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今資本主義正處在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形勢之中。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國家整體負債程度持續上升,收入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續加劇。本文認為,目前沒有力量能夠扭轉經濟增長、金融穩定和社會平等的惡化趨勢并終結三者之間的相互強化?，F在到了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有始有終的歷史現象的時候。資本主義終結將是資本主義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敗的過程。資本主義由于消滅了它的對立面而瀕于滅亡。為了闡述這一觀點,本文說明了當今發達資本主義所面臨著五種系統性混亂:停滯、寡頭再分配、掠奪公共資源、腐敗和全球無政府狀態。

　　當今一個普遍的認識是：資本主義正處在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形勢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戰后繁榮結束以來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經濟混亂的繼續。接連發生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并且通過全球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圍內擴散。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通脹之后，發生了80年代公共債務的上升，而90年代財政的鞏固伴隨著這一時期私人債務的迅速增加。 40年來，失衡幾乎是各“發達”工業國和“發達”工業世界的常態。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已經不再把危機看成是純粹的經濟危機。這引發人們重新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從前的概念——資本主義是一種從根本上依靠私有資本積累連續過程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機有3種最為突出的長期趨勢：一是經濟增長的持續下降，2008年的危機加重了這一趨勢(見圖1);二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整體負債程度普遍而持續的上升，40年來，這些國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業不斷累積起大量債務(美國的情況見圖2);三是幾十年來，伴隨著債務增加和經濟增長下降，收入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均處在上升過程中。

　　圖1 1972-2010年20個OECD國家年增長率的平均值

　　注：增長率為5年移動平均值。

　　數據來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圖2 1970-2011年美國各部門的負債與GDP之比

　　數據來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平穩的經濟增長、穩健的貨幣、適量的社會公平(能夠使資本主義惠及無產者)——人們長期認為這3個方面是資本主義掌握合法性的前提。上述危機的3種重要趨勢可以相互強化。大量證據證明，貧富分化是經濟增長下降的原因之一，因為不平等一方面阻礙了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總需求。反過來，經濟增長下降會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窮人做出讓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堅持統治自由市場的“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債務不僅無法阻止經濟增長的下降，而且還通過與金融化相關的結構變化，加劇了不平等。

　　這些有害趨勢的惡性循環能永遠存在嗎?有什么這一循環的應對措施?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并不新鮮，甚至是資本主義在更長時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歷史學家所說的這些周期性運動或隨機性沖擊之后，資本主義至少會暫時進入新的均衡。然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資本主義逐漸衰敗的持續過程。我們能看到即將逆轉的跡象嗎?

　　又一次的權宜之計

　　情況不容樂觀。2008年危機是戰后一系列危機的高潮，至今已經過去6年。對經濟墜落深淵的記憶仍然在人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而為了防止危機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設想比比皆是。國際會議接踵而至，但是難見成果。與此同時，作為災難源頭的金融業運行回復到從前：利潤、紅利、薪水和獎金又回到了從前，而重拾對金融業的監管卻在國際談判和國內政治游說中陷入僵局。各國政府，首先是美國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業手中。反過來，金融業獲得了廉價貨幣的慷慨供應。金融業將這些貨幣囤積起來，或投資于政府債券。這些貨幣是中央銀行里的金融業之友代表金融業憑空制造出來的，經濟增長仍然疲軟，勞動市場也是一樣;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并未啟動經濟增長;僅有的一點經濟增長也被頂層1%的人占有，進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貧富分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驚人高度。

　　我們的確沒有理由保持樂觀。一段時間以來，OECD各國通過放任貨幣發行保持經濟的運行，然而政策的設計者比誰都清楚，貨幣擴張無法永遠持續下去。實際上，2013年，日本和美國多次嘗試戒掉對貨幣擴張的毒癮，但是當股票價格應聲下跌時，所謂“逐漸減量”的政策就被暫時推遲了。六月中，位于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宣稱“量化寬松”必須予以終結。在其年度報告中，國際清算銀行指出，為了應對危機和復蘇的緩慢，各國中央銀行擴張了它們的資產負債表，“現在各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總和已經大約3倍于危機之前的水平，并且這一數字仍在上升”。 雖然這一舉措對“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的目標必須是“使仍然停滯的經濟回到強勁并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中”。然而，這一目標超出了各國中央銀行的能力：“各國中央銀行無法制定政府和公眾期望之中的、使經濟回到真實增長路徑上來的結構性改革方案。中央銀行的政策是在為經濟復蘇爭取時間……但是時間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為持續的低利率和非常規的政策，使私有部門很容易推延去杠桿化的過程，使政府很容易為赤字融資，使中央銀行很容易拖延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所需的改革。畢竟，廉價貨幣使借貸比儲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稅更容易，原地不動比改革更容易。”

　　顯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聯儲都認同這一觀點。到了2013年夏末，美聯儲又一次放出信號說量化寬松的時代要終結了。然而，2013年9月，預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遲。美聯儲所給出的原因是，經濟沒有希望之中那么“強勁”。全球股價應聲上漲。當然，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組織比處在一定政治環境中的中央銀行，能更自由地說明為什么回歸常規貨幣政策如此艱難。明擺著的是，不利用無限制的貨幣供給來維持資本主義，那么就要通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來振興資本主義。正如國際清算銀行2012-2013年度報告第二個分標題所準確概括的那樣：“提高靈活性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換句話說，“提高靈活性”就是讓大多數人吃更多的苦，讓極少數人得到更大的好處。

　　懸崖邊上的資本主義？

　　20世紀80年代之前，“現代資本主義”可以按照“混合經濟”的形式運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這一想法在20世紀80年代被拋棄了。后來，在新自由主義的革命中，社會與經濟秩序被重構為無害地起源于“市場力量的自發作用”。但是，隨著2008年的危機，人們不再相信自我調節的市場能夠達到自身均衡這一前提，合理的政治經濟治理新方案還沒有出現。僅這一點，就可以被當作是這場危機已變成系統性危機的癥狀。這一狀況持續越久，癥狀也就越明顯。

　　我認為從持續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下降、不平等加劇和債務增加，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接連發生的通貨膨脹、公共債務危機和金融內爆來看，必須再度審視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有始亦有終的歷史性現象。資本主義面臨終結并不要求用對未來的烏托邦想像或者超人類的預言來證明。雖然我知道資本主義在過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這一明確的觀點。實際上，自從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在19世紀中葉被使用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家都預測過它即將滅亡，不僅包括激進的批評者，如馬克思和波蘭尼，而且包括資產階級理論家，如韋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凱恩斯。

　　合理的預測在歷史上并未實現，但這并不說明滅亡永遠不會發生。我相信這一次預測是不同的。讓我這樣想的資本主義癥狀之一就是：資本主義這臺機器的技師們直到今天都沒有提出使整個體系回復完整的思路——美聯儲委員會在2008年的討論記錄，以及上文提到的各國中央銀行對停止“量化寬松”正確時機的苦苦尋找就是例證。然而，這僅僅是問題的表象。表象之下，資本主義現在基本上摧毀了任何通過限制它來使它變得穩定的力量。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需要依靠與其相抗衡的力量，資本主義需要這些力量通過整體利益和各種制度使資本積累受制于社會平衡。這里的含義是：資本主義可以由于過于成功而破壞其自身。

　　我所想像的資本主義終結，是資本主義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敗的過程。雖然我們無從準確知道資本主義什么時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資本主義的將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沒有力量能夠扭轉經濟增長、社會平等和金融穩定的惡化趨勢并終結三者之間的相互強化。

　　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當今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政治經濟主張可以給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一種新的自洽的調節體制。社會融合以及體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壞，并且將會繼續惡化。隨著時間流逝，最可能發生的是持續積累的、較小或具有一定規模的混亂;任何一種混亂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數混亂無法修復，更何況混亂數量太多以致無法解決。在這一過程中，整體的各個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來越小;各種摩擦將會加倍;隨著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越來越隱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將擴散;不確定性會激增;各種危機——合法性的危機、生產率的危機或者兩種兼有——將接踵而至，而危機越來越難以預測和治理(正如過去幾十年那樣)。最終，深層次混亂的社會秩序產生的經常性災難造成了重壓。為了應對短期危機而制定的眾多臨時性辦法，會在這種重壓之下崩坍。

　　我把資本主義的終結設想為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事件，這就提出了如何定義資本主義的問題。社會是復雜的實體，不會像有機組織那樣死去。不過，種族滅絕是個例外，因為滅絕的不連續性總是孕于滅絕過程的連續性之中。如果我們說一個社會終結了，我們的意思是，某些至關重要的組織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繼續存在。為了判斷資本主義是生、是死、還是瀕臨滅亡，我們要把資本主義定義為這樣一個現代社會 ——這個社會確保整體的再生產是個人理性和追求資本積累的競爭性利潤最大化行為的無意結果，并且通過“勞動過程”使私有資本與商品化的勞動力相結合。當資本主義再也無法保持這一前提，這就終結了資本主義作為自我再生產、可持續、可預測和具有合法性的社會秩序的歷史存在。

　　如此定義下的資本主義的衰亡，不會遵循任何人的藍圖。隨著衰敗過程的進行，這一過程必然會誘發政治抵抗和多種集體性的干預。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中，這些斗爭仍然具有盧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協調的、“原始的”斗爭。這些斗爭會加劇混亂，但無法創造出新的秩序，最多無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現。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長期持續的危機會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機會。然而，混亂的資本主義看起來不僅是自身，而且也會使它的對立面發生混亂，使它的對立面喪失打敗或者挽救資本主義的能力。資本主義必將自我毀滅——這恰恰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商品化的前沿

　　為了探索這種可能性，我們或許希望轉向卡爾•波蘭尼關于對市場擴張的社會限制的思想，體現在他提出的3種“虛擬商品”(勞動、土地或自然、貨幣)的概念中。對于虛擬商品來說，供給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別扭地應用在這些商品身上。虛擬商品只有在限定和調整的方式中才能被當成商品，因為完全的商品化會破壞虛擬商品或使其無法使用。然而，市場有擴張的內在趨勢。市場從物質產品的交換，擴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這些方面是否適合商品化——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無論這些方面是否適合隸屬于資本積累的邏輯。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礙，否則市場擴張連同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可行性會永遠處在自我破壞的危險之中。

　　實際上，由于保護性制度在許多方面遭受侵蝕，當今市場擴張的程度已經在波蘭尼的三種虛擬商品上達到了關鍵的界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當前所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都在勞動方面尋找新的時間體制，在自然方面尋找可持續的能源體制，在貨幣的生產和配置方面尋找穩定的金融體制。在這3個領域，社會摸索著對擴張的邏輯更為有效的限制，而這種擴張的邏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業制度對人類勞動日益增長的需求，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制度對有限自然資源日益增長的需求，以及金融銀行制度對人們在越來越復雜的貨幣、信用和債務體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長的需求。

　　依次來看波蘭尼式危機的3個領域，我們會注意到，正是貨幣的過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經濟：廉價信貸無限制的供給，向日益復雜的金融產品的轉化，導致了房地產泡沫達到不可想像的規模。20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的去監管化，拋棄了大蕭條后對貨幣的私人生產和市場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來是使過度擴張的經濟在全球資本主義中恢復增長及其贏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業就把大量資源用于為進一步取消管制進行游說，更不用提規避僅存的規則了。事后來看，很明顯，M-C-M’的舊體制轉變成M-M’的新體制，產生了巨大風險[2]。

　　關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資本主義無限擴張與自然資源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緊張關系日益加劇。各種派別的新馬爾薩斯話語，在20世紀70年代流行起來。雖然有些觀點是不成熟的警報，但沒有人否認，富裕資本主義社會的能源消費模式，是不能擴張到世界其他國家的。一方面是對自然的耗盡，另一方面是技術創新，兩者之間的競賽正在形成。一個看來無人能夠回答的問題是：被C.B.麥弗遜稱為“占有的個人主義”統治下的社會，如何利用巨大的集體資源?在競爭性生產和消費的世界里，什么樣的人和什么樣的制度才能確保可生存環境的共同利益?

　　人類勞動的商品化也達到了一個關鍵水平。國際競爭中，勞動市場的去監管化取消了對工作時間的一般限制，還使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面臨危險的工作條件。隨著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賣的勞動時間增加了，而工資落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些情況在美國最為明顯(參見圖7)。與此同時，雖然出現了對勞動市場的去監管化和對工會的破壞，勞動市場通常難以出清，7%-8%的失業率成為新的常態，甚至像瑞典等國也是如此。血汗工廠在包括服務業在內的許多行業擴張，但大多存在于全球體系的外圍，超出了中心國家和工會覆蓋的范圍，也離開了消費者的視野。歷史上曾對勞工權利進行有力保護的國家的工人與血汗工廠的工人進行競爭，導致后者的工作條件惡化，而前者的失業日益增加。與此同時，人們對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長，勞動市場的壓力迫使人們加入到更新“人力資本”的無窮無盡競爭當中。并且，全球勞動力的流動，使雇主用樂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樂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還彌補了低生育率，而這一致使人口減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傭勞動與非雇傭勞動、市場消費與非市場消費之間的平衡發生變化所造成的。結果，階級和社會團結的缺失，導致了社會抵抗運動的長期弱化。

　　圖3 1947年至今美國社會契約的破壞

　　數據來源：Thomas Kochan，《美國就業危機及其對未來就業政策的意義》， 國際勞動關系評論(Inter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Review)，Vol. 66，No. 2(2013)，第291-314頁。

　　為了保護3種虛擬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資本積累這一問題在歷史上爭論不休。但是，當前同時出現在3個領域的世界性混亂是與眾不同的：這種混亂產生于對一系列社會制度的成功沖擊。這些制度——無論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還是在長期政治斗爭中建立起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持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的結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場關系和生產鏈具有跨越國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勞動、土地和貨幣同時成為危機領域。結果，在現代為了整個社會和資本主義而幾乎馴服了資本家“動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徹底打亂了。

　　資本積累不僅會在虛擬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產品和服務消費在持續增長。現代經濟的隱含前提，即人類欲望和消費能力是無限的，好像就是發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場中的事實。盡管如此，市場在某個時候會達到飽和，而對飽和的恐懼，在資本家當中普遍存在。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早就與物質需要相分離了。今天消費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長的一大部分——并非是為了產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它們的符號價值。這就是為什么生意人發現，它們在廣告、產品設計和創新等市場營銷活動上投入得越來越多。盡管營銷手段日益精細，文化的無形無影卻使得商業成功難以預料。這比通過讓每個家庭擁有一臺洗衣機來獲得增長的時代，要困難多了[3]。

　　5種混亂

　　沒有了對立面的資本主義，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追求沒有終點，并且也不能有終點。資本主義社會不會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則，這一原則必須從外部施加在資本主義身上，否則資本主義的進程將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認為，目前我們已經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在此，我們觀察到，資本主義由于消滅了它的對立面而瀕于滅亡——就像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由于自身的過度發展而瀕于滅亡一樣。為了闡述這一觀點，我將說明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的5種系統性混亂;傳統制度和政治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變弱了，而這種弱化以各種方式造成了混亂。我把這些混亂稱為停滯、寡頭再分配、掠奪公共資源、腐敗和全球無政府狀態。

　　停滯

　　雷曼兄弟公司破產6年之后，預期經濟長期停滯成為一種時尚，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人們大量討論的羅伯特•戈登的一篇論文。他認為19世紀以來推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創新只發生一次，比如交通運輸速度的提高、自來水在城市的普及。與這些主要創新相比，近來信息技術的擴散對生產率只產生了較小的作用。雖然戈登的觀點看起來好像是一種技術決定論，但是，以下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只有技術開啟了增加生產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機會的時候，資本主義才有希望達到一種能夠補償工人階級所需的經濟增長水平。在這種“馬后炮”似的觀點中，戈登用6種非技術性因素來論證，為什么他預期增長會很慢或者沒有增長——他把這些因素稱為“逆風”——“即使創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樣增長”，這些“逆風”因素也會造成長期停滯。這些“逆風”因素包括兩種我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會與低增長并存的因素：一種是不平等，另一種是“高懸著的消費債務和政府債務”[4]。

　　令人驚訝的是，當前關于停滯的理論與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消費不足理論是何等接近。最近，華爾街之友勞倫斯•薩默斯變成了一個停滯理論家。薩默斯是克林頓時期金融去監管化的總設計師，也是奧巴馬對美聯儲主席一職的首選——直到他在國會的反對面前被迫讓賢為止。2013年11月8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論壇上，薩默斯坦言，在他感覺苦于資本過剩的這個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來會產生顯著的經濟增長[5]。薩默斯預期“長期停滯”將是“新常態”，這一預期令人驚訝地得到了包括保羅•克魯格曼在內的其他經濟學家的贊成。薩默斯只是簡短提到，為了振興投資而實行的負實際利率政策明顯失敗，與此同時，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貧富分化持續惡化。凱恩斯認為，收入向有錢人集中必然會損害有效需求，并使資本所有者在“實體經濟”之外尋找投機性的贏利機會。這事實上就是20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精英，可能會由于未來沒有增長而隱退。這并不排除金融部門會得到高利潤，特別是利用中央銀行提供的廉價貨幣，在投機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潤。無人擔心那些為了防止經濟停滯變成通貨緊縮而創造的貨幣會引發通貨膨脹，因為在通貨膨脹中，要求分蛋糕的工會已經不復存在了。實際上，現在的問題是通脹過低而不是過高，新的觀點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需要至少2%的年通貨膨脹率。然而，唯一可以預見的通脹，就是資產價格泡沫。

　　對于資本家及其侍從來說，未來的道路毫無疑問是崎嶇的，低增長將使他們無法用經濟增量來解決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滿。泡沫將破裂，而破裂不在他們的規劃之中，并且國家能否及時解救受害者還不確定。正在形成的停滯經濟和處于穩態中的經濟極為不同，隨著增長下降和風險增加，為了存活而進行的斗爭將會加劇。在為了增加利潤和保持資本積累進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對商品化的保護性限制不會得到恢復，而新的方法將被用來掠奪自然資源、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并鼓勵所謂的金融創新。“具有產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滯”，最有可能是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斗爭。

　　財閥和掠奪

　　關于第二種混亂，經濟不平等的長期惡化趨勢不會在短時間內停止，或者永遠不會停止。從凱恩斯主義或其他角度來說，不平等壓低了增長。但是，中央銀行為了恢復增長而提供的廉價貨幣——這種貨幣對于資本來說容易獲得，而對于勞動來說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門膨脹并引起投機性(而非生產性)的投資。這進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頂層再分配趨于寡頭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經濟學所承諾的那樣服務于經濟發展的整體利益，而是從日益貧困和衰落的社會中攫取資源。這樣的社會不僅有俄羅斯、烏克蘭，還有希臘和西班牙，并且美國也是日益如此。在寡頭再分配的情況下，凱恩斯主義聯系利潤與工資的紐帶被切斷了，而經濟精英的命運與群眾失去了聯系[6]?；ㄆ煦y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數最富有的客戶發布的臭名昭著的“財閥經濟”備忘錄，就預計到了這種情況。這一備忘錄向有錢人保證，他們的繁榮不會再依賴于工薪階層了。

　　甚至在人們仍然當作是民主政體的地方，寡頭再分配與向著財閥經濟變化的趨勢也使精英們相信，他們會在社會制度終結的噩夢中幸存下來。財閥經濟中的資本家，可以不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擔憂，因為即使一個國家的經濟沒有增長，他們的跨國財富也照樣會增長。俄羅斯或希臘等國的超級富豪，可以帶著他們的錢(或者說是他們國人的錢)逃到瑞士、英國或美國。全球資本市場為拯救有錢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這誘惑著有錢人進入這場游戲的最后階段——在這個階段，有錢人把利益變現，而后過河拆橋，身后只留下一片焦土。

　　掠奪公共資源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第三種混亂，即通過削減開支和私有化來掠奪公共資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一種雙重過渡的起源。這一雙重過渡，是指從稅收國家向債務國家過渡，而后從債務國家向緊縮國家過渡。在引起這些轉變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向資本提供了機會，使其能夠外逃、避稅、選擇稅制以及對一國政府進行要挾。削減赤字基本上依賴削減政府開支，即削減政府在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投資上的開支。隨著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資本主義經濟的公共領域通常急劇萎縮。對在國際間流動的寡頭資本來說，公共領域在資金方面的饑餓狀態是有利的。不論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有多少貢獻，私有化都會成為削減開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過削減開支而不是提高稅收(尤其是對富人)來解決財政危機的觀點，已經成為人們想當然的看法。通過財政緊縮來改善財政狀況，被強加于社會之上，盡管這樣的做法會壓低經濟增長。這說明寡頭已經脫離了普通人民，因為富人已經不期望為窮人付出代價，不期望為整個社會付出代價。這看起來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由于生產率增長要求更多公共資源，所以，生產率增長與利潤的私人積累不能共存。因而，資本主義精英被迫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我們今天已經看到了他們選擇的結果，那就是經濟停滯與寡頭再分配的結合[7]。

　　鐵籠子的腐蝕

　　除了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資源向私有權的轉移，腐敗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第四種混亂。馬克斯•韋伯試圖通過重拾資本主義的倫理基礎，為資本主義平反。韋伯明確區分了資本主義與貪婪，認為資本主義起源于新教的宗教傳統。按照韋伯的說法，貪婪無處不在并且無時不在;貪婪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的獨特現象，而且還會顛覆資本主義。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對自我的約束、有序的努力、負責的管理、冷靜的奉獻之上。韋伯的確預料到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成熟而褪色，并且變為“鐵籠子”。在籠子中，官僚管理和對競爭的限制，會代替文化來切斷資本積累與享樂主義的消費以及原始囤積的本能之間的聯系。然而，他無法預料到20世紀最后30年發生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以及這一革命帶來的前所未有致富機會。

　　欺詐與腐敗永遠伴隨著資本主義。但是，有理由相信，隨著金融部門的崛起及其對經濟統治地位的占據，韋伯的倫理辯護好像針對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另一個世界。金融部門是這樣一種部門：在這里，創新與扭曲規則(或打破規則)難以區分;半合法和非法活動能得到極高的報酬;金融公司和監管部門在薪酬上的差別極大，而它們之間的旋轉門為腐敗提供了無限可能[8];最大的公司不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們對國家經濟政策和稅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審判;私有公司和國家之間的界線，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說明的那樣，也正如美國政府大量雇傭金融公司前雇員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傭美國政府前雇員所說明的那樣。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們看到美國經濟中的欺騙和腐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發生的事情，又打敗了先前的記錄：有毒證券的制造者，收買評級機構以獲得高評級;離岸影子銀行、洗錢、對大規模避稅的支持，成為大銀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證券賣給不知情的客戶，而其他客戶就在證券價格上投機;世界主要銀行欺詐性地把利率和黃金價格固定下來，等等。近年來，許多大銀行不得不由于這些行為支付數十億美元的罰款，并且新的事件還在出現。初看起來制裁很重，但是，這些制裁與銀行資產相比卻微不足道，更不用說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訴的情況下，通過院外解決的結果[9]。

　　資本主義的道德喪失或許與經濟衰落相關，為了獲得剩下的利潤機會而進行的斗爭，在末日到來之前變得更加丑惡。無論如何，公眾對資本主義的看法現在頗具嘲諷性——人們把整個體系看成是充滿骯臟詭計的世界，這個世界的目的，就是確保已經很富有的人將來更為富有。隨著資本主義日益成為腐敗的同義詞，防止資本主義被貪婪挫敗的韋伯式努力，最終失敗了。

　　脫節的世界

　　最后，我們來說第五種混亂。全球資本主義需要一個中心來鞏固其外圍，需要這個中心為外圍提供有信用的貨幣體制。20世紀20年代之前，這一角色一直是英國所扮演的;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角色是美國扮演的;兩個時期之間，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為取得這一角色而斗爭，這是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時期。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各國貨幣的穩定關系對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至關重要，進而對資本積累至關重要，而這種穩定關系需要全球最終貸款人的支持。中心還要支持外圍，使他們愿意接受中心以低價格攫取外圍的原材料。并且，中心還要與外圍合作，來壓制在發達世界之外反對資本主義政府的傳統力量。

　　由于美國再也無法扮演其戰后的角色，而多極世界秩序還沒有出現，當代資本主義日益苦于全球無政府狀態。雖然沒有大國之間的碰撞，但是，在美國經濟下滑、公共和私人債務上升、以及這場具有高度破壞性的金融危機的情況下，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受到爭議。尋找一種代替美元的貨幣(或許是一籃子貨幣的形式)還沒有出路，因為美國放棄用美元給自己融資的特權，就會面臨巨大損失。并且，正如“量化寬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國造成的通脹泡沫那樣，在華盛頓授意下的國際組織所采取的穩定性措施，日益給整個體系的外圍帶來破壞性作用。

　　在軍事方面，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3場陸地戰爭中都被打敗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將來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戰爭的方式涉足局部沖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來團結各國政府，并被用來使人們相信，美國是全球寡頭財產權利的守護者，是寡頭及其財產的安全天堂。這些武器是否能夠恢復全球秩序是值得質疑的，特別是在中國成為美國經濟上有力(在較低的程度上也是軍事上)的對手之后。

　　總之，資本主義處在嚴峻的形勢之中。長期停滯代替了經濟增長;大多數人分享經濟增長的利益變得日益困難;對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許諾越來越難以實現。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中心經歷了3場接連發生的危機，即通脹危機、財政危機和私人債務的危機。今天，在過渡過程的艱難階段，資本主義要依賴中央銀行提供無限流動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來，資本主義為了遮丑而與民主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3個領域(勞動、自然和貨幣)，限制資本主義擴張的調節制度崩潰了。在資本主義戰勝其對立面之后，目前還沒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這些對立面重建起來。5種處在惡化中的混亂危害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下降、寡頭、公共領域資金短缺、腐敗和國際無政府狀態。從資本主義最近的歷史來看，可以預見的是一個持續潰敗的長期痛苦時期。這是一個摩擦加強的時期，一個脆弱性和不確定性加強的時期，一個“事故”常態化的時期，而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20世紀30年代全球崩潰時的規模。

　　¨ 本文曾在2014年1月23日大不列顛學會舉辦的講座上宣讀過。本刊對原文有所刪節。譯者，齊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1] 沃夫岡•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德國科隆大學社會學教授。

　　[2]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Ken-Hou Lin,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38-59.

　　[3]消費主義文化對當代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消費者是資本在與直接生產者的分配沖突中的最終盟友，盡管直接生產者和消費者通常是同一群人。通過尋找最低的價格，消費者擊敗了作為直接生產者的他們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機會送到國外。參見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1999.

　　[4]戈登的預測招致許多爭論，質疑主要針對未來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方面的技術進步。雖然技術進步在這個方面是可能的，但是技術進步的成果不大可能被平均分配。沒有社會保護，這些方面的技術進步將會損害就業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將被它所帶來的不平等所抵消。

　　[5]伯南克在200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他用“儲蓄過剩”來說明美聯儲為了刺激投資而“向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如今，薩默斯很自然地認同了左派停滯理論家們關于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繁榮”是一場幻覺：“利率過低，借貸過多，財富過剩，失業卻沒有處在過低的水平。通脹完全處在平靜之中。所以，甚至是一場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產生任何過剩的總需求。”

　　[6]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富人積極反對工會和最低工資規定，雖然低工資會弱化總需求。顯然，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充足的貨幣供給取代了群眾的購買力，使有條件取得貨幣的那些人能夠在金融市場上牟利。

　　[7] 請注意，資本主義關心的是利潤而不是生產率。雖然兩者有時一起變化，但是當經濟增長要求公共領域大幅擴張的時候，兩者就不會一起變化了，正如瓦格納定律所設想的那樣。Adolph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 3rdedn, Leipzig, 1892. 資本主義對利潤(而不是生產率)的偏好，連同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一起會阻擋經濟和社會的進步。

　　[8]包括最為囂張的腐敗：布萊爾和薩科齊現在都為對沖基金工作。他們作為國家領導人的經歷，在對沖基金看來，顯然成為獲取金融部門高薪崗位的一種學徒訓練。

　　[9]關于銀行因不法行為而受罰的報道頻繁見諸報端。2014年3月23日，《法蘭克福匯報》報道說，自金融危機開始至今，單是美國銀行就已支付了大約1000億美元的罰款。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