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2016年1月24日晚7點，“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陽文化館行動劇場如期舉行。這一由工人自己搭臺、自己演出、自己發聲的晚會，到今年已經舉辦過五屆。本次晚會結束之后，《南風窗》主筆李北方撰文《“打工春晚”尷尬了誰？》，指出這一屆的打工春晚沒有很好地堅持打工者的主體性，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隨后打工春晚總導演許多回應稱：當工人們登上打工春晚的舞臺來演出自己原創的節目，表達被現實的擠壓，已是身心的站起，而“不走心的人”卻忽視了工人們的主體性。參與演出的工人代表也紛紛撰文加入討論，例如來自薔薇女工合唱團的丁當，來自滿天星合唱團的張峰。實際上對于新工人文化的這些不同理解和回應，其實正好展現的是“打工春晚”這種文化政治形式所面臨的復雜處境和理論挑戰。本文作者認為新工人文化已經成為一個多方力量參與和博弈的“文化戰場”，至少涉及到新工人、主流成功精英、批判性知識分子和官方言說系統等多個方面。因此，有必要做一些理論分析和現實思考。

　　——新工人文化意識覺醒與文化空間再造的新難題

　　圖片來源：澎湃

　　由“北京工友之家”發起并組織的面向全國近十億打工群體及其家人的“打工春晚”，自2012年之初創辦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五屆。本人有機會從第二屆開始，近距離目睹了“工友之家”的主創人員、普通工友、青年志愿者、電視節目主持人、學者和少部分官員的參與情況。總體來看，“打工春晚”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表達和會聚形式，已經孕育出了一種可貴而巨大的文化政治活力。當然，它作為底層工人群體（甚至是廣大工農群體）的草根文藝聚會，也一直在不斷地呈現著自己不得不面對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打工春晚”與“央視春晚”或其他各類邀請專業演員花費大量錢財舉辦的各種大型春節晚會相較，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從一誕生就具有相對明確的文化政治批判意識。這種文化批判意識，其實早在“工友之家”于2009年牽頭舉辦“中國打工文化藝術節”的時候就開始顯露出來了。工友當中的文化“先覺”們敏銳地發現，在五光十色、珠光寶氣的各種主流文化舞臺上，根本找不到對底層勞動者正常形象的展現，更找不到對底層勞動者日常生活充滿尊重和理解的生動的文藝表達形式。這說明，在階級分化日益嚴重的中國社會，底層人、弱勢群體在文化上已經與權貴階層、中產階層產生了相當大的隔膜。按理說，底層人、弱勢群體會逐漸形成一套屬于自身的、有尊嚴的文化觀念體系，他們不需要某些“專家”或成功人士的憐憫和鑒定。但事實上，他們幾乎每一天都在被迫接受那些帶有叢林競爭意味的強勢文化觀的無情轟炸甚至羞辱。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作為公共文化資源提供者的許多主流傳媒和文化空間，在大肆地展現“成功人士”對于勞動成果的盡情占有、縱情享受和消耗的炫富形象;與之相對，卻很少完整地展現廣大普通民眾從事生存性勞動的艱辛過程，尤其很少展示勞動者自身對于精神價值的莊嚴訴求和他們的文化思考。但事實上，包括底層勞工在內的許多中下社會階層，都對那些產生于他們自身生活的真誠的精神文化生活有著強烈的渴望，他們渴望創造，也渴望得到其他階層的理解和尊重。

　　于是，工友當中的一些文藝“能人”就此提出了“自己搭臺自己唱戲”、“建立工人文化”、“建立勞動文化”等口號，并且憑借超強的行動力，一下子就把打工文化藝術節給辦起來了，而且到2010年10月還連辦了三屆。換句話說，打工群體中的一部分新工人已經覺醒，他們不再相信主流經濟社會和主流媒體所渲染和推崇的那種崇拜強者和“個人成功”的文化觀，開始自信地展現自身的正當文化訴求。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第一屆“打工春晚”在流動工友聚居的北京遠郊(皮村)的簡陋劇場里得以順利地舉辦。即使從今天來看，那一臺晚會無論從形式到內容，從主持人到參演工友的表現，都比較完美地展現了新工人文化的一些獨特氣質（真誠、樸素、熱烈、友愛），體現了普通民眾克服腐朽野蠻的強勢功利文化的束縛、努力建構自身真實健康文化的努力，堪稱“打工春晚”的經典!甚至堪稱中國底層文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隨著“打工春晚”的影響日漸擴大，關注它的人群和機構也在擴散。從第二屆“打工春晚”開始，錄制現場就搬出了皮村的工人劇場，進入了團中央禮堂和朝陽區文化館這類由群眾組織所提供的相對“正規”的場所，而且還實現了在衛視(盡管先后只有兩家衛視)的播放。與之相應，隨著在展現方式上日益追求公共傳媒的關注度(當然主觀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傾聽到新工人的真實心聲)，是否邀請那些在主流傳媒上已經走紅、被包裝過的“草根歌星”(比如大衣哥、草帽姐、旭日陽剛等)，尤其是要不要邀請那些關注底層工友生存現狀、但對新工人的文化政治立場缺乏深入體認的文藝明星(比如今年邀請的影視明星袁立女士)?都似乎成了一些很容易引發各方爭議的問題。

　　在關注新工人文化的人們當中，關于袁立在2016年“打工春晚”錄制現場所說的一番對工友不無憐憫和教化色彩的話(大意是希望工友不要有怨氣，而要有感恩心，要有自我保護健康的強烈意識)，這幾天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提出批判性回應的好像至少有兩類青年。一類是來自深圳打工第一線的多位參加晚會錄制的年輕工友。他們從自己日常工作的切膚之痛和集體文藝創造中發出了擲地有聲的質疑之音——即使這聲音對那些關愛底層勞工的成功人士來說聽著可能有些刺耳。另一類提出尖銳批評是一些相對激進的左翼文藝青年。他們似乎將自己無法實現的文藝抱負都寄托到了工友文化的新創造當中，期盼工友文藝具有更為鮮明的階級意識。在本人看來，這兩種回應自有其正當性，而且理據似乎都很充分，一個有現實受難的切身體驗和情感，一個有明晰的階級文化理論資源。本文不打算順著這一思路展開論述，而要強調的是，對于新工人文化的不同理解和回應，其實正好展現的是“打工春晚”這種文化政治形式所面臨的復雜處境和理論挑戰。這就是新工人文化已經成為一個多方力量參與和博弈的“文化戰場”，至少涉及到新工人、主流成功精英、批判性知識分子和官方言說系統等多個方面。因此，有必要做一些理論分析和現實思考。

　　首先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給“打工春晚”進行適當的理論定位。在1月25日召開的“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討會”上，前一天剛剛參加了“打工春晚”錄制的演員(包括草根文化機構的負責人)、志愿者和長期關注“打工春晚”的10多位學者，實際上就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媒研究所卜衛教授主持，她也是最早參與發起“打工春晚”的學者之一，對新工人文化在爭取社會平等(包含社會性別平等)權利方面的作用相當重視。 “北京工友之家”的總干事孫恒先生以“打工春晚——勞動者的文化覺醒”開頭，而研討會主體部分是讓總導演許多和五個參演團體的成員來分享他(她)們的參演體會，然后是李北方、劉巖、劉忱和王洪喆等幾位學者的精彩發言，最后則由長期從事新工人文化研究的呂途女士來收尾，她的主旨發言是“工人文化與工人群體發展的方向”。不難看出，這是一場結合了工友的現實文化創造，同時充滿理論思辨色彩的研討會。研討會過后，各個朋友圈里依然就相關問題繼續展開著熱烈的討論，這些爭論目前還在繼續。

　　孫恒和許多認為，“打工春晚”至少有兩方面的社會價值和意義：第一是要表達工友的心聲，第二是要尋求對話溝通，想促成新工人群體與其他社會各界群體的互相理解與尊重。而王洪喆則進一步指出，“打工春晚”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它發揮了工人文化的組織功能和凝聚功能。他認為這一點要比給工友僅僅提供發聲和溝通平臺更重要，當然做起來會更難。讓缺少文化閑暇和權力的工友們通過集體藝術組織起來，在組織和積累中共同提高藝術水準和思想水準，是“打工春晚”可以推動的工作。因為“春晚”的舞臺只是最后的一個環節，而前面更多的工作是對基層工人文藝的長期動員、組織和理念協調。“打工春晚”是工友一年來所開展的各種日常文化生活的一次集中展現，因此也是一次文化群體意識的大提高。

　　我從王洪喆和參演團體工友代表的發言中，直接想到的是新工人文化的生產條件這個重大難題。從“深圳滿天星合唱團”和“北京木蘭花開女工藝術團”所提供的實際事例來看，工友們要組織起自己的文化活動其實要克服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他們由于上班時間不一致，排練的時候人很難湊齊，甚至一個月才能湊齊一次，但可貴的是為了上“春晚”仍然堅持了排練。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工友們通過克服困難，創造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文化組織方式和表現方式。比如，有不少新工人文藝骨干發現，集體創作和合唱是他們感覺最自然真切最能凝聚工友的表達方式。一些學者也指出，因為吹拉彈唱需要一定的樂器技能，聚集的多是工人中的“能人”，而合唱對工友的門檻更低，工友們沒有什么拘束和壓力，所以合唱容易凝聚更多的普通工友，既能自由地表達大家的群體心聲，又能增強互助的意識。況且，這些合唱的曲詞是通過工友聚集和訴說創作出來，更接地氣，更接近生活的真實狀態。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打工春晚”對新工人文化創造的激發活力可以滲透到普通工友的日常文化生活當中，而且有助于促成和鞏固工友的文化組織，這一點確實值得重視。“打工春晚”總導演許多在隨后的討論中對這一點馬上就有了積極的回應。他計劃“工友之家”可以在年中(夏天)就開始組織“打工文化藝術節”，積極聯絡各地工友的文化組織，展現他們的文化創造，從而為年底的“打工春晚”在組織上和節目上奠定扎實的基礎。

　　我在這次研討會上最強烈的感受，就是近距離地感受到了年輕工友身上所蘊藏的勇敢向上的文化力量。他們努力克服種種物質條件上的困難，一些人不怕睡地鋪、不惜“辭工”來參演，以集體方式大膽自信地去改造一些主流的流行文化。這不僅僅體現了勞動者的文化自覺，還意味著他們已經逐漸找到了一些創造新型勞動文化的新途徑和新組織形式。這些新的創造和組織形式，應該成為我們今后最該關注和支持的內容。

　　最后稍帶談幾句知識分子對新工人文化創造的介入問題。對于一些帶有精英思維的知識人來說，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對底層工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表達自我的擔憂。經常聽到有一些知識界的朋友會引用“底層能說話嗎?”(斯皮瓦克語)這一句著名的詰問，來表達自己對底層工友文化創造性的懷疑和不滿足。他們太希望工人文化能承擔起更高的文化政治使命，似乎沒有充分顧及到底層工友所面臨的現實文化生產條件。其實，我以前也有過此類置疑和悲觀情緒，但通過這幾年介入新工人文化活動后才發現，其實先不要問這樣的設定性問題為好。因為，知識分子與底層工友之間其實完全是可以通過互動來提高各自的認識力和行動力的。也就是說，所謂的知識精英在一定層面上可以對另一端(底層民眾)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在另外一些層面知識精英可能會受到底層民眾對自身的改造。我們不能說底層民眾完全就不能表達自己，也不能是說知識精英完全就不能對底層民眾產生影響。我認為知識精英肯定可以對底層民眾產生影響，但就看他們用什么方式介入，要看他們與民眾交往的融合程度，要看他們對底層民眾文化的了解和認知程度。老實說，目前不少激進左翼青年對工友文化的評判和期待還是太過簡單，往往從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訴求不無教條地提要求，因此很難獲得工友文化創造者和推動者的真正共鳴。這個問題我就不想多說了，還是等大家靜心去觀察和實踐之后，再來討論為好。

　　總而言之，“打工春晚”不只體現了新工人文化意識的覺醒，還是他們進行文化空間再造的實踐活動。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他們開始尋找適于表現他們文化意識的新形式，也在接受來自社會各屆的互動甚至提醒和批評。若要讓“打工春晚”真正成為推動中國新工人日常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動力，還需要新工人自身和那些真正從內心里尊重和支持新工人文化的社會各屆人士的共同努力。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如有轉載，請注明來源。責任編輯：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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