。為了獲得成功，他們準備圍繞生態問題(尤其是關于氣候問題)做一些口頭上的讓步，“綠洗”其統治，甚至暗示他們將進行社會改革(“向貧困開戰”)和政治改革(“善治”)。

　　玩弄說服人民的把戲需要編造新的“共識”，即使這種“共識”清晰地把自己說得比以前更好，也終將失敗。糟糕的是，它將延長上述那些致命的錯覺。實際的情況是，對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危機所提出的挑戰的回應，首先需要改造權力關系以使工人受益，同時也需要改造國際關系以使外圍地區的人民受益。聯合國已經組織召開了一連串全球會議，但沒有產生任何結果。

　　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必然要求。對于發生在1914-1950年間老邁資本主義的第一波長期性危機的回應，主要是通過外圍地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權力統治的斗爭以及通過內部社會關系不同程度地惠及大眾階級來實現的。這樣就為戰后三個體系的形成鋪平了道路，即當時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以萬隆會議為標志的民族主義政權和民眾政權，以及北方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的妥協，這種妥協因外圍地區人民的獨立運動而變得尤其必要。

　　2008年，資本主義第二波長期性危機進入一個新階段。激烈的國際暴力沖突已經開始出現且引人注目：建立在反帝立場上的這些沖突會對泛壟斷資本的統治構成挑戰嗎?它們與統治階級為應對危機所采取的緊縮政策的受害者的社會斗爭存在何種聯系?換言之，人民會采取一種擺脫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戰略，而非各大國所采用的那種幫助資本主義體系擺脫危機的戰略嗎?

　　為政權服務的思想家們殫精竭慮，徒勞地熱議著所謂的“后危機世界”。中情局只能想象這一體系僅以一種方式復歸，將“新興市場”經濟對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更大參與歸結為不利于歐洲而非美國。它不會承認，只有通過激烈的國際的和社會的沖突，才有可能“克服”這場日益深化的危機。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怎樣：可能會更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進步)，也可能會更糟(出現世界隔離)。

　　社會斗爭的政治激進化是戰勝社會內部碎片化及其專有的防衛策略(“保障社會福利”)的條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認同向社會主義漫長過渡所必需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賦予“運動”形成真正行動的權力。

　　為使其具體規劃具有可行性，運動的賦權需要一個宏觀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的框架。如何創造這些條件?這就涉及國家權力這個核心問題了。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一個真正大眾的、民主的、面貌一新的國家，能夠實施有效的政策嗎?左翼的直接否定回應，導致要求繞開國家采取行動來實現一種最低限度的全球共識，以作為普遍政治變革的基礎。這一回應及其推論被證明是不成功的。除了實現民族層面上的進步，并且或許可以通過區域層面上的適當行動來進一步強化之外，沒有其他解決方案。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上實現超越資本主義的最終重構，在此之前，必須先“拆散世界體系”(“脫鉤”)。無論是對于已經沿著這一方向開始行動的亞洲和拉美等南方國家，還是對于北方國家——在那里，即使激進左翼也未曾正視拆除歐洲機構和歐元的需要，這一原則同樣有效。

　　七、工人和人民不可或缺的國際主義

　　20世紀南方覺醒所取得的進步的局限性及其導致的矛盾加劇，是第一波解放浪潮喪失動力的原因。這種情況因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對南方保持持久的敵對狀態而大大強化，這種敵意甚至上升到公開發動戰爭的地步，而且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戰爭得到了北方人民的支持或者至少為其所接受。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帶來的利益顯然是北方民眾拒絕國際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少數共產黨人采取另一種態度，有時堅決支持國際主義，但卻未能以其為中心構建起有效的替代聯盟。社會黨向“反共”陣營的一致倒戈，是促成帝國主義陣營中資本主義大國成功的主要因素。然而，在20世紀第一波斗爭浪潮消退后的那些日子里，這些黨并沒有得到“回報”，壟斷資本主義擺脫了與他們的聯盟。社會黨沒有通過自身的激進化來汲取教訓，相反，它們選擇了屈服，不知不覺地陷入我們所熟悉的“社會自由主義”立場。這也不妨視為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在北方的社會再生產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一個例證。因此，當第二次屈服出現的時候，與其說是一場悲劇，不如說是一場鬧劇。

　　國際主義的失敗，要為過去一個世紀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由威權主義向專制主義國家的漂移承擔部分責任。在俄羅斯和中國革命中，創造性的民主表達方式的迸發，使人們很容易對關于這些國家還不“成熟”，從而不能實現民主的謊言作出判斷。在已經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這是繼承外圍資本主義的一個后果——帝國主義國家因人民的支持可以更加便利地采取敵對行動，從而使對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追求難上加難。

　　因此，21世紀外圍地區的人民、民族和國家覺醒的第二波浪潮，起始條件并不有利，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更加困難。作為美國意識形態特征的所謂“共識”(意指屈從于泛壟斷資本主義權力的需要);采取那些摧毀了民主的反制度潛力之有效性的“總統制”政治制度;不加區別地頌揚虛假的、任人操縱的個人主義及其必然伴隨的不平等(被視為優點);北約附屬國家集結在華盛頓政府實施的戰略一邊;所有這些都在歐盟地區被迅速推進，在這種條件下，歐盟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全球化的組成集團。

　　在這種形勢下，這類軍事計劃的失敗成為三大洲人民、民族和國家第二波解放斗爭成功的絕對優先和初始的前提條件。只要這一條件尚未實現，三大洲解放運動的任何進步都將是脆弱的。顯然，我們時代面臨的條件與20世紀迥然相異，但并不能因此排除20世紀癥狀重現的可能。

　　然而，這種悲劇性的場景并非21世紀前景走向的唯一可能。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心臟地帶，資本對工人的進攻已經在進行中。這也許表明，當資本因其對外圍地區人民的勝利而得到進一步強化時，它隨后也能對這一體系中心地區工人階級的地位形成正面攻擊。這種形勢將造成斗爭的激進化。歐洲政治文化的遺產尚未遺失，它應該會促進國際主義意識的復活以滿足政治文化全球化的需要。但是，沿著這一方向的演變會遭遇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的阻礙。

　　這不僅是壟斷資本超額利潤的主要來源，而且是保障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在不惜代價尋求保護現存“民主”選舉模式(實際上并不民主)的那些民眾因素的間接支持下，中產階級的主體影響極有可能摧毀大眾階級激進化的潛在力量。正因為如此，三大洲的南方國家可能如同20世紀那樣繼續引領進步運動。但是，一旦南方的進步運動產生積極影響，并極大限制了帝國主義壟斷超額利潤榨取的范圍，北方人民應該能夠更好地理解那些屈服于泛帝國主義壟斷需求的戰略的失敗。屆時，激進左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應進入陣地，將人民和工人的團結作為推動偉大解放運動的基礎。

　　意識形態和文化斗爭對這一復興具有決定意義，我已將此總結為構建工人和人民的第五國際的戰略目標。

　　(譯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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