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毛澤東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思想
——紀念偉大領袖毛澤東誕辰123周年
作者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來到十三陵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的講話。對明亡教訓有深刻研究的毛澤東將植樹與培養接班人的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遠。2016年12月7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任務，強調要“保證高校始終成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堅強陣地”。重溫毛澤東同志關于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思想，對于深入理解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的深意，是有益的。本文選自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戰略思想》第九部分《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國家穩健前進的條件是要有熟悉歷史，更要有熟悉歷史、政治及其本質的領袖人物。看到赫魯曉夫的政治極端幼稚，毛澤東汲取古今中外國家興衰更迭教訓，決定開展教育革命，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1]作為成熟的治國人才，除了政治立場堅定外，更需要運用國力的能力。但認識國力的存量并不難，有一些邏輯推論和數量統計就夠了;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相當的政治經驗。這與認識皮筋本身長短并不難，而認識皮筋可以伸展的長短及其拉長承受時間則需相當的反復拉伸的經驗的道理一樣。
在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了表率。
毛澤東同志不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有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的能力。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2]
毛澤東說：“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3]在這方面我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4]。世界是物質的，所以它是實踐的，物質是矛盾和變化的，所以它是辯證的。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現實斗爭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力量即國力運用邊界(即極限和底線)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越界是矛盾轉變的標志和開始，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其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有效實施的。基于此，毛澤東將歷史唯物主義所要表達的“人民必勝”的認識歸納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命題。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訴全黨：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5]
毛澤東明白，壓迫民族推行世界擴張政策的真正阻力來自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們的優勢在于先進的工業技術，但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而當推行擴張政策的國家開始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時候，這個矛盾基本就是無解。正因此，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6]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告訴法國朋友：“所謂紙老虎，就是說他們脫離了群眾。”[7]
毛澤東戰略思想只能為與人民在一起的政黨運用。脫離人民的政黨或統治者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那里的統治者是為壟斷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沒有人民支持，他們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無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國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陸軍部長助理并參加過巴黎和會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8]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9]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10]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可能產生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11]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12]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為了保住其高額壟斷利潤，他們寧愿選擇竭澤而漁的道路，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13]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沖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14]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5]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杰克遜時說：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大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16]
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時鼓勵說：“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里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17]
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產并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么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于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僻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癥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18]
凱南提出的這個問題，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60年美國國家安全各部門雇用的人員達37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為457億美元，約占政府預算的58%，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么不愿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里。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19]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他們在今天已就是華爾街財團——需要美國不斷擴張，擴張可以帶來軍火貿易，而軍火貿易的增長又反過來增加了他們在美國影響政府的權力。
毛澤東也看到了蘇聯犯了與美國同樣的錯誤。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了蘇聯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么多方面，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只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這樣才能把兵力往東調。我們也牽制他們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們、歐洲、中東。比如在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是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兩個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20]
11月17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等談話時再次強調這一點說：“蘇聯的日子就不那么好過，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夠。切忌不要忘記鳳姐講的話：大有大的難處。”[21]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聽到希思說蘇聯有強大的組織來增強其實力時，毛澤東說：“難道蘇聯就沒有困難嗎?我看它自顧不暇，它不能對付歐洲、中東、南亞、中國、太平洋，我看它會輸的。”[22]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曾兩次手錄清朝人嚴遂成《三垂岡》一詩[23]，其意高遠，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24]。[25]
中國已經崛起且抗住并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仍面臨西方的包圍，根本無力單槍匹馬地改變世界。毛澤東意在告訴我們，只要中國能夠固守“昆侖”，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26]，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改變。
在紛繁復雜的萬象事物中，毛澤東總能敏銳找到其力量運用邊界。他一生不打遠仗，最遠的也就到中印邊界。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時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27]遠戰當速，近戰可久。1950年開打朝鮮戰爭，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啟動對印自衛反擊戰，在兩個月內大啟大合。毛澤東明白，遠處用兵是要拉長戰線并由此要有長線長時的財力支出，許多國家就是被這越來越大的費用耗倒的。蘇聯斯大林之后的領導人不太明白這樣的哲學，搞世界革命且是實打實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結果把自己給拖垮了。英國衰落就是從占領印度洋開始的：為了鞏固占領印度洋的戰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戰爭，打了兩次對華鴉片戰爭，收獲不少，但支出更多。進入21世紀的美國步英國擴張后塵且以更快的速度轉向衰落。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他知道毛主席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習慣，提前一個月進行晝眠夜作的練習。當聽到周總理說主席要見他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他們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詞，但不懂文法。”翻譯對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詞。” 毛澤東接過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 tiger。” 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28]賓主大笑。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遺憾的是同期的蘇聯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運用的邊界及其國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9]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在尼克松訪華前后，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30]，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31]。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就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尼克松巧妙地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32]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對這段話做出的補白：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癡”。這些有用的白癡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復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他們只會呼喊口號，他們絞盡腦汁所得出的結論，充其量也只是僅適合印在圓領衫或貼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要愛情，不要戰爭”;“不能用核武器扼殺我們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鳴笛吧”。這些愚蠢的廢話大多無傷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癡在街上為和平而游行或鳴喇叭，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我們的大學里教書，一些人在為報紙撰定專欄文章，一些人在電視上高談闊論。[33]
尼克松說的問題，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34]，毛澤東也看出當時中國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的可以為資本主義利誘的“有用的白癡”，知道這些人“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35]，容易犯赫魯曉夫那種“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36]的錯誤。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于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37]當月，毛澤東又在一份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38]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說：“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游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么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說他是一個鐘頭之內瞬息萬變的。赫魯曉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國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著棋。從戴維營回來，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國人可能變嘛。”[39]當年12月10日，面對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40]
看別人，想自己。赫魯曉夫的政治幼稚病讓毛澤東對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41]——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1933年11月前后，毛澤東給正在閩西指揮紅軍作戰的彭德懷寄去《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在書上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就不會犯錯誤。不久又寄去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在書上寫道：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42]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不無擔憂地說：“現在得彩的是左派，這些人政治資本大了，將來掛帥的、可能出亂子的，也就是這些人。”[43]
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44]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最后，毛澤東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45]其中，干部不脫離群眾并且還要善于團結群眾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進一步指出說：“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式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說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46]毛澤東從一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知道，沒有基本群眾的干部是一事無成的。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說：“這五條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第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毛澤東教育毛遠新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47]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在斗爭中群眾會選出自己的領袖來。”[48]這就是說，“老練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動而是在抓鐵有痕和真槍實彈的斗爭中產生。
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導致國家毀滅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49]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毛澤東講話中考慮最多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總結明太祖朱元璋培養接班人的經驗和教訓。
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脫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后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干部和脫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采取的辦法就是“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50]，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免者百無一二。”[51]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對明末空議誤國的教訓有切實的總結：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漸尚意氣。至萬歷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自標異。明末以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舉其要者，流寇既起，內外相乘，若暫和關外，猶可一意治內。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力持議款，帝亦向之，事瀉于外，群臣大嘩，為殺新甲。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終至于一無可為而止。[52]
故此，錢穆先生痛陳：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于以議論誤國。[53]
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制度[54]，元代大學者袁桷[55]說：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于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戶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56]
毛澤東注意到這段歷史教訓。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談話中說，“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盡做壞事”[57]。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著與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58]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59]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閱簡報時分別批示：“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味照顧，即令有嚴重問題也不去觸動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正確的方針是：堅決保護一切好人，而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則必須發動群眾認真清查出來，并作適當的處理。”[60]而對于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61]。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于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的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說：
在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的，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
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62]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外賓時說：“資產階級是我國文化最高的階級，他們在社會上還造成了一種習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不能不要他們，否則就沒有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對他們是改造的問題。我們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富裕中農、地主、資本家是可以改造的。”[63]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說：“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64]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安，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說：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65]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說：“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干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66]1964年2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67]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68]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69]
毛澤東所講的是根據自己成長經歷總結的經驗之談。沒有經驗的知識是書本知識構成中的邊緣部分。好的教育是書本知識和經驗的同時提升。現代應試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為地將受教育者從小與社會隔離并使之失去應對社會矛盾和斗爭，特別是殘酷斗爭的經驗：為了順利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學，孩子在其成長階段與社會脫離，面對孩子在與社會交往中表現出的以我為中心的幼稚，家長亦不敢對其有力矯正，因為這將打亂孩子的應試環節并由此影響孩子的“前途”。結果是大學考上了，孩子因其日益滋長的自我中心意識沒有得到矯正反倒在社會上有了嚴重的挫折感——過于嚴重的話，還導致一些已上了著名大學的孩子輕生。馬克思、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比如他們主張的“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70]——的價值在于它在學校教育中加大經驗成分并以此避免上述惡果。今入天命年，回首往事，現在自己的一些成績得益于當年毛澤東提倡的那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71]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復自己的看法，他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72]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73]，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74]從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不成熟的黨的領導人成長為成熟的黨的領袖的過程，即使對于毛澤東來說，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順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回憶說：“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75]1963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里見一行，說：“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76]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澤東對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回憶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自己從不成熟到成熟的轉變。他說：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散去。革命才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要犯錯誤的。”[77]1968年5月8日，毛澤東說：“我們黨在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78] 鄧小平說：“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79]1959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產黨領導人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經驗說：“敵人教會了我們兩個辦法，一個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學會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殺人我們是學不會的。1927年時右，很大的失敗;后來的‘左’，又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是失敗教會了我們。大概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敵人教育我們，‘左’、右傾機會主義教會我們。這是一個認識中國的過程。”[80]
正反兩方面的革命經驗使毛澤東較早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克服自身缺點、實現自我改造的正確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表達并在5月4日《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重復了這樣的看法：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81]
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82]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創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的論斷，他說知識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83]。
直到晚年，毛澤東都沒有忽視從勞動實踐中培養干部并嚴格用“五條標準”考察、要求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江青談她到農村“學了割麥子，曬麥子，訪了許多農戶”的來信中批示：“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群眾生活了。”[84]看到江青工作中的無章法和亂來[85]，11月12日，毛澤東囑咐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86]1975年1月下旬，毛澤東告訴王海容對江青的擔心：“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87]當月毛澤東又當面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88]4月23日，毛澤東將對江青的批評提交政治局討論，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89]5月3日，毛澤東主持——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再次批評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并重復1月批評江青的話：“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90]江青唯我一貫正確的作風使毛澤東想到因其“左”傾錯誤險些毀滅中國革命的王明，會上他提到三十年代中央蘇區抵制王明“左”傾錯誤的“鄧、毛、謝、古” 事件，指著在座的鄧小平說：“其他的人都犧牲了。那時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91]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澤東嘗試著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政治運動培養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樂觀地說：“接班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堅決的，有政治經驗的。”[92]
1966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談話時告訴江西負責同志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93]7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94]。1967年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列寧說過：沒有干部，為什么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95]但同時他也對身邊的同志說：“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96]
1967年初，“文革”進入全面“奪權”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32個群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后，即籌劃建立新領導機構，并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上海奪權的完成。”毛澤東看到這些剛開始執政就鬧笑話的“左派”們的這些表現，大失所望。2月6日，他對“文革小組”痛心地說：“你們毫無政治斗爭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斗爭經驗，更沒有軍隊斗爭經驗，只是在文藝方面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97]2月10日，毛澤東再次批評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98]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所在。在談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時，毛澤東說：“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著沒有發表，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沖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99]
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問題。6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錫蘭共產黨領導同志時說：“中國現在起了變化。這個變化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中。現在已經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兩三年時間來完成這種變化。”[100]7月13日，他對林彪、周恩來等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101]8月16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同志說：“我們的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著急。”[102]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要求社會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復生產”[103]。
一旦國家進入治理，造反起來的青年干部就顯出經驗不足的缺點，作為補救措施，毛澤東開始考慮恢復老干部領導工作問題。
1967年5月，毛澤東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先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104]6月25日，周恩來同上海市干部群眾代表座談時向他們轉述了毛澤東的話：“省、市一級還是要干部掛帥，紅衛兵小將往往是今天上臺，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還不能當省、市的革委會主任。”[105]當年8月中旬，造反派沖擊外交部，奪取黨委大權。8月16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朋友談到這件事說：“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誰當部長、副部長呀?他們(指外交部造反派——編者注)能當領導干部嗎?”[106]7月14日，毛澤東在聽取河北情況匯報時說：“干部多數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將來要來個大翻案。”[107]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在周恩來準備返京時對他說：“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108]毛澤東并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澤東在去往杭州的專列上同楊成武等同志談話說:“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鄧小平同劉少奇還是有區別。在瑞金時，張聞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擠的，遵義會議沒有他們不行。紅衛兵要把他們兩個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09]1968年8月8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同志談話時說：“紅衛兵要和工農兵相結合。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毛澤東說：“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110]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澤東在讀到的一封提議江青應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111]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補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批示：“增補常委，不要。”[112]1974年1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時說：“江青沒有多少學問，又撈了一個左派的名聲，我看也不大好。”[113]
毛澤東這樣的批評和幫助也不僅僅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干部，對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樣。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
關于“還政于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說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干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說“還政于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并不壞，是說要讓新選代表多說話，只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以考慮。[114]
1944年4月9日，毛澤東復信陳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115]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116]同日，毛澤東致信張聞天：“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云、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面說過。”[117]1959年1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21章時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18]1967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119]5月28日，毛澤東審閱《要事匯報》登載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并搶走財物》一文。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120]
毛澤東對江青等——同樣也包括在此前后對鄧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評盡管話重，但還是出于同志間的幫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愛護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擺脫知識分子固有的脫離實際的毛病、更好地成長，成為能為中國未來擔當大業的“老練的政治家”，團結絕大多數黨內外同志一道將共產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寫：“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121]1975年11月4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匯報中提到汪東興在會上講主席一個時期批評這些人，一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一致起來，不要一批評就要打倒似的。毛澤東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122]毛澤東在晚年多次勸阻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同志擔任要職，更多是出于愛護、保護的目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曾受過沖擊的老帥們推到前臺擔當大任，也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澤東告誡說：“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123]基辛格曾提醒福特總統不要輕視毛澤東“艱澀而簡練的話語”，因為“他這些人都是當年領導長征(在內戰時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事業，在連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戰略撤退)的沙場老將”[124];而對當時在中國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則有流露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不屑：
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也得罪了不少頭面人物，使得他們接班無望。另外，與軍界或長征老將疏于聯系，讓他們更無緣最高領導一職。這四人分別是影星和戲劇制作人、想問津中國歷史上只有寥寥可數的女性曾擔當過的高位的江青 ，新聞記者和政治理論家張春橋，左翼文藝評論家姚文元，還有全無擁護基礎，只因煽動工人造反工廠管理層而青云直上的無名保衛干事王洪文。 [125]
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后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的教訓說明毛澤東的擔憂不無道理。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126]，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以至迄今讓人難以記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臺中心的戈爾巴喬夫[127]。斯大林是有豐富斗爭經驗的政治家，他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128]，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129]。1967年6月26日，毛澤東批評說：“現在有的人年輕，造反精神很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得歷史。”[130]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來京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時，談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同意將它印發大軍區和省委常委，認為即使是林彪反黨集團：“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么搞得成呢?”[131]1969年，面對蘇聯大兵壓境的險惡形勢，毛澤東考慮改變中美關系，在重大決策時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經過沙場的老帥們。他將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請回來，要求他們研究一下國際形勢并提出他們的建議;與此相反，毛澤東則要求那些大權在握的“娃娃”們“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喬冠華、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蕓、唐聞生等談日益走近的中美關系時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對在座的青年同志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出自林黛玉，沒有調和的余地。這也是路線斗爭呢!你們這些娃娃，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132]毛澤東的這些話對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長起來——不管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娃娃”們，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133]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國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國家制度中成長。在中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其成長才會有光明的前途。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十倍擴大。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因而是無法抗拒的。因此，中國有著無產階級政治家成長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改革”也是沒有出路的。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并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后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134]。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羅瑞卿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帝國主義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135]
毛澤東說：“錯誤是一筆財富，不要丟了。”[136]時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這些經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用毛澤東的總結就是：要盡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137]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都會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們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的后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斗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于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就說過：“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138]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深厚的實踐經驗，僅憑善良的動機和堅定的立場是不能擔當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139]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談到接班人時說：“上海王洪文這個同志你們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這個同志怎么樣?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萬歲’，英文翻譯為Long Live，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喊，對年紀大的就不要喊了。”[140]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只有“圣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1]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2] 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版，第1193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頁。
[4] 《實踐論》是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寫成于1937年7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63頁。
[6] 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
[8] 沃爾特·李普曼，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長于國際問題的戰略分析，在傳播學史、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9] 沃爾特•李普曼著，羅吟圃譯：《美國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頁。
[10] 喬治·凱南，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并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11] 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9頁。
[12] 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2頁。
[13]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國共和黨人，狂熱極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進的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其間，他推動在全美清理共產黨運動，指揮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民主黨成員以及政敵、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后來他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引致艾森豪威爾的不滿。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1957年死于肝炎。
[14] 宋石男：《偉大的旁觀者：李普曼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頁。
[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
[18] 參閱[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20]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頁。
[21]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22]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3~534頁。
[23]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頁。
[24] 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臺)，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的組詩，共十首，每十歲為一首，唱人一生從幼到老的景況與悲歡)，至于(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凄愴。時(李)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須，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
[25] 唐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后，又是一生征討。三垂岡(今山西長治)之戰，使李存勖最終占有上黨，把三晉大地作為穩固后方，進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滅后梁，建立后唐。嚴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為藍本寫作此詩。
[27] 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頁。
[28]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Press.New York.1998.p.97.
[29]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30]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31] 據《后漢書·劉盆子傳》載，西漢末年的赤眉農民起義軍打到潼關后，采取抽簽的方式在劉氏宗室中選出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做皇帝，但因脫離不了放牛娃習慣而失敗下臺。“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囑其讀《后漢書·劉盆子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詳情可閱讀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于《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32]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33] 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34] 基辛格評論赫魯曉夫說：“他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于赫魯曉夫。”[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6] 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399～400頁。
[38] 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頁。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41] 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417頁。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
[44]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
[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頁。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50] “太素抗直不屈，屢瀕于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報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圣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51]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52]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7頁。
[53]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54] 錢穆評論說：“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55] 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56] 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57]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 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58]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
[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頁。
[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頁。
[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頁。
[6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70] “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德]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頁。
[71]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73] 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74]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
[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頁。
[79] 《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頁。
[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81] 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
[82]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頁。
[8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
[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頁。
[85] 1975年5月初，江青給毛澤東處打電話，要工作人員轉告他受到“圍攻”，毛澤東說：“她這個人只能批評別人，很兇，別人不能批評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門。幾十萬人都走后門，又要這幾十萬人批林批孔，很難。有走前門，就有走后門，幾萬年還會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頁。
[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頁。
[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頁。
[8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頁。
[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頁。
[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頁。
[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94]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9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頁。
[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
[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頁。
[1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頁。
[10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1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頁。
[1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
[1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1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5頁。
[1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1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頁。
[10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頁。
[1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頁。
[1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頁。
[1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頁。
[1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頁。
[1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頁。
[1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1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1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1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頁。
[1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頁。
[1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1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
[1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1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1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頁。
[124]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頁。
[125]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頁。
[126] 1989年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布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127] 戈爾巴喬夫1950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羅波爾團市委第一書記、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邊疆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邊疆區團委第二、第一書記。1962年3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區域農莊一農場生產管理局邊疆區黨的組織員(負責人)，同年12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邊疆區黨機關局局長。
[128] 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129]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1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1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
[1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1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1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1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34頁。
[1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頁。
[1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234、528頁。
[1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139] “由于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后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說：我們總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圣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893年版，第238頁。
[1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4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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