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極”并未被驗證

　　大約25年前，蘇東共產主義政權垮塌令人想起蟄伏了80年的一種推斷：人類歷史本質上是進步的，能夠促進和平與繁榮的自由民主治理模式注定會在全球取得勝利。弗朗西斯·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與阿倫·維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的《真正的世界秩序——和平地帶與動蕩地帶》復興了這種樂觀的看法。共產主義出人意料的迅速而和平的崩潰似乎表明，自由民主主義戰勝了所有的意識形態競爭者，應該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

　　然而，“歷史終極”的命題還未得到徹底驗證，對后冷戰時期的悲觀預測同樣也沒有得到證明。一方面，與前蘇聯對抗的西方聯盟并未隨著蘇聯的解體而消失;另一方面，歐美日之間的傳統對立也未重現，美國冷戰時期的盟友沒有一個發展核武器。大國之間沒有發生戰爭，但學界對“民主和平論”仍爭論不休。經濟全球化仍在發展，但對世界分裂為幾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的擔憂沒有變成現實，中國和俄羅斯也沒有向自由民主制發起嚴重的意識形態挑戰。盡管如此，冷戰后并不太平。20世紀90年代的流血沖突是西方殖民和蘇聯內部壓制造成的結果，21世紀的沖突則源自穆斯林世界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崛起。這種被貼上伊斯蘭主義(Islamism)標簽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關于如何組織社會和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

　　伊斯蘭主義的崛起及其主要的政治與地緣戰略影響提出一個問題，即這一現象與“歷史終結”命題有何關聯?那些接受伊斯蘭主義宗教基礎的人或許將此視為對自由民主制取得勝利的駁斥。畢竟，自由民主制意味著宗教自由是個人問題，國家應該盡可能不加干涉，但伊斯蘭主義吸引大量支持者的能力似乎建立在與之相反的觀點之上。那么，“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否不像人們聲稱的那樣牢固?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現象，我們可以看看自由主義“勝利”的反常一面：與之相對立的意識形態不斷出現。兩個多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競爭者一直如影隨形。盡管它們都被打敗了，但自由主義有時也要付出巨大代價。法西斯主義、各種形式的共產主義和左派極端主義是自由主義20世紀的主要對立意識形態;各種極端民族主義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發揮了類似作用;其他文化潮流雖然沒有進行過比較，但也具有不小的政治影響力，如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玩世不恭思想和先鋒主義(avant-gardism)。

　　各種對立的意識形態

　　大體而言，與自由主義對立的意識形態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認為自由主義過于混亂，無法發揮正常作用并長期存在;另一種擔心自由主義會成功，從而壓縮人類的生活空間。這是兩種相互矛盾的看法。

　　對于第一種類型而言，反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有多種形式。19世紀的奧古斯特·孔德認為，自由主義是從理解人類生活的“神學階段”邁向未來“實證階段”的過渡階段，屬于“形而上學階段”，因為它以“權利”、“被統治者同意”等抽象概念為基礎。在他看來，這些抽象概念妨礙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之“實用主義”科學推理的實施。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最復雜的一種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他通過剩余價值及相關經濟概念的分析試圖證明，資本主義只關注私有財產和契約精神的神圣性，缺乏統一的計劃，必將導致全面經濟危機的爆發，從而損害自由主義的根基。法西斯主義也認為，自由主義必將失敗，因為自由主義釋放個人的物質欲望，削弱了整個民族的團結和道德力量。法西斯主義還認為，自由主義將人視為個體而非民族的一員，忽略了民族之間的優劣差異，容易導致種族混雜，改變遺傳基因，削弱人們的力量。

　　第二種類型的批評認為，資本主義使生活失去吸引力和價值，這種思想可追溯到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各種玩世不恭思想和藝術領域的先鋒主義。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使這種批評充滿才華和尖刻語言。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各種極端民族主義也認為，自由主義破壞了國家的獨特性和各國文化，在全球推銷單一的“資本主義”文化使生活變得索然無味。因此，19世紀的斯拉夫派不愿意俄羅斯成為英法的復制品，希望保留俄羅斯的“靈魂”;許多德國民族主義者致力于保持德國文化，抵制英國重商主義和法國文明的侵蝕。20世紀60年代的新左派也反映了這種批評。左翼知識分子逐漸脫離了“科學社會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因其經濟矛盾必將滅亡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成功地對人類實施了一種“軟”奴役。伊斯蘭主義的宗教基礎使之與其他意識形態區別開來，但它對自由主義的不滿與其他思想無異。

　　本國知識精英不再篤信

　　自由主義處于一種荒謬的境地：一方面在全世界取得總體上的勝利，另一方面仍繼續遭到對立意識形態的挑戰。反自由主義思想不斷出現，包括兩種偶然因素和兩種內在因素。

　　在偶然因素方面，一是將自由主義視為一種外來文化并做出消極反應;二是從傳統國家向現代自由社會過渡的各種困難。一方面，自由主義主要在英國和法國獲得理論和實踐上的發展，因此，德國民族主義和俄羅斯的斯拉夫派將其視為侵害本土文化的“舶來品”，日本和中國也極力平衡學習西方技術的需求與保持東方精神的愿望。另一方面，如果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變得非常困難，自由主義就會遭遇更多反對。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過渡很可能以更快的速度發生，而工業化國家的過渡速度從未超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對于后來者而言，接納發達社會已經存在的這種制度就像接受其技術和投資一樣必要，但也可能激起更多社會變化，帶來更多社會緊張和失序，影響自由主義的普及。

　　其他的困難來自自由主義本身。自由主義源于特定的哲學基礎，倡導天賦人權，堅信政府應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之上。如果這些信念無法傳承，自由主義就會受到質疑和挑戰?，F在，很難確定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對這些哲學原則的信任，而相對主義(relativism)充斥于現代思想，人權關切已成為國際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表明，理解國際法需要轉換視角，即從獨立主權國家之間的互惠協議轉向超主權的無條件義務。同時，自由國家破壞了應用那些基本理念的合法性，它們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支持成為對其不自由行為的一種辯解。至少，失去自由主義理念的哲學基礎將促進反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和擴散。

　　為了更好地評估自由民主制，我們必須牢記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它很強大，因為它在大多數時間為滿足大多數人的真正需求和欲望開辟了道路;它很軟弱，因為它自己的知識精英不再篤信它。那些“偶然的”弱點或許會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消失，但在某些地方的消失速度必定比其他地方慢一些。然而，自由主義的內部弱點卻不同。從長遠來看，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灌輸節制思想，這有助于理解為尋求人類幸福而實施的政治限制。

　　注：《美國利益》雜志2014年9/10月號刊登了美國智庫“哈德森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埃布拉姆·舒爾斯基(Abram N.Shulsky)的文章，討論自由民主制的處境及其面臨的種種意識形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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