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更好地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然而，這些年在經濟領域，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照搬西方的洋迷信之風盛行，一直沒有根本好轉。著名經濟學家周新城教授的這篇文章著重圍繞當今中國的所有制和分配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進行深入觀察和分析，正本清源，明辨視聽，值得黨政領導同志們學習參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23日政治局學習會上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他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成果。”[1]

　　總書記提出這個問題是有著強烈的針對性的，切中時弊。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學界西方經濟學泛濫，一定程度上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了。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洋迷信盛行。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他說：當前，一股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歪風正在蔓延，“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隨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搞得面目全非的亦有之。漠視甚或公然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中需要十分重視的傾向問題，絕不是細枝末節。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地認識。”但是情況一直沒有根本好轉。

　　在經濟學領域，這種情況尤為嚴重。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學界曾經有過一場“范式”的爭論。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借批判“蘇聯范式”之名，系統地攻擊馬克思主義，從政治經濟學對象到所有制、價值理論、經濟規律，一一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此同時，他把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說成“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段性、無階級性的”，主張把它搬過來作為指導思想，甚至主張“不應該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只要運用西方經濟學就行了。這種對西方經濟學頂禮膜拜的思想，在輿論界風行一時。還有一位經濟學家公開叫嚷“馬克思為禍最深”，“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吹噓他“三招兩式”就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打得“片甲不留”，他的任務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個釘子”，讓馬克思“永世不得翻身”。他斷言“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唯一出路是“走私有化道路”。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出現這樣赤裸裸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物，是毫不奇怪的，可怕的是，這樣一個反馬克思主義、仇視社會主義的人，卻被我國某個中央經濟領導機關請來傳授改革經驗，并應邀在中央黨校和39所著名高校發表演講，這些共產黨辦的培養干部的單位，為他提供散布反共反馬克思主義言論的講壇。據說，講演時還贏得滿堂掌聲！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我是長期在高校教書的。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加上教育主管部門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用英語講課”、要大量引進西方培養的人才等等要求，我國高校經濟學課堂上西方經濟學占了絕對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教材寥寥無幾，正是鳳毛麟角，幾乎見不著了。我們就是用西方經濟學培養了一屆又一屆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畢業后又進入了各個部門，成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干。這就造成了今天很少有具備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現實問題的干部的局面，使得經濟改革中，很少有方向正確、方法對頭的得力干部可用。難怪中央關于經濟問題的重要決策，很難得到貫徹落實。這種局面不能不影響到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我曾在有關部門的一次座談會上感嘆：長此以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可能要毀在高校手里，因為高校盡培養些社會主義的掘墓人。

　　面對這樣的局面，更顯示出總書記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研究、分析我國社會經濟問題的重要意義以及現實的迫切性。

　　應該重視對客觀經濟規律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一條基本原理：經濟活動表面上看仿佛雜亂無章，充滿了偶然性，然而它是有自己的由其經濟條件決定的客觀的規律性，是有規律可尋的。經濟學研究，就是要透過表面現象看到經濟活動內在的規律性，并在實際工作中嚴格按照經濟規律辦事。

　　這是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提出來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把科學規律——無論指自然科學規律或政治經濟學規律——了解為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考慮到它們，利用它們以利于社會，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規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規律。”[2]

　　大家知道，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黨內許多同志頭腦發熱，干出了一些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事。為了糾正錯誤，毛澤東給全黨寫了一封信;《關于讀書的建議》，建議全黨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他說：“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3]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里的論斷，有的是正確的(這是主要的)，有的說的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是模糊的，在某些點上斯大林自己也并不清楚。因此需要分析。但他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關于經濟規律那一章，是充分肯定的，并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一章。

　　斯大林在有關經濟規律問題上說了點什么呢?概括起來，大體上有這樣三點。

　　第一，他強調經濟規律的客觀性。他說：“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以利于社會，把某些規律的破環作用引導到另一方向，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范圍，給予其他正在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規律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但是人們不能消滅這些規律或創造新的規律。”[4]既然經濟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那么人們必須尊重經濟規律，不要想創造或消滅經濟規律，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而不能違背它，違背經濟規律是要受到懲罰的。在大躍進中，毛澤東正是運用斯大林這個觀點，批評了一度盛行的“共產風”，違背經濟規律，要求消滅商品交換，廢除貨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第二，斯大林指出：經濟規律“與自然科學的規律不同，不是長久存在的；政治經濟學規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以后，它們就讓位給新的經濟規律。當時原來的這些規律，并不是被消滅，而是由于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臺，讓位給新的規律，這些新的規律并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5]這就是說，一定的經濟規律隨著一定的經濟條件的產生而產生，也隨著一定經濟條件的消失而退出歷史舞臺。不同的經濟條件有不同的經濟規律，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斯大林還指出了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內涵。不管他概括得是否準確，有一點必須肯定：他明確指出了，不同的經濟條件，具有不同的經濟規律。這對分析我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是有方法論意義的。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又有大量的處于補充地位的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因此客觀上有兩種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既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又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不可否認，當前我國出現的經濟問題，相當大一部分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根子就在這里，回避不了。我們的任務是，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不斷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中起主導作用，抑制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作用的范圍。如果像某些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實行私有化，那就勢必造成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就會充斥整個社會。那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不再存在了。這是我們必須警惕的。

　　第三，斯大林指出，承認經濟規律的客觀性，不等于人們對經濟規律就無能為力了。應該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利用經濟規律來為社會謀利益。他說;“有人說，經濟規律具有自發性質，這些規律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會在它們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是不對的。這是把規律偶像化，是讓自己去做規律的奴隸。已經證明，社會在規律面前并不是無能為力的，社會認識了規律以后依靠它們，就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范圍，利用它們以利于社會，并‘駕馭’它們，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規律方面的情形一樣”。[6]明確人們對客觀規律并不是無能為力的，這一點，也十分重要。這就為人們認識規律、利用規律、駕馭規律奠定了基礎。

　　我們在經濟改革中就遇到這樣的問題。黨的十八大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7]既要尊重市場的規律，包括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等，又要在認識、掌握這些規律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能動作用，對市場作用的方向進行調控，使市場規律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起作用。

　　然而學術界在討論過程中，卻出現了迷信市場自發作用、否定政府調控(其中主要的是否定運用計劃這種手段)的論調。例如中央一家大報刊登文章，提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更容易遵循經濟規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可能違背經濟規律”;市場的自發作用在“冥冥之中符合了經濟規律”，而計劃經濟“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價值規律”，必然要被淘汰，政府調控經濟，總是“以違背價值規律而告終”。[8]這就是說，只能聽任市場自發地起作用，不能有政府的任何干預，一干預，就錯，就是違背客觀規律。這種完全否定政府職能的觀點，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市場規律，實際上是把市場規律偶像化了，人們在規律面前束手無策，只能聽天由命，充當規律的奴隸，完全否定了人認識規律、利用規律以利于社會的能動性。這種迷信、盲目崇拜市場自發作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從理論上說，是一種否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機械論、宿命論，在改革實踐中，是會把改革引導到錯誤方向去的。

　　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學會透過現象認識規律，掌握規律，自覺地嚴格按照規律辦事，不干那些違背客觀規律的蠢事，同時在此基礎上，利用客觀經濟規律來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我們確立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得出的重要理論成果。我們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才能準確地理解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才能懂得為什么基本經濟制度是科學的、為什么我們必須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怎樣才能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全國解放以后，我們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結合改革開放新的實踐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探索，直到黨的十五大才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確定了下來。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9]這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的原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經過艱苦的探索，幾經波折，才得出的結論。我們應該對這一成果倍加珍惜。

　　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

　　基本經濟制度說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結構。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因為所有制是全部社會關系的基礎。一個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正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的。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他說：“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10]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11]“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12]他們在考察、研究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途徑時，始終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

　　一切淡化所有制、否定所有制的重要意義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遺憾的是，改革開放以來，這類觀點卻屢見不鮮，例如，“不問所有，只問所用”;“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講什么堅持公有制是沒有意義的”;“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不要問姓‘公’姓‘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用不著講什么所有制;社會主義只是要求實現共同富裕，“要從公有制的框框下解放出來”;談論分配問題，往往離開了所有制就分配說分配，忘記了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原理。諸如此類的言論，曾經泛濫一時。顯然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但卻被當作是思想解放的表現而備受推崇。

　　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整個社會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原理，我們黨始終關注所有制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黨中央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基本完成。這項工作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形式單一等毛病，但總起來看，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工作“做得很好”，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出發，總結了過去單一公有制的教訓，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樣的所有制結構，并把它確定為基本經濟制度。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怎么確定的？

　　我們是怎樣確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呢?簡單說來，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尤其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原理)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具體國情相結合確定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確地分析國情，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

　　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依據這一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3]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14]所以，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15]

　　我們既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好比一顆大樹，你把樹根子刨掉了，那樹不就死了嗎!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常常忘記這個簡單的道理，以為沒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按照這個思路搞下去，社會主義事業是會被是葬送掉的。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一點是寫進了憲法的。所以，鼓吹私有化，不僅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且也是違反憲法的。

　　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現代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很不平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的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于求成，盲目求純，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產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損失。這是個教訓。此外，某些生產部門的特殊性，消費結構的復雜性，特別是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勞動就業的壓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難以包攬一切。只有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開就業門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從我國上述實際情況出發，鄧小平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純，只要公有制占主體就可以了。他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16]

　　1987年，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思想，同時總結了改革以來的新鮮經驗，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私營經濟問題。十三大報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了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因而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17]這樣，我國的所有制格局，除了作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以外，還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外資獨營經濟等等非公有制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20多年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的局面。

　　可見，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并不是人們拍腦袋主觀想出來的，而是具有客觀的規律性，也許在經濟落后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這種所有制結構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把這種所有制結構寫進了《黨章》和《憲法》。《黨章》的總綱明確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到，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黨員要遵守《黨章》，在重大問題上必須同中央保持一致，公民要遵守《憲法》，大家都要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應該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

　　必須指出，我們之所以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外資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并不是因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因而是永恒的（這種“經濟人假設”是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而是最好的經濟成分（在當前條件下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最終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我們是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條件下，利用私有制，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那時是沒有私有制的(“共產”說的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忘記了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根本，而忘記了根本，就不能說是合格的共產黨員。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凝固化、永恒化，仿佛永遠要有多種所有制經濟似的，仿佛沒有私有制就不行似的。也不能認為“多種所有制并存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仿佛私有制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似的。應該看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它是一種歷史現象，將來隨著社會主義進入更高級的階段，我們是要逐步消滅私有制的，這一點無須隱諱。當然這是未來的事。

　　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含義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至少應該包含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它明確規定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包括公有制經濟以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應該得到發展，這叫做“共同發展”。這是因為，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在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都是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從原則上說，沒有“國退民進”、“國進民退”這一類問題，“國”與“民”都要“進”[18]。前一陣輿論界熱炒“國進民退”，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它不僅不符合黨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客觀實際。近年來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不僅沒有“退”，而且發展速度還快于國有經濟，根本就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然而“國進民退”的話說多了，而且是由一些頭面人物出面說的，眾口爍金，仿佛我們真的犯了什么大錯了，給人們一個印象：國有經濟不能發展，只要一發展，就是“國進民退”，就是錯的。毫無根據地炒作這個問題，目的是為迫使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甚至退出壟斷性領域，以便使私營經濟能夠進而占據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制造輿論。這一點，其實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還明確規定了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起補充作用。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哪種所有制處于補充地位，這個問題不能忽視，更不能顛倒，因為它涉及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

　　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我國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19]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20]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21]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問題，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當社會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時候，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就取決于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質，也就是看哪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22]而事物的性質也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受到公有制的制約和規定，所以，盡管還有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相當大，這個社會從根本性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還“不大合格”。

　　有人提出，公有制與私有制應該并起并坐，“不要分老大老二”。且不說這在客觀上是做不到的，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不同所有制總有“主體”與“補充”之分;從政治上講，這種要求等于說要放棄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說，越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越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關乎我國社會性質的大問題。

　　應該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同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分開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業，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市場規則適用于一切企業，一視同仁。競爭沒有例外，不能對某種所有制實行一種規則，對另一種所有制實行另一種規則。但是，談到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總是不一樣的，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則處于補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事關我國社會的根本性質，我們不能不強調這一點。

　　第三，它還規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決定性標志之一。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具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國有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用，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內容。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成為一句空話。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恰恰在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上，學術界存在激烈的爭論，要不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核心。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集中力量攻擊國有經濟，炮制種種“理論”，竭力把它妖魔化，把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把它看作是“怪胎”。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還公然造謠說鄧小平就不贊成要國有經濟。他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這個詞。” 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開河。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某個經濟領導機關根據外國人的建議擬定的改革方案，居然提出要仿照美國的樣子，把國有經濟降低到10%以下，而只字不提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類似的輿論一度沸沸揚揚，仿佛國有經濟是一種“禍害”、“累贅”，必須甩掉。鬧得人們不知所措。

　　通過否定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來架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而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種種言論，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調控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力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國有經濟為主導，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會垮塌的。

　　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還有另一個方面，即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須全面理解如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現在有一種傾向，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講鼓勵、支持，而不講引導。這是不全面的。問題在于，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它們發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它的主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這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須加以引導，以便使它的發展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這種兩重性決定了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不僅要鼓勵、支持，更要注意引導。正確對待和處理非公有制經濟作用的兩重性，是一項重要而又復雜的任務。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實生活中已經有所表現，不能不警惕。

　　進一步的問題是，誰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呢?除了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外，從經濟上說，就要靠國有經濟來執行這一職能了。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無法實現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一次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全會明確規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從多個層面提出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的改革措施。”[23]]這就全面地規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以及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措施

　　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來研究和解決分配問題

　　研究分配必須有正確的方法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分配問題越來越成為學術界的熱點。鄧小平晚年就十分關注分配問題。他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24]他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25]接著他提出，隨著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26]

　　鄧小平是從實際工作出發來談論分配問題的。他指出了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分配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搞不好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他看到了解決分配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提出了一些解決措施。鄧小平從實際出發，不掩蓋矛盾，粉飾太平，而是揭露矛盾，根據勞動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解決矛盾。他的確是與時俱進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題目是出來了，理論界的任務是，如何從理論上分析當前的分配問題，為解決現實的分配問題提供理論依據。最近，我接連看了幾篇關于分配問題的文章，總的感覺是有些人往往忘記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跌入了西方經濟學的圈套。突出的是他們忘記了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忘記了在生產關系這個系統中，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他們撇開生產方式、撇開所有制，就分配談論分配。他們忘記了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分配關系是歷史的、變化的。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分配關系是不一樣的，然而他們研究分配時，卻不問姓“社”姓“資”，仿佛有一種超越社會制度的抽象的分配關系，仿佛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分配關系是一樣的，問題一樣，解決辦法也一樣。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既有公有制經濟，又有私有制經濟，他們卻不區分經濟成份的性質，把公有制、私有制捆在一起籠統地談論分配問題，不問姓“公”姓“私”，似乎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分配問題與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分配問題，在性質上沒有區別。他們抽象地議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好像找到了解決分配問題的鑰匙，而沒有意識到，把效率與公平當作一對存在互為消長關系的范疇，這本身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掩蓋資本主義剝削關系而設置的議題，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出現這種狀況，是同多年來不讀馬列，不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問題，西方經濟學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這種輿論環境分不開的，也是多年來宣傳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導致的惡果。

　　要科學地研究分配問題，我們必須認真讀一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并運用它來分析當前我國出現的分配問題。不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配問題是說不清楚的。目前在分配問題上越說越糊涂的情況，根子就在這里。

　　應該認真學習《哥達綱領批判》中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觀點，把它作為研究分配問題的指導思想

　　談到分配問題，最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闡述的觀點。這篇經典著作除了詳細分析了未來社會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外，還談到了關于研究分配問題的一般的方法論原則。

　　有兩段話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一段是批判抽象的公平分配的。拉薩爾主義者要求實行“公平分配”，馬克思批評說：“什么是‘公平的’分配?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分配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27]這里，馬克思以反問的形式闡述了一個重要觀點，即：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它是客觀的、歷史的存在，而不是由主觀的觀念(例如“公平”)決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適用于一切社會的公平標準，沒有一種超越社會制度的、統一的、抽象的、大家都贊成的公平分配。抽象的“公平分配”只是某些人腦子里想象的東西，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分配公平與否，一個社會有一個標準，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目前我國學者在討論分配問題時，喜歡講“公平分配”，把我們的任務歸結為按照這種腦子里想象的“公平分配”來進行制度設計。其實分配是不是公平，不同社會的判斷標準是不一樣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公平”是一種觀念，它本身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私有制使得資本獲得利潤、勞動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的表現)這種分配方式成為最公平不過的了，實際上也不會有別的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使得誰也不能憑借生產資料參與分配，而生產力不夠發達，又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因此，按勞分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但按勞分配仍有不足之處，因為每個人的勞動能力有強有弱，贍養的人口又不一樣，因而形式上的平等(都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權利是平等的)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也就是說，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隨著生產的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分配領域將實行按需分配。到那時，按需分配才是公平的。當你講“公平分配”時，先要說清楚你追求的哪一種公平，也就是你追求的是哪種社會制度的、哪種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公平。離開社會制度，離開經濟關系，抽象地議論“公平分配”，是會把分配問題的研究引入歧路的。而這種情況卻是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的。

　　另一段話是馬克思在批評拉薩爾主義者“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這一“根本錯誤”時說的。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28]

　　每當我讀到這一段話的時候，總會產生一種敬佩心情。馬克思在125年前寫的東西，仿佛就預見到今天我國理論界的錯誤傾向：“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這表明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穿透力。這里有兩點值得重視。第一，在再生產的各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相互關系中，生產是決定性的。生產決定分配，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因為只有生產出產品，才可能有分配，沒有生產，就不會有分配)，而且就經濟關系來說也是如此：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首先是誰占有生產資料即所有制)決定消費品的分配。如果生產方式是，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人所有，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雇傭工人進行生產，那么分配方式必然是工人獲得工資(他在市場上出賣的勞動力的價值)，而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則歸資本家無償占有(表現為資本獲得利潤)。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只要生產方式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分配方式就必然是資本家獲得利潤(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工人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誰也無法改變。人們可以改變具體的工資、獎金制度，但分配方式卻是事先由生產方式決定了的。生產決定分配，這本來是早已弄清楚了的真實關系，但在我國今天討論分配問題時卻往往被人們忘記了，被拋在一邊了。經濟學家研究分配問題完全不提生產方式、不提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條件的分配)，只是就分配談分配。這不就是馬克思批評的“開倒車”嗎?從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應該得出一個研究分配問題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不講所有制，分配問題是說不清楚的。第二，與上面提到的問題相適應，我們的經濟學家往往把分配問題當作研究的中心，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應該重新確立分配在經濟學中的中心地位”。他們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往往是圍繞著分配問題兜圈子。這恰恰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特點。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看到資本主義的矛盾，但出于為資本主義辯護的階級本能，不愿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只想調整一些分配政策，來緩和階級矛盾，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于是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問題上。西方經濟學著作大量的內容是講分配的，卻沒有或極少講所有制，就是這個原因。他們把分配當作經濟學的中心了，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也許是一個最新典型。民主社會主義也是這樣干的，他們提出“福利社會主義”，認為只要實行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多搞點社會福利，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那就是社會主義了，用不著消滅私有制。其實，這種福利主義，正像馬克思所說的，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29]而已，根本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對資本主義做點改良。他們也是把分配問題當作中心的，仿佛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這顯然是一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研究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途徑時，始終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只有解決了所有制問題，才能解決分配問題。研究分配問題也必須把所有制放在首位。不能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分配當作中心，不提所有制，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這樣會墮落為庸俗社會主義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分配問題，不能把公有制經濟同私有制經濟捆在一起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又有作為補充的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怎么分析分配問題呢?

　　我認為，一個重要的方法論是，必須把公有制與私有制分開來研究，因為公有制經濟的分配關系同私有制經濟的分配關系有著根本的區別，捆在一起是什么問題也說不清楚的。在公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在生產過程中，人們盡管職務不同，但地位是平等的，形成一種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的經濟基礎。在分配領域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私營經濟就不同了。私營經濟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則是一無所有。資本家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雇傭工人進行生產。這就決定了在分配領域里工人僅僅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他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則歸資本家無償占有。這就是剝削。兩種所有制決定了兩種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任何人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不能憑借生產資料參與分配；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按要素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勞動獲得工資。分配方式的性質根本不同，不把兩者區分開來，而把兩者混在一起，仿佛公有制、私有制有一個統一的分配方式似的，這怎么能夠說得清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問題呢!

　　我們要牢牢把握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它總是具體的、歷史的，不同所有制就有不同的分配關系。不要希冀在不同所有制經濟中找到相同的分配方式，對出現的問題能夠找到相同的解決辦法。例如，我們談到目前社會上議論很多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必須明確：在公有制經濟中，這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應該研究如何正確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私營經濟中，則是剝削過重的問題，應該研究如何嚴格執行《勞動法》，切實保護工人的權益。捆在一起說，只能越說越糊涂。

　　談到圍繞分配問題出現的國家、企業、個人的關系，也應該分清公有制、私有制。在公有制條件下，這是一個如何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問題，也是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問題，需要統籌兼顧、統一安排;在私有制條件下，則是資本家與工人（包括國家，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工人階級的總代表）的階級關系問題。兩者性質不同，也不能混在一起，當作一個問題來分析。

　　不要離開資本主義私有制來談論兩極分化問題

　　當前，我國討論分配問題，最熱鬧的是兩個問題：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理論界主要傾向都是離開所有制，圍繞具體分配政策（主要是再分配領域的政策）做文章。好像只要調整分配政策(而且許多經濟學家興奮點主要放在再分配上，不大愿意涉及初次分配)，就可以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說，都是仿效西方經濟學，在分配上打圈子。

　　什么是兩極分化？這不是簡單的收入差距過大，而是指一種分配關系。不是簡單的量上的差異(量的界定，也是一個誰都說不清楚的事情，究竟收入多大的差距才叫做兩極分化，根據是什么，誰也沒有做出過解釋)，而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性質。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中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30]“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31]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不過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只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兩極分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只要存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調整分配政策，并不能消除兩極分化現象。我國正是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的發展，才出現兩極分化現象，而且越來越嚴重。這就是鄧小平晚年所說的“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離開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解釋不了兩極分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的。有的經濟學家一面主張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一面卻強調要消除兩極分化，這不是緣木求魚嘛！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因此，實事求是說，目前我們還不可能完全消除兩極分化。我們只能通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把兩極分化現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使得兩極分化現象不致擴大到全社會，并在再分配領域采取一些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

　　共同富裕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分配關系，發展公有制經濟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說到共同富裕，必須看到，這是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分配關系。有人把共同富裕解釋為大家提高生活水平，“普遍幸福”。于是他們把瑞典當作共同富裕的典型，這成為他們鼓吹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理由。他們認為，只要實行福利主義，普遍地搞社會福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同富裕了。其實，像瑞典這樣的福利主義，不過是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本國和第三世界勞動人民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采取的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既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因為工人并沒有擺脫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也談不上什么共同富裕，因為兩極分化依舊存在。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會有所改善的，因為工人在市場上是按勞動力價值出賣勞動力，而勞動力價值，既有生理因素，也有社會歷史因素。所以，即使勞動力價值的價值量不變，它所包含的物質內容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增加，從而實際生活水平也會提高的。但是與此同時，剩余價值率在提高，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增加得更多，兩極分化在加劇。工人改善生活不等于共同富裕。兩極分化與共同富裕是不相容的，存在兩極分化就談不上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指這樣一種分配關系：社會成員都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收入，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所有人都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有人憑勞動參與分配，有人憑資本參與分配，那樣只能導致兩極分化。所以，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因為在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條件下，人人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在社會主義階段都只能憑借勞動獲得收入，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消滅了剝削。這種分配方式才叫做共同富裕。離開生產資料公有制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有的人一面大談共同富裕，一面卻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

　　要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考察效率與公平問題，不要跟著西方經濟學轉

　　還有一個效率與公平問題。有人說，這是鄧小平提出的處理分配問題的一對范疇。這不符合事實，翻遍《鄧小平文選》你也找不到這種說法的根據。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種不好的學風：把自己的想法冒充成鄧小平的思想，效率與公平問題就是一例。其實，把效率與公平作為一對互為消長的范疇，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當作處理分配問題的核心，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發明。例如，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就提出“公平效率替換論”。他們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考慮這個問題的，他們理解的效率就是資本家的利潤，而把公平理解為“收入均等化”。利潤增加，就是效率提高，但資本家追逐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必然要壓低工人的工資，這就同他們講的公平沖突了。提高工人工資，就會減少資本家的利潤，影響資本家的積極性，妨礙效率的提高。因此，他們把效率與公平看做是一對此消彼長、無法調和的范疇，是分配中很難處理好的矛盾。于是他們成天在效率與公平問題上糾纏不休：有人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人主張，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主張，效率與公平兼顧。不管怎么說，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認為，解決這個矛盾，必須靠國家的財政來調節，也就是說，通過再分配就可以解決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阿瑟·奧肯提出，追求市場機制的效率與追求個人收入均等化這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32]]應當設法尋求兩者的結合點，而犧牲效率換取平等的方法就是政府運用財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顯然這是一種掩蓋階級矛盾的手法。

　　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經濟學設計的套路，而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該怎么解釋呢?

　　老實說，效率與公平并不是對應的兩個范疇，它們之間并不存在像此消彼長這類的直接的關聯，也不是什么對立的東西(按照普通的常識，分配公平了，人們積極性提高了，效率也就隨之提高了，兩者怎么會是對立的呢?)。如果硬要講兩者的關系，那么應該這樣理解：就人們經濟關系的角度來說，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說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問題。效率，不管用什么指標來表達(如勞動生產率、資金利潤率等等)，反映的是生產力;公平則是人們的觀念，屬于上層建筑，在經濟學領域，它反映的是分配關系，所以就公平所反映的內涵來說，是生產關系。當公平所反映的分配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效率與公平是統一的(例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既符合社會主義的公平標準，又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效率);當公平所反映的分配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時公平與效率就產生矛盾，客觀上要求改變生產關系（分配關系是其中一個部分），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總之，從當前理論界的狀況看，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認真學習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問題的基本原理，運用它來分析分配問題。主要之點是把握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必須警惕脫離所有制就分配談論分配的“庸俗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而這是當前研究分配問題的主要傾向。

　　注釋：

　　[1]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2] 《斯大林選集》(下)第5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斯大林選集》(下)第5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斯大林選集》(下)第5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 《斯大林選集》(下)第5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 李義平：《為什么市場經濟更容易遵循經濟規律》，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7日。

　　[9]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1、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 嚴格說來，我不大贊成“國進民退”、“國退民進”這種提法，因為“國”與“民”沒有明確的界定。“國進民退”、“國退民進”，實際上說的是公有制經濟同私有制經濟關系的變化。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

　　[24]《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56、13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5]《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6]《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2] [美]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選擇》第59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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