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學術是時代精神的精致表達。任何一種學術,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處的時代,回應重大時代命題和關切,才會煥發勃勃生機,才能產生廣泛影響。問題在于,倘若學術研究者站錯了立場,服務錯了對象,即使回應了重大的時代命題和關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聲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雜音,也只能是歷史的阻礙者而不是推動者。近些年興起的“新清史”,到底屬于哪一種,本期“爭鳴”版推出的這篇文章,有助于諸君作出判斷。
“新清史”名不副實
“新清史”所謂“學術創新”,名不副實。質言之,是虛假的冒牌貨!沒有學術創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他們表述的系列觀點,實屬陳詞濫調,是19世紀以來那些西方帝國主義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御用學者論調的翻版!
首先,有必要說明“新清史”的緣起。1996年,美籍學者羅友枝發表《再觀清代: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向何炳棣發起了挑戰。她指責何氏滿洲“漢化”的觀點,提出“大清王朝”不能與“中國”混同,應確立一種“滿洲中心觀”,重新評價清史。以此為開端,又有柯嬌燕、歐立德、米華健等繼其后,發表或出版了與羅友枝觀點相類似的論著。最有代表性的是米華健、歐立德等人主編的論文集《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所謂“新清帝國史”,即簡稱“新清史”,成為這些學者的學術符號。于是,他們在美國、中國發表文章,作學術報告,參加學術討論會,接受記者采訪,皆以“新清史”相標榜,并極力進行鼓吹。
美國學者不遺余力兜售“新清史”,國內也有個別學者幫忙推介,但清史學界并未給予多少關注,當然也更談不上熱情。有學者評為“冷漠”,也是實情。以近年而論,所謂“熱議”,也并未形成思潮。他們鼓吹“新清史”,似乎其可以一舉顛覆中國清史乃至中國歷史,我們就有必要認真對待,看看“新清史”的本來面目!
正如有的學者已質疑:“新清史”到底“新”在何處?學術創新是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學術生命力之所在,那么,“新清史”有哪些學術創新?
如果由我來說,我實在不知其“新”在哪里,還是由標榜“新清史”的學者自己來說明他們的“創新”吧。他們將“新清史”的“新”主要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強調全球化的視角”,二是 “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強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
這就是“新清史”的“創新”?其實,這些所謂的“創新”是中國學者早已做過的事,有的也是日本學者已做過的。怎么會成為美國學者炫耀的“創新”呢?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已把中國史納入世界歷史中加以考察。例如,把西周奴隸制與希臘、羅馬奴隸制相比較;又如,將討論明清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納入世界史的范疇,與西歐資本主義歷史進行比較,得出應有的結論。至清代,以其生產力發展水平與歐洲各國相比較,找出差異。在近代,中國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已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部分,中國學術開始走向世界。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者以“全球化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如戴逸主編的《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就是其中一項重大的成就。中國在世界各國興辦“孔子學院”,已達400余所,被歷代尊為“至圣先師”的孔子“走出”了國門。事實說明,中國學者把視角投向世界,何須“新清史”來顯示其“新”!所不同的是,昔稱“世界史”,今稱“全球化”,這又有什么本質差別!
所謂“滿洲因素”的重要性,難道中國清史學者不重視“滿洲因素”嗎?改革開放30余年來,清史學界、民族史學界有關滿洲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遍地開花!諸如滿學會、滿族研究等機構,在北方省區普遍建立,而民間組織如“滿族聯絡會”遍布全國各省。我們何止把滿洲看作是一個“因素”,而是把其作為清代的主體或統治民族,置于首要地位!我們重視“滿洲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清史”所強調的是,“滿洲特殊的族群”獨立于漢族之外,沒有被“漢化”。一句話,就是滿洲對于清朝統治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清史”重視“滿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何來“創新”?
所謂“強調使用滿語”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也是學術“創新”嗎?這在中國學界包括清史學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已有學者開始翻譯滿文。與此同時,日本學界有更多的學者從事《滿文老檔》的翻譯,用作研究滿洲史、清史的重要史料。以最近30年計,中國學者翻譯并出版了清代滿文典籍,這是日本學界遠遠不及的!出版了滿語詞典、滿漢對照辭典,表明中國對滿語文字的重視。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設置滿語班,半個世紀以來,培養了大量滿語人才!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如遼寧、吉林、黑龍江等,都開辦長短期滿語學習班,設置滿學、滿語研究所等。至于其他少數民族,凡有關語言文字等,都在一些民族類高校設置民族語言專業。學習少數民族文字如滿語等這些已成“死文字”的文字,僅是用來閱讀滿文文獻,便于研究。這都是最簡單的事實,何須多辯!大概是“新清史”受到中國學者的啟發,所以才勉強把中國學者已做的事當作自己的“創新”。
滿文文獻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文獻很有限,若與漢文典籍、檔案相比,不及其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即使把這些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所記載的文獻都翻譯出來,或者說,通曉其語言,就能解決研究的全部需要嗎?我國少數民族中,有許多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是不是就不能進行研究了?標榜“新清史”的學者把滿語與其他少數民族文字看作進行研究的全部,似乎不懂他們的語言文字,一切研究都不能進行!試問:“新清史”學者懂多少滿語?還懂哪個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按照他們的邏輯,不懂這些民族的語言特別是滿語,“新清史”又從何而來?進一步追問:“新清史”中有多少內容來自滿語文字資料?如歐立德論滿洲的演講、文章中,有多少滿文資料?米華健的《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史》一書中,有滿文資料嗎?嘉峪關外為新疆之地,維吾爾族聚居之區。不知米華健是否使用過維吾爾族的文字資料?明明不懂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還標榜為“創新”,教訓中國學者如何“重視”滿語,云云。簡言之,自己做不到,卻指斥別人沒做到!這多少有一些帝國主義霸權的味道。
顯而易見,“新清史”所謂“學術創新”,名不副實。質言之,是虛假的冒牌貨!沒有學術創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他們表述的系列觀點,實屬陳詞濫調,是19世紀以來那些西方帝國主義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御用學者論調的翻版!
現在,就來看看所謂“新清史”到底說了些什么。
肆意歪曲清史 旨在分裂中國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國歷史,已經超出學術討論的底線,不論他們的主觀動機如何,其結果,旨在分裂中國,挑撥滿洲與漢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將給中國造成嚴重傷害,并把中國史學引向歧途!
分裂邊疆 閹割中國疆土
“新清史”無視歷史事實,卻站在準噶爾分裂勢力的立場,把清朝對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統一,一概斥為“侵略”、“擴張”,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其論點與結論都充分暴露出他們挑撥民族關系、分裂中國的立場!
清代邊疆問題,是“新清史”的核心內容之一。“新清史”學者們自認為,他們對邊疆的關注遠遠超過了中國學者。近30年來,中國學者研究清代邊疆的成果頗豐。重視與否,如果只是口頭言說,也無關宏旨,無須爭辯。關鍵在于,以什么樣的指導思想、用什么方法進行研究,最后得出什么結論,我們與“新清史”存在原則性分歧。集中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新清史”頑固堅持“去中心化”的荒唐史觀。如上已駁斥的所謂“獨尊”滿洲“為歷史主體”,去漢族之中心;虛擬“滿洲帝國”,刪除中國之中心等謬論。同樣,他們在邊疆問題上,去“中原”之中心,去北京之中心,妄圖確立邊疆及“中亞”非漢人的諸民族之中心,將清朝的中國皇帝篡改成“中亞諸民族的大汗”!這還是“去中國化”。中國的邊疆與內地或概稱中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何者為中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如北京,歷元、明至清,都曾是國之都城,再向前追溯,金朝在此設立都城。北京是國之中心,這還有疑問嗎?但歐立德等人偏偏把中國一代王朝改為“內陸亞洲帝國”,而且是在承德形成的!這一篡改,能改變歷史事實嗎?“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國、推重邊疆,把邊疆從中國分離出去!
其次,“新清史”認為邊疆地區非屬中國。這正是“去中國化”的“歷史依據”。羅友枝的話,可以代表“新清史”學者們的基本觀點。她寫道:
“清朝除開繼承了明朝的領土之外,還開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沒有長期被漢族王朝統治過,他們也未曾接受過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輥?輯?訛
羅友枝說得很明白:舉凡邊疆地區從來不屬于中國!記載邊疆地區受歷代王朝統治的史實,詳載于二十四史與各王朝的官私史書。這里,若一一摘引,遠非本文所能容納!建議羅友枝等人認真讀讀這些書,無論讀到哪里,都會找到與她的判斷完全相反的證明!有關歷朝歷代管轄或統治這些地區的記載,俯拾皆是,尋找正確答案十分容易。比如,漢唐對西域即今新疆地區的經營,《漢書》、新舊《唐書》載記甚明。在東北,早在舜禹之時,就屬于幽州地,其后三四千年間,東北既被漢族王朝統治,也曾為少數民族政權所控制。但無論“漢”與“非漢”統治,都是中央王朝管轄的一部分。如《史記》、《漢書》、《三國志》、《金史》、《遼史》等,“新清史”學者們讀后才有發言權。至于這些地區是否接受過儒家思想與文化,也無需多辯。
羅友枝可以到中國邊疆走一走,比如去西南地區的云南,在“南天之末”的景東彝族自治縣,在昭通地區——隨便到哪個地方,所見所聞,一定會讓羅友枝等人大吃一驚:因為在險山惡水環抱的萬里之外,居然還有唐時的文廟,對孔子的尊崇如神;至明代儒學的傳播,遍布各地!在臺灣、在海南島,都會看到儒家文化的遺跡。羅友枝既不讀中國典籍,又不了解中國現實,不顧歷史事實,妄指中國邊疆地區都不是中國領土!米華健污蔑:“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蔣介石)都認為新疆和西藏自古都是‘中國的’,這恰好就是意識形態和歷史詭辯的兩個例子。”?輥?輰?訛意識形態怎么可以跟領土歸屬混為一談!“詭辯”怎能改變歷史事實?這是學術討論嗎?完全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惡意攻擊!
第三,清朝對邊疆地區是統一,還是入侵?“新清史”學者們堅持后一種觀點,把清朝對邊疆的統一包括用兵,統統污為“侵略”、“征服”、“擴張”。事實是,清朝不過承襲歷代的國家統一,又是對歷代疆土的繼承,怎么成了“入侵者”、“侵略者”?蒙古、西藏、新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清朝對這些邊疆地區的重新統一,是自然之理,為何又成了“軍事征服者”?無須駁斥,這種論調與“藏獨”、“蒙獨”、“臺獨”、“疆獨”分子叫嚷“不屬中國”,鼓吹“獨立”有什么不同?“新清史”恰恰為那些分裂勢力提供“歷史根據”!“新清史”學者們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們不是站在清朝的國家統一立場,而是“站在邊疆(如從準噶爾人的角度)來看中央”即清朝的。這就暴露“新清史”完全是站在準噶爾分裂勢力的立場,來否定清朝的統一!質言之,亦即站在“疆獨”、“藏獨”分子的立場,來否定我國對這些分裂勢力的打擊,否定我國對鞏固國家統一所做的努力,亦如清朝“是一場大規模的侵略”!
現在,再回到關于“大一統”問題的討論。“新清史”污指持“大一統”觀點的中國學者“與清朝政府的立場太接近了”,竟然提出:“既然‘大一統’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場和態度,我們是否應該將這種提法放棄?”?輥?輱?訛試問:清朝堅持并擴大國家的統一,不應該贊同嗎?只有按“新清史”的愿望,清朝不能搞統一,應當放棄新疆,放棄西藏、蒙古,凡是邊疆都放棄,讓其各自獨立,才是正確的政策嗎?清朝堅持“大一統”,并非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場”,恰恰是中華民族的立場,是中國國家的立場!要我們放棄“大一統”的提法,就是承認分裂是合法的!
坦率地說,“新清史”根本就不懂何為“大一統”!“大一統”并非清朝的發明,它源起于孔子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念,是孔子留給千秋萬代的一份最珍貴的政治遺產。他主張國家完全統一于一個政權、一個君主,反對分裂、割據。這一思想為歷代政治家、歷代王朝所奉行。“大一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生命線。至清代,破除“華夷之辨”的狹隘民族觀,發展“大一統”為“天下一家”的“大一統”,不論華夷,不分內外,皆為一統??滴醯蹚U長城,撤除了橫亙在華夷之間的萬里分隔線,使清朝真正成“天下一家”。雍正帝對“大一統”做了精辟論述。他說:
“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輥?輲?訛
雍正帝也承認他和他的民族滿洲都是“中國人”,完全繼承堯舜以來包括孔孟的中華文化傳統,所論“大一統”,表明了他的政治目標,是對歷代歷史的繼承。他尤其強調:“普天率土之眾,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輥?輳?訛
雍正帝關于“大一統”的理論解讀,闡明了清朝對國家與民族統一的原則立場,以“大一統”為其治國理念,貫徹于治國的政治實踐中。從順治朝開始,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各邊疆地區推行秦始皇創制的郡縣制,因地制宜、因民族而異,設置不同的行政管轄機構,形成一國多制、一地多制的多元一體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中國成為空前“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次大飛躍,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今日中國疆域之廣大,國家規模之宏偉,多民族共同體之格局,盡享清朝“大一統”的偉大成果!
“新清史”無視歷史事實,卻站在準噶爾分裂勢力的立場,把清朝對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統一,一概斥為“侵略”、“擴張”,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其論點與結論都充分暴露出他們挑撥民族關系、分裂中國的立場!
結 束 語
如同美國科技不斷更新,其史學界也是每隔若干年后,總有人標新立異,向前人之說發出挑戰,以顯示其學術之“創新”。“新清史”大抵就是這樣興起的。他們在美國本土如何爭論,我們不必評說,但他們把“新清史”引進中國,引發清史學術混亂,中國學者就不能不認真對待了。
縱觀“新清史”,實無創新可言。他們只在概念、名詞解釋上下功夫,諸如帝國、帝國主義、中國、中國人、漢化、涵化、去中國化(去中國、去漢人、去清朝、去中原等,即去掉之意),都沒有解釋清楚。只在概念上大做文章,卻無充分史料的實證。如果說“創新”,“新清史”比20世紀西方學者、日本帝國主義御用學者更大膽,全面顛覆中國歷史,全面否定清史。而其觀點之荒謬,前所未聞,如中國是“滿洲帝國”的一部分,中國歷代王朝統統是“帝國”,清朝是“帝國主義”,中國近代史是“帝國主義史”。清朝對新疆、蒙古、西藏,以及東北的統一是“武裝侵略”、是帝國主義“擴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戰爭為例,自秦朝至清朝,兩千年間,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在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土內進行的,屬一國之內的戰爭,哪有什么擴張!歷代王朝從未掠奪過鄰國土地,有的是援助,救亡濟危,如對朝鮮、越南的援助。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光彩的一頁,值得中國人為之驕傲!“新清史”把“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歷史,力圖抹黑中國,不知意欲何為!
“新清史”所謂的“研究方法”更見其學術之淺薄!他們用類比的方法,把中國與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以及日耳曼、土耳其和俄國這些“帝國”進行比對,進而把中國歷代王朝至清朝統統打入“帝國主義”的行列!此即他們宣稱的“全球化的眼光”,把中國歷代王朝打上“帝國主義”烙印,才是他們的根本目的!應當指出,他們把中國與上述各帝國主義進行類比,但很奇怪,他們并沒有將中國與美國、日本兩個帝國主義進行比對!這又是何緣故?恐怕只有“新清史”學者們才能回答!
“新清史”搞亂了中國歷史,否定清史,“指示”中國學者要按他們的“新清史”來重新“書寫”21世紀的“中國歷史”。我們也奉勸美國“新清史”學者們,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妄圖混淆中國史學界的視聽。
“新清史”在政治上的危害尤其不容忽視。近一二十年來,特別是近十年,美國視中國崛起是一巨大“威脅”,公開指責中國對外“擴張”,千方百計,聯合日本及南海諸國來“遏制”中國;明里暗里支持如“疆獨”、“藏獨”、“臺獨”及“港獨”等分裂勢力,妄圖從內部搞垮中國。“新清史”恰恰是從歷史上來論證中國的“帝國主義”特征,挑明新疆等邊疆地區不是中國領土,而是清朝通過 “擴張”和大規模的“侵略”將其納入。所有這一切的論證,都與美國對華政策相一致,互為表里。同時也為當今之分裂勢力提供歷史論證,實際上助長了這些分裂勢力的氣焰!
“新清史”學術上荒謬,政治上危害中國的統一,必然激起每一個有正義感的學者的強烈反對。我們完全拒絕“新清史”,而且要揭露它的偽學術面目,肅清它在中國學界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作者單位: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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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清史”的來龍去脈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新清史”在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迅速興起,儼然成為一種學術“新潮”。
往前追溯,20世紀70年代,曾經獨霸美國中國史學界的費正清學派,被新興的區域社會史學派所替代,美國學者對中國歷史尤其是清史和近現代史的關注,逐漸從政治、外交、儒學等下移,關注普通民眾和社會,費正清的“沖擊—回應”理論逐漸被強調中國社會內在因素的區域社會史所替代。歐美一批學者開始從重視語言文獻考據的東方學研究,轉向以問題為導向的中國研究。哈佛大學中亞史教授傅禮初成為這一轉型的代表人物,并鼓勵美國學者以一種更為全面的方式研究亞洲內陸歷史。1978年,他在《劍橋中國史》第10卷中,注重強調亞洲內陸對“清帝國”的重要性。
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的族群沖突有所升級,族群問題成為美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20世紀90年代,新文化史逐漸興起,使得美國的清史研究更加多元化。許多“新文化史”學者受到西方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影響,強調重新解讀史料,重新認識史料的主觀性和局限性,重新審視民族國家的歷史框架對歷史研究的影響,重新定位在傳統史學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例如婦女和少數民族。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史學界開始注重從族群這一視角研究中國歷史,以滿族為主體重新審視清代歷史,逐漸成為潮流,從而出現了“新清史”。
以往美國清史學界非常強調滿族的漢化問題,最具代表性的論著是何炳棣1967年2月在《亞洲研究》發表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他從清代的疆域、人口、政治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指出了清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認為“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這種成功的關鍵在于,滿洲早期的統治者采納了系統的漢化政策”,這些政策體現在滿洲統治者入關后對明代政治制度的全盤采納,清代皇帝自康熙始,便將朱子理學奉為正統,并參拜孔廟,用系統的儒家思想教育宗室子弟,并且出版了《四庫全書》之類宣揚儒家正統學說的書籍等方面。
1996年4月12日,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召開的第48屆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上,羅友枝發表題為《再觀清代: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主席就職演說,對何炳棣提出的滿洲漢化論進行批評。羅友枝認為,滿語材料極大地豐富了史學界對“清帝國”和滿洲人的認識,使用這些滿語史料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史料,改變了以漢文史料為中心從事清史研究而導致的認識偏差。
盡管清代皇帝在漢文史料中的形象更接近中國傳統的儒家統治者,但這并不是他們的全部形象。根據少數民族語言文獻,在“清帝國”的不同屬民面前,滿洲皇帝們塑造了不同的統治者形象。何炳棣認為,“清帝國”的統治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滿洲早期統治者的系統漢化。羅友枝認為恰恰相反,“清帝國成功的關鍵在于清朝統治者能夠利用他們與其他亞洲內陸少數民族的文化聯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和漢族聚居的地區”。其從“滿洲中心”的歷史觀出發,認為清朝之所以能在中國成功統治近300年,主要原因并不是“漢化”,而是由于清朝統治者著重保留的滿洲特性,并利用這種滿洲特性,加強與各民族之間的聯系,最終構建了一個多民族的帝國。這篇文章在美國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被視為“新清史”形成的開端。
1998年,何炳棣發表《捍衛漢化:駁羅友枝的〈再觀清代〉》一文,重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指出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漢化過程是一個歷史事實,歷代少數民族政權進入中原后必爭“正統”,學習、采納漢族文化,從而導致自身的漢化,滿洲則是漢化程度很高的民族,但他并不否認滿洲對中國歷史的獨有貢獻。
在羅友枝與何炳棣的論辯之后,美國先后出現了眾多與該主題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新清史”研究逐漸興起。1998年,羅友枝出版《末朝皇帝:清帝國社會制度史》。1999年,柯嬌燕出版《半透明的鏡子: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認同”》。2000年,路康樂出版《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1861—1928)》。2001年,歐立德出版《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這四部著作經常被視為“新清史”的代表作。雖然柯嬌燕本人認為“新清史”、“新清史學派”這些稱謂都是不準確的,對自己被列為“新清史”的一員持反對態度,但諸多中國學者依然將她視為“新清史”的主要代表之一。
與美國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新清史”重視利用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史料,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注重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認為滿族從未喪失其族群認同。“新清史”不僅挑戰了費正清提出的“中國的世界秩序”,也挑戰了柯文提出的“中國中心觀”。費正清設想的中國為中心等級制的外交關系,是一種具有同心圓結構的“三圈”,第一圈為漢字圈,第二圈是內亞圈,第三圈是外圈。這種觀點預設了一個漢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遞減的過程。費正清認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遠遜于中國??挛牡?ldquo;中國中心觀”則主要設定在以長城以內的漢人地區為中心。“新清史”則著重強調滿洲人和滿洲統治文化在“清帝國”時期的核心作用。
“新清史”學者主要分散在滿族史、邊疆史和清代中期政治文化史等研究領域。“新清史”是由許多同時興起的、自發的、分散的研究匯集而成的一種學術觀點,并非有組織、有負責機構和期刊、有特定目的的學術研究團體,著重清代民族史、邊疆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思潮的影響。
雖然“新清史”的研究領域和方法有所區別,但具有共同特點:1.強調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非漢”的“征服王朝”,主張劃清與中國歷史上漢族王朝的界限;2.強調清代滿洲的族群認同和對滿洲特色的研究,強調“去中心化”,反對滿族被“漢化”的說法和“漢族中心論”;3.提倡以族群、邊疆等視角和新的理論框架來審視清代,強調民族認同中的主觀元素;4.提倡采用滿語、蒙古語、維吾爾語等文獻研究清史。
“新清史”提出的主要觀點,與中國學術界存在嚴重分歧,如所說的清朝“非中國”、“清朝帝國主義”、清朝對各邊疆地區的統一為“侵略”、“擴張”等,均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并不被中國主流學術界所接受。
明明是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制造的種種苦難,米華健竟然說:“近代中國是一部帝國主義的重寫本”!多么霸道,多么狂妄,我們只能把這荒謬看成是美國學者的一種病態!
與此相反,“新清史”學者們卻為歐美與日本帝國主義大加辯護,稱“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美國和日本在海外建立的經濟帝國”。僅僅是“經濟帝國”?這里,米氏連“侵略”、“掠奪”這樣的詞匯也不“舍得”用在歐美與日本諸國!“在海外建立”,憑什么在他國“建立經濟帝國”?顯然,“新清史”學者們一筆勾銷了歐美與日本“在海外”的深重罪惡,除了經濟,其他一切如他們界定“清帝國主義”的特征統統被取消了。由此也就暴露了“新清史”學者們的帝國主義嘴臉!
二曰“清朝非中國論”。這又是一個極其荒誕、令人難以置信的觀點。歐立德放出狂言:“不應直接把清朝稱為中國,或是把大清皇帝稱為‘中國’的皇帝。”主張在“清朝”與“中國”間“劃下一條界線”,避免僅僅稱呼清朝為“中國”,也不能稱呼清朝皇帝為“中國皇帝”。他疾呼反問:“難道我們不該將其(清朝——引者注)視為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④如此胡說,已達登峰造極!
中國和清朝是什么關系,還需要解釋嗎?對于連中國歷史最基本常識都不懂的“新清史”學者們,看來不作解釋不行,也應讓世人明白他們的荒謬。舉世皆知,清朝作為一代國家政權,合法而有效地統治遼闊廣大的中國達268年,這是事實。西方帝國主義及美日等后起的帝國主義哪個不予承認!從最早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條約》,到近代與歐美日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無不是清朝以中國的名義簽字畫押。在近300年中,清朝就是中國,反之,中國就是清朝。清是國號,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如今日,中國為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號,兩者合而為一。這還有什么疑義嗎?
“新清史”學者們蠻橫地將中國與清朝分開,如羅友枝反對將清朝與“中國”“合而為一”,企圖用“滿洲中心觀”來評價“大清帝國”。不承認清朝是中國的,清朝與中國無關,所以只能用滿洲的歷史來解釋清史。照此邏輯,現今奧巴馬政權與美國無關,應當用“印第安中心觀”來評價奧巴馬政權!
更為荒誕而狂妄者,如歐立德叫嚷:清朝不等于中國,應把它看成是“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這使我們想起日本軍國主義在東北三省制造出一個偽“滿洲國”,策動滿蒙獨立,從中國分裂出去,不再屬于中國!歐立德之論,妄圖用“滿洲帝國”取代中國,徹底把中國“消滅”掉,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如出一轍,但又比日本軍國主義走得更遠,更為荒誕不經!
這里,又涉及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中國”是什么?按照歐立德的說法,“‘中國’的概念只是一種設想”。自商周以來,迄至清代,“中國”從來就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及疆域為一體的共同體。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實體,已經存續了四千多年,但到了歐立德的口中,中國卻只是一種“概念”的“設想”!其本意是,“中國”根本不存在!如此污損中國,蔑視中國,難道是可以容忍的嗎?在他的心目中,他把存續了四千多年的中國完全消滅了!真不愧為帝國主義的本性!
何謂“中國”?古人最通俗的解釋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⑤這是說,居于天下或稱全國之中心之地,稱“中國”,居于中心之外的四方之地稱“四夷”,即今之邊疆之謂。這就是“中國”與“四夷”的初始之義。商周時,其王城及周圍遵奉其王族文化的,皆為“中國人”,不同屬其文化圈的各夷、狄、戎等族為中國之附庸。伴隨歷史的發展,“中國”不斷擴大,至秦始皇修建長城,始把“中國”地域擴大到長城腳下,遂有“內中國外夷狄”之界定。內外實則內地與邊疆之分,概以長城為界。如漢代人說:“天設山河,秦筑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⑥又說:“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⑦漢代人說得很正確,即長城是“中國”與“三北”邊疆地區的分界線,亦是華夷文化的分界線。長期以來,西方某些學者歪曲說長城是中國國境分界線,不值一駁。事實是,清以前所說的中國,一是中央王朝的代稱;二是指內地。每代王朝直接統治的地區,長城以內,黃河上下,大江南北都是中國之地。直到清代為之一變,以康熙三十年(1691)圣祖廢長城為標志,始成“中外一家”、“天下一視”的空前“大一統”的新格局。由此,“中國”的地理范圍包括華夏文化已擴大到長城以外的“三北”廣大地區。應當指出,清以前,長城以外的邊疆地區同屬中國管轄范圍,只是實行朝貢體制,與內地郡縣制有所不同罷了。清朝不只是撤除了長城這道藩籬,更重要的是,在東北、西北及北部設置不同的行政管理體制,最終把秦始皇創行的郡縣制推行到邊疆地區。這些常識,就不必一一去說了。
清朝把郡縣制全部推行到邊疆地區,破除華夷即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域之限,形同一體,是中國歷史劃時代的大發展,為今日中國奠定堅實基礎。
遍視世界各國,有哪個國家的疆域不是經歷種種歷史變遷而最后形成固定的疆域與邊界!可以說,“中國”歷經三四千年,到清初才完全確定下來。“新清史”學者們聲稱“中國”不過是“一種概念的設想”,純屬對中國的污蔑!不僅如此,還蠻橫地要把中國與清朝分開,篡改清朝為“滿洲帝國”,這不是白日做夢嗎?
“新清史”學者們執意將“大清國”與“中國”兩者分開,其險惡用心,就是“去中國化”!用他們的語言說,稱為“去中心化”:“中原”并不是“他們(指清)帝國……的核心,只是一個部分而已。”⑧這與歐立德所說“中國”只是“滿洲帝國的一部分”是一個意思。中國被抹煞掉,不復存在!在《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中,清代統治中國的政治中心,明明是在北京,他們卻篡改成在承德!即在承德而不是在北京“形成”了“亞洲帝國”!北京與承德,哪個是“核心”,還須解釋嗎?否定北京,實則是否定中國,以達到“去中心化”的目的。如果不是“新清史”學者們的無知,只能說別有用心!
三曰“滿洲外來論”。“新清史”為何起勁反對將清朝與中國“合而為一”?為何大肆鼓吹“滿洲因素”的“重要性”?否定清朝、否認中國,強調“滿洲”的主體、主導地位,宣稱滿洲沒有被“漢化”,這一切,都是“去中心化”,這里是指“去漢族中心化”。表面看,這是抬高滿洲的歷史地位,實則相反,他們是把滿洲定為“外來民族”,從不屬于中華民族,更不是“中國”本土的固有民族。所以,滿洲與漢族、與中國都沒有關系。如歐立德說:“滿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國”,“以強大軍事力量征服明朝”,“異族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云云。⑨
“新清史”明白宣示:滿洲為“異族”,他們進關奪取政權,是對“中國主權”的“破壞”,污蔑滿洲為“外來”侵略者。這些論調,在歐美學者的著述中,俯拾皆是。如英人阿謝德稱:“滿洲人是野蠻人”,他們進軍中原是“蠻族入侵”。此前,他們“在中國之外”建立的“尚未開化的‘蠻族政權’”,無疑“是外來的政權”!⑩等等。一句話,滿洲不屬于中國,其世代居住的東北地區自然也不是中國的領土。他們居于“中國之外”,滿洲“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他們簡直把清朝視同日本軍國主義!
這是正確的嗎?絕對錯誤!二十四史和其他典籍,明明白白記載:滿洲是東北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從其先世堯舜時代的肅慎,到17世紀30年代滿洲的形成,這個民族在東北地區生息繁衍已達四千多年。東北從來為歷代王朝管轄,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基本史實,本是人所共知的歷史常識,可惜,“新清史”學者們完全不懂,強行把滿洲從中國“開除”出去,污為“中國之外”的“野蠻人”。這與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為侵略、霸占東北制造的口實一模一樣!而今“新清史”重復歐美日帝國主義腔調,實屬別有用心。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國歷史,已經超出學術討論的底線,不論他們的主觀動機如何,其結果,旨在分裂中國,挑撥滿洲與漢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將給中國造成嚴重傷害,并把中國史學引向歧途!
注釋
① 米華?。骸都斡P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史》,賈建飛譯,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內部刊印),第19頁。
?、?米華健:《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史》,第22頁。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載《讀書》2014年第1期。
④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載劉鳳云、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1頁。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0《中國論》,陳植鍔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16頁。
⑥ 《后漢書》卷90《烏桓鮮卑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992頁。
?、?《漢書》卷96《西域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872頁。
⑧ 衛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譯,《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⑨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載《讀書》2014年第1期。
⑩ 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普遍性危機》,唐博譯,載董建中主編:《清史譯叢》第11輯《中國與十七世紀危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4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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