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毛澤東通過文革要移的是什么山?

——與郭松民同志商榷

晨明

　　郭松民在反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戰斗中，不愧為英雄,也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支持,但在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方面,卻有不少糊涂認識。例如他近期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和文革失敗論,就是一個明證。他最近寫的一篇《愚公毛澤東》的文章，引用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式上的講話，把文革比喻為一次“很不成功”、已經“失敗”甚至遭到“慘敗”的新的“移山”工程，試圖把他的社會主義失敗論、文革失敗論理論化。事關毛澤東晚年功過，左派不能不重視。據說郭松民在一個左翼網站公開表示希望我對他的觀點發表意見，筆者也愿與郭松民討論，疑義相與析，以期分清是非,統一左翼認識。

　　愚公毛澤東通過文革要移的是什么山？

　　既然把文革比喻為一次新的“移山工程”，移的什么“山”，當然就是一個首先必須弄清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毛澤東以及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初期，就早已講得明明白白。這個“山”，就是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郭松民所說的“干部/官僚階層”。

　　文化大革命及其斗爭的重點，都不是毛澤東頭腦里想出來的，而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規律的東西在實踐中會出現多次，因此規律和真理是可以被認識的。毛澤東是較早認識規律和真理的共產黨人的代表。

　　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同舊民主主義革命根本不同主要有兩點:無產階級領導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直接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不導致資產階級專政，也不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分主次的聯合專政。中國革命同世界社會主義的目標一樣，都是逐步消滅私有制，建設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

　　即便是社會主義建成之后，向共產主義過渡還需要革命。在今天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的條件下，我們怎么能夠告別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什么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什么建設小康社會。這其實正是中國共產黨一部分人當代歷史上不求進取、放棄理想的兩大敗筆，是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認同修正主義的理論表現。執政就不革命了嗎?那共產黨的先進性表現在什么地方?小康社會能和社會主義社會能劃等號嗎?小康社會只有經濟標準，即所謂翻兩番，沒有政治標準和文化標準，正是社會兩極分化、官僚貪污腐敗、理想道德淪喪、黃黑賭毒泛濫、社會向官僚資本主義倒退的主要根源。

　　無產階級政黨是光明磊落的政黨，共產黨如果不敢公開申明自己代表無產階級，不敢公開申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路標，不敢發動群眾,而去搞什么頂層設計;貶低“陽謀”搞“陰謀”，那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現在回顧毛澤東警告不要犯李自成勝利后驕傲的錯誤，回顧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萬里長征才走完第一步”以及“兩個務必”的講話，回顧毛澤東關于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已成主要矛盾、依靠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指示;回顧毛澤東把勝利進京看成是“進京趕考”，真是倍感親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防止共產黨變質，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繼續革命思想，合乎邏輯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源可以追溯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無產階級專政的秘密報告，以及他提出的三和兩少、全民黨全民國家的修正主義綱領。蘇共二十大一是揭開了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二是暴露了修正主義篡權給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極大危害，引起了毛澤東關于如何吸取蘇聯的經驗教訓，在中國建設好社會主義，同時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刻思考，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文化大革命標志著社會主義改革的高潮。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解決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走向科學的問題。但是，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科學化的問題。斯大林就已經正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一下子把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也不能如恩格斯所說，一下子把國家像青銅器一樣丟進歷史博物館。但他又一度錯誤地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同生產力完全適應，不存在矛盾，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吸取蘇聯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和錯誤教訓，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顛覆政權的可能性。……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文化大革命對于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最終促使毛澤東采取自下而上充分發動群眾的方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于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對自己五八年煽動浮夸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沒有做認真的自我批評。毛主席對劉少奇感到失望。

　　第二件事是1962年5月劉少奇召開西樓會議，擅自改變七千人大會對于形勢問題的民主決議，鼓吹黑暗悲觀論調，要在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隊恢復單干，堪稱是一次復辟資本主義的演習。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這就是毛澤東初提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背景。

　　第三件事是1964年社教運動中，劉少奇把黨內高層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歧公開化，公開反對關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形左實右，把廣大干部當敵人。事關大局，事關路線，事關人民，毛澤東是從不妥協的。把劉少奇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上撤下來的想法,最初正是產生在此時。

　　第四件事是，1965年劉少奇彭真在明知蘇共剛剛發表過攻擊我黨的言論和毛澤東并不同意的情況下，組織在京中央領導討論并提出要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國內修正主義要和國外修正主義聯合。

　　正是蘇共二十大和國內這四件大事,促使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嚴峻問題,使毛澤東認識到,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資本主義危險主要來自內部,來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中央的背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修正主義集團。毛澤東在文革前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并在一九六四年接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指出，修正主義是有其經濟基礎的，不是一貫的不叫修正主義。對修正主義產生的必然性以及同他們斗爭的政策有了成熟的考慮。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提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以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兩大論斷，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正確回答了社會主義運動提出的斯大林犯錯誤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篡權復辟資本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并且也反復說明了，他帶領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在社會主義階段要移的山，就是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資產階級。

　　郭松民如果認真學習這一段他所沒有經歷過的歷史，看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中央二十三條，看看《五一六通知》和文化革命《十六條》，稍微回顧一下文化革命提出的重要理論，以他的聰明，就不會錯誤地把毛澤東文革中要移的“山”，理解為“干部/官僚階層”。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干部/官僚階層，顯然是兩個根本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概念。干部/官僚中，有馬克思主義者，有較好的干部，有犯有錯誤的干部，也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把這些都看成社會主義革命要移的“山”，就必然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就必然否定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這是毛澤東絕不允許的，也是文化大革命所不能允許的，那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

　　毛澤東所說的愚公是指中國共產黨，包括他個人，但不僅僅是他個人;也包括干部官僚中的多數人。郭松民說愚公是毛澤東自況，其實是并不準確的。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移走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都是人民的敵人，并不包括人民內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也是干部/官僚中的一員。愚公不可能將自己也當作敵對的山移走，這是連小學生也明白的道理。聰明的郭松民竟然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糊涂起來，不能不讓人感到驚奇和不解。

　　文革時群眾都明白這個道理，造反派經常講的要牢牢掌握斗爭大方向，就是指的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始終把矛頭對準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自己在文革中也經歷過這樣一個小小場面。那是我們1966年8月24日登臺造反遭鎮壓之后，赴鄭州告狀得到省委支持，回校召開匯報大會。在我講話的時候，體育系一個八二四造反隊隊員呼口號情急出錯，本來想呼“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想呼成了“打倒當權派”。臺下不同意見的群眾一陣騷動，高喊這是反動口號。我為了平息騷動就當場宣布開除那個隊員的隊籍，過了幾天，明知他是不自覺喊錯了口號，就又讓他恢復和我們一起活動。

　　這個小故事說明，當時兩派群眾都明白，文化大革命要移的山是黨內走資派，而不是什么干部/官僚階層。

　　今天，盡管官僚貪污腐敗嚴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已經大部分喪失，我們也不能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干部/官僚階層，仍然要牢牢掌握斗爭的大方向，始終抓住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同黨內死不改悔走資派這個主要矛盾。移山也只能移這個山。

　　當然，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移帝國主義這座山，但那屬于另外一個問題了。

　　順便指出，干部/官僚不屬于同一階級，也不是一個階層;而屬于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希望松民同志細思。

　　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移什么山的問題，實際也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不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樣的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什么，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走向科學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囿于實踐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馬克思有時說生產力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一面又說從來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曾經受到李大釗的批評和追問。說明馬克思早期對于社會矛盾、社會發展動力，并不是處處都論述得十分正確的。

　　列寧和斯大林也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甚至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理論錯誤。

　　“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的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他以為他那個天下穩固了。我們不要以為天下穩固了，它又穩固又不穩固”(毛選五卷356頁)。

　　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就使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有了堅實明確的哲學基礎。但是這還需要進一步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的具體表現是什么?只有首先弄清了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才能正確地確定社會的主要矛盾，因為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的反映和集中體現，正像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一樣。

　　馬克思解剖資本主義社會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馬克思從商品這個物出發,通過研究商品的二重性,揭示出商品背后隱藏的人與人關系,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同時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那么，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是什么呢?

　　毛主席1974年會見丹麥首相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人民日報1975年2月22日)。毛主席在這里說得很清楚,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舊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區別在于“所有制變更了”,生產資料由資本主義私有制變更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了。但是,私有制所形成的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還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56年毛主席就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解決了，別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這個新的矛盾是什么呢?毛主席接著回答：“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325-326頁)。所謂國家的命運，根本上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所謂掌握在他們手里，就是生產資料的管理權掌握在他們手里。毛主席對這種情況表示了深深的憂慮，因為這有可能導致一個貴族階層的形成。

　　所有制包括所有權和管理權。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人民公有制，生產資料歸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所有，同時，生產資料也應該歸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管理。毛澤東在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批示和談話》中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該書275-276頁)

　　這樣，矛盾就揭示出來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公有的，也應該由工人階級廣大人民進行管理。但事實上管理權卻掌握在一部分人(少數人)手里，即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里。這二者顯然是矛盾的。毛主席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

　　黨的九大期間，毛澤東結合實踐進一步分析了這個矛盾，他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就是指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相當大的一個多數企業里面，領導權，也就是生產資料管理權和政治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里。毛澤東認為，工人階級領導雖然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但這和資產階級代議制不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工人階級整體仍然擁有憲法確定的直接管理權和領導權。也就是說，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管理主體。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中，背叛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黨內走資派，不僅不應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的領導主體，而且還要把它們篡奪的權力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我們把毛澤東的思想進行歸納，就可以自然得出以下結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管理權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的矛盾。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主體，暫時掌握生產資料管理權的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中，有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也有走資派，還有一部分思想認識跟不上和犯有錯誤的人。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屬于工人階級，思想認識跟不上和犯有錯誤的人還屬于人民內部，這兩部分都不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構成根本矛盾，只有黨內走資派才代表大資產階級頑固派和社會黑惡勢力，同工人階級構成根本矛盾。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與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除了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和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矛盾之外，還有黨群、干群矛盾，有勞資矛盾，工人階級同農民等小資產階級的矛盾，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黨內走資派同大資產階級頑固派的矛盾，黨內走資派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等等。除了我們說的主要矛盾之外，其它的都不屬于主要矛盾。

　　現在主流輿論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說成主要矛盾 ，不能解釋社會兩極分化、官僚貪污腐敗、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由國家主人淪落為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的現實，脫離了客觀實際。在理論上也同他們承認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相背離，看不到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社會生產必然改變方向，否認階級存在，人民的經濟利益也必然得不到保障。事實證明，主流輿論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不科學的、錯誤的。

　　郭松民說的干部/官僚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即干群矛盾、黨群矛盾，也不是主要矛盾。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毛澤東社會主義社會要移的山。

　　現在社會上渲染官民矛盾、黨群矛盾,把干部/官僚同人民的矛盾說成主要矛盾，是黨內走資派和社會上反動黑惡勢力妄圖取消共產黨，消滅無產階級專政，實施金蟬脫殼陰謀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郭松民同志也不要上當。

　　毛澤東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

　　這本來也不是一個問題。毛澤東不知說過多少遍，要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也就是馬克思最早提出的，經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長期探索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通過1956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已經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科學化的任務。毛澤東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上實行生產資料由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公有公管;政治上由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民主管理國家并對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及其附庸(社會反動黑惡勢力)實行專政;文化上提倡尊重勞動、追求真理、斗私批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價值觀。也就是說,毛澤東要建立的，就是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社會。

　　郭松民把毛澤東要建設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的努力解釋為建立一個“不同于資產階級民主的人民民主社會”，至少是片面的，嚴格來說是錯誤的。因為任何正常的文明社會都既有民主的一面，也都有專政的一面。資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民主并存，無產階級大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并存。離開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社會，也必然是資本主義社會。

　　應該說，郭松民對毛澤東民主思想和實踐認識和評價是他這篇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有兩點重要遺漏：第一點，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批注和談話》中說：“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的問題”;第二點，是1975年憲法規定工農兵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占主體。恰恰是這兩點遺漏，暴露出郭松民對毛澤東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的錯誤理解。

　　民主和權力，都是隨階級產生而產生的概念，也將隨階級的消滅而消滅。民主和權力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不是漂亮的擺設，也不只是選舉和罷免。文革的大民主是用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附庸的。

　　郭松民在這一點上是糊涂的。你看他對文革前中國社會的描繪：“當時的中國，在經歷了長時間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禮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或曰精英集團，已經蕩然無存——地主階級已經被從政治上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敲鑼打鼓地宣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也已經被贖買;帝國主義勢力已經退出中國;知識分子表示擁護社會主義，處于被改造的狀態——唯一有組織的強大力量，就是干部/官僚階層。在中國這座伊甸園里，干部/官僚儼然龐然大物，沒有天敵：工人農民對他們表示擁護，知識分子也很恭順”。如果文革前中國社會真的像郭松民描繪的這樣，沒有階級，沒有矛盾，不僅地主資產階級不見了，黨內走資本主道路的當權派好像也不存在,沒有路線斗爭,沒有階級斗爭，一切和諧。那文革還有什么必要?繼續革命還有什么必要?連郭松民主張的建立人民民主社會也沒有必要，更不需要將其推到遙遠的將來。按照郭松民的描述，難道“在中國這座伊甸園里”，文革前,豈不是一切都有了嗎。

　　可惜事實卻不是這樣。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再看一下文革初期要在大中學生中抓二三十萬右派,搞白色恐怖,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黨內、干部隊伍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關系國家走什么道路、關系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解放，多么尖銳!只說干部/官僚“基本上還是紅色”，不說其中黨內走資派當時就是基本“黑色、灰色”，實際上就是掩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掩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掩蓋主要矛盾，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張治中“一向以為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好的”，原本就缺乏分析,并不是正確的認識。郭松民沒有指出張治中認識的偏差，反而引用來佐證自己的錯誤觀點，顯然是不對的。毛澤東說,“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人民日報1976年11月5日)。現在回頭再看，1962年右傾，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一次預演。假若不是毛澤東及時召開中央工作民主會議予以制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要提前二十年發生，而且失去文化大革命這個教育機會，無產階級的失敗真的會“很慘”。研究文革不分析黨內走資派的產生以及它們與人民的矛盾，這就是郭松民在文革問題上常常出錯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搞階級斗爭的，是帶領無產階級廣大人民同走資派進行斗爭、要“移”掉這座“山”的。“一個先進的，一個落后的，兩個東西在斗”。劉少奇運動初期鎮壓群眾，搞白色恐怖;聯動搞打砸搶，煽動反動的“血統論”，都不是偶然的、忽然出現的，而是文革前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邏輯發展。

　　我們左翼評論文化大革命，既不能否定廣大黨員干部是好的比較好的，也不能否定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人民的主要敵人!

　　民主不是目的，斗倒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利于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目的。毛澤東不是追求什么“徹底民主”的，因為任何民主都是要在歷史上消失的。毛澤東不是要建立一個什么人民民主社會，而是要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公管的、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完善和科學化。文化大革命在所有制問題上提出并解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管理權的問題,推廣了鞍鋼憲法,頒布了1975年憲法,規定工農兵代表在人大占主體。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關系，劃清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完善了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民主管理國家并對黨內走資派及其附庸實行專政的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權力，人民的經濟政治地位，人民的社會主義意識得到明顯提高。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對于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出現的挫折和教訓，當然要進行認真的總結。但是，對于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及其經驗，更必須實事求是地予以肯定。一分為二，分清主流支流，劃清不同階段，一切從實際出發。郭松民把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統統貶稱為“傳統社會主義”，“由干部/官僚階層壟斷一切”的社會主義 ，“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予以拋棄，這是我們歷來所不贊成的，實際上這也是郭松民歷來反對的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

　　郭松民說：“縱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我們會發現，傳統的由干部/官僚階層壟斷一切的社會主義，必定是一種不穩定的、暫時的狀態。其前景，要么是繼續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一個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的人民社會主義;要么是向后倒退，回歸“世界主流文明”，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重建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當然，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朝鮮，由于國內外特殊因素的影響，朝鮮變成了一塊傳統社會主義的化石”。他在這里明確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歷史，成為“傳統”，成為“廢墟”，不可能復興。第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統統都是“由干部官僚階層壟斷一切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也不例外。第三，社會主義國家的前景，只能是“要么是繼續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一個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的人民社會主義;要么是向后倒退，回歸‘世界主流文明’，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重建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剛剛建立，都還沒有建成;到1991年蘇東劇變也不過七十多年。但是，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生的進步的社會制度，已經顯示了極大的優越性。美國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是借鑒蘇聯社會主義某些思想的結果;尼克松訪華稱贊中國改變了世界，都是明證。盡管由于叛徒的出賣，蘇聯社會主義政權丟掉了，但俄羅斯共產黨又重新建立了起來;中國這個東方大國，社會主義旗幟由于黨和人民的斗爭終于未倒，黨內走資派已經不得人心，不得黨心;習近平同志現在還在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提出另一種制度是可能的的口號。這一切都證明，社會主義至今仍是現實的存在。絕不能像弗朗西斯.福山一樣，斷言“歷史的終結”而受到歷史的嘲笑;也不能像撒切爾夫人那樣高喊“別無選擇”而遭到人民唾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歷經八年還沒有找到新的理論和出路的形勢下，在中國特色搭乘資本主義末班車也難以避免危機的的形勢下，在世界人民普遍覺醒的形勢下，左翼本應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傳文革的七分成績，但郭松民卻毫無根據的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失敗，已經成為“傳統”和“廢墟”，宣布文革失敗、慘敗，是多么不合時宜呀。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也不能用“干部/官僚階層壟斷一切”來概括。斯大林雖然提出””“干部決定一切”的錯誤口號，但是并沒有割斷黨和人民的聯系，并沒有把工農貶為弱勢群體;實際上也進行了在干部隊伍中清除機會主義者的斗爭(遺憾的是沒有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犯了擴大化錯誤)。也就是說，斯大林提出干部決定一切還屬于認識問題，實際上并沒有把干部/官僚看成同一階級或者階層，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不是一個“干部官僚壟斷一切”的社會。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更不是“干部/官僚壟斷一切”了，事實正好相反，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那是一個干部/官僚看群眾眼色行事的社會。

　　“干部/官僚壟斷一切”，是封建專制社會的特征。把毛澤東時代誣蔑為封建專制，正是黨內資產階級和社會上極右反動勢力為資本主義復辟制造理論根據的重要觀點。我們不相信郭松民會附和右派的觀點，但由于認識偏差，卻不慎落入右派的思想網羅。

　　郭松民關于社會主義運動前景的論述也是有問題的。

　　“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征，在階級消滅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無產階級的現實任務是建設毛澤東論述的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立即進入共產主義，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黨內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頑固派近來常常標榜“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是因為它們在經濟上政治上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成了自由人，急于消除無產階級專政對他們剝削人民的自由的限制。我們則應該劃清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界限，首先建設限制和消滅他們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

　　“人民社會主義”是什么概念?郭松民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以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要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后，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以實現最徹底的解放，將傳統的由權力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升級為人民社會主義”。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誤讀，反映出郭松民在權力問題上還沒有從資產階級的意識中走出來。在社會發展現階段，不僅不能消滅權力，而且任何階級都還需要權力。國家就是一種權力，資本也是一種權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受到的是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的雙重統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資本特權對人民(而不是對“人”)的統治基本解決了，官僚特權對人民的統治也基本解決了，但都還沒有完全解決，更談不上“消失”。資本家還拿定息，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竭力走資本主義道路，私有觀念還存在，小生產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工人一部分，無產階級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因此，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是“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而是繼續解決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對人民的支配，用組織起來的人民權力，限制和消滅官僚特權、資本特權的遺存。之后，人民權力才會自然消失，人類社會進入人人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在世界上剝削制度消滅之前，“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都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也不是科學的口號，和資產階級“把權力裝進籠子里”的口號一樣荒唐可笑。“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本身就需要一種“權力”。“將傳統的由權力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升為人民社會主義”——郭松民的“人民社會主義”難道不需要權力主導嗎?難道不需要國家這個權力，不需要所有制和法律這個權力嗎?無產階級專政對于社會主義來說，是如同粟米布帛一樣不可一日或缺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種權力!在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籠統地詛咒權力，呼吁放權，其實都是為了搞垮無產階級專政，復辟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明確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主體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社會主義民主并不排斥共產黨的領導。郭松民說，“由充分實現了主體性的勞動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國家——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這實際上是一種形左實右的、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勞動者主體性的充分實現必須經歷一個實踐過程，在勞動者還沒有充分時間學習政治經濟文化的的條件下，在管理國家的信息工具還不是充分發達的條件下，勞動者不“假手他人”、“直接”管理國家是不可能的。勞動者還需要自己的“精英”，自己的干部，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正共產黨人代表人民一起管理國家。管理的最主要權利是決策權，1975年憲法規定工農兵代表在人大占主體，就是把立法權決策權牢牢掌握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手里。監督也是管理，四大、工人罷工，就是賦予工人階級廣大人民隨時隨地的監督權。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就是促使干部和知識分子勞動化，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管理技能。這樣逐步地消滅分工，走向勞動者直接管理國家。不能說文革中沒有“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也不能把人民民主同黨的領導和干部管理完全對立起來。

　　正是遺漏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兩點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才使郭松民在民主問題上難以超出資產階級的范疇。

　　郭松民的通篇論述中，除了民主之外，既不講生產資料公有制，又不講無產階級專政，它所謂的人民社會主義， 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經驗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次才能談到普選和罷免。還必須指出的是,巴黎公社的工資平等、普選和罷免，在造反派的實踐活動中已經得到落實。

　　毫無科學根據的文革失敗論

　　社會主義失敗論的始作俑者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在蘇東劇變發生之后利令智昏，拋出“歷史的終結”的論斷，宣稱歷史將停留在資本主義階段無需進步。然而僅僅喧囂了不到十年,便隨著馬克思被評為千年第一人而漸漸銷聲匿跡，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難以自拔的今天，連他本人也羞于提起了。因為社會主義思潮又在全球興盛起來。郭松民應該從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失敗中看清世界大勢,不要被什么“資本主義還有強大的生命力”、“帝國主義還會創造驚人奇跡”之類的糊涂論調迷惑了雙眼，要滿懷熱情地迎接世界社會主義復興大潮的到來。至于文革失敗論，就更站不住腳了。

　　按照當前占統治地位的看法，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十年，即1966年到1976年。在這十年中，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失敗了，那就必須證明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勝利了。郭松民能夠指出這十年中，究竟哪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勝利了嗎?劉少奇勝利了嗎?林彪一伙勝利了嗎?鄧小平也沒有勝利，他不僅寫過認錯書，而且在重獲信任后又搞翻案，最后被黨內警告也未見公開表示不服。所以，文革十年中，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沒有一個勝利的。說文革失敗，在1966年到1976年十年中，找不到任何根據。全世界也沒有哪個人說文革失敗了。

　　官方又說：所謂粉碎四人幫標志著文革結束，也說明文革失敗。一個革命階段的結束，并不能說明這個革命階段失敗了。最有說服力的例子，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之日，沒有人會認為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就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了。而且根據官方說法，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所謂粉碎四人幫時，官方既沒有公開否定毛澤東，也沒有公開否定文化大革命，更沒有公開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相反還給所謂四人幫扣上了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狀。所以，所謂粉碎四人幫，本身就違背了黨的規矩和紀律，違反了當時的國家法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并不能說明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敗。

　　改變黨的路線始于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新掌握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華國鋒短暫春秋結束。否定文革始于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顛覆文革完善的社會主義新制度、新政權，始于1982年修改憲法。這就可以明顯地看出，文革失敗論是修正主義上臺后對歷史的片面評價，不足為訓。鄧小平是對于華國鋒的勝利者，并不是對于文革的勝利者，因為他們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人民的檢驗。事實上,他們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沒有成功,而且節節敗退.最明顯的例子是:第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自認失敗了,鄧小平1979年3月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己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 ”(《鄧小平文選》。這段否定文革的重要的、主要的理論，在八十年代被廣泛引用，到九十年代《鄧小平年譜》中，卻不見記載了。因為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第二，破壞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個個垮臺了。華國鋒三載被廢，胡耀邦五年遭黜，趙紫陽四年下臺。胡、趙二人都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資產階級自由化，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這就一下子把《決議》所說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走資派，都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社會主義的骨干力量”，輕松批倒了。第三，三十年后重慶探索被說成“時光倒流、文革再現”，遭到鎮壓，但人民擁護不輟;第四，習近平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就已經駁斥了徹底否定文革的舊觀念;第五，改革是從徹底否定文革開始的。鄧小平說，如果出現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或者其他剝削階級，說明改革就失敗了。現在社會兩極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資產階級到處存在。改革失敗，即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反證了文革的成功。所以，即便是鄧小平上臺，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不能斷言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敗。現在，應該毫不含糊的指出，近三十年的改革失敗了!

　　實際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結束于1975年1月新《憲法》頒布、鄧小平擔任黨政軍最高職務，到右傾翻案失敗、鄧小平被黨內警告撤銷職務這一段過程中。本來，四屆人大召開，新憲法頒布，劉林兩個反黨集團被打倒，絕大多數干部經過教育重返工作崗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眾走向了團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七分成績三分缺點，黨和人民總結經驗教訓，一切都會按照憲法這個根本大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右傾翻案風的出現，壞處是再次分裂了黨，分裂了群眾;好處是促成“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斷的提出，使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更加成熟完善。標志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制度和實踐上，都已取得偉大勝利。因此將這段時間作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標志是符合實際的。

　　文化大革命和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要進行多次。這是因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同黨內走資派的斗爭是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任務。認為社會主義會沒有曲折、一帆風順，只是幻想。所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卻還要繼續。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啟蒙運動。文化革命初期提出的“對于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該盲從，而應該堅決抵制”，“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打破了反右斗爭后萬馬齊喑政治生態，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下一切都好的神話，使人民清醒、理性，組織起來保衛勝利果實，在真正馬克思主義者領導下，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把革命推向前進。在今天對于無產階級廣大人民,仍具有世界啟蒙意義，仍是先進的意識形態，是符合規律的真理。沒有這種意識，世界就不會進步，中國也必然倒退。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失敗，不管經歷多少曲折，終將取得最后勝利。

　　我們之所以先行系統地論述文化大革命沒有失敗。是因為郭松民雖然多次提出文革失敗論，但從來沒有提供論據：是文革的理論失敗了?是文革的實踐失敗了?抑或是文革建立的制度失敗了?文革敗給誰了?他只有一句武斷的話：“如果說文革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它失敗了”。

　　郭松民甚至說:“文革不是敗于1976年，也不是敗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徹底否定’，而是敗于1967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就是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從那時起，文革被迫偏離了它原來的目標，以一種夾生飯的形式曖昧地延續著”。

　　這種看法更不符合事實,并且和郭松民對毛澤東的民主新路論述相矛盾。

　　毛澤東處理武漢720事件，表現出絕高的智慧，不僅沒有偏離文革“原來的目標”，而且充分利用了敵對勢力的錯誤，迫使多個省份的犯錯誤的軍隊干部立即承認錯誤，使造反派從軍隊鎮壓的陰影里迅速解放出來，形成群眾革命大聯合，推動文革朝著“原來的目標”大步向前跨進。河南省文革深得其利，不到半年時間，主要城市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就相繼成立。1968年，全國實現山河一片紅，1969年初步完成整黨建黨，勝利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文革的進程大大加快。如果武漢720事件標志著文革失敗，各級革命委員會如何能夠迅速成立，黨的九大如何能夠勝利召開，1975年憲法怎么能夠頒布?!如果說武漢720事件標志著文革的失敗，那誰是勝利者?難道被批判并寫了檢查的陳再道是勝利者嗎?“文革被迫偏離了他原來的目標，以一種夾生飯的形勢曖昧的延續著”，不是當時的事實，而是郭松民懷著偏見“看”出來的。毛澤東從來沒有“在中國一勞永逸的實現人民民主”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澤東時常強調不要認為社會主義會一帆風順，總是獲得成功。

　　郭松民說:“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對官僚壟斷權力的一次史無前例的沖擊，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人民民主的一次偉大實驗”，他對文革大民主的成就總結了三條：“一是人民群眾擁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二是大眾擁有了空前的社團自由”。“三是創立了勞動群眾可以直接參與行使管理權的‘革命委員會’制”。

　　這三條總結得還不能說很全面，比如沒有提到1975年憲法規定的工農兵代表在人大占主導，以及賦予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沒有提到鞍鋼憲法的推廣，沒有提到農村民主評工分制度。但是，僅此三條，就足以說明文化大革命開辟了世界民主的新階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成功。也足以說明郭松民的文革失敗論是不符合事實的。創立了勞動群眾可以直接參與行使管理權的革命委員會制，就全國來說，大都在武漢720事件之后，更說明六七年夏天文革已經失敗的說法是荒唐的。

　　如何看待和繼承文化大革命的遺產

　　中美關系、文革評價、改革反思，是中國政治的三大焦點。這三大焦點的核心是要不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的問題。

　　郭松民為什么一再宣揚文革失敗論呢?他要告訴人們，“文革的客觀條件不成熟”，而且“今后”，“歷史女神不會在短時間內給工人階級第二次機會”;毛澤東思想脫離實際。也就是說，不僅文革當時客觀條件不成熟，而且現在，甚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客觀條件也不成熟;毛澤東思想當時脫離實際，現在仍不符合實際。如此一來，工人階級在現在的唯一選擇就是“繼續付出更多的代價”，老老實實，聽天由命，不要革命，不要堅持毛澤東思想，耐心等待歷史女神給與第二次機會。等到什么時間呢?郭松民沒有告訴我們。但我們知道，新官僚資產階級正在叫囂要進行最后決戰，徹底改“憲”改“政”，全面復辟官僚資本主義;他們需要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拋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消解和懈怠革命斗志。

　　所謂文革客觀條件不成熟，郭松民舉出的兩條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郭松民明明知道，全國人民也都清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判斷文革客觀條件成熟不成熟，首先的主要的，要看黨內是不是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不是阻礙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然而郭松民卻不敢正視這個主要問題，用“干部官僚階層‘紅色’猶在”，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掩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存在及其“黑色”本質，這種研究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因此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上帝’/工人階級對毛澤東的努力將信將疑”、“半心半意”，更是不符合事實。而且郭松民自己也沒有舉出任何理由。

　　“在文革中，學生紅衛兵只是一股突擊力量，并不能決定整個文革的勝負”。能否決定文革的勝負，和是否將信將疑，是兩個概念。郭松民在這里偷換概念，說明他無法證明學生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努力將信將疑”。

　　“農民則基本上置身事外”，置身事外就是是不信，也不是將信將疑。但是，郭松民怎樣解釋蘭考和林縣那樣尖銳的斗爭呢?!又怎樣解釋文革中蓬勃發展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呢?!

　　說“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對文革的意義并沒有能夠真正的理解”,真正的理解的內涵太寬泛了,郭松民自己是否真正的理解了也很難說。而且,這和“將信將疑”也不是一個概念。沒有真正理解也可以完全信任。

　　工人階級在文革中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派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結果。而不是郭松民說的工人階級“起來”之后自動分成了兩派。在郭松民看來，工人階級兩派都不好。“‘保皇派’客觀上扮演了干部/官僚近衛軍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造反派的表現也令人失望”;兩大派“陷入派性之爭不能自拔”。如果工人階級整體都不好，那誰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階級?如果造反派也陷入派性之爭不能自拔，文化大革命中的黨內走資派是如何被揭露和打倒的，是被天上的風揭露和吹倒的嗎?為什么七六年之后走資派對造反派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為什么主流媒體竭力妖魔化造反派?

　　其實，郭松民在這里也未能免俗，它主要要說的也是，造反派不好。“首先，造反派的組織嚴重不純，有一些敵視紅色政權的人，以響應文革造反的名義混入了造反派隊伍;其次，許多造反派個人主義、山頭主義思想嚴重，眼睛里只有個人利益、山頭利益而沒有階級利益。即便是在文革搞得最好的上海，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中也有大量這樣的人;第三，由于這些人并沒有真正理解文革的意義，只是想通過文革來牟取個人利益，因此他們極力想壟斷文革的解釋權、話語權，于是就表現的唯我獨革，唯我獨左，把一切推向極端，結果敗壞了文化革命的聲譽，也使他們自己陷入了政治孤立的境地”。

　　這一套論調并不新鮮，這種偏離主要矛盾、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天敵的形而上學的論調，我們在文革中不知聽過多少遍。“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就是當時一個有代表性的口號。我敢說，郭松民說“造反派組織嚴重不純，有一些敵視紅色政權的人，以響應文革造反的名義混入了造反派隊伍”，完全是信口胡說，并沒有作過調查研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與不同觀點群眾進行辯論。他們說八二四派里面壞人多，我說：我們八二四造反之初只有八十多人，現在發展到一千多人。這一千多人原來都在你們的組織里面，在你們組織里面你不說他們是壞人，怎么到了我們組織里他們就成了壞人了?他們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來。把學生中出身不好的人看成壞人，沒有事實根據隨便把群眾劃為“敵視紅色政權的人”，正是文化大革批判的反動血統論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觀點。世界上純而又純的事是沒有的，造反派混進幾個壞人也不奇怪。共產黨內也不能避免。但是說造反派組織嚴重不純，肯定是毫無根據的、惡意的中傷。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來說，是無產階級戰斗的一翼，是二十世紀踐行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勇于同走資派展開斗爭的先進戰士。他們在文革中多次被鎮壓而始終不悔，他們雖屆晚年仍不息戰斗，至今仍站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一線。清查運動抓了上千萬造反派，所謂“敵視紅色政權的人”有幾個?現在事實已經證明，那些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些妖魔化毛澤東、不提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敵視紅色政權的人!難道不正是他們，背叛工人階級利益，要改憲、改政、改黨名國號嗎?!

　　黨內走資派“紅色猶在”，造反派組織嚴重不純——郭松民想要表達什么，豈不是昭然若揭嗎?直接這樣表達也許太露骨，郭松民故意把毛澤東文革中要移的黨內走資派這座“山”，模糊成“干部/官僚階層”。讓人們從這個模糊的大前提出發，邏輯推導出錯誤的結論：干部/官僚階層“紅色猶在”，黨內走資派是“干部/官僚階層”中的一部分，所以，黨內走資派同樣“紅色猶在”。

　　黨內走資派“紅色猶在”，文化大革命革他們的命當然就失去了正當性和合法性;造反派組織嚴重不純，所以，妖魔化造反派也沒有什么不對。毛澤東主觀愿望是好的，但客觀條件不成熟，脫離了實際。這三點加起來，徹底否定文革就是唯一“正確”的答案了。郭松民通篇文章代表了哪個階級的心聲，其實是非常明白的。

　　“今天，每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者”，都應該充分學習和認識文革的七分成績和世界進步意義，繼承和堅持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牢牢抓住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分清敵我，團結戰斗，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繼續下去，迎接社會主義偉大復興光輝時刻的到來!而不是什么“認真地總結文革失敗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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