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困窘

　　在當下的全球化浪潮中，跨國資本的流動、經營與剝削幾乎已被所有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欣然接受。尤其對于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大量吸引外資、爭取更多跨國公司的青睞，似乎已經成了競相追逐的核心目標。然而，由于信息革命對于國際生產和貿易的快速推進，前所未有的時空壓縮已經對之前那種以民族-國家為利益單元的競爭格局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從而也改寫了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生成結構。無處不在的劇烈的利益重組，洶涌不止的移民潮和排斥移民運動，日益激進的身份政治，都仿佛讓人覺得已經陷于無處不在的恐怖襲擊和民族沖突當中。這一切都表明，原有的民族-國家理念和文化認同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

　　縱觀中國當前的社會圖景，我們不難感受到后現代全球化景觀所帶來的多重困惑。從眾多媒體對于中國“加入世貿”這一競爭神話的大量渲染來看，中國人儼然已經成了這場尚未展開的“世貿游戲”的獲勝者。從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到地方小城劇烈掀起的沒完沒了的重拆重建熱潮，被一部分樂觀主義者贊譽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壯舉。但我們也應看到，在偉大壯舉的背后還掩蓋著許多不容樂觀的事實。比如，城市的急劇擴張無情地吞噬了大片的鄉村綠色田園，卻在都市當中大肆制造諸多缺乏生態調節功能的人工景觀;矢志不移地對農民實施政策性歧視，對農村實施掠奪式開發，相反卻使得更多的農民競相涌入那些人口和能源已經不堪重負的城市;無處不在的汽車消費和住房消費的廣告不斷地誘導人們去相信所謂的“時尚”和“品位”，而日益擁擠的交通和城市空氣卻并沒有隨著大肆拓寬道路而有真正的改觀。在一片看似美好的全球化景象中，普通公眾的空間、空氣和自由被越來越多的商業機構和利益集團所擠占，留給他們(尤其是普通青年公民)的只有不知疲倦的工作、污濁的空氣、日益緊張的人際競爭關系和大半輩子也還不完的住房貸款……

　　面對隨處可見的宣傳和廣告所隱藏的這種全球化的“美麗陷阱”，本該對此提出批判性分析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基本上還保持著相對冷漠的態度。在經歷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那場令人失望的“人文精神”討論之后，中國知識界可謂是分崩離析，不再可能結成太多的共識。與此相應，隨著官方對于知識分子的各種經濟政策日益規范和明晰，體制內知識分子的生存越來越走向職業化、專業化和狹隘化。

　　與知識分子群體的這種職業化、專業化、“去政治化”的趨勢相對應，中國人文知識界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混雜“景觀”。普通民眾喜聞樂見的那種不無排外色彩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知識精英”一廂情愿、樂不自持的那種號稱全球普適的(universal)自由主義，海外“新左派”津津樂道的“文革”偉大理想，還有各種五花八門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思潮，甚至那些涂脂抹粉的“晚清民國范”和殖民遺產(“德國良心下水道”)，都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思想界涂抹上了一道道光怪陸離的色彩。顯然，稍有良知的人都明白，以上這些思潮都不可能闡明中國目前的文化混雜現狀，更無法重建起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文化。與殖民時代和冷戰時代的知識分子相比，當代中國批判性知識分子其實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全球化難題，而這一難題早已超出了國內的/國際的(或外國的/本土的;世界的/民族的)這一類二元對舉的問題框架。

　　令人遺憾的是，身處中國語境的很多人文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還依然受制于以上所說的這種二元對舉思維的影響(本文是十多年前寫的，現在發覺這些局限還依然如故)。比如，中國知識界對于“9·11”事件和美國對伊戰爭的兩極反應，充分暴露了這種思維方式的缺陷。部分學人出于對國內消極問題的反感和對抽象的美國“美好”理念的崇敬，對美國政府的“反恐”行動表達出毫無保留的、一廂情愿式的“聲援”，真以為世界的“文明法則”受到了“邪惡勢力”的挑戰，急切希望美國來清除“國際罪犯”。與之截然不同，有少量學人也透露出對于美國霸權的某種程度的幸災樂禍式的“痛恨”。當然，還有一些學人大力推薦“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典信條，甚至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救世界走出水火。在筆者看來，我們不能相信這種將中與西、內與外、古與今作比照的簡單思維方式，因為這種思維從根本上漠視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所導演的不平衡不均衡法則，更漠視這種法則所導致進一步加劇的世界性的不均衡狀態(絕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種“世界是平的”)。 如果稍稍留意一下知識界的這些流行言論，就會發現我們常常容易陷入這種二元對舉思維方式的循環。比如，為了批評國內的某些不良治理，我們經常會不計歷史語境、不考慮西方的復雜多樣而隨意地將西方某個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作為可資崇拜的反證;為了發泄對美國霸道的仇恨，我們往往會打出“愛國”或“反霸”的旗號，甚至不再顧及國內同樣存在的階層壓迫和不公;為了表達對當今腐敗現狀的不滿，我們往往會搬出古代“清官”的優孟衣冠。

　　中國知識界在對待所謂的外國/本土問題(有時包括古代/當今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激烈分化，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精神癥候，這種癥候表征的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目前還在面臨的嚴峻的身份認同危機。在這種復雜而混沌的情境下，批判性知識分子(如果還存在這個集體身份想象的話)到底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立場，才能真正充當起社會批判者的角色?抑或根本放棄批判，干脆一頭扎進對當下主流規則的闡釋當中?在更多的國際化身份的漂泊和旅行當中，在民族-國家的身份記憶日漸淡漠之后，批判性知識分子怎樣為自己尋找批判的立足點?凡此問題，都迫使我們不得不正視自身日漸模糊化、混雜化的文化身份，迫使我們重審自己的理論立場，在痛苦的重構中去尋找自身應當占據并擔負責任的批判位置。

　　二、知識分子認同危機與學術生產機制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目前的思想疲弱?這個問題可能相當復雜，我在此只想從知識分子與體制的角度做一些粗淺探討。概括來說，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與中國特有的威權思想控制體系和集權利益分配機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和價值取向。為把這個問題探討得更清楚一些，我們不得不追溯一下“知識分子”理念的生成史。

　　根據許紀霖的研究，知識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詞從詞源學上講有兩個來源。它最早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出現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當時的俄國社會并沒有西歐那樣發達的市民社會，但卻出現了一批憎惡俄國專制制度的逆子貳臣，他們因為接受了西方教育和現代民主思想，產生了一種對現行秩序的強烈疏離感和背叛意識。這樣一批與主流社會有著疏離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特別是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并不是一個職業的階層，而是在精神氣質上有著共通之處的精神性的群體，在當時被稱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概念的另一個詞源是Intellectuels(英文是intellectual)，來自一百多年前法國國內的一場政治斗爭。1871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后，國內出現了檢討戰爭失敗的風潮，于是在1894年出現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上尉由于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遭到了誣陷，這激起了一批具有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人士(包括著名作家左拉和法朗士等)的義憤。他們紛紛站出來為德雷福斯辯護，于1898 年 1 月 23 日在法國《曙光》(L' Aurore)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of Intellectuels)的文章。這批為社會正義辯護、批判社會不公的人士就被他們的敵對者蔑視地稱之為“知識分子”。十九世紀法國知識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職業者，他們是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的主體，在咖啡館里討論的主要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公共問題。這些被認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多是那些敢于批判社會不公和弊病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寬泛地講，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1]從中可以看出，經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階層并不局限于職業上或知識上的分工，大多是保持著個人獨立性或游離于社會體制之外的姿態，具有比較純正的社會批判精神和超越氣質。

　　對于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意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都有一些值得重視的理論分析。依照葛蘭西的觀點，盡管這些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公共關懷，也直接參與了一些政治運動，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屬于“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一些壟斷著公共輿論的個體化的知識分子，這與那些有階級自覺意識的、黨派化的、有組織地帶領群眾介入社會運動的新型“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還有著很大的差別。[2]葛蘭西要強調的是集體的階級身份想象和認同對于新型知識分子的至關重要性。在他看來，知識分子能否對社會產生切實的影響，與他(她)們能否自覺地融入民眾組織有著密切關系。他所推崇的意識形態“陣地戰”和“文化領導權”爭奪戰，實際上將“有機知識分子”推向了文化抵抗和政治斗爭的前沿陣地，這使得新型知識分子與戰斗型思想家的角色已經相當接近了。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對“知識分子”斗爭形象的理論描述，幾乎可以看作是對這種戰斗型知識分子的另一種理論呼應。他認為“知識分子在這里指的是作為活動家出現的、在許多方面具備空前才能的一類十分特殊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真正的學者，有很高的科學造詣和理論修養，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各種形式，對這些形式的現實和變化，他們都十分熟悉，并注意時刻同這些形式作斗爭，他們敢于在理論實踐中進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相抗衡，并且能不顧各種流行偏見的禁止和阻撓，斷然走上由馬克思開辟的寬廣大道。如果他們對工人階級沒有清醒的和堅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們沒有直接參加工人階級的戰斗，從事這種性質的和這樣的事業真正是不可想象的。”[3]這里既強調知識分子不但應該在理論和知識上有超強功力和批判精神，還應該具有勇敢融入工人階級斗爭的實踐能力。分明是在召喚那些具有批判精神、對領導權有清醒認知和駕馭力的新型有機知識分子橫空出世。

　　但是對于阿爾都塞的學生福柯來說，無論是以上所說的“傳統知識分子”還是直接介入宏大政治斗爭的“有機知識分子”，似乎在“二戰”之后都成了非常可疑的存在。福柯更著力于從知識分子的角色功能分化這一歷史角度來看問題，他依據知識分子角色的歷史變化，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即所謂“普遍性”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專業性”知識分子(“spcicific”intellectual)。并且認為“普遍性”知識分子的起源悠久，“脫胎于法理學家或知名人士，然后在作家身上找到最完整的表達方式，因為作家是價值和意義的承擔者”。他們面向大眾的日常生活價值和普遍意義發言，有普遍的人文主義關懷，完全不同于自近現代以來左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的“專業性”知識分子，如各類專家、學者，尤其是一言九鼎的核科學家以及對人的命運有重大影響的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他們主要關注自己專業范圍內的功用價值或意義。[4] 福柯認為，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多元化已經使知識分子傳統職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具有普遍性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已經被越來越職業化的“專業性”知識分子所替代。福柯雖然深刻地指出，這些“專業性”的知識分子貌似掌握了專門的“科學”和“真理”，幾十年來在政治領域日益占據更大的發言權，但他似乎更愿意坦然地接受“普遍性”知識分子被“專業性”知識分子逐漸擠入邊緣地帶的命運，并且對“普遍性”知識分子內心所預設的那種普遍性的、宏大的人道主義依據深為懷疑。福柯反而更強調對邊緣人和差異性的尊重與關懷，在這一點上他對“普遍性”和“專業性”知識分子都可能帶來的話語壓迫持明確的批判立場。阿爾都塞與福柯對待知識分子角色的態度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一個時代性的轉折，知識理念出現了從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轉折，知識分子對自身使命的理解也由自信、闊大、激烈而趨向通達、自嘲、寬容。

　　與福柯的觀點類似，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則用兩種隱喻(“立法者”和“闡釋者”)來表達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的不同功能。他認為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是“立法者”，而在后現代社會只能充當“闡釋者”的角色。現代社會依賴于一套具有相對客觀性和通約性的知識體系和規則，知識分子掌握了這套客觀知識，就成為知識的仲裁者和話語權力的擁有者。但到了后現代社會，社會的多元化使得整個知識系統開始解體，統一的知識場不復存在。整個社會的知識場被分解為一個個彼此獨立、彼此孤立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有各自的知識范式和知識傳統，彼此之間甚至不可通約。知識分子要做的只能是將自己共同體內部的知識翻譯、闡釋為其它共同體成員能夠理解的知識。知識分子作為“立法者”所擁有那種普遍的、神圣的光環已經失色，而只能是阻止意義在交流過程中發生扭曲的“闡釋者”。[5]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更為冷峻，他甚至將知識分子看作是一批掌握了“文化資本”并因此享有某種特權的人。但他同時又指出，對于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來說，知識分子又是被統治者，深受權力和金錢的壓迫，可以說是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6]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現代社會，學科主要寄植在社會教育體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之中，而這種教育體制正是對現存社會統治秩序和不平等結構進行再生產的主要基地。現代學科制度參與這種再生產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標準化、科層化的區分體系形成一種“專業態度”(professionalism)，這種“專業態度”使知識分子將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狹隘的知識領域，一個知識分子在教育體制中的地位越高，也就意味著他的興趣和能力越發集中于某一專門領域，意味著對普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不公正現象越發地漠不關心，意味著他越發無可避免地流向權力和權威，流向權力的直接雇用。這種趨勢產生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使知識分子逐漸喪失了自己的社會公共代言人角色，放棄了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批判責任，成了一群面目模糊的專業人士。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美國學者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 Said)才把這種“專業態度”看作是“今天對于知識分子的特別威脅”。[7]

　　以上這些觀點，最終都強調了知識生產體制(學科權力體系)對于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擠壓，而知識生產體制最終是受制于日漸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換句話說，如果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在全球日漸取得統治性地位，有公共批判追求的知識分子也就日益面臨更為緊迫的身份認同危機。

　　當然，在一些后現代主義者(如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等)看來，人們不能將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危機簡單歸咎于學科權力體制，還應該歸咎于傳統知識分子或普遍性知識分子所依賴的理念認同基礎。他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往往將自己放在人、人類或人民的位置上，認同于一個帶有普遍價值訴求的主體，習慣于針對每一個社會成員發言。但是，隨著社會日益趨向多元化和局部化，個體日益強調其在種族、性別、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差異性，原來可以支撐知識分子發言的那一整套元話語已經面臨合法性危機。[8]這種說法似乎對有公共批判情懷的知識分子更具有挫傷力，因為它意味著像葛蘭西所說的那種“有機知識分子”更難結成集體性的認同。西方社會出現的許多“新社會運動”(如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少數族群運動等)和學術政治(如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等)，從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利奧塔的判斷。這些運動已經與傳統的性別、階級和種族政治有了深刻的差異，似乎都在著力刻畫那些被普遍體制和宏大敘事所壓抑的差異性權力。在這些跨國的團體當中，又不斷會分化出更多更小的組織來抵抗對于較大群體的認同(比如同性戀運動在九十年代又分化為男同性戀運動和女同性戀運動，而且彼此都在強調自身的差異性)，這使得新興的諸多政治干預運動日益走向更加微觀的層面和區域。

　　凡此種種，都表明各個知識個體之間在理想和審美方面的差異和取向日漸多元化，我們正處在一個知識分子已經更難結成“同志”(不無反諷的是，這個曾經令人神往的神圣詞語，已經被華語文化圈內的許多同性戀者徹底地重寫了)的時代。面對如此復雜的世界，我們這些深處學術體制之內，深受日益加劇的職業化和專業化之害的學者，還能做些什么呢?除了煞費苦心地在學科的體制之內去“解釋世界”，是不是還應該有更大的作為呢?

　　三、尋求批判位置的可能性？

　　人們分明可以看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來，在中國大陸，由政府主管部門層出不窮地制定、引導并操作(各高校和科研機構隨后緊步跟進)的一系列關于科研基金、項目、學術刊物等級、學科基地、各種“人才計劃”和“世紀工程”的行政規章，幾乎對體制內的所有人文知識分子進行了徹底的格式化重組。這種以建構學科分類權威為主要動力的強大的格式化整體收編工程，實際上對專門從事反學科和跨學科批判的文化研究者(或者說批判性有機知識分子)的生成機制構成了直接的負面沖擊。大部分體制內的學者都變成了嚴格遵守“學術分科規范”的一般“學人”，都變成了或者被迫“化裝”成了各種“科研項目”的“承包人”，大家把心思都用在找“核心期刊”發論文，爭奪國家級、省部級基金項目，評基地、跑學科點等等難以窮盡的功利性的瑣事上。這些形形色色的管理機制和手段，都從知識分子的生存和生成機制方面完成了“職業學術”對于知識分子的“規訓”和“整編”。就中國現實而論，這種規訓和整編既與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學術生產體制全面進入中國學界有密切關聯，也與官方對思想學術領域試圖繼續實施威權主義控制、甚至試圖盡快開創新的思想文化空間緊密相關。當然，如果我們將中國知識分子認同問題放在全球資本主義在中國內部不斷擴散這一宏大格局當中去思考，就會發現造成中國知識分子認同危機的根源是一套復雜的結構，該結構呈現了出國內外諸多相互交叉的因素共同施壓的態勢。自資本主義誕生而來的四百余年，以追求資本最高利潤和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諸多資本主義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的變革。早期那種“知識就是力量”的自信似乎還存有一絲啟蒙的尊嚴，而今風靡全球的“知識經濟”的口號卻相當明確地傳達出利潤對于技術性知識分子的青睞和貪婪。至于人文知識分子群體，在激烈的商業化浪潮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那些長期以來以公眾利益和社會公正的代言人角色出現的“普遍性”知識分子，曾經依靠于并熱衷于對自己寄植于其中的社會體制進行批判，并以此獲得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隨著跨國經濟的迅速擴散和消費社會的崛起，中國知識分子本身也被卷入到日益復雜的跨國/階層關系當中，學術事業日漸職業化，學者自己的政治認同日益多元化，可供知識分子用于批判的對象也日漸分散和模糊。隨之而來的后果就是：真正直面中國當今社會結構性矛盾的批判思想日漸衰弱，幾乎所有的批判性知識分子開始出現失語和認同危機。

　　在這個時刻，重新審視全球化對于中國國內知識分子生成機制和生存體制的沖擊，重新調整問題意識和批判方向已經顯得相當迫切。我們應該看到，盡管西方強勢集團制訂的一整套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世界經濟和文化的走向，但是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甚至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不同階層)來說，全球化展現了不同的想象空間和身份認同。就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我們不能完全脫離歷史的語境，一味地相信某種為部分強勢群體所信仰的所謂永恒的游戲法則和信仰，而應該同時在國內和國外兩個方位(迄今為至，民族-國家似乎依然是一個可以分析的利益單元)向那些看似公正的意識形態信條和宣傳提出質疑。比如，在國內熱烈歡呼加入世易是“雙贏”戰略的勝利之時，我們應該注意到，西方國家的左派和勞工卻大量走上了街頭，抗議全球化的浪潮。對他們很多人來說，全球化可能意味著跨國資本的更快轉移和就業機會的更多喪失。而大多數中國人，似乎只能在一片想象的熱情中正等待著全球化的“福音”。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種將外國/本土、中/西、古/今這一類范疇隨意拿來相比照的思想方式，根本無法解釋世界性的難題(如恐怖主義與全球性的貧富急劇分化問題)，原因就在于這種思想方式忽視了對自己所認同的所謂外國/本土、中/西、古/今等提法的前提的質疑。面對如此多樣的全球化景觀以及培育出這種景觀的復雜關系網絡，知識分子應該盡快擺脫狹隘學術范圍的束縛，盡快更新思維方法，努力進行跨學科或反學科的知識實踐，將全球化過程中的全球利益體制和國內外的意識形態傳播聯系起來進行思考。只有如此努力了，也許才能為自己尋找定位知識分子批判身份的可能性。為此，中國的批判性知識分子必須思考那些與中國當下意識形態有密切關系的全球性問題。因此，打破學科和學術體制的壁壘，讓知識分子文化重新產生政治關懷，讓理論成為改造世界――至少是沖擊“常識”――的動力，似乎已經成為目前最為緊迫的問題。我們除了必須抑制那種將西方簡單客體化的想象(要么將西方想象成一個自由競爭、民主公正的高雅紳士，要么將西方想象成一個施展資本競爭魔術、張開血盆大口來吞噬第三世界的妖魔)而外，還應該深入探討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國家想象的深層吁求，深入反思知識分子自身與學術體制和國家體制之間的復雜關系。

　　依本人的拙陋之見，這些問題也許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新分析全球化潮流裹挾而來的由國際/本土語境雜交而成的各種統治性意識形態，如經濟主義、消費主義、自由競爭、發展至上、全球性分工(配)等，揭示這些意識形態背后的利益剝奪和文化迷惑統治。

　　(二)重新審視中國國內的階層分化、文化資本的分配與消費問題，如城市和鄉村、沿海與內陸、國內與國際的文化消費問題。通過對建國以來人文知識分子的身份變革和知識分子生成機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的考察，重新描畫當今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某些輪廓，以便尋找批判性知識分子的構成位置。

　　(三)加強與西方批判性知識分子的交流，共同討論關系人類生存前景的重大話題，如全球化與生態環保、資本主義與科技工具化、資本主義體系與全球體制變革等。

　　總之，批判性知識分子應當對一切有可能造成強勢意識形態掩蓋和剝奪的理念說“不”，應當更為深入地分析中國社會的重構過程，并對具有更大迷惑性的經濟全球主義提出應對策略。在我看來，盡管批判性知識分子在世界各國的處境會呈現出較多的差異樣態，但是隨著全球化的加劇，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日益彰顯，建立全球性的批判性知識分子共同體似乎顯得越來越重要。

　　2002年6月初稿

　　2015年6月修改

　　(最初名為《全球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收錄于童慶炳、暢廣元、梁道禮主編《全球化語境與民族文化、文學》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對于批判性知識分子的最新思考，可參見作者2012年發表的論文《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覺和身份反省--兼談如何看待我國“文化研究”的困境，《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6期)

　　[1] 參閱許紀霖《關于知識分子的系列思考》，《東方文化周刊》1999年第6-16期。

　　[2] Antonio Gramsci ,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71,pp.10-11. 另參考曹雷雨等譯《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5-6頁。

　　[3]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by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p.24。另參見顧良譯《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 ，第4頁“注釋”。

　　[4] 參見“福柯專訪錄”(節選)，錢俊譯，載北京大學中文系等編《東西方文化評論》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頁。筆者對譯文有改動，將“專家性”知識分子改譯為“專業性”知識分子。

　　[5] 齊格蒙·鮑曼《立法者是闡釋者――論現代性、后現代性與知識分子》，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皮埃爾•布爾迪厄，“知識分子：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載《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90頁。

　　[7] 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三聯書店2002年，第65頁。

　　[8] 列奧塔，“知識分子的墳墓”，見《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談瀛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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