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改革攻堅，必須發展與完善國有經濟

　　今年以來，一位學者（烏有之鄉網刊編者注：后文引用的“學者”文為高尚全文）發表了很多文章，其某些理論觀點確有可取之處，但是，其有關深化改革的理論觀點，尤其是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言論，卻須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

　　一、必須強調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否則既違背憲法和黨章，違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制度，又違背中國的歷史事實

　　馬恩列毛的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勞動人民掌握政權條件下的國有經濟早有明確的定位：即國有經濟是歸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而該學者竟然否定這一定位。他說：“不能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爭議較大。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從歷史的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他的這一說法顯然是與憲法和黨章以及中央文件的規定相左的。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黨的十六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也明確規定：“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歷屆中央有關文件都指出了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

　　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8月18日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這指明了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礎，而且是基礎中的支柱。

　　中國的改革道路和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是建立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搞好搞活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要堅持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的重要基礎。正是由于實行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才實現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年均9.8%的經濟增長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當前，我國國有經濟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矛盾，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而不是因噎廢食、簡單否定。

　　二、用恩格斯批判俾斯麥的話來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是錯解了恩格斯的原意，這樣不利于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

　　長期以來，該學者在多篇文章中引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作為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據。他提出：“我過去的文章里多次引用恩格斯曾經講過的一句話，‘自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社會主義’，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是國有經濟比重的高低，而是三個‘民’(民生、民心、民營)，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三個‘民’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該學者的上述言論，涉及重要理論是非和事實真相，需要進行一些評析。

　　第一，用恩格斯批評俾斯麥的“冒牌社會主義”的國有化來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張冠李戴、文不對題之論。為什么恩格斯要將俾斯麥的國有化斥之為“冒牌的社會主義”呢?奧地利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搞某些國有化措施，“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并不是要將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社會所有制，他把鐵路國有化，是為了“適用于戰時”的需要，是為了獲得“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收入來源”，這與社會主義無關。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下，實行某些國有化措施，是從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考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已經明確地回答了為什么要批評“冒牌的社會主義”的道理。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66頁)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反復說明，建立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把生產資料掌握在代表勞動人民的國家手中，在勞動人民掌權的條件下，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將把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掌握在國家手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同樣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68頁)這兩句話原文都是用黑體字標明的。

　　馬恩這些明確的論述，駁斥了所謂國有經濟是來源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謬論。其實，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始終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首先是國有化作為運動的中心任務。該學者竟然對這一觀點提出了完全相左的解釋，這顯然不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的態度。下面的說法即印證了這一點。他說，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是民生、民心、民營。這里的“民營”是指私營經濟，把私營經濟作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顯然是與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悖的。

　　三、用四個所謂“實踐”來證明社會主義與國有經濟無關是偽命題

　　該學者在多家報刊發表文章，提出了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執政基礎的四點“實踐”根據，這些所謂“實踐根據”都是站不住腳的。

　　他說：“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這個“實踐”論據違背事實。首先，蘇聯解體、國破黨亡，正是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搞全面私有化的進程中同步出現的;其次，肯定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并不等于說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執政地位單由國有經濟保證就行了。如果黨犯了自我毀滅的顛覆性錯誤，自然會失去其執政權力，社會制度就會改旗易幟。

　　他說：“第二，上世紀70年代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英國為29%，法國為33%……但，那個時代，沒有哪一個人說它們是搞社會主義。”應當了解，資本主義國家搞國有經濟，是服從于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需要，無論國有化還是私有化，都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性質。不能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來證明我國的國有經濟也不是社會主義。關鍵在于要看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國有經濟，還是勞動人民手中的國有經濟。

　　他說：“第三，從我們浙江的現象看，浙江地處沿海，國家投資少，當然國有經濟比重低了。……但經濟發展很快，與國有經濟相比，老百姓富裕程度很高。”以此想要證明，私有制經濟與國有經濟相比，“發展更快，老百姓富裕程度很高”。這樣的論斷未免太簡單了。事實是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中，沿海經濟發展快于內地，國有經濟的發展程度也高。1956年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專設一節講“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當時，如毛澤東所述，“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輕工業中的國有企業，“全部投產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三大改造完成后，浙江企業都為國有經濟。改革開放前浙江省的工業比內地發達，國有經濟比內地要強。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國有經濟在“國退民進”的改制中付出了有利于非公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本，國有經濟所剩無多，非公有經濟發展很快，占更大比重。但若離開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國有經濟付出的巨大改革成本，是難以說明其究竟的。

　　他又說：“第四，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沒有人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論據不真實，論者沒有提供越南國有經濟比重究竟是多少。我國商務部網站2012年曾根據匯豐銀行宣布的有關越南的資料，說越南國有經濟占全國GDP的40%，遠高于我國。另外，越南也沒有說它已經是建成了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稱作是社會主義走向的社會，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社會主義走向的市場經濟”。

　　總之，該學者提出四條“歷史實踐”理由，用以否定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和性質，都是沒有根據的。

　　四、用“人民社會主義”五個特征來闡述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準確的，很難與西方意識形態劃清界限

　　該學者2006年11月13日發表文章，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另外模式和特點，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簡而言之也可以說是人民社會主義。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而不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人民社會主義有五個特征，即以民為本、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華文化。……人民社會主義區別于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是以民為本、以社會為本”。

　　分析一下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人民社會主義”的五個特征，其中排除了我國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第一個特征是“以民為本”。這里所講的“民”不是“全民所有制”的“民”，而主要是指“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或泛指私有制經濟。其第二個特征是“市場經濟”，顯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比我國更久遠，更成熟。市場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特點。其第三個特征是“共同富裕”。問題在于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兩極分化，不可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現實已證明這一點。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99%與1%的對抗是明顯事例。其第四個特征是“民主政治”。眾所周知，西方國家大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政治優越于封建制度的特點，社會主義也應有“民主政治”，但抽象的“民主政治”不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特征。其第五個特征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歷經多種社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但它構不成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總之，該學者另起爐灶，所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與黨中央所論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排除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實行民營經濟一統天下的“民本經濟”即“人民社會主義”，這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別的什么“主義”，讀者自會辨別清楚!

　　五、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搞全面私有化，是西方敵對勢力瓦解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

　　該學者極力反對我國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對改革的干擾”，“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否定了中國改革的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這是怪論。近些年來，國內外都在批判新自由主義。怎么能說反對新自由主義就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革呢?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新自由主義攪在一起了。

　　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惡果。在拉美國家，新自由主義導致企業大量破產、資本外逃、債務深重、貧富分化、經濟增長緩慢。蘇聯實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導致國破黨亡。資本主義國家也導致一場嚴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至今還沒有完全走出危機。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一直干擾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經濟政治自由化的聲音經久不衰，甚至在個別領域有愈演愈烈之勢。這樣只能削弱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名稱就表明，共產黨是致力于共產主義事業的，是要求“共”生產資料之“產”的。搞公有制的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搞私有制必然產生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的興衰成敗，標志著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共產黨執政事業的興衰成敗。如果搞全面私有化，用不著共產黨，也與共產黨的名稱和職責相悖。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垮了，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會隨之垮掉，蘇聯就是前車之鑒。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和共產黨的命運緊密相關的。西方敵對勢力公開支持我國搞私有化，就是為了銷蝕我國的國有經濟。因為他們知道國有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搞和平演變首先要搞垮國企。對此，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

　　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但無論怎樣改革，中央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要搞好搞活國有企業，是要發展和完善、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當然，也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指導思想貫穿于改革開放以來有關的歷屆中央文件中。

　　因此，我國的改革一定要摒棄新自由主義的干擾，把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搞好，這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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