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劉禾

　　納博科夫曾說，作家應該具有“詩人的精確和科學家的想象力”。劉禾從她最近一部文體實驗作品談起，希望能和讀者一起，重新審視科學與人文的關系，以及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聯。

　　跨文體的實驗給我很大的自由

　　上海新聞報：您作為文學研究者，寫一個世紀前英國知識界一段有些歷史性也有些思想性的故事，和歷史學家來寫有什么分別嗎?

　　劉禾：從哪里說起呢?看過我從前的書的讀者，無論在文學研究領域，還是在歷史研究領域，有可能產生誤解，以為《六個字母的解法》是一本學術著作。但是不了解我是學者的那些讀者，就不會產生這個問題，他們拿這本書當小說來讀，未嘗不可。有人會問這是虛構，還是非虛構，但未必會說這種寫作和學術有什么關系。

　　當然，書中的敘述人是個學者，她受好奇心的驅動，四處尋訪找資料，她的尋訪軌跡為這本書提供了故事線索，讀者不必關心這個故事和我的真實身份有什么關系。故事就是故事，好看就行。

　　歷史學家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他們走訪檔案館，查找文獻。但問題是，文獻如何成為證據?如何進行解讀?一個人讀偵探小說，在電視機前看懸疑片，也知道證據是關鍵的，但文獻和真相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在這些問題上，研究文學的人可能在方法上很不同。

　　在《六個字母的解法》這本書里，敘述人追蹤一些蛛絲馬跡，企圖發現NESBIT是誰。她找到的文字證據和圖片證據是推理敘事最有意思的部分，有人就喜歡這種智力游戲。當然，我寫這個東西也不是為了把真相坐實，因為這畢竟是一部文學作品。

　　上海新聞報：所以有學者說這是您研究方法的自白，是不對的?不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劉禾：的確不應該，因為這本書是構思出來的。也許回過頭看，有人會說，我做歷史研究的時候運用了很多檔案文獻，也是類似的思路。

　　但文學寫作最有意思的是，作家不必把自己限制在僵化的、固定的套數里面。這樣的跨文體實驗給了我很大的自由——我用不著做思想史，也不用寫歷史。我只是展開一種敘事，把讀者帶到歷史的情境之中，把讀者和那個時代拉近，或者說，把我們的時代推向過去。不過，和穿越小說不同的地方在于，我為讀者提供了繼續探索的可能性，因為這里面的故事有根有據，沒有一個細節是胡編亂造的。

　　上海新聞報：韓少功的序言里說，看著好像是漫不經心東張西望，但留下很多不閑的“閑筆”，也讓很多地方畫面感很強。

　　劉禾：韓少功的觀察總是很敏銳。只有文學的想象力才能提供畫面，才能捕捉生活中有質感的東西，因為生活的畫面是由許許多多的細節組成的。我追求的質感，一方面需要有想象力，另一方面還要求準確，而能達到準確這一點其實不容易，對每個作家說來，都是挑戰。

　　上海新聞報：這本小書為什么采用70小節的分法，而不做任何標題?

　　劉禾：寫作的節奏對我很關鍵。故事的主線是“尋找”，讀者跟隨一個滿腦子問號的人到處走，這個過程中出現各種枝枝杈杈。途中碰見一些人或事，就岔出去了，途中會突然產生新的想法，也會岔出去。如果不用序列的方法組織這些段落，作品就無法形成結構，一種松散的敘事結構。序列有長有短，段落之上還有超段落的層次，如何把讀者帶入這樣復雜多重的時空交錯?這是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經常要處理的問題。

　　現代主義文學喜歡玩花樣，把讀者弄得云里霧里，但我想寫得樸素一些，讓敘述的語言流暢一些，這是通過對接、轉折的各種手法實現的。如何取得交錯的時空關系，同時又做到敘事流暢?這在技術上是一個挑戰。因為敘述文學畢竟是時間性的藝術，它和論述文不同，論述文靠的邏輯的推進。

　　我希望年輕科學家也讀一讀這些人的故事

　　上海新聞報：您以前寫過一些小的文學作品嗎?

　　劉禾：說實話，我沒有當過文學青年，但一直對文學寫作感興趣。最早的時候自己也嘗試寫過，但好像沒有寫成過像樣的東西。我年輕的時候對什么都感興趣，在中學主要是對數學好奇，理科對我更有吸引力。

　　可能由于這個原因，我重視文學描述的準確性。準確性對做科學、做藝術、做文學，都很關鍵，尤其在細節上不能含糊。比方我在描述劍橋大學的時候，各個學院之間是什么關系?教員休息室的家具是什么時代的?餐廳里的高桌放在什么位置?劍橋教員用餐的程序和禮儀是什么?這些都要做到盡量準確。還有人物的細節，科學家做的實驗是什么?他們的發明是什么?對這些，我都必須做出準確無誤的描述。

　　我在書中編織了一個圖景，上面有無數的連接點和交叉的線索，讓不同的讀者找到不同的興趣所在，我猜想，今天的科學家和理工科學生可能愿意知道前輩科學家都做了些什么，從他們各自熟悉的科學領域出發，到達故事中的人物生活。我在描寫這些科學家的時候，一點都不能馬虎，必須生動和具體。比如在兩次大戰期間，劍橋大學的科學研究為什么比牛津大學領先?再如李約瑟研究所的建筑是什么樣?他的墓地在哪兒?我想年輕的讀者，尤其是大學生，也許從中能得到很多收獲。

　　上海新聞報：有讀者和您談到過他們對這本書科技方面的感受嗎?為什么您這次寫作也非常希望有科學界的讀者?

　　劉禾：到目前為止，無論在聊天期間，還是在這本書的研討會上，極少有人提起這本書對科學家的重視。

　　我自己有一個好奇，今天的科學家會不會對前人的故事感興趣?現在科學家業余時間讀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專業變得異常狹窄，每個人負責一個極小的領域，甚至不知道隔壁實驗室的人在做什么。但我書里寫的劍橋人，比如像沃丁頓，他是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成員，不但主持一個很大的實驗室，還寫了一本藝術史，寫得非常扎實。再有就是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家李約瑟，他后來成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他的一位同事，科學家斯諾，寫小說，多才多藝，都不把自己局限在單一的學科領域。

　　美國現在的科學家，比起愛因斯坦那一代人，對世界的關注少多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是不發言的。這里當然有各種原因：學科本身的發展，專業的過度細分，最根本還是與資本主宰學術生產有關。美國大學的科學研究在戰后突飛猛進，是因為有了國防的大量投入，包括NSF，國防部和軍方，以及私人基金會。

　　二戰以來，科學家的研究與國防需要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比如控制論，它是麻省理工數學家維納(NorbertWiener)在二戰時最早提出的，在冷戰期間得到飛躍發展。維納當時是為了解決美國空軍派的一個任務，而發明出數學的反饋理論，反饋理論是控制論的核心。信息理論和計算機科學則與二戰以來的密碼工作有關。

　　上海新聞報：現在世界事務對科學家好像沒有什么吸引力?當時的軍工可以把最優秀的人聚集到一起。

　　劉禾：實際情況比這個復雜。在美國研究型的一流大學，二戰以來政府給他們提供的大量研究基金，國防軍工占有很大的比重，結果科學家實驗室的前沿研究，多半都和軍事技術有關，只有政府才能讓科學家如此毫無顧慮地花錢，此外，還有很多私人基金會和企業的投入。倒不是科學家有意要和國防沾邊，問題是，假如他的項目和國防軍工沒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聯，他恐怕很難建立起實驗室，于是也就當不成科學家，這和他們自己的事業發展密切相關。

　　不過，對比我在書中寫的李約瑟、貝爾納、沃丁頓那一代優秀的科學家，這些人不僅學問廣博，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這使他們與二戰后的科學家完全不同，那就是他們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對戰爭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們當中很多人后來都反戰，與統治者的利益產生尖銳的對立。劍橋的科學家與英國統治階級的這種對立，發展到俄國革命以后，就成為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沖突，這些科學家的反戰立場影響到他們對世界的總體看法。

　　我在書中寫的那個時代最優秀的科學家，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站在統治階級的對面，包括愛因斯坦，這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胡佛長期監督和竊聽愛因斯坦的原因。相比之下，二戰后出現的很多科學家甘心情愿地為統治者服務。這個結果未必是他們個人有意為之，而是他們所在的科學共同體和統治階級之間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同盟關系。無論如何，今天的科學家對大是大非的漠然態度，與一戰后的知識分子，比如愛因斯坦的反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想，年輕科學家不妨讀一讀那一代人的故事。

　　上海新聞報：您在學術寫作和文學寫作中，都是希望能夠帶著讀者理解現實?

　　劉禾：是不錯，我的出發點是當下。不同的人對當下的認識不同，如果沒有歷史的維度，這個認識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因為你看不清你自己現在站在哪里。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的初衷，有人說我寫了一些名人八卦，這都無所謂。名人不名人倒是次要的，關鍵是這些故事與我們的當下有關。故事中的“我”這個敘事人很關鍵，她的作用在于通過敘事的線索把歷史拉近，讓它變得和現在的人更親近一些。

　　俄國革命給中國和世界都帶來天翻地覆的轉變，一戰和二戰與俄國革命密切相關，也給我們自己的歷史打下深刻的烙印。有了這個歷史維度，你在觀察當下的人和事的時候，就會獲得全然不同的眼光。無論你在上班、上學、還是回家的路上，你都會有一些新發現。周圍的世界充滿了啟示;建筑、街道、商品是最明顯的，當然還有其他方面，歷史就在我們身邊展開，只是人們通常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上海新聞報：戰爭是本書的一個主題嗎?

　　劉禾：這本書不寫戰爭，但書中人物的命運與戰爭有關，比如納博科夫的流亡。1919年作為一個大家熟悉的歷史符號重復出現，是我有意為之，它提供了這本書的時間架構和歷史隱喻。

　　比方說，我描寫1919年的巴黎和會，戰勝國在商議凡爾賽條約的時候，大英帝國的代表下榻在哪里?梁啟超一行人又住在哪里?這一類的細節，歷史學家一般都不寫，但我覺得很能說明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五四運動分不開。一戰中，十幾萬華工奔赴歐洲戰場，或支援法國的軍火工廠，發生了很多事。一條船沉沒后，一次性就淹死五百個華工，但大家現在失去了這種記憶。但在1919年春，中國人對歐戰的貢獻，大家尚記憶猶新，聽說在巴黎和會上中國被盟國出賣，才會感到義憤填膺，才出現五四事件。

　　我想說的是，中國深深卷入了世界進程，二戰中的抗日戰爭使中國革命出現新的轉機。有人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才走向世界，似乎它一直都在世界之外，這是不對的。倒不如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開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那么如何描述時代的大轉變?理論試圖概括這個變動不定的世界，結果往往顯得蒼白無力。我認為，只有文學才能把握時代的脈搏，才能抓住千變萬化的人間事態，美與丑，是與非，傷痛與希望。

　　地緣政治放大理論的影響力

　　上海新聞報：美國的文學研究界現在關心什么理論?我們知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理論非常風行。

　　劉禾：什么理論?所謂當代理論指的是1968年紅色風暴以后出現的法國理論，標志著薩特時代的退潮。薩特的存在主義到了七八十年代，起碼在西歐國家和美國逐步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像福柯、拉康、德里達等人，他們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開始被翻譯到英語世界的理論家。

　　美國這個帝國好像是世界中心，只要那里有一點風吹草動，到處都有響應。美國人發動越戰，全世界都起來抗議，美國人翻譯法國的理論家，全世界也都開始關注。這里有個傳播渠道的問題。美國最早開始傳播法國理論，一個主要渠道是耶魯大學的刊物《耶魯法文研究》(YaleFrenchStudies)，這個刊物翻譯和介紹了不少的法國理論家。

　　當年，耶魯比較文學系致力于翻譯法國理論家，此外還有幾家大學出版社，較早有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杜克大學出版社、加州大學出版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他們都對翻譯出版法國理論著作起到很大的作用。

　　德國思想家，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也是通過美國學界發揮影響的。二戰時期猶太學者阿倫特在紐約流亡，霍克海默來到哥倫比亞大學，后來轉而去伯克利加州大學，阿多諾當時在洛杉磯。流亡的德國知識分子在美國翻譯出版的批判理論，可以說是理論的另一個譜系。無論是他們，還是反越戰及此后興起的法國理論家，都是通過美國學界的傳播渠道。在拉康、福柯、德勒茲、布爾迪厄、德里達等人相繼去世以后，美國學界又開始“制造”新的一批理論家，比如朗西埃、阿甘本等。

　　我不是說這些人的著作不值得重視，而是說我們不要太迷信理論。最重要的是，要睜眼看世界。美國這個戰后處于世界中心的帝國，它既能放大一些人的聲音，也能剝奪另一些人的聲音。不了解學術的地緣政治，你就無法理解為什么有些聲音被放大，有些聲音被淹沒。

　　上海新聞報：您是否認為現在是一個理論“退潮”的年代?

　　劉禾：從某種意義上講，當今世界變動不居，情況異常復雜，用任何理論去概括或整合都顯得捉襟見肘，辭不達意。我認為，這是人們運用概念進行思維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倒不關乎理論的退潮。

　　比如1980年代以來人們喜歡大談后現代。什么是后現代?它究竟是一種描述，還是一個理論?有人說，后現代意味著沒有終極真理，真相不存在等等……這個說法來歷不明，它是從港臺學界販來的，還是從別處轉述過來?“后現代”這個詞當然最早來自建筑界，它表面指的是一種建筑風格，其實是由大企業和金融集團操縱和創造出來的一種都市文化的空間形式，所以說“后現代”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具象，也許不錯，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后現代”的話語也是資本主義文化炮制出來的。當學者熟練地運用它進行闡釋和概括的時候，他們究竟是在從事理論的創造，還是在復制資本主義的“后現代”話語?這是需要辯論的，而不是大家的共識。

　　我認為，最有力量的語言還是文學，文學是認識世界的特殊方法。作家不必去概括，也不必去闡釋，文學敘事可以展現時代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可以展現思想的矛盾和困境，因此文學思考總是帶有某種憂郁的成分。一個人如果沒有現成的答案，必須面對困惑，不斷尋找，那么這個過程必然是憂郁的，而這種思想的憂郁在理論寫作中往往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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