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西方與伊斯蘭：改造與應對

　　自伊斯蘭教產生以來，由于地理上相近，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互動十分頻繁，其中較大規模的互動主要包括：伊斯蘭教產生之初向西方的大規模擴張;十字軍東征;近代西方的殖民運動等。而“9·11”事件后，西方在中東地區的民主推廣運動以及伊斯蘭世界的應對則是近期雙方之間規模較大的一次互動，其對國際關系的發展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本文首先對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產生的根源作簡要分析，然后對冷戰結束后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互動進行梳理。

　　一、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與現實國際政治

　　伊斯蘭與西方世界近代的接觸并非始于矛盾和沖突。盡管最初接觸具有明顯物質技術優勢的西方文明時，伊斯蘭世界一度感到失落和屈辱，但總體反應是尊重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并進行模仿、學習和借鑒，以求擺脫衰弱、貧窮和落后的狀況。“許多伊斯蘭思想家都用欣賞的眼光來看待和介紹西方的財富、科技、工業產品和政府管理形式;認為西方成功的‘秘密’在于發達的經濟尤其是工業、政治體制，特別是自由。于是，從18、19世紀開始，幾代伊斯蘭改良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一直努力把這些‘秘密’引進到自己的國家，希望能夠由此實現與西方的平等甚至恢復失去的優勢。”[1]103

　　冷戰期間，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并不明顯。但這并不表明伊斯蘭世界不存在對西方的不滿。由于西方在阿以問題上的不公正立場，如英法伙同以色列發動蘇伊士運河戰爭以及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等，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深感失望。在兩極格局對峙的背景下，雙方關系更多表現為相互利用。美國及其西方世界將蘇聯視為主要威脅。為服務于對抗蘇聯的目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積極爭取伊斯蘭世界的支持，甚至支持各種伊斯蘭極端組織。阿富汗塔利班勢力以及本·拉登基地組織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正是由于其最初得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而伊斯蘭世界也試圖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維護自身利益，有的伊斯蘭國家選擇站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邊，如沙特等;一些伊斯蘭國家則堅定地站在蘇聯一邊，如敘利亞等;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搖擺于兩者之間，如埃及等。盡管伊斯蘭革命以后，伊朗反西方情緒日漸強烈，但總體而言，作為一個整體，當時的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和反美主義表現并不突出。

　　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急劇增長是冷戰結束以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實力急劇膨脹大大刺激了帝國的傲慢心態和對國際事務肆無忌憚的野心，并直接體現在中東政策上。1991年，美國挾冷戰勝利之余威、以聯合國的名義發動了海灣戰爭，將伊拉克從科威特驅逐出去。盡管這一重大行動有一定的合法和正義性，但其后美國保持對伊制裁和施壓的政策卻遭到了國際社會特別是伊斯蘭世界的強烈不滿。美一度推動了阿以和平進程，但由于其總體上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阿以和平進程未能延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權利依然沒有保障。在布什入主白宮后，美國對巴以問題采取了一種消極態度。關于布什總統對巴以沖突的政策與伊斯蘭反美情緒之間的關系，2002年9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說：“對美國的憤怒植根于一個看法，即布什政府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為代價，對以色列給予無限制的支持。這種憤怒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已經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2]

　　因此，關于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和反美主義產生的根源應該從現實國際政治斗爭中去找，而不是將其簡單歸咎于某種宗教。“伊斯蘭世界的某些政治特征如強烈的反西方情緒……以及宗教極端分子的暴力活動等并不能完全歸結于伊斯蘭文化本身，而是要將這些伊斯蘭現象置于它目前所處的整個國際和社會背景之中。”[3]153 關于伊斯蘭與恐怖主義是否存在聯系，美國學者格雷厄姆·富勒做了比較精辟的分析：“穆斯林社會反西方的大部分歷史情緒，都是在幾個世紀的沖突和爭斗以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西方權力和霸權、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等一系列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問題與宗教或哲學問題幾乎沒有明顯的聯系。在此，伊斯蘭主義只是充當了一個載體……如果整個中東屬于基督教而不是穆斯林世界，那么地區緊張局勢也可能由于歷史、石油、權力、侵略和地緣政治引發的緊張關系而非常相似。”[4]91

　　二、西方中心主義與中東民主化戰略

　　“人們總是從其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角度出發，審視別的民族、別的文化的，這是歷史以民族社會為主體的時代的必然現象。”[5]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上西方、伊斯蘭世界以及中華文明都曾經出現過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存在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而在不同文明間幾乎相互隔絕、互動極為有限的情況下，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出現更是無可厚非。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之際，不同文明之間物質和文化交往日漸頻繁，無視或蔑視其他文明的特性和價值已經不合時宜。縱觀人類歷史，不管是西方、伊斯蘭還是中華文明都曾出現過鼎盛時期，以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優勢來傲視其他文明也是一種短視行為。但那種“把西方的價值觀念看成是世界共同的觀念，西方的取向即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前進方向”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方式不僅根深蒂固，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趨勢。與殖民時期那種居高臨下、以赤裸裸的語言描述東方的貧窮和落后相比，當代西方中心主義更多表現為強調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

　　冷戰結束時，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極其自信地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其核心觀點包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和“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這也就是“歷史的終結”，因為歷史不再會發展出更新的形態。[6] 而亨廷頓則認為“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和最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者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7]7 盡管亨廷頓并沒有直接否定文明的多樣性，但其全部觀點的論證充斥著西方中心主義思想且充滿火藥味，令人懷疑，他是否要告訴人們：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聯合必然敗給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最終將一統天下。

　　“9·11”事件后，作為美國外交政策指導思想的新保守主義仍然沿用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新保守主義內部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比爾·克里斯托爾(Bill Kristol)等民主全球主義者主張將民主的旗幟插遍世界各地;而以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為代表的民主現實主義者則支持每個地方的民主制度，但只是在具有戰略必要性的地方、在對反對現有敵人——對自由形成一種全球道德威脅的敵人——的更大規模的戰爭來說至關重要的地方，才會流血和破財。”[8] 盡管兩者觀點有所不同，但在推廣西方民主制度方面兩者之間形成了高度共識。這也就是他們成為新保守主義者的最根本原因。

　　“9·11”事件對美國的物質和精神打擊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改變了美政府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判斷。“9·11”后，美國出臺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權威官方文件形式明確將“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結合”視為美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9] 而恐怖主義的根源在于中東國家內部的不民主，根除恐怖主義的方法在于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化改造。由此，民主推廣則成為美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和手段。

　　如果說發動阿富汗戰爭、推翻塔利班政權、按西方模式建立卡爾扎伊政府還只是美對本·拉登基地組織及其庇護者塔利班政權的報復和懲罰的話，那么2002年后，美在中東所采取的重大行動則是對該地區所進行的民主化改造戰略。2002年，中東和平有關四方通過“路線圖”計劃，要求巴勒斯坦進行內部改革，并將其作為推動和平進程的前提。通過此安排，美國試圖將巴勒斯坦作為中東民主化改造的樣板之一。正如2002年6月24日小布什在提出巴以和平進程新計劃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如果能夠在西岸和加沙地帶巖石般的土地上開出繁茂的自由之花，那將會鼓舞世界各地同樣遭受貧窮和壓迫、同樣應當受益于民主政府的數以百萬計的男男女女”[10]。

　　2003年，小布什政府在證據不足、包括歐洲盟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的情況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以武力方式推翻了薩達姆政權，試圖按照西方模式對伊拉克進行民主化改造，并將其作為中東民主化改造的另一樣板。2004年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美國以“面向進步和共同未來伙伴關系計劃”和“八國集團支持改革計劃”兩份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了改進版的“大中東計劃”。根據這兩份文件，八國集團將與泛中東和北非地區有關國家成立“面向未來論壇”。這個由各國部長級官員參加的論壇從2004年秋天起定期召開會議，商討泛中東和北非地區改革的具體問題。文件還包括八國集團幫助泛中東和北非地區各國發展中小企業、掃盲和支持民主等一系列具體措施。[11]

　　美民主改造計劃并不成功，迫于國內強大壓力，小布什不得不于2007年1月10日公布了伊拉克新政策，但美放棄該計劃的可能性并不大。小布什公開承認伊拉克局勢對美國和自己都無法接受，而錯誤在于其本人，但他堅持認為：“從長期來看，保護美國人民的最現實的方法是通過在一個麻煩地區推動自由，從而替代敵人充滿仇恨的意識形態。”[12] 可見，民主推廣仍將是美對中東地區乃至全球首要戰略。

　　在美國國內，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也無論是草根還是精英階層，都有一種強烈的共識，即“美國之所以要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是因為這些價值觀是美國所認為的應該輸出的生活方式，而是因為它們是普適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剝奪的”[1]213。包括美國主流媒體、著名學者、政治家以及廣大民眾對小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所有批評中并沒有對其民主化戰略本身提出指責，更多的是要求小布什政府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如要求小布什改善與伊拉克周邊的敘利亞和伊朗的關系，以尋求這些國家幫助穩定伊局勢等。小布什政府不但不會放棄其中東民主化戰略，即使是其他黨派的領導人執掌白宮，美在中東地區促進民主的戰略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當然，對于不同政府來說，民主推廣戰略在其總體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會有所不同。

　　“9·11”事件后，歐洲主要大國如法、德等對美國中東政策提出了許多質疑和批評。比如，相對于美國，法、德更加強調解決巴以沖突問題的重要性，強烈反對美發動伊拉克戰爭。但在中東民主化戰略方面，雙方并不存在根本分歧。歐洲國家從周邊安全穩定的角度看待中東問題，提出其中東政策。早在1995年11月27～28日歐洲—地中海會議上，一些歐洲國家與包括一些中東國家在內的地中海國家發布了“巴塞羅那宣言”，認為，“將地中海盆地轉變成對話、交流和保障和平、穩定和繁榮合作的總體目標，需要加強民主、尊重人權、保持可持續和平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擺脫貧困和促進更廣泛的伙伴關系。”[13]

　　美歐之間的分歧主要在于以何種方式推動中東民主化進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主張為促進中東地區的民主，可采用包括武力在內的方式，歐洲國家則主張通過經濟合作、政治對話以及文化交流等手段循序漸進地予以推動，而“巴塞羅那宣言”正是體現歐洲這一立場和態度的文件之一。美歐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因為歐洲與中東直接毗鄰，中東地區對歐洲的安全沖擊遠超過美國。當然，關于美歐分歧的原因，也存在其他觀點。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卡根認為這種差異主要在于美歐綜合力量上的差距。[14] 美學者羅伯特·杰維斯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將民主和自由主義擴展到全世界，一直是美國的目標。只是現在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使這個目標變得比較現實了。并非中東似乎突然變成適合美國實現理想的較肥沃的土地;而是美國現在有了把它的意志強加于人的途徑。”[15]84

　　三、西方的挑戰與伊斯蘭世界的應對

　　冷戰結束后，隨著西方與伊斯蘭世界對立情緒的增加以及西方對伊斯蘭世界指責不斷升級，伊斯蘭世界作出了積極應對。20世紀九十年代，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以伊朗前總統哈塔米為代表的伊斯蘭世界提出了“文明對話”的倡議，認為各文明間應該互相尊重、借鑒和學習，主張以文明對話消除文明對抗和國際沖突。“9·11”事件后，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有意無意地將國際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聯系在一起，伊斯蘭世界不得不作出應對。

　　毫無疑問，“9·11”事件是對人類共同價值觀念的挑戰，也是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事件發生后，不同文明背景的國家都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譴責，對美國人民表達了各種形式的慰問，伊斯蘭世界也不例外。2001年9月11日當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便強烈譴責了發生在美國的這一恐怖襲擊事件。[16] 當日午夜，敘利亞通訊社播發了敘利亞官方新聞負責人的一項聲明，譴責在美國發生的以無辜平民生命為目標、并造成重大損失的破壞性襲擊，并代表敘利亞向美國人民和遇害者家屬表示同情。[17] 伊朗領導人聲稱要對這一邪惡事件進行圣戰，伊朗總統哈塔米代表伊朗人民和政府向美國以及所有受害者家屬表示同情。[18]

　　由于包括本·拉登基地組織在內的一些恐怖主義組織以宗教名義發動了針對西方世界的恐怖襲擊，而美國將反恐戰爭的打擊目標定為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恐怖組織，有意無意地主導和塑造了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進而使國際社會的注意力集中于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被聯系在一起。[1]114—115 面對伊斯蘭文明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的現狀，伊斯蘭世界不斷提出批評和反對。2001年11月，哈塔米在第56屆聯合國大會上指出：“恐怖主義不能歸因于任何宗教或者民族……將神圣的宗教與暴力和恐怖聯系在一起是對所有宗教及其信徒的嚴重傷害。神圣的宗教鼓勵和平、寬容和仁慈。它們明確否定——無論是本質上還是外在表現上——任何暴力思想和行為。”[18] 在同一篇演講中，哈塔米還對美國以武力打擊恐怖主義的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怒火和暴力不可能根除恐怖主義，對任何地方的恐怖主義行為的默認不符合宗教或者道德的原則。與此同理，為反對這些恐怖主義行為而訴諸暴力和報復得不到道德和人性的開釋。”[18]

　　2003年5月28～30日，在德黑蘭舉行的伊斯蘭會議組織外長會議發表的《德黑蘭宣言》也指出，將伊斯蘭和穆斯林世界與暴力、恐怖主義以及缺乏政治參與和民主聯系在一起是危險而錯誤的行為，伊斯蘭會議組織對此表示深切關注。[19] 而發端于丹麥的漫畫事件則把伊斯蘭世界的憤怒推向了高潮。2005年9月30日，丹麥《日德蘭郵報》刊載12幅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為主題的諷刺漫畫，此后，挪威、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新西蘭等國媒體以支持言論自由為借口，紛紛轉載了這些漫畫，在其中的一幅漫畫中，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頭上戴著的圍巾酷似炸彈，暗示先知是“恐怖分子”。這些漫畫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宗教信仰不可侵犯的“底線”，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掀起了抗議的浪潮。2006年2月4～5日，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穆斯林燒毀了丹麥和挪威在當地的使領館。[20]

　　美國的民主改造“大中東”戰略在中東伊斯蘭國家也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些國家對美國提出的“大中東”計劃持反對立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它們認為美國提出的“大中東”計劃忽視了巴以沖突問題，而這一問題不僅是中東地區的首要問題，也是進行改革的重要前提;其次，中東伊斯蘭國家近代以來長期飽受外來力量的征服、侵略甚至占領，它們對外部強加的改革極其反感。

　　2004年3月12～14日，由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發起，阿拉伯科學和技術研究院、阿拉伯商會、阿拉伯婦女組織、經濟研究論壇以及阿拉伯人權組織等民間機構在亞歷山大召開會議，與會者發表了題為《阿拉伯改革問題：構想與實施》的“亞歷山大聲明”。關于巴以問題與改革的關系，聲明指出：“內部改革不應使我們把注意力從處理議程上緊迫的地區性問題轉移開。在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在國際決議基礎上公正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關于改革的動力問題，聲明認為：“與外部世界及其許多改革經驗充分互動的同時，阿拉伯社會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務、有能力改革它們內部狀況”。[21] 這一聲明雖然沒有直接批評美國的“大中東”計劃，但從側面表達了阿拉伯國家的基本立場。2004年伊斯蘭會議組織外長會議發布的《伊斯坦布爾宣言》也指出，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進步與改革應該來自內部。[22] 客觀而言，伊斯蘭世界的反應對西方世界的影響還是存在的。2004年6月，美國在八國集團首腦峰會上推出了改進版的“大中東”計劃，表示要推動巴以和平進程，尊重相關國家的自主性。

　　不可否認，“亞歷山大聲明”是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一種回應，堪稱阿拉伯版本的“大中東倡議”[1]241，產生了一定的實效：2005年埃及修改了憲法，并于當年9月按照新憲法舉行了總統選舉，有多名候選人參加了選舉;2005年12月，阿聯酋舉行了全國協商會議的選舉，其中半數議員經選舉產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大中東”計劃對伊斯蘭國家的內部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并不是說，伊斯蘭國家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外部。事實上，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為順應國內民眾的要求，一些伊斯蘭國家的開明領導便開始進行自上而下的政制變革，如明確和改善公民權利、提高婦女地位、擴大新聞自由、革新吏制等。[23]8—11 然而，由于內部經濟發展滯后、地區局勢動蕩、外部大國干預以及自身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等原因，大大制約了伊斯蘭世界的改革進程。

　　四、結語

　　伊斯蘭世界反西方情緒的根源并不在于伊斯蘭教本身，而在于現實國際政治斗爭;推廣西式民主和自由價值觀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重要傳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民主化改造戰略是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方式的繼承和延續。“9·11”事件與這一戰略的關系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9·11”事件使得民主化改造成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目標和主要手段，使其成為目標和手段的高度統一;第二，“9·11”事件使得中東地區成為美國推廣西方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首要地區。

　　冷戰結束特別是“9·11”事件以后，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主要是美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斷上升。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伊斯蘭世界選擇了抗議和斗爭。然而，西方中心主義的自信和傲慢主要建立在其占據優勢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實力基礎之上。從長遠來看，為擺脫被動局面，伊斯蘭世界必須通過改革來加強自身的力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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