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訊】香港《文匯報》七月三十日報道：

　　英國著名作家、記者費利克斯·格林在中國進行第十二次訪問后，日前抵港。昨晚，他應盤古社的邀請，在香港大學學生會禮堂進行演講。雖然時處盛暑，禮堂內悶熱非常，但五百名聽眾聽得興致勃勃。以下是他的演講譯文：

　　各位朋友：

　　我這次的講題是《民主和自由》，先讓我們看看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以及中國人民又對這兩個概念是怎么看法。我認為，我們首先要撇開一切的陳腔濫調，那些我們慣用來形容“民主”、“自由”的，而其實是空洞無物的字眼，這樣我們才能抓到這個概念的實質內容，而不致流于空泛。

　　我們先看人們是怎樣濫用“自由”“民主”這個名稱。這個名稱，美國政府曾反復采用來掩蓋它對外的侵略。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曾經發動過很多次軍事行動，包括越戰在內。美國人總是說他們是為了保衛“自由”“民主”而戰的。

　　我們試看美國在“自由”“民主”的名義下所支持的政權，就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濫用和歪曲了這個名稱的意義。他們在各國支持愿意接受美國擺布的獨裁者。他們在南越挑起戰事，殘害了以百萬計的生靈，都是在“自由”“民主”這名義下進行。很明顯地，在這些政權下生活的人民，絲毫看不到“自由”“民主”的真正意義是什么。這根本是褻瀆污辱了“自由”“民主”。

　　最近幾十年來，一般人往往把“自由”和“民主”這觀念，和現有的選舉的方法和政府的結構連在一起來看，以致選民只需每四年一次在選票上劃個符號，就以為自己有投票自由了。沒有誰肯去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組織把那些候選人抬出來，我們就是這樣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如果投票選了張三或者李四，好像我們就已享有自由。

　　中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卻完全不同。中國人相信自由是與個人息息相關的;民主的真正精神，并不是從政府的形式而產生的，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密切關系中產生的。

　　我相信，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決定于一個政府形式上的結構，而是決定于人們相互間的關心和連系。問題的關鍵，是在于人們能不能感覺到有足夠的自由去互相信賴，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應該有千絲萬縷的情感和信賴。這樣人們才能夠避免猜忌、不用惡意地競爭、刻意防衛自己，而能自由自在地流露自己的個性。這種民主自由，比較每四年一次到投票站去投上誰一票，是更為真實的。

　　在中國的期間，我參觀過一些農村的集會。整個村的居民都齊集起來討論某些問題，比如說，村里存下來的余錢，該用來多建一間課室，或是給醫院添點設備?在集會里，每個人都積極參與，每個人都有權說出心里的意見。母親們帶著小孩子們來開會，老年人都來，年輕人也來，工人們也來。會上并沒有發表什么選舉名單，但是大家都參與，大家都討論。當我參觀這些集會時，我覺得這樣形式的民主自由，較諸我在倫敦所見的，毋寧是親切得多。在倫敦我是從不參加投票的，因為那兒的競選全無意義。你去投了誰一票之后，當選人就不再理你。你再不會聽到他的消息，可是他卻在代表著你去管國家大事。

　　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中國人如何成功地享有各方面的自由。在英國、美國，也許在香港(我對香港還不大熟悉)，人們往往生活在一大堆憂慮之中。我們憂心的東西很多：擔心自己的前途能否成功，擔心自己的考試成績好壞，擔心自己受別人歡迎與否，擔心自己能否謀得優職——很多大學生根本不喜歡念書，只是為了那一紙文憑所能帶來的利益而被迫死讀。我們擔心的真多：通貨膨脹、失業的情況，我生病了怎么辦，看醫生的昂貴費用，我老了怎么辦，如果我要照顧年邁的雙親又怎么辦，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又怎么辦，種種事情，令我們憂心忡忡。我們的自由，就是這樣被種種的憂慮蠶食著，以致我們漸漸忘記了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可是，中國人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并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焦慮，也不擔心個人的成就，也不擔心自己穿得體面與否，模樣好不好看。他們不憂心疾病的問題，因為健康已有了照顧，也不擔心老之將至，因為那也已有了照顧。也不擔心物價的飛漲和通貨膨脹，因為中國根本就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和十八年前當我訪問中國時比較，中國現在的物價并沒有什么大改變。所以，中國人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我認為，當我們談民主自由時，我們是應該避開一些狹窄的概念，而著眼于那和我們生活直接有關的一面。

　　當然，西方的社會，在幾個世紀內，也不是完全沒有發展某些稱做資產階級的自由。這些是中國人尚未享有的。但這些與其說是真正的自由，毋寧說是關于自由的神話。比如，當談起這個問題時，有人會說：“噢，在我們這個社會，任誰都有自由，可以辦報紙，可以宣揚自己的見解。”他說的是不錯，但那還得要他拿得出巨資來做辦報的費用。這樣看來，一般的人是沒有辦報的自由的。我們社會的報紙和傳播媒介是操縱在極少數人的手里。由此就產生了一些奇怪的關于自由的說法。人們也會說，我們有權在海德公園或紐約廣場，或就在這個地方站起身來大聲指摘政府的不是，在中國卻不可以。說得不錯，但這里面的原因，卻是因為指摘政府的人本身就沒有力量。如果這些人團結在一起，力量強大到足以威脅政府時，你才會看到他們究竟是怎樣的“自由”哩!正是由于攻擊政府的人不能動搖政府一分一毫，他們才能“自由”地發表言論。

　　當談論到關于對現存秩序的抗議時，我想提醒你們回憶一下幾年前震動美國公眾的大示威運動。你們當中可能有一些人因為年紀輕，想象不到那數以百萬計的美國青年參加的大示威游行、靜坐示威以及演說的場面。他們走出來打破現存的制度，要求在美國“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今晚特別高興指出，在聽眾座位中，有一位美國青年，他叫杰里·魯賓，在示威運動中，他站在最前列，事實上，他是對美國政府的越南戰爭提出言論挑戰的策劃者。他組織了向五角大樓的示威游行;或者我們會想起，在這次游行中他是領導者與受害者。不過，可能對他自己來說不是“受害”，那次“芝加哥事件”的迫害，你們或者會記得吧!杰里，我看你應該站起來，讓我們為你鼓掌。(鼓掌聲)

　　我要多談一些關于杰里的事情。他是一位對那些他認為不值得尊重的權威采取完全鄙視態度的人。在杰里之前，凡是受到國會的“美國活動委員會”質詢的人，都是十分害怕與驚惶的，可是杰里卻作出了“荒謬”的行動——穿上獨立戰爭時期的革命軍服前往接受聆訊，那些委員愕然地對他說：“你不能穿著這樣的衣服前來聆訊呀!”杰里馬上質問他，憑那一條法律不準他這樣做。結果，他們只好無可奈何地讓他進去。

　　我想起一個名叫“婦女爭取和平”的美國組織。當她們受到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傳詢時，非常憂慮，不知如何是好。但杰里對她們說：“不要怕!帶同你們的嬰孩，塞滿它的聆訊廳，抱著孩子，拿鮮花贈給參議員。”這使得那些議員們不知所措，場面非常尷尬。

　　本來，我還能告訴你們多些關于杰里的情況，但由于時間問題，我只想指出：就是在這個巨大的運動中，美國青年表現出遠大的志向與勇氣。現在表現怎樣?少了。它們之間出現一些分裂與瓦解。美國左派運動為什么會變得軟弱呢?我認為應該向中國參考與比較。我認為一個準確的分析就是他們不能把生活中的三個重要方面聯系起來，而中國則能夠做得到。

　　這三個方面，在中國來說，首先就是正確的政治路線。對美國人來說，就是他們的正確任務是什么。在中國，他們有正確的政治哲學。第二，他們能夠把個人的行為、道德與政治方向結合在一起，而不是互相抵觸。在美國，杰里會同意，他們有政治方向，但是個人的行為表現與政治方向并不相協調。他們的生活方式，所說的言語，實際上并不能與政治聯結起來。第三，中國能夠做到的，是對工作態度的結合。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個人政治活動的一部分。每一個人的工作的態度，行為的表現與政治思想這三個方面都能夠相互聯結起來，達到和諧的階段。

　　我認為美國青年運動的不能取得成功，便是在這三個方面還沒有結合。這個可能不是永久的，但是無可否認，在中國的實踐是成功的，而在美國還沒有這樣做。

　　有一個題目我想提及的是關于教育。你們都是教師或學生，在教育方面都有所涉及，我懷疑你們是否知道真正的教育應該是怎么樣?很多人相信教育是知識的積累，如果能夠牢記大量的事實，便能夠在考試卷上答中，取得學位。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但是我懷疑這是否與真正的教育有任何的關連。這只是在充滿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才需要的。教育只是使他們能夠向上爬，出人頭地。但這是否一個真正使人受到教育?知識的積累又是否真正的教育呢?

　　我認為這與真正教育無關。在能夠接受教育之前，還有另外一個因素。一位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并不是一個只是得到哲學博士或很多銜頭的人。事實上，我認識一個在倫敦的經濟學家，他有滿身的銜頭和所謂成就，但若是由我來負責的話，我不會把部門交給他管理，因為他會把事情攪得一塌糊涂。

　　對于這一點，或許有很多人反對，但我覺得教育應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從多方面懂得做人的道理。他不但要在認識上有所了解，而且能夠通過一雙手，從實踐上有所了解。那些只憑書本知識來認識事物的人，就只不過是從一個極狹隘的角度去認識而已。

　　我想指出的是：體驗比知識更重要，就像我自己，年紀比你們各位都要大吧，可以說比你們有較多的生活體驗。我認識一些具有才智的人物，他們不一定天資聰穎，或讀過很多書，但由于艱苦的生活磨煉，而智慧充盈。一位詩人曾嘆息說，現代的人舍棄生活的體驗，盲目追尋知識，而不曉得世界的進步，需要的是人們對生活的真正了解。照我的看法，像大學這樣的機構，應該是人們共同尋求對生活認識的地方，教授和學生不分彼此，一起通過實踐和體驗來學習知識，中國人現在正是嘗試這樣做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學者與知識分子需要到農村及工廠去。西方世界對此曾表嘩然，認為這樣做是浪費人才。但是我曾與其中一些教授談及他們的體驗。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說，在文革前，他原是一位學者，而他的朋友亦是學者或作家，他們也因其知識高深而受到尊敬。有一次，工人群眾提議他到工廠去工作。由于他的知識純屬理論，在實踐上，便要和工人一樣，在同一水平上學習。最初，對他來說是很不習慣的，好像是新生的開始。但現在他回想一下，以前的生活卻是何等的狹窄。現在他認識了很多工人朋友，而在工廠中所學的東西也非常難得。

　　我不以為我的說法是全對，我可能太主觀，或太偏見。我曾在劍橋大學就讀，后來退學，轉往美國加州工作。現在想來，那時離校的決定卻是一件好事，雖然我學不到什么高深的知識，但我卻懂得了什么是剝削制度。

　　今晚我所說的可能太著重個人。我并非提議你們立即到工廠去工作。但我希望大家能摒棄以往對教育的抽象看法，認為教育只是知識累積的過程。我強調真正的經驗較知識更為重要。

　　最后，我再就自由、民主和教育問題說明一下。我認為真正自由的人，真正接受教育的人，應該不受謊言、神話和歪曲了的東西所干擾，而是能真正客觀地，唯物地了解這個世界的各方面。不認識這點，縱使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博士，也不能說真正了解自由之真諦。答復聽眾的問題

　　大家提出的好幾個問題都是有關最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中國從歷史中學到，除了建立一個政權外，更要改變人民的意識，中國不但有最初期的革命，更有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后者不僅是為了奪權，而且喚醒人們，使他們不要當特權分子。人民的中國，不是像過去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最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事實上對人民是一個教育運動，它并不像文革時那么轟烈的公開斗爭，而是在團體里學習，在學校、工廠里學習，使大家不再存有特權階級的思想，要大家加以檢查。目前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延續。

　　第二個問題問我：“你是否認為實踐比知識重要，是否輕視了知識的重要性?”我的意思并不完全是這樣的。很明顯地，知識也是很重要的，我會喜歡一個懂得做手術的外科醫生，他能夠給我割去發炎的盲腸。我會喜歡一個懂得橋梁工程的工程師，他能使我所乘坐的火車安全通過。這些知識很明顯地是必要的，是不可以低估的。我不是輕視知識，而我的意思是，知識一定要是多方面的，是要與生活體驗相結合的，是要全面的，而不單只限于專業方面的。

　　有人問我：“要有進步我們便得要有競爭”，對嗎?不對(笑聲)。我有一個看法：競爭和民主，是互不相容的。人與人之間競爭愈厲害，相互的關系便會越差。如果你說的進步只是指福特汽車公司和雪鐵龍汽車公司之間因競爭而取得的進步，則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來說明這種進步，大家競相推出新品種、新牌子，以使他們的汽車能更有銷路。但我不認為這是進步。如果你與我都在進行競爭，為取得更高分數，為取得一份更好的職業，向上爬，這樣我們彼此之間便會有隔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競爭得更厲害的了。在那里，人們彼此隔閡，連晚上外出也害怕，是“我”與其他的人對立。我會不惜任何代價來取得我要的東西。這就是一個具有民主程序的地方，也是最進步的。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賴和互愛已消失了。有一次我在加州一個大學城里漫步，看見前面一位女士拿著相當笨重的手提袋。當時我便走上去問她：“女士，我幫你吧!”那位女士卻大不以為然，她望著我——一個陌生人，然后，四十五度轉角地跑開了(笑聲)——這正是人和人之間的“隔閡”。在美國，一個如此高度競爭的國家里，人們是如此隔閡以致出租小汽車司機和乘客之間都要豎起了一度防彈板，以免被人射擊或箍頸。美國人民之間的分裂是最使我傷心的——一個本來是很易相處的國家，陌生人可以隨意交談的，已經不再存在了，歸根結底是由于他們的“競爭哲學”。“唯我為先”，一大群人在爭食。所以我認為，“進步靠競爭取得”這個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

　　最后一個問題：我認為是極重要的。有人指出我在討論自由和民主時，缺乏階級分析，我認為他是完全對的。我想補充幾句。用最簡單的說法：世界分成剝削者及被剝削者兩個階級，而這并不是單指某個工廠或者某個人，而是整個世界范圍內的。越南戰爭，就是一場國際性的階級戰爭——富人對窮人的戰爭。那些由資本主義國家所給予拉美、亞洲等等的“外援”，是一種剝削性的援助，因為它希望從“援助”中獲得比付出的更多。當通用汽車公司在巴西成立一間車廠，拿錢去投資，只因為他們知道這樣便可從巴西賺取比成本的更多利潤。所有這些都是反映階級，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很自然的，人與人的一切關系都取決于他的階級。

　　在一個存在著階級剝削的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這就說明為什么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也就說明為什么我相信整個資本主義時代——它曾對人類的知識和生活作出極大的貢獻——現在已走到了它的盡頭。私人財富的積累已變成一個公共的威脅。這就是為什么我寄望于中國——一個仍然可能犯錯誤、而且還存在著錯誤的國家——但這是她所走的總方向：朝著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邁進，沒有人會感到高人一等，在這個社會里，人與人能互相聯系，而沒有競爭，不需要自衛，沒有互不信賴和歧視，而能夠做到你所渴望做到的：人與人之間能建立一種合乎人性的關系。

　　出版日期:1975.08.03～1975.08.05

　　附文：英國作家格林在港談訪華觀感和世局發展

　　【本刊訊】香港《文匯報》　六月八日　、九日和十日連載一篇專訪，題目是《訪格林談中國》，摘轉如下：

　　(《文匯報》編者按：英國作家兼記者、英中了解協會主席費利克斯·格林，日前前往我國訪問。在前往羅湖的火車上，格林接受了本報記者的訪問，暢談了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并對世界局勢的發展提出他的一些見解。)

　　問：你可否談談西方社會人士對新中國的認識和了解?

　　答：我記得，一九五七年我首次訪華返美后(當時我旅居美國)，我所說的關于中國的每句話，都受到右派政客和對新中國存有偏見的人士的攻擊，希望對新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不再采取鴕鳥政策的人非常少，而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則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杜魯門當時已卸任總統職務，但他在民主黨的影響還很大。他寫了一張字條給我，字條寫著：“我聽說你曾到過中國，若你路過堪薩斯州時(杜魯門當時住在那里)，請你順道來探訪我。”當我路經那里時，我真的去探訪他。見面時，他第一句話便問：“告訴我，我們對中國的認識，是否真的如鴕鳥那樣埋首沙堆?”我答道：“是的，先生，而且埋得非常深!”他立即說：“告訴我關于中國的實況吧!”結果，在以后的一個小時內，我講述了我在中國的見聞。后來，他對我說：“你的見聞非常有趣，我希望你能寫一個詳細的報告給我。”我回答說：“可以，但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必須認真閱讀它，我不希望花整個月的時間來預備這份報告，而最后你卻看也不看的便放在資料柜中。”他允諾道：“我不單會詳細閱讀，我還會把它分發到民主黨的外交事務諮詢委員會去。”后來，我寫了一份報告給杜魯門。他真的把它印發到有關人士中去。

　　在六十年代里，我曾多次訪華。六十年代初期，我拍攝了第一部介紹中國的紀錄片，片名就叫《中國》。那時，美國的政客和資本家還是非常敵視新中國。我記得我曾在紐約一間試映室放給二十名電影發行商看，但電影還未放完，大部分人已陸續離去，最后只剩下兩人。他們向我說：“格　林　先生，你真是何等幼稚!你以為美國會有人去看你這部中國紀錄片嗎?!”但我對美國人民很有信心，我覺得他們雖長期受反動宣傳的影響，但他們始終希望了解新中國實況的。于是，雖然我沒有錢，但我在紐約租了一間戲院，租期一連十四個星期，每天放映七場，結果場場座無虛設，而且每天還出現輪候購票的人龍。很多美國華僑也來觀看，很多人邊看邊感動得流下淚來。他們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我們祖國的真實面貌，我們的新中國真可愛!”

　　隨著時間的遷移，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國際威望日漸提高，人們開始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正朝著一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途徑快速發展。特別是西方的年青人，他們對新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成就越來越感興趣，對新中國的仰慕和尊敬也與日俱增。

　　當然，西方人士對中國的理解，還未很完善。要正確認識和了解中國目前政治與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關系，是比較困難的。現在，西方對中國在物質上的成就，比較熟識。他們都稱贊中國成功解決八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稱贊中國工業發展的飛躍速度。我記得，在六十年代初期訪華回來，我告訴人們中國已能自制打字機，人們很驚訝的說：“噢，她知道怎樣制造打字機，這是一項巨大的發展!”現在，中國更能制造電子計算機、人造衛星和先進的科技產品。人們知道和接受了中國科技發展的成就。但是，對于這些物質成就如何得來，對于帶來這些成就的政治思想和社會哲學，許多人還未了解。

　　問：目前，世界都在談論中國進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你對這場斗爭有什么看法?

　　答：一些西方人士，對中國的政治斗爭往往很難理解。他們不明白，為什么一些曾掌握國家部分權力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會“一夜之間”變成斗爭的對象。這是因為西方人士不理解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政治思想和動力，也不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理想。

　　中國人民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并最終到達共產主義。要實現這個理想，就必須反對和批判修正主義，因為修正主義放棄階級斗爭，否定走社會主義道路。蘇聯變修的經驗便是一個反面的教材。中國領導人和人民都確認，蘇聯的統治階層已變為官僚壟斷階層。這個階層對外推行的是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它的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分別，所不同的是：在蘇聯，控制整個社會和揮霍社會財富的，是穿上共產黨員外衣的官僚統治階層;而在西方，則是赤裸裸地進行壓迫剝削的大財閥。

　　蘇聯社會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呢?這是因為，列寧死后，蘇聯的領導人以為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結構了，便忽視了階級斗爭和改變人們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工作。結果，被一些修正主義者篡奪了國家的政權。

　　中國若不吸取蘇聯變修的經驗教訓，也會重蹈蘇聯的覆轍。

　　在中國也會出現一些想把中國帶往修正主義的人。故此，中國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將會繼續。

　　西方人士不了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的規律，當中國出現一次新的階級斗爭時，他們便不理解。其實，天安門廣場的斗爭，反映了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力量非常強大，任何試圖使中國走回頭路的鼓吹者必遭失敗。

　　目前中國人民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是他們高度的政治覺悟、朝氣蓬勃和熱愛自己正在建設的理想社會的表現，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表現。當然，新的一次斗爭的出現，顯示了存在著分歧。但這并不是西方所說的“四分五裂”，而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群眾和一小撮要搞修正主義的人的分歧。

　　這次翻案與反翻案的斗爭，不過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今后將有更多類似的斗爭。

　　問：你可否談談你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答：在我看來，中國的革命，對人類的前途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如果沒有中國的革命，我將對世界的前景感到悲觀。

　　西方目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已到達不能再延續下去的地步。人們對前途普遍地感到沮喪和失望，看不到將來整個西方社會的前景將會怎樣。所有這些現象，顯示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已走向一個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幸，新中國向西方社會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她的發展經驗是一個學習的榜樣。當然，我不是說在中國發生的東西可以直接應用于西方的先進工業社會。中國的情況與西方非常不同，但中國的情況給西方顯示了一個光明的前景：若果人們改變目前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取得決定自己和命運的權力，而不是由一種僵化不變的力量來控制他們，西方社會將能找尋到新的出路，和產生根本的、巨大的變化。

　　對第三世界來說，中國也提供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去發展經濟的經驗。而且，中國堅決與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起，進行反對導致壓迫和剝削的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作斗爭。

　　同時，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經驗，也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怎樣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經驗。例如，中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喚起人民群眾向黨內及國家機構內的走資派奪權，蕩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這些都豐富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問：現在，西方社會對“緩和”又有什么看法呢?

　　答：西方國家目前對所謂“緩和”已感到失望，不少歐洲國家已從美蘇兩國不斷加緊擴軍，以及從蘇聯過去一年的加劇軍事冒險和擴張勢力范圍，看清所謂“緩和”的實質，而對“緩和”加強了警惕和戒備。

　　事實表明，在“緩和”的背后，雙方正在所有范圍內進行非常劇烈的爭奪，特別是蘇聯，在過去一年內瘋狂擴軍，她已把海軍勢力伸進印度洋、大西洋和地中海，更以所謂“支援世界革命”的借口，把黑手伸進安哥拉，以便把安哥拉作為她滲透非洲的一個據點。

　　自越戰后，美國已在退卻和逐漸處于劣勢，她的軍事實力已受到蘇聯的挑戰。美國與蘇聯軍事上的競爭，已處于被動的地位。

　　美蘇之間的激烈爭奪，最終將導致雙方之間發生嚴重的沖突。

　　雖然美蘇在“緩和”的煙幕后，爭奪勢力范圍，企圖稱霸世界，但她們卻低估了第三世界的力量。第三世界日漸壯大，將不會繼續被兩個超級大國牽著鼻子走。石油出口國家聯合起來斗爭而取得勝利，便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中國說全世界人民最后一定勝利，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我記得，越戰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傾瀉大量最新式的武器進入小小的越南，每天進行三至四百次的空襲，炸毀所有橋梁、道路和除河內及海防以外的所有城市。當初，我以為越南人民將無法繼續抗擊下去。但一位中國領導人卻很有信心地向我說，越南人民將會取得最后的勝利。在當時的情況來說，他的話好象是廢話，但是歷史證明他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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