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一百年前，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的水兵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發射的炮彈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這場--開啟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社會主義實踐，從而為20世紀的歷史烙下了特殊的印記。一百年后的今天，即使是蘇聯的失敗，也早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蘇聯的失敗非但無可置疑，而且已經慣于成為社會主義失敗乃至“錯誤”的證據。但這場革命畢竟改變了世界。它為處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國家和民族送去了馬克思主義，又以它的成功和失敗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寶貴的遺產和不可推卸的債務。今天仍然深受遺澤的中國人民，尤其不該回避這段貴重的經歷。保馬特別推送黃紀蘇老師的文章《中國革命與蘇聯特色——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以紀念這場革命。黃紀蘇老師選擇蘇聯先鋒隊及黨國體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這一角度，呈現了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艱難探索和曲折經歷。

　　要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就需要直面革命的種種問題，繼承革命的遺產，也清理革命的債務。后來者不應該、也不可能對此置之不理。

　　本文為保馬首發，感謝黃紀蘇老師授權保馬推送此文!

中國革命與蘇聯特色

——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文/黃紀蘇

　　十月革命，代表了人類從古老的叢林世界第一次大規模、成建制的出走，雖然因種種先天及后天的不足而終于破滅，卻在人類文明史上有著不朽的位置。對于紀念十月革命我是倍感“分內”。這是因為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中國革命，沒有中國革命，如今這一切有沒有就都不好說。還因為要是沒這兩場革命有沒有我這個人不好說，但肯定沒我這個名字。我是公歷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節那天出生的。我們那一代起名字都很講政治，這沒辦法，那個年代個人的命運跟天下大事結合太緊密了。記得小時候回回去醫院，掛號的護士都會一邊寫我的名字一邊提合理化建議：“改成黃反修得了!”可能因為名字的緣故，我從少年到青年一直秘密親蘇——這點我可比很多叫“學東”“衛民”“保國”的人忠貞多了。80年代中期起，中蘇之間的眉來眼去都被我看在眼里、樂在心里。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和解，又以“同志”相稱。我這邊剛覺得熬出頭，它那邊歷史就宣告終結——蘇聯沒了。蘇聯沒了，我們還在，還生活在阿芙樂爾炮管的奮然抖動和蘇東社會主義大廈的轟然垮塌那經久不息的回響中。

　　感謝會議組織者邀請我來談談中國革命。我雖然因故人沒來，但心來了。中國革命是十幾卷書都未必裝下的話題，我從中從中選擇蘇聯先鋒隊及黨國體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其實也是勉為其難。我在這方面缺少專門的研究，閱讀也很有限，觀點有可能錯，水平不可能高。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所講的都是我這些年心里所想的，我這些年一直希望這兩場革命的同情者能主動一點，反思其中的教訓。

　　中國革命從哪兒算起

　　在一個向來不定的世界，在一個特別不定的時代，界定人類社會的那些事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中國革命也是如此。比如說，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算不算中國革命?再往前，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算不算?按毛主席1939年所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里面的說法，1840年以來的那些奮斗探索大概都算。1949年豎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后面的碑文也是這么刻的。不過，也還有另一個“中國革命”，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由中國共產黨張羅的那場革命。中共從沒否認兩個“革命”之間的聯系，但也從來不忘兩者之間的區別。他們把二者的異同理解成一種由低到高的過程，前一個革命在一樓，后一個革命在二樓。后來，我黨還在二樓樓梯口設卡檢票：解放后填的這表那表，表上很重要的一項就是“何時參加革命”。如果你父親或爺爺參加過二次“革命”或當過國民“革命”軍的副官，能不填最好不填——填了人事科順藤摸瓜，沒準兒摸出個歷史“反革命”來。

　　近代基本任務

　　無論一樓的中國革命還是二樓的中國革命，都是為了解決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或完成近代中國的基本任務。關于中國近代的基本任務，過去有些言簡意賅的說法，如“救亡圖強”、“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之類。我不是三民主義者，可倒是覺得孫中山的“三民”對中國這一百多年的基本任務概括得既簡潔又齊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大致對應今天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自由民主)、“社會主義”。

　　這些近代基本任務可能是目標理想，也可能是路徑手段，也可能兩邊都兼著。1840年以來如果不是一直、起碼也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民族主義的“赤縣”、“神州”、“炎黃子孫”、“保種保姓”都是首屈一指的目標。割了那么多地，賠了那么多款，亡國無日的陰霾沉沉不散，自然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了。目標的排行榜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通常并不居榜首。不過作為路徑手段，它們的起伏升沉之跡頗堪玩味。

　　最早的路徑手段還是民族主義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有點像這兩年的“工業黨”，官督商辦的模式看著也面熟。洋務運動對中國固有的權力及利益格局擾動不大，歷史功績按說也不小，但最后卻被時代拋棄。我想，要是那會兒的外部環境friendly一些兒，要是李鴻章在英俄或日俄之間鉆頭覓縫真鉆出個把“戰略機遇期”來，大官僚+大商人的路子還保不齊還就走成通天大道了，那么研討“清國模式”“紫禁城共識”的專著和論文集早一百年就成為歐美各大學政治系、政府系而不是東亞系的經典讀物了。只可惜，在當時那種火燒眉毛的形勢下，不立竿見影的手段都不算手段，于是洋務運動、立憲運動——后邊還一大串——都因立了桿而沒太見影匆匆下場，弄得中國現當代史就像東直門長途站的旅游車，一天轉八個景點。

　　后來在各種工具手段中勝出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其實馬克思在十月革命頭多少年就已經到中國了，當時不叫“馬克思”，叫“馬客思”“麥咯士”什么的。為什么非得一聲炮響送過來的才算數呢?原因不止一端，但根本的一條：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在列強之一、也就是從中國欺負走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俄國居然成了事了!能在俄國成事當然也就能替中國辦事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顯然被看作一種救生設備。

　　蘇式先鋒隊

　　能在俄國成事的馬克思主義自然是俄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這款馬克思主義都有不少特色，比如計劃經濟什么的，我也說不全乎。“先鋒隊”肯定一個重要特色。近代西方選舉體制下的政黨，斯文點兒的就是個讀書會，一般點兒的也就像買包子的排成一隊，買餃子的排成一隊，很臨時、很松散。而“先鋒隊”則高度組織紀律化，屬于“特別能戰斗的堅強集體”，說夸張點兒跟特種兵似的：隊長一個眼神兒隊員便翻上墻頭，再一豎小拇指戰士們又都臥溝里了。這個特色一眼就被國民黨和孫中山相中。在那個將現代未現代的后發社會里，孫中山應該算是最有現代范兒的政治領袖了。但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主義國家架構頭重腳輕，虛浮空中，不像是自家地里長出來的，倒像從別處快遞過來的。孫中山拿著蔣經國臨閉眼才抬手放行的路數闖蕩那會兒的中國江湖，碰壁就成了家常便飯。他也只好把“現代性”夾英文原版書里，跟督軍大帥們聲氣相通，甚至以白蓮教、青紅幫為模版，將國民黨重組為中華革命黨，“那個不絕對就是絕對不那個”的新黨紀嚇跑了一幫現代同志，氣走了一批民權戰友。孫中山這么做的時候，肯定對同志戰友以及英文原版書心懷歉意，所以兩年后袁世凱一死，他就解散了出身于“癸丑革命”(二次革命)的中華革命黨。但接下來中國就跟各路軍閥的中超聯賽似的，國民黨也不見多大的起色。所以到了24年孫中山決定“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時候，他亮出了俄國革命勝利的法寶：“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接下來的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打得各路軍閥丟盔卸甲。

　　不過，國民革命軍的捷報頻傳，先鋒隊的凝聚力、戰斗力雖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國民黨若不跟符合當時“世界大勢”的價值目標牽手，恐怕也很難咸魚翻身。蘇式先鋒隊，除了屈十指成一拳的那一面，還有揮手臂領風氣的另一面。一直引領近代世界大潮的歐洲民主主義，本來其他民族和社會就從未見過，會心存對轉基因食品那樣的疑慮——怕吃了影響傳宗接代——更因一次大戰而破面毀容。而號稱能“揚棄”歐洲民主主義的蘇版社會主義，日后的各種老年病還沒到爆發期，先天不足也癥狀不明顯，一身先鋒青年的風致，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把三民主義映照的容光煥發。北洋軍閥的盟主、海陸空三軍大元帥張作霖在敗退途中不忘跟少帥探討自己到底缺啥，最后父子二人一致同意缺“主義”。國民革命扶助工農、改造舊社會、建設新國家的藍圖，吸引了辛亥革命后成長起來、又被五四新風吹拂的理想青年，這些人跟舊軍隊吃兵糧的兵油子可不在一個狀態。既然說到這兒就再多說一句：理想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舍己利他，如今“經濟人”“理性人”的世界觀人性觀不承認舍己利他這回事，但這回事對于青少年往往就是本能的沖動——我們院當年家家戶戶蓋小廚房的時候，小哥們幫別人家“跑大墻”“守大角”比給自己家干要來勁兒多了。獲得了理想主義青年的革命，是事半功倍、低投入高產出的革命。

　　中共建立之初雖是蘇聯/共產國際下面的一個支部，卻不太像先鋒隊，有點像今天的烏有之鄉或女神讀書會之類。國民黨在中國亂局里已摸爬滾打了不少年，知道自己最缺的是蘇式軍火、蘇式組織紀律、蘇式黨/國、黨/政、黨/軍體制。而中共是文化開張，初期凈是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青年導師加青年學子，沒幾個職業革命家。張國燾是替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教授跑會務跑成的黨務專家。中共的先鋒隊化，與其說是從莫斯科總部直接下載來的，還不如說是通過北伐和“四·一二”等田野實習，被國民黨這位指導老師一耳光一耳光帶出來的。嚴師出高徒，共產黨很快就上山的上山、下鄉的下鄉，走上“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不歸路。留在城市里的共產黨人也迅速成為化妝、密寫、甩尾巴、劫法場的行家里手。

　　國民黨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攘外安內”的任務要多艱難有多艱難，手里掌握的那點資源根本不夠發勞務費和紅包的。可它卻過早丟失了低成本甚至“倒找錢”的主義，成為一架燃料不足、動力不夠的國家機器。而共產黨剛冒頭就被打回原形，窮的叮當響，只能靠主義、靠“紅軍中官兵夫薪餉一樣，白軍里將校尉起居不同”的“美麗新世界”招徠仰望星空的青年。中共黨史上一直講的“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革命的主義與工具誰說了算的關系。張國燾去鄂豫皖，夏曦去洪湖，朱理智去陜北，憑一紙中央介紹信就能對根據地的軍長師長指手畫腳，甚至綁這個捆那個。要是頭上三尺沒懸著神靈或天命一樣的主義，我想某位連長就可能學著劉邦的方式，先用介紹信擦過屁股，然后拍在中央特派員臉上。這些年，頗有些論者熱衷于將共產黨和國民黨歸檔到土匪黑社會。國民黨不乏此類元素，共產黨里也不是找不出來，但那既非國民黨的主要傾向，更不是共產黨的基本特征。賀龍元帥是落草為寇、占山為王的出身，張國燾回憶錄里說南昌起義時賀還是一副軍閥派頭，但二、四方面軍長征會師的時候發現他已成為一名樸素、沉靜的革命軍人了。紅四方面軍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軍閥作風”比較突出，但也有另一面。偶爾跟一位學界朋友聊天，他母親曾是四方面軍的戰士，一次夜行遇雨，女同志們被安排住進一座小廟，她們早晨出門一看，男同志包括張、陳、徐等領導一夜都在房檐下捱著。上升期的“先鋒隊”既要講紀律講集中，也要講主義講理想。二樓的中國革命所以能越走越順，最終走上天安門城樓，蘇式先鋒隊那兩個特征缺一不可。

　　土改

　　中共登上天安門的同時，進行了土改。關于中共的土改，今天爭議很大。有兩種觀點值得關注，一種從根本上否定土改——根本否定社會平等。另一種不否定土改，但質疑暴力土改。對第一種觀點我想從基本原理上做點辯駁。對第二種觀點，我想就具體情景做些分析。

　　先說第一種。人類社會，財富利益聚而散，散而聚，像呼吸一樣，這在“人性”中有著深刻的根據。迄今的“人性”既患均，也患不均，既想往人上人，又不甘人下人。人性這兩種相反相成的傾向，一體兩面，二水中分，導出人類社會中平等主義與不平等主義對立而統一的歷史運動。人上人將人間鴻溝視為“自然秩序”，的確沒錯。而人下人起義造反要填平人間鴻溝，也不能說不是“順天由性”。兩方面我們都應直面正視。好的社會制度無非是能讓平等與不平等間的秋千擺幅小點兒，使社會既具一定張力，又能大體和諧，而不是“看他起高樓，看他宴賓客，看他樓塌了”——然后又是危樓百尺。

　　再說第二種。近代中國的土地集中，雖然不乏地區差異之類的復雜性，應該說是一個基本事實。最近讀李銳先生50年代初寫的《湖南農村的狀況和特點》，講述這方面的情況有根有據。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也不會是無的放矢，近現代學術的調查、文藝的反映也不會都是憑空捏造。國民黨30年代初開始搞土改，但國軍的營長團長不是黃世仁的兒子就是周扒皮的外甥，結果步步荊棘，不了了之。國民黨敗逃臺灣后，光棍一身，革人家命也好、改人家良也罷，都無牽無掛，因此無論減租減息還是實現“耕者有其田”都相當順利。土改一完成，臺灣的貧苦農民就不再搭理共產黨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二·二八后的臺灣，美軍占領下的日本，說是“和平土改”，其實跟白拿差不多，若沒有槍逼著，地主早反了。

　　緊接著三大戰役的大陸土改，發動廣大鄉村的“人下人”對人上人實施財產剝奪，雷霆萬鈞，快刀斬亂麻，一舉鏟除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個中國歷史上老也鏟除不掉的大不公。雖然可以說那是中共當“惡人”、做善事，但其中確有值得同情者反思之處。暴烈的土改勢必造成新的社會不公。我父親當年參加土改工作隊，聽他聊地主家的女眷總是工作隊去哪兒她們跟到哪兒，離著不遠打地鋪，因為怕被貧下中農強奸。經濟上分了周扒皮黃世仁的浮財也就罷了，政治上拿人家當沙袋，隔三差五一頓老拳，帝修反劉賊林賊孔老二那邊有點兒什么不是他們就得遭一遍殃。文化上更是黥面髡首，做一輩子過街老鼠。小周扒皮、小黃世仁子背著爹爹的原罪在新的種姓制度下氣喘吁吁，娶媳婦都難。能量是守恒的，諸如此類的不公為日后的歷史反彈提供了不小的情感動力。我祖籍在湖北漢川，記得改革開放不久，漢川我媽那邊的一位親戚來北京，氣急敗壞說起他父親在農村當生產隊隊長，現在可郁悶了。漢川我爸那邊的一位親戚地主出身，按父母老說的話，三代人“幾造業啊”(吃盡了苦)，也在那個時候來北京，說這下好了，他回回經過從前總欺負他們而如今風光不再的隊長家門口，都會高聲自語，“做莫不去找你毛爺爺去哭噻?!”

　　與暴烈革命包括土改成配套的階級斗爭文化過猶不及，很快走上了極端偏枯的末路，為日后長盛不衰的“傷痕文學”“傷痕史學”埋下伏筆。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相對和緩，后來這方面的的“控訴”音量也就小著不少。前一陣兒有一部控訴土改的小說《軟埋》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作者是某省的作協副主席，她對土改的基本否定并不可取。但二樓的中國革命因勢就便取法蘇聯模式、偏重專政手段，其中的教訓也需要打算重新出發的社會主義認真汲取，以免將來栽同樣的跟頭。

　　就現實而言，中國革命包括土改以如此沉重代價換來的相對平等的格局，這些年又被更駭人聽聞的貧富分化所取代。歷史正被喝得東倒西歪的新一代劉文彩黃世仁拽入惡性循環。我特別希望他們在稍稍清醒的時候能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們一方面使勁地罵革命罵土改，一方面又死命地把社會推向革命和土改的前夜。

　　黨國雙軌制

　　孫中山從蘇聯引進“先鋒隊”及“黨國”體制，主要是圖它好用。干什么用呢?當然是用來奪取國家政權。那么取得國家政權之后又干什么用呢?按孫中山他們的設計，在黨國雙軌制中，黨側重“主義”，抬頭看路;“國”側重事務，低頭、拉車。所以，國民政府成立后，有省黨部和省政府，前者督導后者。但現實中，黨是那幫人，國是那群人，省黨部書記怎么就見得比省長就更有主義呢?讓黨員直接當國家干部，又看路又拉車不行么?我倒不認為“黨國”是偽命題。首先，技術上，國家公務員有固定功能，需專門技能，建政之初，都由黨員出任也不現實，作為過渡形態，“主義”欠缺的內行朝九晚五忙忙碌碌，渾身“主義”的外行站高處指指點點，道理上也說得通。其次，如何讓一個本來有主義有理想的團體繼續接地氣，不忘初衷，不被日常的行政搞得暈頭轉向，不被權力寶座養的腦滿腸肥，這也應該是黨國雙軌制的題中之義吧。但黨國雙軌制能解決后面這個問題么?原理上恕我智商低，真沒想出來。從實踐上看，打天下之前的先鋒隊，打下天下之后拿當年的資歷作原始股，變現國家官僚系統內高高低低職和位，黨、國最終合二為一，成為一架官僚行政機器、利益分配機制。這個歷史趨勢，蘇聯如此，國民黨如此，中共也沒能例外。

　　黨國合一或黨泯然于國的標志，不是看存在一套還是兩套“班子”，而是看黨的官僚化、等級化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有些左翼民間社團，開個研討會發布消息的時候，特別愛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后”放在第一方陣，而且基本是以人家爹爹伯伯當年的職位為序。不過平心說，他們順序排得比較業余，而且不排除拿人家當盾牌的可能性。比起誰先行一步、誰滯后半步、精準排序、等級森嚴的官僚體系，這些社團要更像政黨。尤其是那些匿名的網絡群體，更是“沒大沒小”，洋溢著同志、同道、同黨的氣氛。中共在延安山溝里還保留著一些這樣的氣氛。曾讀到過一篇回憶文字，毛主席在窯洞前給剛吃了黑豆的將士們做報告，會場上屁聲連連，毛開玩笑說，又是哪個不同意我的觀點啊？這事要放在今天的所務會、黨組會上，估計一個個就是憋成肺氣腫也沒人敢出那聲。

　　毛對黨國體制的擔憂

　　以政治化的手段運行經濟，以軍事化的手段運行政治，全國一盤棋，統一指揮、統一步調，黨國體制接續著先鋒隊此前創造的奇跡，帶領億萬人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上晝夜兼程，實在是功不可沒。但這個體制的官僚化等級化、脫離實際脫離人民、尤其是極易于造成一個半封建化的權力社會的傾向，對于思想情感都打上“五四”烙印、早年熱心過無政府主義、精神不拘不羈、對蘇聯/共產國際指揮棒一向不服不滿的毛澤東，不可能不是塊心病。黨國這件利器太順手了，他當然不想撒手，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初心他也不愿拋棄。他很想把先鋒隊的初心和黨國的走向撮合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幸福一對兒。這種幸福的畫面，在越來越“服從命令聽指揮”、越來越強調“齒輪和螺絲釘”的黨國體系中越發稀罕了。50年代中期有回民主黨派領袖列席黨的高層會議，他們不知深淺、放言高論，給會議帶來的頭腦風暴，讓毛很興奮，他甚至提議以后開類似的會都應請民主人士參加。這些，加上當時東歐黨國體制遇到的危機，再加上蘇共二十大揭露出的黨國體制的黑暗面，構成了大鳴大放運動的遠景和近景。毛內心的豐富性和多重身份決定了他對黨國體制的矛盾態度，那就是，既質疑又維護。于是，鳴放一個變臉成了反右，反右一個滑步成了大躍進，大躍進一個踉蹌成了大饑荒。那幾年中國的政治舞臺急管繁弦、急轉直下，看得人心律不齊。今天回望那段歷史，最令人嘆息的身影是由堅強轉為僵硬的黨國軀體，還不到十周歲，老年病就都上身了，實事求是的能力居然一下短了那么一大截，讓人納悶這個黨當年是怎么從四戰之地、九死之境活過來的。

　　據戚本禹的回憶錄，江青曾告訴他，反右之后一段時間毛郁郁不樂，心不在焉。我猜想，毛那是頭一次面對如此清晰的內心矛盾及身份撕裂。不久，中南海發生所謂“八司馬”事件，一些年輕人差點被“貝利亞”(毛的話，指中辦的職業官僚)打成“右派”。毛親臨會場，激憤地講了番讓今天的好多“毛派”寧肯滅門也不肯相信的話：中國的社會主義搞不好，就會搞成蘇聯那樣的極權統治，或成為德國法西斯，與其那樣，還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據戚本禹回憶，此話幾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兩人講過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國一家華文報紙的采訪中披露。水利史專家兼文革史專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訴我，他剛剛找戚本人核實過。不過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憶錄》對此卻無提及)。又據浸淫于中國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軍(網名“成都雙石”)講，其實鄧小平1980年代也轉述過毛的這個觀點。毛的這段話，特別是其中的最優—次優—最差的排序，對于黨國版的社會主義而言，已經不是右派言論而是現行反革命言論，擱別人二話不說就發北大荒了。沒有這段話，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還真不太好理解。

　　文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每次我看印象派畫那仿佛著火一樣的天空，便會聯想到文革。文革爆發至今已經半個世紀了，但文革話題還是那么易燃易爆，控訴會和頌歌賽在民間社會各個角落如火如荼地進行，偶一相交就可能以舌劍唇槍開始，以拳打腳踢結束。我以往不大談文革，固然是怕兩頭挨打，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基于對文革兩個基本特性的認識。什么特性呢?一個是文革發動的偶然性，一個是文革失敗的必然性，有這二“性”，未來就不太可能再發生文革。未來不太會發生的事，咱一天到晚爭它干嘛呢?

　　先說發動的偶然性。先鋒隊坐了天下，如何不蛻化不變質，誰來有效監督他們?馬克思能想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不虛此生了，后面的事不歸他想。列寧死的早，如果再能精精神神活上一二十年，估計他會想這個問題，但怎么想、尤其是怎么辦，真還是個謎。斯大林不太想這個。托洛斯基在朝一想法，在野一想法。放眼望去，在建立了黨國社會主義的各國中，像毛那樣把這個問題同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做了綁定的領導人好像就他一個。而毛調動其雄厚的資源，以最大當權派兼任最大造反派，對黨國體制實施文革那樣的休克療法，更屬千載難逢。

　　再說失敗的必然性。權力高度集中的黨國體制是不知用多少硝煙熏成、戰火烤成、鮮血凝成的，利弊得失幾乎長在一塊，要這個不要那個幾乎不可能。從“無產階級專政”中開出“社會主義民主”之道，其難度不是換肝換腎可以比的——換頭還差不多。這個“理”也許做不得數，那就再看看“事”，是不是這個理。文革運動包括其破產，其實當年的鳴放/反右已經彩排了一遍。前后當然有區別，比如說，前一次毛對先鋒隊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而到64年，他已說出“官僚主義者階級是工人農民階級的敵人”這樣的重話。再比如說，56年毛是利用民國時代議會民主的遺老遺少(毛對這些人既欣賞又鄙視)擔綱大鳴大放，結果被先鋒隊頂了回去。據戚本禹回憶錄，鳴放期間，高干們聽了毛的講話散會出來，不滿之色溢于言表，有的甚至說毛“亂講話”。結果是毛出爾反爾、兩頭皆失。文革他發動“廣大群眾”造“先鋒隊”“舊政府”的反，結果又落了個全面軍管，九大會場一片軍綠，弄的全國跟兵營似的。文革起筆超邁，運筆飄忽，收筆倉皇，跟56、57年一個版型、兩個號碼。

　　文革提出的是真問題，拿出的卻不是好辦法。“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說著輕巧，其背后是多少社會的不公，多少生民的苦難啊。早已被打倒在地并踩成地板革的“黑五類”就不提了，就說紅色政權大大小小的干部吧，他們確有官僚主義的問題，也確有蛻化變質的苗頭，但實事求是地說，在那個時代他們整體上還是相當清廉的。而不問青紅皂白人人低頭、個個游街、甚至打殘打死，擱毛自己恐怕也很難“正確對待”吧?毛大概也知道文革不是個多理想的辦法，于是定了個“七八年來一次”的節奏。到文革第十個年頭，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廣大群眾再一次造反。關于這一次造反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按我自己的理解，它既造了文革路線的反，也造了黨國體制的反，因為到文革后半段，文革新貴跟黨國老人實已看不出多大差別，基本上融為一體了。如今很多人愛說文革是黨國體制的緊箍咒，但我更覺得黨國體制的負面因文革而變本加厲。最近讀香港出版的《張春橋傳》，更強化了這樣的印象。毛批準將文革這最后一次造反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據說，他當時面色蒼白，心神恍惚。等待他的是人亡政息。毛是黨國體制的最大造反派，也是最大當權派；是這個體制的異數，也是這個體制的常數。他矛盾的價值、沖突的身份和悲劇的收場，體現了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艱難探索和曲折經歷。

　　黨國體制與中國傳統

　　談黨國體制，除了俄羅斯那邊的淵源，也要思考它跟中國文化的關系。八十年代清算文革，追查專制主義傳統，朝兩個方向尋根溯源。一個是外邊西邊，從1966經1949到1917一直追到1789，中國革命、俄國革命、法國革命，祖孫三代一脈單傳，株連倒是不廣。一個是里邊后邊，范圍大、時間長，中國的歷史文化山川氣候大凡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全都緝拿歸案了。有趣的是，當年的偵破成果近年來被“唱響中國”“制度自信”工程原封端走，正反一掉個兒，又當“中國道路”的“文明基因”隆重捧出了。

　　平心說，黨國體制要跟中國傳統沒關系，那就奇了怪了。哪部分傳統呢?各路思想家都指向“掃六合”“一四海”的“秦制”。大秦與黨國在高度集權方面確實相類同倫。那黨國直接姓“秦”不行么?當然不行。首先，手段路徑相同，目標價值并不相同：一個明說了“私天下”，一個若不說明“公天下”，仁人烈士理想青年憑什么跑來舍身忘死?再者，秦皇漢武之流也不符合近代中國向前看齊、向西看齊的基本社會心理。這個社會心理只是到了近幾年隨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才發生一些淺表的轉變。更何況，一人得道榮耀鄉里、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秦制所基于的血緣/地緣社會，到近代一哄而散為流動不居的核心小家庭甚至原子化的個人。因此，“秦制”在性質、名聲及功能上都有不適合現代社會之處。但這倒也并不妨礙此類傳統元素古為今用，乘著慣性投胎轉世于計劃經濟、舉國體制的20世紀版“大一統”。“天大地大”“爹親娘親”之類頌歌，既唱出了翻身人民的顯意識，也唱出了跪地臣民的潛意識。?

　　毛與儒法

　　毛時代的中共認祖歸宗，認的是馬克思，歸的是社會主義，不會跟“康熙大帝”、“雍正大帝”攀親戚。不過，習慣了“和尚打傘”的毛澤東倒是把中共跟“始皇”、“法家”、“秦政制”、“焚書坑儒”做過友情鏈接。因此，談黨國與傳統的關系，不能不對此做一點辨析。毛是通今博古之人，喜歡海闊天空，有時順手拈來，并無深意。例如流傳甚廣的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就屬于這種情況。據湘潭大學專門研究毛澤東的學者考證，毛唯一一次將馬克思和秦始皇擱一塊，是58年在北戴河討論大煉鋼鐵的地區協作會上，原話如下：

　　只搞分散， 不搞獨裁不行。要圖快，武鋼可以搞快些。但各縣社都‘發揮鋼鐵積極性’ , 那不得了，必須有控制， 不能專講民主，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

　　純粹是即興的比喻。有些是特定語境中的對答，不乏意氣用事的成分，例如針對有人批評中共像秦始皇，毛說我比秦始皇還秦始皇怎么著吧!一般而言，毛對法家人物，用今天的話，多為“選擇性”贊許，主要看重他們敢于“厚今薄古”、打破陳規、開創新局這一面，而不是嚴刑峻法、嚇得人民縮頭縮腦那一面。否則他發動文革、砸爛公檢法就根本無法理解。至于他說的“百代都行秦政制”，也不必理解得太拘泥，說那就是郡縣制，就是中央集權。70年代初的中國政治，集不集權、分不分權根本不是問題。毛在讀蘇聯《政治經學》教科書時，比較過歷史上中國與歐洲各自的短長，說中國秦漢以來的大帝國，利在國家統一，弊在統治過嚴，官僚主義，地方缺乏積極性創造性;歐洲小國林立，各行其是，經濟發展就比較快。毛的觀點對不對另說，但他確實是這么看的。毛對孔儒往往不吝批評，主要也是嫌惡其維護舊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傾向。但平心說，就倚重文化、發揚道德、強調內心自律而言，寫“老三篇”的毛以及“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毛時代，比儒有過之而無不及，與法家的重賞罰大異其趣。“百代都行”的“秦政制”實乃董仲舒之后、內儒外法的漢政制，是中國兩千年統治的主流。毛個人的堅韌力行近墨，疑古趨新近法，自由辯證近道，天馬行空則近狂禪。

　　中國革命結沒結束

　　寫到毛的落幕，犯起了嘀咕：中國革命什么時候結束的?結束了么?按毛“繼續革命”的思路，中國革命到他晚年肯定還沒結束。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說法，好像也不能算結束。按“告別革命”的說法，文革結束中國革命該結束但沒全結束。中國革命的起始就不好說，結束就更難說了。我想還是從近代中國的三大任務如今完成的情況來理解這個問題。完成了，就算結束。沒完成，就仍需努力。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任務比較簡單。最底線的“保姓保種”到日本投降就算實現了。“富國強兵”呢?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兵”不可謂不強。毛時代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鐵路、公路、飛機、電線、自來水什么的，現代化基礎設施也完成了不少。看你什么標準，低著點兒“國”也算“富”了，高著點今天還是“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的任務可以是無止境的——在世界競爭體系兼等級體系樓梯上，只要想爬就總有得可爬。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任務以及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目標卻是有尺度、有范圍的，簡單說就是民族解放，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5、1949、1972(重返聯合國)、2008(北京奧運)這么幾個節點，朋友們自己看著選，我個人比較保守，選了2008。2008年之后，“中華帝國主義”者開口“爭霸”、閉口“老大”，還嚷嚷著“把中國工業污染輸出到到其他國家”，對周邊小國一副拍蚊子、踩螞蟻的氣勢，這在物質上尤其是情感上無論跟孫中山先生臨終沉痛囑托的“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還是與毛主席上世紀殷切期望的“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都挨不上邊，顯然已不在“近代民族主義基本任務”的范疇了。

　　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最難說。首先還得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橫向上、人際上的平等肯定是公認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那縱向上物質上的積累是不是呢?一直以“最先進生產力”自居的“科學社會主義”自認為是，但就過去近百年的實踐看則未必是——當然也未必不是。以我本人的陋見，社會主義的優長更在于社會平等——包括“共同貧窮”。社會主義并非十全十美、頭頭都占。這是首先需要指出的。

　　就社會平等而論，一樓革命沒實現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二樓革命超額完成了，靠的是先鋒隊用槍桿子拿下國家政權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確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財富不均，保障了社會平等，但沒承想它本身又生出了另一種不平等。馬恩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坐圖書館椅子上想象未來，以為所有制一順百順。后來的社會主義觀察家坐主席臺下邊甚至小黑屋里，發現事情沒那么簡單。生產資料所有制改了，社會樓梯還在，坐高處的還凈是先鋒隊隊員。坐就坐吧，還非讓大家管“高處”叫“低處”，管“上樓”叫“下樓”。生產好東西的機器的確不歸先鋒隊所有，但生產出來的好東西卻先緊著先鋒隊享有。毛是基于這個事實才認為還要繼續革命的，意思就是平等任務沒完成。靜態上，我不太認同毛的這個判斷尤其是“跟解放前差不多”的說法。但動態上，他說的確實有道理。這是黨國社會主義在平等方面的另一個問題。

　　今天的社會不平等如果把社會平等作為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特征，那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可真是任重而道遠，只怕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有相當距離呢。就以2010年前后為線吧，據牛津大學教授彼得·諾蘭提供的數字，德國的基尼系數是0.31，美國是0.41，中國是0 .53。0 .53這個無色無味無溫度的抽象數字，濃縮了不知多少令人瞠目的場景，令人扼腕的故事，令人廢書繞室長太息的生生死死啊。不過話說回來，“社會主義”跟這樣的社會差距手拉手有說有笑，一般中國人早習以為常、無動于衷了。倒是最近中國民間左翼思想圈還真為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吵了起來。

　　中國民間左翼思想興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同永遠跟官方統一口徑及口型的“中特主義”不同，他們一上來就批判當時推行的資本主義市場路線，痛斥社會不平等的現狀，斷定這樣下去不會有好結局。但后來的結局出人意料：中國錢多得都不知道該放哪兒。我們都會記得，從前公共場合如果有一枚鋼镚掉在地上，摸兜兒的可遠不止一個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展”如今也成了“失物招領處”，各種思潮主義方案看什么都覺得親切異常，都急著要領回家去。如今相當一部分民間左翼轉而認為，中國正是因為堅持了社會主義、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才鑄就了這幾十年的輝煌。面對于另一些左翼“什么是社會主義”“您給指指社會主義在哪兒”的追問，他們比較逗悶子的回應是：美國是資本主義總頭子，中國老跟美國鬧別扭，可見中國是反資本主義的;最讓人沒脾氣的回應是：因為中國叫“社會主義”所以就是社會主義;此外還有王顧左右的“中國人幸福指數很高”，以及三個饅頭吃飽，請問毛時代那第一個饅頭算不算饅頭之類。關于中國當前社會的性質，我比較同情這些質疑者。我的同情來自對小學語文和日常經驗的起碼尊重。

　　關于改革開放成就姓社姓資，當然可以看得辯證一些。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網上并非見不到“社會主義”的蹤影。比如說，為民間左翼所痛恨不已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它在那個時期所取得的成就，又何嘗不是因為顛覆了人民公社等級化(隊長書記會計)、封建身份化(“地富”、“貧下中農”)的新不平等體制以及死板的計劃經濟而釋放了活力?再比如說，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瘋狂財富競賽中，跑前面的相對于后面的他是在“拉大差距”，但相對于更前面的他又何嘗不是在“縮小差距”?雖然如此，整體上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我認為平等主義的貢獻要遠小于不平等主義的貢獻。指出這個事實，一來是出于求真，二來也要是想通過這個事實，窺見上一輪社會主義尤其是黨國社會主義的另一個缺陷。

　　社會主義的另一個缺陷我在前面肯定土改的歷史正義性時，說到縮小差距、追求平等是人性的一面。我現在要強調的是，拉大差距、追求不平等是人性的另一面。對于人性的這一面，上一輪社會主義理論上既無澄澈的理解，實踐上也沒能恰當地處理。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有官僚特權，有二十多級工資，有城鄉差別，實非絕對平等社會。但如果不一味較真的話，應該說那個時代還是相當平等的。那時個人基本沒有“財產性收入”，二十多級工資，這頭三十多塊，那頭四百多塊，有點像站多而路短的公交線。其實能進入一般人視野的也就是三十多塊錢到一百來塊錢這個區間。那時的收入差距，無論和解放前還是和當今都不可同日而語。至于官僚特權階級的四合院有多大、屋里羊毛地毯有多厚，普通人看不到自然心不煩。讓他們百看而生厭的，是千篇一律的灰咔嘰、藍的確良，以及略無生氣的“大鍋飯”。文革中，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剛開始還意氣風發，很快就發現不對頭，于是溜的溜、跑的跑，潰散之心就等著一聲信號槍成潰散之勢。諸如“十年寒窗苦，給人看屁股(“八大員”之一的澡堂服務員)”之類民謠在文革后期不脛而走，有沒有才的都覺得懷才不遇、青春被耽誤了。我在2006年的舞臺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中對此有所詠嘆：1976年，在向毛主席或毛時代告別的中國各色人等的隊列中，一位知識青年是這樣說的：

　　老天生我一棵樹，您為什么非當我一根草呢?老娘生我一副好腿腳，您為什么非不讓我跑呢?我從小愛學習，都說是塊做學問的好料，您為什么非給我發洗澡堂子給人修腳呢?!

　　這股憤懣之氣到70年代初大學恢復招生、推薦“工農兵學員”時已按捺不住，但那時封建主義穿著“社會主義”的迷彩服，凈推薦地方干部及軍隊干部子女了，讓人更覺壓抑不平。77年恢復高考，廣大學子終于可以像古代士子一樣公平競爭。不久經濟上放開搞活，讓又一大批普通百姓在高等教育之外有了上升之途。一道道閘門依次大開，不平等運動的洪流一瀉千里。

　　中國歷史是個“承弊易變”的過程，下一個時代多從上一個時代的缺陷破綻處出發，矯枉過正，周而復始，形成某種歷史的循環。沒有前三十年過度壓抑的人性和不讓人覺得公正的平等，后四十年又拿什么“拉大差距”?事實上，80、90年代億萬人都懷著出人頭地是自己、淘汰出局是隔壁的愿景，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子聲中，沿著叢林世界的古道你追我趕、狼奔豕突，這也反證了上一輪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不足。當然，以人上人為目標的發展路線也是過猶不及，近一二十年已耗盡其體制和文化能量，走到了歷史的反面，成為中華民族前往新境界的障礙，那又是另一個沉重的話題了。

　　黨國體制與社會不平等 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當然還有沉重的社會、道德、環境代價，離開了“黨的領導”是無法理解的。這其中，黨國體制的作用不言自明。脫胎于先鋒隊或革命黨的黨國體制如今主義褪差不多了，早已換骨為的純粹的官僚機器和特定的利益群體。它從黨國社會主義那里繼承來的從主動脈到微循環的行政系統得心應手，組織效率出眾。無論是招商引資時的一路綠燈，還是擺平勞資矛盾時的一頓警棍，黨國的行政權力從宏觀到微觀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跟晚晴、國民政府、“東亞模式”頗有相似之處，只是更強勁，用流行的說法就是，“是最棒的!”它領導各路人馬發家致富并捷足先登，所孵化出、蛻變成的豪富大亨，所領導出、營造成的天差地別，無論跟哪種型號的社會主義、跟哪種尺寸的社會平等，要能挨上邊的話，那天下啥跟啥粘不到一塊、誰和誰又摟不到一起呢?

　　民主主義

　　民主主義跟社會主義各有側重，同屬一個血緣家族，它們有許多重要的交集。歐洲走出中世紀，中國走出皇權時代，民主主義都是有力的推手。如溪之赴河、江之赴海，民主主義體現了人類文明向善向上的總趨勢，這個總趨勢不會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對它的利用，也不會因為它對具體時空、具體環境的不適應而有所改變，因為它內在于民眾不斷成長的、為自己當家做主的能力、欲望及價值觀。

　　作為一個現代政黨，中共從未在基本原理上否定過民主主義。“為人民服務”“人民子弟兵”“人民民主”“人民當家做主”之類說法，很多人認為那是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即便如此，退一步說，喜歡不喜歡都紋得滿身都是，難道不正說明“人民當家做主”是近代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價值么?

　　不過離開原理原則，往路徑方法那邊走上兩步，情況就不同了。中共師承蘇式先鋒隊，取徑黨國體制管理社會，其高度集權、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就中國近代殘酷的內外環境而言，實在不能說是一個差的選擇。但這工具越用越順手，越順手就越不能撒手。其禁錮思想、鉗制言論、窒息創造力、壓制個人正當權益等弊端也就越發徹骨徹髓，到了意欲突破該格局的文革反而愈演愈烈、登峰造極。走到極端的黨國體制被一個和顏悅色一點的世道所取代，實在是理由固然。取消了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掉過去，更不會贏得未來。

　　曾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覆蓋了全部公生活以及不少私生活的黨國體制隨著改革開放逐漸瓦解為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分天下。這個三分格局再加上城市化、工業化、高等教育的擴大以及通訊傳播技術的普及，為民主主義提供了四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的舞臺。如今說什么都行，只要別專門跑公安部門口去說。文章也什么都能寫，編輯部可以不用，但不會轉到保衛部門了。輿論監督雖還不如人意，但能弄得宣傳部門草木皆兵，三天召開一次主編會議，五天下達一批違禁詞匯，比起鐵桶一樣的毛時代已是天壤之別。民主主義這幾十年取得的實質性進步，上點年歲的人都是身經目驗。

　　民主主義與中間階層 中間階層無疑是今天民主主義最重要的力量。這些人受教育程度高，獨立意識強，其民主表達的能力和欲望互為因果、交叉增進。有論者老拿他們不敢掉腦袋來奚落他們，實屬不知今世何世的沒頭沒腦之論。以這些人為主體的那些沒注冊未登記的民間組織，從業主委員會到驢友、從保護小動物協會到馬恩讀書會，如雨后春筍、空前活躍。在互聯網這個中國最大的民間社會，他們人人博客、個個在群，國家大事雖然還插不上手，但已經可以插嘴，所形成的民意，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力量。雖然良莠不齊，泥沙俱下，但假之以時日，約之以法律，有可能能生長出既健康理性又反映民眾樸素好惡的民主表達機制。這一次，沿中間階層的基層自治循序而上、重新出發的新“民主主義”，不但會更符合中國國情，而且會更屬于這個時代，能夠對上一輪民主主義的種種缺陷不足有所彌補有所超越。

　　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 在今天不少自由主義學者的眼中，資產階級是民主的主力軍。這個需要做點分析。資產階級=民主的印象，可能是歐洲歷史小常識與中國現實經驗的混合。民主主要是下頭向上頭爭權益。要什么有什么的人只需要保利益，不需要爭權益。在引人注目的“官—民”關系中，悶聲發財的“民營企業家”這些年有點兒謙虛過頭了，他們每以性工作者自況，說官員是上帝，想怎么折騰她們就怎么折騰她們。他們有一度還把自己同烤白薯、攤煎餅的草“民”混為一談。他們受些委屈是可能的，但他們跟官僚的“博弈”能力想必也低不到哪兒去。老板一個電話、當地市長五分鐘之內火速報到之類的佳話每每見諸報道。再說他們給首長買了字畫購了別墅養了小三pay了子女機票留學費，首長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長的，怎么好意思跟他們過不去呢?剛剛的事，據說中國資本家的錢流出了上萬億，上面馬上發文讓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熟悉中國政治語言的人都知道，“發揚XX精神”的XX如果指人，一般都是英烈之類大寫的“人”。若干年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者就已經欣慰地發現，他們的支持者可不光是砸日系轎車的流氓無產者，也包括不少身家億萬的老板。這個觀察符合一個基本事實：官僚領導的這幾十年里，受益者的名單上老板起碼排第二。當然，資產階級跟官僚體制的關系也確有雞跟蛋殼的一面，沒殼就沒雞，老有殼就沒雄雞。如今有些雄雞恢復了雞的氣性，跟蛋殼唱起了對臺戲。

　　民主主義與底層民眾 還有種觀點認為，中國老百姓才不想要民主呢。這也需要做點分析。說底層民眾不想要民主確實有一定根據。北京胡同里你經常會碰見一些把挎欄背心卷到胸脯的老頭大爺，一邊胡嚕著肚皮一邊議論國家大事。你若過去跟他們打聽“民主”，他們八成會歪頭側臉地問你：是中國人不是?是中國人您問美國問題!民主特么管吃啊還特么管穿啊?!他們真的沒意識到民主又管吃又管穿。如果別人把自己的生活伺候的好好的，豈止底層民眾，我想全社會沒幾個人愿意自己親自操持的。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小受益者，底層民眾其實最需要民主——起碼比中間階級、資產階級更需要，但就屬他們最缺民主表達和參與的能力。你可以說置辦不起拐杖的人不想要走路，但你不能說他們不需要走路。

　　北京市這兩年為營造帝都風貌而清理“開墻打洞”，我讀胡同墻上張貼的公告，里面問市民希不希望提高首都的“顏值”，把環境搞得“美美噠”，口氣時尚而輕佻。被整治的都是做點小營生的外來務工者，受影響的都是只買得起他們廉價服務的寒素市民。事關千家萬戶，一聲令下，契約合同頓成廢紙，滿臉風霜的前“弱勢群體”現“低端人口”只好拎著包、懷著“沒處說理”的堅定信念默默上路，就像原上的羊群、風中的飄絮。官方媒體對此全是“正面報道”，夸政府拆的堅決、清的麻利。小資白領日夜喧鬧的自媒體也若無其事——沒準暗喜從此泡妞的環境改善了，擺拍時取景也容易了。我認識一位電視臺的編導，領導派他任務拍一部反映這次行動的“正能量”紀錄片。他于心不忍，借口推脫了。

　　誰能助底層民眾一臂之力呢?前些年自由主義曾在底層民眾和資產階級中間做過媒人，說一個“民”工，一個是“民”營企業家，都受“官”的壓迫，屬于苦命的一對兒。底層民眾跟資產階級的確不是沒有共同利益，例如一塊兒“殺出去宰老外”，再如經濟危機來了，工廠關門，工人也得回家。但二者同樣也存在著天然的零和關系：你的錢包越癟，他的錢包就越鼓。知識精英也靠不上。被官僚化從頭頂清剿、被市場化從腳底掃蕩了這么多年后，在強者哲學中泡制、財富價值觀腌制了這么多年后，知識精英骨頭已改姓錢，肉已改姓權了，難為他們把一部分皮毛慷慨贈與底層百姓，畫些紅星鐮刀抬頭紋之類在上面。只是當百姓到廣場上跳個舞想把抬頭紋舒展一下，他們各種難聽話就來了。就連那些從失物招領處滿載而歸的民間“左”派，路上遇到個別草民跟警察掙巴，都怎么看他們怎么像“刁民”或“垃圾人口”了。絕大多數既無能力又無援手的底層民眾幾乎別無選擇，原地躺平了做了官僚們越踩越瓷實的社會基礎。因為畢竟，黨國也會從滾滾的鈔票中“轉移支付”一些給他們。不過事情也有樂觀的一面，他們的民主能力和欲望會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逐漸成長，從一代農民工到二代農民工的變化，即能窺見這樣的歷史走向。更何況，還有不少年輕知識分子上升無路，成了他們的左鄰右舍;中間階級中也不斷有人淪落到他們的行列里同呼吸共命運呢。這幾年，年輕左翼思想帶著樸素的地氣和銳氣，開始從社會生活中、從他們的身邊破土而出，雖然還有實無名，卻已在功能上取代了那個始于學堂、終于廟堂、曇花一現的“新左派”。

　　民主主義與黨國體制 這一輪的“新”民主主義內在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自下而上重新出發的，已不再是一百年前空投到中國的那個海市蜃樓般的空架子了。從全球看，在上一輪民主主義的缺陷面前，許多國家的民眾選擇了探索更符合實際、更順應時代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像這邊不少人所期盼的，見錢眼開、趕緊皈依“中國道路”也就是黨國體制。平心說，背靠七十年小傳統和兩千年大傳統的黨國體制自有其統一布局、綜合協調、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長，也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立下汗馬功勞。況且，經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天翻地覆，其適應性和靈活性已遠非毛時代可比。例如，有著“查三代”傳統的黨國體制，把某些意識形態任務外包給周小平一類雞鳴狗盜之徒，既像很多人嘆息的，說明了它道德上的衰竭，但同時也未嘗不能說明它跟市場及社會互動出來的某種韌性及活力。如果黨國能正視其固有的弊端，尤其是與歷史走勢、社會進步的不合相悖之處，對民主主義有所開放、有所吸收，承認言論的權利，接受輿論的監督，與資產階級脫鉤，強化自身的獨立性，弱化其自身利益，別拿著槍桿子和國庫鑰匙凈給自己行方便，那么，這個體制未嘗不能繼續領導中國完成尚未完成的近代基本任務。當然，這需要朝野都認識到，民主主義是中華民族必須要過的一道關，也是黨或國終究繞不過的一個檻兒。

　　2017年10月初初稿

　　10月中二稿

　　11月初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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