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西式民主的“軟肋”與“硬傷”

　　放眼世界，希臘的危機，烏克蘭的動蕩，泰國的亂局，伊拉克的內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躁動不安，似乎都昭示著這樣一種現象：成也民主，敗也民主。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的統治形式，這個由福山編織的世紀謊言終于被福山自己揭穿了。歷史沒有終結，終結的不過是“歷史終結論”。資本主義民主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軟肋”和“硬傷”，它不過是民主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低級民主階段。人類社會從專制走向低級民主歷經幾千年，從低級民主走向高級民主依然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囿于“錢主”的民主

　　民主的資本化是資本主義民主的致命傷。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邏輯是資本邏輯，不僅經濟領域服從這一邏輯的統治，民主政治領域同樣服從這一邏輯的主宰。

　　西式民主的實質是“錢主”。金錢是西式民主的“母乳”，無論是政黨還是政客都在母乳的滋養下成長，政客與財團之間結成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號稱民主典范的美國，其總統和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淪為燒錢的游戲，一人一票異化為“一元一票”。籌集競選經費的能力早已成為問鼎白宮的風向標，金錢是“打開權力之門的金鑰匙”。歷史學家作過統計，從1860年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競選經費占優的一方幾乎都獲得了勝利。

　　“錢主”的后果就是“錢權聯姻”。在西方，錢與權具有天然的近親關系，“錢能生權，權又能生更多的錢”(斯蒂格利茨語)，“政治獻金”與“政治分贓”總是如影隨形。美國前副總統艾爾·戈爾在《未來：全球變革的六項驅動因素》一文中指出：“美國國會，現代世界上民主選舉產生的國家立法機構的化身，現在不經過控制著國會議員們的競選財源的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團的許可，就不能通過法律。”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對此深有同感，他指出，美國的“問題是現行政策有利于熱心維持現狀的利益集團。改革要求政府必須將國家利益置于這種狹隘利益之上，而這在民主國家里越來越難做到”。事實勝于雄辯。2001年，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的背后就是“錢權聯姻”，能源巨頭綁架政策。美國私人槍支泛濫，卻始終無法出臺全面禁槍法案，背后也是“錢權聯姻”，步槍協會左右政策。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高鐵計劃，但時至今日依然是紙上談兵，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錢權聯姻”，鐵路企業和航空企業攜手反對。美國的“旋轉門”為世人津津樂道，紛紛效而仿之，其實背后還是“錢權聯姻”，政治人物和大財團之間利益雙向輸送被包裝得天衣無縫，難怪斯蒂格利茨說，“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大多數眾議員赴任時都屬于頂尖1%者的跟班，靠頂尖1%者的錢留任，他們明白如果把這1%者服侍好，則能在卸任時得到犒賞”。美國民主的實質就是“1%所有，1%統治，1%享用”。

　　二、迷于“游戲”的民主

　　民主的游戲化、娛樂化，這是西方的又一杰作。西方將民主變成了游戲，選民以娛樂的心態對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戲中沉淪，選民在娛樂中迷茫。在這場游戲中，贏的永遠是政客，輸的始終是選民。

　　“游戲民主”的基本玩法：民主被簡化為競選程序，競選程序又被簡化為政治營銷，政治營銷又被等同于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張維為語)。口才好勝于能力好，好臉蛋勝于好才干!一句話，選民和政客都在“鬧著玩兒”。比如，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公開說：“在現有政治家中，我是街頭演說做得最好的。”

　　“民主游戲”的基本特征：“刺激”。在這場游戲中，選民玩的是刺激，政客玩的是心跳。為了吸引更多人來玩，政治家費盡心機，一味邀寵于選民。在選舉中，激進的聲音、批判的聲音、獵奇的聲音、破壞性的聲音容易吸引選民，而溫和的聲音、理性的聲音、折中的聲音、建設性的聲音卻得不到肯定;中規中矩、一板一眼的選舉無人關注，互相纏斗、相互揭老底的廝殺卻引人入勝。比如，“作秀”和“煽情”成為政治家的基本素質，“奇聞軼事”和“花邊新聞”成為克敵制勝的法寶，擅長甜言蜜語的政客往往能夠漁翁得利。

　　“游戲民主”的重大缺陷：好玩但不經玩。“民主游戲”往往缺乏“保鮮期”，“投與不投一個樣，投你投他一個樣”，在激情過后，飽含著選民對民主的審美疲勞和占有的乏味，其中還夾雜著對不斷重復的現實的失望，這些足以解釋為什么西方國家選民投票率普遍偏低，為什么大量選民“偏偏有權不用，等著過期作廢”。一項針對49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選民數量從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他們渴望民主卻又厭倦民主，他們依賴民主卻又反抗民主，他們被民主綁架，為民主所奴役，玩“民主”而喪志。

　　我們或許可以說，西方想要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民主”這一標簽本身。民主被賦予了“文明、進步、自由、人道”等豐富內涵，政客們“言必稱民主”，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占領道義的制高點。任何國家、任何政治人物，只要貼上了“民主”的標簽，他們就掌握了至高無上的道義力量和話語霸權，就握有了國際社會的通行證，就可以趾高氣昂地行走在列國之間，就擁有了對其他國家說三道四的資格，就可以以“民主”為界黨同伐異，而至于“民主”的真諦——人民主權——早已拋于九霄云外了。

　　三、浮于“當下”的民主

　　囿于當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這是西式民主的又一軟肋和硬傷。

　　“浮于當下”即目標短視、利益短視。在西方，政黨惡斗，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標忽視戰略目標，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黨、政客為了選票競相討好選民，選票成為政黨的指揮棒，政黨圍著選票轉。美國的“高鐵夢”就是政黨紛爭的犧牲品。1965年，美國出臺《高速地面運輸法》，這成為美國高鐵夢正式出爐的標志。奧巴馬政府2009年上臺后即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鐵規劃，可迄今毫無進展，淪為世界笑話，這一切皆是因為政治。2011年2月，副總統拜登宣布了一項耗資530億美元的高鐵計劃，但是，2011年共和黨控制眾議院后，卻拒絕為這項計劃買單。美國聯邦政府早在2009年就給相關州撥付了110億美元的高鐵建設啟動經費，但2010年來自共和黨的佛羅里達州新州長上任后立即否決了該州的高鐵建設計劃，并把24億美元撥款退回聯邦政府。隨后，同為共和黨的俄亥俄州州長和威斯康星州州長也相繼取消了高鐵項目，退回了聯邦政府劃撥的資金。如今，奧巴馬的高鐵夢已陷入破碎，畢竟在一個政黨紛爭時代，即使奧巴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西式民主在“選票”的催發作用下一個勁地奔馳向前，無暇高瞻遠矚，誰能贏得當下就能贏得未來，誰能贏得選票就能贏得當下。資本主義社會是“鐵打的民主，流水的官”，黨派輪流執政，權力輪流執掌，各路豪杰輪番登場又輪流謝幕，大政方針和戰略思路難免改弦更張、前后不續。為了下一輪選票，唯有在任期之內建功立業，“贏得生前身后名”;唯有從當下入手，著眼于觸手可及的目標和利益;唯有寅吃卯糧，不惜舉債填充當下人的胃口。冰島破產!希臘破產!愛爾蘭破產!歐債危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債臺高筑，債務高達GDP的50%甚至200%!政客們想要說服選民接受財政緊縮，卻又害怕被選民拋棄。民主被迫至此，難道這就是西式民主普世的地方嗎?

　　相比于西方，戰略規劃的能力和執行規劃的定力恰恰是中國政治制度的顯著優勢。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多黨競選、輪流執政的制度設計以及只顧當前、急功近利的選票導向，決定了西方難以出臺中、長期戰略規劃。鄧小平曾說：“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時又是一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頁)中國是一屆接著一屆干;而西方是一屆隔著一屆干，一屆對著一屆干。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曾進行過一次“全球著名企業CEO眼中最稱職、最可靠的組織是什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這些CEO看來，自己的能力是第一位的，中央銀行處在第二位，中國共產黨居第三位，得票率為64%，遠高于美國總統(33%)和美國國會(5%)。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著眼長遠，而“美國的問題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尋中國崛起的奧秘，或許這就是中國奇跡的制度根源。

　　四、止于“選舉”的民主

　　民主不等于選舉，民主和選舉不能等量齊觀、等同視之。真正的民主體制應該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各個環節，覆蓋起點、過程、結果等各個階段。然而，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卻大都沉迷于“選舉”這一初始環節，“人民主權”被置換成“人民的選舉權”，民主被簡化為選舉，選舉又進一步簡化為投票，而對于決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監督是否民主等方面卻并不感興趣。比如，極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頓就認為：“全民選舉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如果過分強調選舉，就必然導致民主機制的失調，民主鏈條的斷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選舉”這一外在的形式。

　　止于“選舉”的民主只顧開頭，不顧過程和結尾。這種民主即便有始卻不一定有終，即便能善始卻未必能善終。正如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盧梭在批判英國代議制民主時所說：“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臺灣當局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在清華大學(臺灣)的演講中深有感觸地說：“在臺灣民主就等于投票”，臺灣民主“從制度上來看的話，完美。但我們最終的目的選舉要干嘛?是選賢與能。我們選了多少賢選了多少能，這樣想的時候心就涼了”。西式民主就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政治家，選舉之后的事選民就管不了了，頂多等下次再來投一次票，久而久之，民主就在這種殘缺的慣性中周而復始，像一個被慣壞了的孩子，無可救藥。

　　其實，民主是基于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的長期實踐，采取何種民主形式必須與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狀況、人口結構、宗教信仰、民族構成、經濟發展水平、法制意識、國民素質等因素相結合，否則很難有效運轉。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種，涇渭分明的“選舉”是民主，謀求共識的“協商”也是民主;參與式民主要發展，代議制民主也要發展;直接民主的價值不容否定，間接民主的作用同樣不可貶低。殊不知，美國的立國原則、《獨立宣言》以及《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都是協商民主的產物。選舉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實現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實質。資本主義將“選舉”抬升為民主的唯一形式，抬升為衡量其他國家能否通過民主門檻的唯一指標，而一旦“選舉”這塊西式民主最后的遮羞布被揭開的時候，西式民主真不知還能剩下什么。

　　五、困于“暴政”的民主

　　資本主義民主是被暴政困擾的民主。一是多數人的暴政，一是少數人的暴政。

　　“多數人暴政”是由于西式民主體制的基因缺陷所致。所謂“多數人暴政”，根據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定義，乃是指以多數人名義行使的無限權力。西方將民主簡化為選舉，而“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原則衍生出來的副產品就是“多數人暴政”。尚不論“真理有時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即使少數人不掌握真理，難道就應該淪為被忽略的、被犧牲的那一部分嗎?“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五十一篇中說：“雖然獨立戰爭擊敗了來自英國的暴政，但獨立而民主的美國社會卻存在著多數人暴政的可能性。”德國的納粹大屠殺，美國的黑人歧視，以及彌漫整個世界的種族和性別歧視，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民主暴政抹不去的記憶。今天，西方民主在發展，“多數人的暴政”卻依然根深蒂固，只不過形式變得越發隱蔽了。

　　“少數人暴政”是多數人暴政泛濫所帶來的附屬產物。西式民主將“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簡單化、絕對化，導致多數人可以天經地義地凌駕于少數人之上，少數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非正當利益，以民主的名義踐踏民主，這就是少數人暴政。比如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癱瘓政府、癱瘓社會，乃至顛覆整個社會體制，而“多數人”則往往選擇沉默，甚至還在一旁“偷著樂”。泰國的亂局可能是最好的例證。首先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接下來是沒完沒了的“紅黃大戰”，最后是軍方通過又一次“沒有選擇的”政變來收場，無一不是由少數人引起的暴政。

　　民主暴政緣于制度缺陷，暴政損害的不僅僅是民主，還有民生乃至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或許，強調兼顧各方利益的協商民主是避免民主暴政的有效途徑。

　　六、苦于“低效”的民主

　　效率低下是西式民主無法擺脫的夢魘。由于制度設計的結構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托馬斯·弗里德曼語)。本來，人們“成立政府是為了發揮作用和作出決斷”(福山語)，而現在，由于國會制衡權力的擴大，政治分歧的加劇，特殊利益集團影響力的上升，導致國家的權力碎片化，朝野政黨尖銳對立，體制改革舉步維艱，議會立法議而不決，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現議會會期停擺、政府關門歇業的尷尬局面。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對此深有體會，長期以來，美國都以民主典范自居，可“如今在美國，人們對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擔憂”，“任何人，只要在華盛頓政界工作過，都有充足的機會體會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國政界，幾乎每個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當前的環境下卻又做不成”。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則斷言：“只要我們是一個否決政體而非民主政體，我們就不可能是偉大國家。”即使是對西式民主近乎迷戀的福山也承認，今天的美國“極化”政治成了主流，“否決政治”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無法實施，美國整體實力走向衰弱是無法避免的歷史趨勢。

　　分散多核的權力中心，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模糊的公共利益界限，這是低效民主的重要根源。在政治活動中，利益集團之間要角力爭雄，議員之間要編排“舌尖上的民主”，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要互相詆毀掣肘，總統和議會之間要斗智斗勇，選民有事沒事出來折騰。似乎不反對不扯皮就顯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須付出的代價。相反，政黨和議會緊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這與現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經淪為威權統治的潛臺詞。然而，以權力制衡和保障個人自由，作為“低效民主”的擋箭牌，未免太過牽強附會。比如，西方學者總是將印度糟糕的基礎設施歸因于民主體制，而將中國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漂亮的機場歸因于威權體制。其實，中印之間的反差根源在于制度——制度的優越性和體制的正當性。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助理李侃如在談及印度的“制度成本”時說：“印度政府從來都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只是紙上的計劃(Paper Plan)，從來沒有變成真實的計劃(Real Plan)。一項基礎設施必須要與不同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談項目要好幾年，干項目又要好幾年。”印度計劃委員會一位高級顧問曾說，印度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開始搞“經濟特區”，而成功的卻是中國。當然，我們大可以認為這些屢見不鮮的現象并非資本主義民主的初衷，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為何這些現象屢禁不止?

　　我們無意為強調效率而否定民主，但問題在于，民主與效率，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就那么難以兩全呢?難道二者就真的不可兼得嗎?

　　總之，西式民主由于其自身無法克服的軟肋和硬傷，決定了它還只是一種低級的民主，還處在民主發展的低級階段。未來社會一定會揚棄和超越低級民主，走向高級民主，這是民主發展的一般規律。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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