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地震預防和救災是否有不同?當然是不同的。

　　地震預測、防范、救助似乎只是一個應對自然災害的技術問題，其實技術背后有政治。

　　從地震預測來說，固然，預測地震是一個科學難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與社會制度、與政治無關。因為，科學的發展道路、應用方式都是與社會制度、與不同階級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我國地震預報的實踐已經證明，要準確預報地震，關鍵是要收集大量的震前地應力、土地電等異常指標和宏觀異常現象，這些與地震中長期預報相結合，就能比較有把握地對地震實施短期預報。

　　而這在資本主義社會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利潤為中心的、資本支配的社會。個別的企事業單位都是受資本家支配，以追求利潤為最高目標的。根本不可能花費人力物力來建立地震監測點，來長期為一項對自己不可能產生直接效益的事業服務。要建立廣泛的地震監測網，只能依靠總資本家——資產階級國家。但是資產階級國家要建立這樣的地震監測網，必然就要按照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即建立龐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體系，以不低于市場一般勞動力價格的工資雇傭大量專門人員，向資本家采購大批相關儀器。而這樣大筆的花費，用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可能遇到一次的大震預報上，任何資產階級國家都不會做這樣“不劃算”的投資。這就是為什么我國文革期間創造的地震預報經驗，雖然早已被日美等國科學家所認識，但就是無法效仿的道理。

　　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社會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地震監測、預防才能成為一項群眾的事業。各個企事業單位都能從勞動群眾長遠利益出發，積極支持群眾性的地震監測、預報工作。而廣大勞動群眾作為社會的主人翁，在認識了地震監測預報的重大意義后也能夠積極地投入這項事業。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打破專家精英對科學技術的壟斷，使廣大勞動群眾有時間、有條件掌握關于地震的科學知識和監測、預報的技術手段。這都已為我國文革時期社會主義防震路線的實踐所證實。

　　地震的防范同樣如此。由于資本主義社會被資本支配，以利潤為最高原則，地震防范各種措施的貫徹，對人民群眾相關知識和能力的普及培訓都要受資本私利的制約，只能依靠個別資本家的善心。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公有制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條件下，才能充分動員群眾，使地震防范成為群眾自覺的事業。各種防范措施的落實情況才能普遍受到勞動群眾的監督，各種知識和能力的普及培訓才能成為全社會重視、勞動群眾積極參與的活動。

　　資產階級媒體、專家還一直散布這樣的讕言：即使預報了地震，也不能隨便公布，因為會引起老百姓的恐慌，會造成社會更大的損失。其實這不過是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不負責任、又極端蔑視人民群眾的自白罷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掌握一切政治經濟權利，與勞動人民有著根本的厲害沖突，根本不能也不敢發動和組織勞動群眾，那么貿然公布地震的預報，的確會使社會陷入混亂。因為資產階級根本不愿也不會組織勞動群眾，不能合理公平地分配社會資源，不能與勞動群眾一起做好避震工作，而必然是自己優先逃命保命。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群眾掌握了政治經濟權利，各級黨政機關都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那么在發出地震預報后，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機關走群眾路線，充分信任勞動群眾，把實情告訴他們，并積極指揮，而勞動群眾也自覺地組織起來，那就根本不會出現社會混亂，而將鎮靜、有序、高效地完成避震工作。海城奇跡就是這么創造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即使成功預報了地震，也不可能完成避震防震的工作。

　　地震的救助也是這樣。資產階級的救災路線是迷信外援、迷信技術、迷信專家、迷信金錢。其實地震的最佳救援時間是地震剛剛發生后的1、2天內，而在這1、2天內，專門機械、專家、“善心“資本家的捐款、外援等等統統都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只有充分發動和組織當地勞動群眾的自救才是最有效的。當地勞動群眾對當地情況熟悉，又在勞動生產中掌握許多救援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如建筑結構、建筑材料的特性、各種工具的使用等等)，只要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救援最佳時間，救出更多受災群眾。而勞動群眾要能充分組織起來進行自救，只有在平常就有豐富的自我組織和參與、管理社會各項事務的經驗才有可能。而這樣的條件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具備。

　　依靠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自力更生、勤儉節約，最廣范地發動和依靠勞動群眾，這就是社會主義的防災抗災路線;依靠大小資本家的“善心”，依靠被大量中途揮霍浪費的巨額資金，依靠昂貴的儀器和少數專家精英，把勞動群眾當成愚民和炮灰，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防災抗災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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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資料

　　向地震科學的自由王國進軍

　　人民日報 1973.06.19 第3版作者：狄真

　　地震能不能預報呢?對于這個問題，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回答。這反映了兩條認識路線的激烈斗爭。

　　唯心主義者否認客觀事物的規律性，因而斷言地震是無法預報的。這是一種不可知論的錯誤觀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國的地震科學研究在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影響下，一度嚴重地存在著“三脫離”的現象。因此，過去地震預報工作者沒有很好地開展起來。

　　唯物主義者認為，地震同其他事物一樣，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即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因此，地震是可以預報的。

　　地震是地球淺部，特別是地殼運動的一種反映，也受地球本身的自轉，以及其他天體如太陽、月球等的影響。在強烈地震發生前，多表現出小震活動、地殼變形、地下應力、地球磁場、地下電流、重力、地下水化學成分、地下水位和氣象等方面的異常變化，甚至還有臨震前發聲、發光和動物不安寧的現象。我國人民在同地震災害進行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我國的歷史記載中，有大量的地震資料，這為地震預報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地震科學工作者同地震區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引下，總結歷史經驗，充實新的內容，并運用這些地震前兆現象，開始做了一些試報。

　　但是直到今天，我們并沒有完全掌握地震的規律，錯報、漏報的比例仍很大。即使報對了一些地震，也還缺乏對它們作理論性的解釋和進一步的檢驗。不過，每報對或報錯一次地震，都使我們從正反兩個方面加深對地震規律的認識，也都給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以有力的批判。

　　對于地震這種復雜的自然現象，我們不能僅僅通過幾次實踐就掌握它的規律。較大的地震并不是經常都重復出現的，特別是強烈地震更不常發生。這就給我們帶來了實踐機會少的困難。由于地球內部地質結構千差萬別，各地出現的地震前兆現象也不盡相同。比如有的強烈地震在發生前出現許多小地震，有的則“突如其來”。此外，就是在同一地點不同時期發生的地震，其表現形式也常不相同。因此，雖然我們在實踐中報對了某些地震，但是目前還難以做到把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和震級都報得很準。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尋找確實的地震前兆，是實現預報的關鍵。但是，現在所得的一些震前現象畢竟還是表面的外部的聯系，加以目前我們觀測儀器性能方面的限制，這就使我們不能只憑看到和觀測到的現象，去下結論，作預報。例如，大地震前往往周圍地下水位有大范圍變化，動物也很不安寧，地震區人民運用這些現象預報地震，確實收到了效果。但是，這些現象到底是否就是大地震的前兆呢?我們還要作一番調查研究，如水井周圍是否有異常現象，動物是否受了什么驚擾，其他觀測方法是否有異常變化，等等。我們只有對大量的震前現象，進行認真的分析、比較和研究，再經過多次地震的驗證，才能不斷完善我們的認識，掌握規律，更好地作出預報。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毛主席指出：“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近年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廣大地震科學工作者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地震現場，聯系群眾。群眾中關于地震現象和前兆方面的豐富經驗，使地震科學工作者得到了啟發，為地震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課題。特別可喜的是，目前我們的地震預報，已經不僅是科學工作者的實踐，而逐漸成為地震區廣大勞動人民的群眾性科學實驗活動了。近年來我國地震工作取得了進展，就是科學工作者同群眾相結合的結果。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我們只要狠抓兩條路線的斗爭，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批判唯心論的先驗論，深入群眾，努力實踐，多方探索，加強科學研究，就一定能夠在向地震科學的自由王國進軍中取得更大的成績。

　　遼寧地震科學工作者和群眾業余地震測報人員舉行批判會

　　以預測預報地震成績回擊翻案風

　　《人民日報》1976.04.02 第4版

　　新華社沈陽電 遼寧省地震科學工作者和群眾業余地震測報人員最近舉行批判會，以去年成功地預測預報出遼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的巨大成績，有力地回擊了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刮起的右傾翻案風。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遼寧省廣大地震科學工作者進一步提高了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性，深入實際，開門辦科研，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對地震災害積極開展預測預報，成功地預測預報了去年二月四日在遼南海城一帶發生的強烈地震。地震科學工作者和群眾業余地震測報人員在會上說，遼南地震預測預報所以能夠成功，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加強了黨對地震科研工作的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遼寧省專業地震工作者寥寥無幾，更沒有建立專群結合、群測群防的地震隊伍。一九七○年以后，中共遼寧省委和各級黨組織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為我國地震工作制定的方針，加強了黨對地震科研工作的領導，十分重視地震科研隊伍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全省十四個市、地區(盟)先后成立了地震辦公室，并建立了十多個專業地震臺、站，許多縣、旗、公社、生產大隊和工礦企業也建立了地震工作領導小組。幾年來，工宣隊進駐地震科研單位，許多工人、貧下中農被選拔到地震科研單位領導崗位或者擔任技術員，成為地震科研單位的骨干，大大加強了科技領域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與此同時，各級黨組織以階級斗爭為綱，對地震科研人員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組織他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樹立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度責任感。正是由于加強了黨對地震科研工作的領導，才取得了這次預測預報的成功，奪取了防震斗爭的巨大勝利。他們說，事實雄辯地證明，黨必須領導一切，也完全能夠領導科學技術工作。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認的”，“第一流的權威來執掌大權”，“要有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其目的就是妄圖取消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為他們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制造輿論。我們堅決不答應。

　　遼寧省地震科學工作者和群眾業余地震測報人員還用在遼南地震預測預報工作中，大搞群眾運動、開門辦科研的生動事例和豐碩成果，批判了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反對開門辦科研，反對科技人員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奇談怪論。遼南地震預測預報的成功，充分證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一九七五年初，全省各市、地區(盟)除建立專業地震臺、站外，工礦、農村、機關、學校還建立了群眾業余地震測報點三千多處，有群眾業余測報員一萬多人。他們當中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干部、職工，有知識青年、紅衛兵、紅小兵，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地震測報隊伍，在遼寧大地布下了預報地震的網。他們批判了崇洋迷外的“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大破“地震不可知論”、“難防論”等唯心史觀，解放了思想，樹立了雄心壯志。許多業余地震測報組自力更生、土法上馬，制造了很多土儀器，在大震前為專業地震臺、站提供了大量震情資料。海城縣農村的一位社員說：“去年大地震，我們大隊是極震區。由于開門辦科研，大搞群眾運動，全大隊八百多人無一傷亡，牲畜、種子飼料沒受一點損失。開門辦科研就是好，我們貧下中農舉雙手贊成。”

　　幾年來，遼寧省許多地震臺、站的科研人員，深入群眾，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促進了世界觀的改造，和群眾一起成功地預測預報了遼南大地震的發生，為人民立了功。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中，他們深有體會地說，如果不依靠群眾，專業人員關起門來自己搞“學院式”的研究，地震預測預報，只能是紙上談兵。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反對專業人員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其目的就是妄圖把科研人員重新拉回到修正主義的邪路上，變成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我們堅決不走回頭路。他們表示，決心繼續堅持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認真改造世界觀，把回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進行到底。

　　評論——科學技術的階級性

　　所謂科學，就是自然界或者人類社會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或者說，對這種規律性的認識，馬克思認為，這種運動規律是客觀的，并且是可以被人認識的，也就是所謂的科學的客觀性與可知性。

　　科學的本身，也就是自然界或者人類的社會的演化規律本身并沒有階級科研，但是，每一個科學規律的發現、技術的運用，都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形態下完成的，奴隸主把祭祀過程視為最為“科學”的社會行為，把甲骨上神給予的啟示視為最為科學定律;封建主把圣人的話作為統領一切社會運作和技術發展的最高科學。每個時代“科學”，都被打上了這個時代的階級烙印。

　　那么什么是科學的階級性呢?

　　對于自然界或者人類社會來講，并不因為某一階級對具體科學結論的偏愛與憎惡，而改變科學本身的客觀性，科學的階級性本身是指具體的社會階級對具體的科學結論的立場、態度，在某一階級的利益與科學結論相一致的時候，這個階級就會支持、研究、傳播科學，在某一階級的與科學結論相反的時候，這個階級就會否定、抵制、污蔑科學，尤其是當進步的革命的階級的利益與科學的發展相一致的時候，就會促進與解放科學的發展與進步，當落后的反動的階級的利益與科學的發展互相矛盾的時候，就會削弱與束縛科學的進步與發展，達拉斯·斯邁思在《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一文(一下簡稱《自行車之后是什么》)中舉例說，在貝爾實驗室，那里數以千計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其他科學家和工程師被組織在一起從事科研工作。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者只從這些實驗室的大量提案中選擇少部分進行研發，即選擇那些有潛力創造新的有利可圖的市場，或是可以降低舊市場的經營成本的。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中產生的技術創新，一定體現了多種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而技術是科學的具體運用，在資本主義社會，技術的運用則表現了資產階級的理論傾向以及達到對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目的。達拉斯·斯邁思在《自行車之后是什么》一文中說：

　　我們所說的技術(technology)是什么?我認為有三種意義：

　　第一，技術與科學(science)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同科學有著一樣的政治屬性：技術就是決定(或者僅僅是意識到可能性)將知識以某些實際的方式應用，而且這里的知識及其實際應用都由政治過程引申而來。但不同于科學，技術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東西：它只是一種可能性，探知到某部分知識可以被用來產生實際用途的可能性。

　　第二，它將研發過程(researchand development)囊括在內，比第一個定義更寬泛。廣義上來說，研發過程是在兩個邏輯相反的方向上展開：(1)通過實驗得出新的科學知識成果，然后回答：如果我們把這個新的知識應用于實際，會有哪些實際的效果?(2)從已知的實際問題出發，實驗導向基于新知識的新的解決方案，并進一步回答：我們是否可以應用新的科學發現，為實際問題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可以被視為尋求做某事的最佳工藝條件(technique)。近一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術語體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知識的研發和應用屬于某種藝術形式（forms of art）。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經濟學家通常用“工業藝術”（industrial arts）來指代我們此處所說的“工藝”（technique）。資本主義的專利法中依然保留了這個源自古希臘式的提法，將專利權與“藝術的進步”相連，因此研發的產品被統稱為“發明”（invention）。由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對于藝術的形式、內容和發明的選擇是被政治控制的，據此研發工作顯然關系到選擇何種政治道路。不過僅僅囊括研發還不足以匹配我們通常所說的技術的意義范疇。在此，發明創造尚未被應用或普及，其可能產生的后果也尚未得到評估。

　　第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一詞從第二種意義延伸到囊括了對研發工作成果的全面實施或“創新”。哈佛大學技術項目給技術下的定義是：“出于實際目的而對知識進行的組織……”當這樣定義的時候，技術就處在與西方現代社會廣泛合作的關系中。因為，對組織化知識的應用涵蓋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生活的所有方面——從應用于軍工的硬件設計到國家公園中對休閑活動千篇一律的刻板設計。

　　也就是說，技術的具體運用，受到資產階級的直接操控，技術的具體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利益的具體表現。資產階級或是出于直接的利潤目的，或是出于自身統治需要，亦或是資產階級在以上目的基礎上衍生出的各種統治方式，都體現在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運作和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科技的階級表現，實質上就是表現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在中國資產階級改革過程中，官僚集團通過階級力量的重塑，實現了從隱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毒瘤到官僚資產階級的華麗轉身，而中國的科技發展又進一步體現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力量。我們要推薦的這篇文章，就是希望向讀者展現在社會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表現出來的階級路線，文章通過對比兩個時代在地震預防的科研和技術上的不同手段，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資產階級在技術上是如何的表現了自己的階級利益和階級統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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