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資料圖）

　　筆者在《用唯心史觀解讀上山下鄉的一篇典范文章》中對鄧曉芒教授《對知青50周年的歷史與哲學的反思》一文具體揭露、批判了其如何運用唯心史觀總結、批判、反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當前思想戰線上由《遼寧日報》一封信引發的關于高校意識形態問題的大討論正在深入發展。讀完鄧文之后，又一個認識躍上心頭。鄧文是個別，但個別包含一般，這個個別不恰恰給我們提供了認識高校意識形態一般問題的一部極其現實的、活生生的、真實具體的感性事實材料嗎?其原因有三：一是該文作者是一名高級知識分子，二是在較為知名的高校工作的教授、博導，三是一名哲學專業的教授、博導，且從哲學的高度認識社會現實問題。因此對于我們認識高校意識形態問題具有極其典型的意義。

　　一、 高校部分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

　　毛澤東1965年在“五·七”指示中說過，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實際指出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狀況。毛澤東這句話絕對不是說，當時中國所有知識分子包括高校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都是資產階級的。必須承認多數知識分子受黨的教育多年，并自覺向工農學習，世界觀方面確實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但社會主義社會畢竟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階段，如馬克思說，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許多方面都存在舊社會的“痕跡”，特別是各種剝削階級觀念的存在。尤其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滲透到整個社會各個角落，“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千鈡粟、黃金屋、顏如玉”等觀念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極大。雖然中國沒有經歷典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但知識分子階層相對接觸西方文化比一般的普通百姓多得多，因此西方文化特別是拜金主義和抽象人道主義理論對中國知識分子也有極大的影響。同時，多數知識分子及其家庭舊社會的經濟、政治地位較高。種種原因導致大多數知識分子世界觀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問題相當之多，少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整體上完全都是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及立場、觀念，而且自覺不自覺地用他們頭腦中封建和資本主義文化中糟粕性思想從事教育和影響學生。毛澤東看到了教育戰線的這種狀況，因此，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但是，毛澤東這一思想卻遭到了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的強烈抵制和反抗。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和《決議》的出現，鄧小平做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論斷。這個判斷顯然是針對毛澤東的，是完全否定知識分子隊伍中不同程度存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甚至完全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客觀狀況。這個判斷確實受到了知識分子隊伍多數人特別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極其嚴重的人的極大歡迎。從此，“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這一字眼從領導人講話、會議決議和主流媒體中完全徹底消失了。其結果就是知識分子的尾巴翹到天上了，似乎他們的一切言論、行為都是“無產階級”的，都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實恰恰相反，一方面，隨著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深入，一些知識分子拋棄了自身追求真理和揚善抑惡的功能，把如何賺錢和追逐個人名利地位作為人生追逐的主要目標，為此不惜作假、貪污腐化。另一方面“膽子越來越大”，公開在課堂、媒體、網站、微信微博發布大量反馬列主義、反黨、反社、反毛澤東的言論。許多同志指出，《遼寧日報》信中揭露出來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說他們其中有些人只是思想方法或有某些錯誤觀點，而鄧文就完全不同了。筆者前不久寫的《高校意識形態問題、根源和克服途徑》一文中寫道：“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在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的同時，由于種種原因，出現了相當多的問題，一些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他們其中有些人包括其后代不能正確對待這段歷史，把自己的怨氣一直延續下來，且影響他們的學生及親近人員。他們錯誤地認為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共產黨、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于是他們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條件如媒體、互聯網、出版物也包括課堂上直接間接地發泄自己的不滿、抱怨情緒，且夸大、歪曲事實，最后發展到對毛澤東、共產黨、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及祖國的極端仇視。個別知識分子本身就是被推翻的舊社會的地主、資本家、國民黨反動派的后代，他們的個別言論和行為就是其父輩的延續。”我們看看鄧文的基本觀點。該文的錯誤當然包括思維方法的錯誤，但思維方法的錯誤有許多是認識問題，而鄧文不僅是思維方法的錯誤，其最主要最根本的錯誤是階級立場的錯誤。整篇文章都是站在反對革命包括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對人民、反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的立場上分析和認識問題的。惡毒地攻擊我們黨對工農群眾進行的“民族恨、階級仇”的教育是制造 “仇恨”、農民革命蔑視一切“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農民文化是“痞子文化”、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思想是“民粹主義”，上山下鄉不僅是對知識青年的“迫害”，而且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是“極左思潮的畸形怪胎”，誰肯定和贊揚上山下鄉誰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其哲學依據是系統的唯心史觀，而唯心史觀的階級基礎就是歷史上的反動統治階級。鄧文口口聲聲譴責、聲討“仇恨”，但整個鄧文中字字句句、字里行間都充滿著對廣大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對革命、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充滿著刻骨銘心的“仇恨”，這不是“階級立場”是什么呢?這難道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嗎?文中有一絲一毫的“無產階級”味道嗎?有一絲一毫的“人民群眾”的味道嗎?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味道嗎?有一絲一毫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味道”嗎?這不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什么呢?這個帽子不是人民強加于他的，而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證明了這個帽子名符其實、千真萬確。用1957年反右派的正確標準，絕對是一個完完全全合格的右派分子。

　　二、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確實客觀存在。

　　毛澤東1957年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中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89頁)“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同上，第390頁)毛澤東這一結論，一方面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原理，另一方面就是依據中國當時的客觀現實。毛澤東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和闡發的黨的基本路線正是這一思想的繼續、深化，同時也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事實依據。但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特別是《決議》徹底否定了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只是承認一定范圍內上還存在階級斗爭，這種所謂“階級斗爭”實際上只是承認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敵對分子的搗亂破壞，而基本否定了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表現。

　　高校是研究和傳播文化的場所。階級社會的文化現象本身就有階級性。中國當代社會存在三種對立的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本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雖有較多的精華內容，但其主導是以權力至上為核心的糟粕性內容。西方文化對于封建文化而言是歷史的進步，但本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文化，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本質是資本主義社會受剝削受壓迫的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產物。其最大程度繼承了人類其它一切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造的人類最先進的文化。本質是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者解放的文化，是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制度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化。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作為文化研究、傳播的高等院校應該研究人類一切文化成果，包括宗教神學。但客觀存在一個運用什么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傳播的問題。改革開放后，各高校特別是文科院校，加大了西方文化課程的比例，這無可非議。但開設和研究的目的是科學評價這些學說，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的過程。其同馬克思主義課程共同的教學目的都是要求學生從不同角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但由于否認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高校實際上形成了三種文化鼎力的局面，誰開什么課程，誰就說自己的這個理論如何如何正確，無限夸大其精華，而不講其糟粕甚至把糟粕也講成精華，誰就講自己的文化能夠救中國。近些年來，“普適價值”理論的猖獗就折射出高校西方文化泛濫的嚴重狀況。于丹“百家講壇”的主要內容以及人大某領導竭力鼓吹強化“國學”等反映了講中國文化的人的狀況。開設這兩種不同文化的共同點就都是一定程度上甚至完全排除馬克思主義文化。而馬克思主義學科內部，除還有一部分人員科學講授其基本內容，堅定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及指導思想不動搖。也有相當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專業的教授、講授也在課堂和研究中質疑、否定、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原著甚至革命領袖的人格。12月6日，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在京舉辦堅持高校文科正確教學方向理論研討會《紀要》中指出：“與會教授有一個基本估計：目前，在高校文科領域，‘全盤西化’的問題非常嚴重，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邊緣化，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已經成為主流。例如，文學專業開設馬列文論課的寥若晨星，經濟學專業基本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天下，法學專業的馬克思主義法學近乎‘全軍覆滅’，思想政治這門公共課也在相當程度上喪失嚴肅內容，成了各種錯誤思潮、流言蜚語的集散地……近些年來，在中央的指導下，馬工程編了不少好的教材，但是許多高校予以抵制，仍然用自編或自選的含有許多錯誤內容的教材。這既有價值觀上的選擇，也有經濟利益上的盤算。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教師則成了受孤立、遭嘲諷、被冷落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傾向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一種帶有利益導向的社會定勢。除少數意志堅定者外，大多經不住這種潮流的裹挾。”“一些教師特別是一些所謂‘公知’教授，視愛國主義和學術規范為敝屣，功底淺薄，甚至不學無術，卻熱中于以危言聳聽和惡性炒作來撈取榮譽、地位和金錢。他們或與不法富商勾結，或與境外敵對勢力沆瀣一氣，信口雌黃、造謠撒謊，詆毀中華民族、咒罵中國共產黨、污蔑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抹黑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同時美化漢奸、阿諛西方、吹捧反動派、鼓噪中國走向依附式資本主義的陷阱。‘朝扣富兒門，暮隨洋人塵。殘杯與冷灸，便可賣自身’，就是這些人的生動寫照。”筆者非常贊同上述觀點，且最近所寫《高校意識形態問題、根源和克服途徑》一文說，大學 “豈止是個別老師對領袖人物的戲謔和嘲弄，比其更嚴重的就是整個高校西方文化的肆意泛濫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在逐步下降、消弱、淡化，竭力鼓吹西方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救中國的思想。尤其是近些年的‘普適價值’幾乎滲透和影響到所有的文科，大有取代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地位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各種文化課程翻番增長，且不加批判地全部照搬。某些學科甚至超過馬克思主義，如經濟學、政治學、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法學等等。前不久人大教授揭露的大學西方經濟學已經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許多文科類課程竭力取消甚至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在開設的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課程中，大量充斥唯心史觀和形而上學，竭力宣揚其中的糟粕性內容，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社會基本矛盾觀點。在開設的馬克思主義類課程中，歪曲、篡改、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共黨史的現象也比比皆是。學校許多領導及管理人員對馬克思主義學科或馬克思主義的教學研究人員抱有鄙視和不屑一顧的態度。”

　　哲學領域也是如此。傳統西方哲學、現代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不是獨立的一門學科，學術領域把以馬克思主義為研究對象的西方學者統稱為西馬。其中少數人還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在質疑、批判和所謂“創新”馬克思主義)在高校中已經占統治地位，即使那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的教授、博導和研究生相當多人也把質疑和批判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主要方向。撰寫鄧文的鄧曉芒教授原是武漢大學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哲學教授、博導，2009年調至華中科技大學，出版過數十部著作，研究成果累累，且在全國、教育部多次獲獎，全國哲學界知名度較高。德國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批判地研究黑格爾哲學，進一步挖掘合理思想，深化、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中國西方哲學研究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使命。但僅從鄧文中可以看出，他絲毫沒有接受任何唯物史觀的任何基本觀點，更沒有運用黑格爾的精華即辯證法思想認識中國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具體問題，尤其對上山下鄉、對中國革命等一系列問題做了較為徹底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解釋。可見其骨髓深處已經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了，已經徹底地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了。可想而知，在社會主義的三尺講臺和科研成果中能不宣揚德國古典哲學和整個資產階級哲學中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東西嗎，能不宣揚其鄙視人民群眾的英雄史觀思想嗎?這不恰恰證明了高校意識形態領域內階級斗爭的激烈性和嚴重性嗎?中國當今社會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英雄史觀思潮達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時期。鄧曉芒一類教授就是罪魁禍首之一或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高校確實背棄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和方針

　　毛澤東一開始他的革命生涯活動，就已經意識到中國教育存在的極其嚴重的問題，在整個中國革命進程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就已經提出和闡發了大量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思想、路線和方針政策。建國以來，關于教育革命和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方針、政策的有關論述更是比比皆是。這些思想中有兩條最為重要：一是教育目標即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普通勞動者。二就是途徑手段即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盡管文革前的近三十年，教育戰線的問題較為嚴重，但總體上一直強調按照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對其批判和改革中，且取得了較大成績。但文革后，文革的徹底否定和《決議》后，毛澤東的教育思想、路線、方針、政策也遭到徹底否定。就教育培養目標上，完全不提“社會主義覺悟”和“普通勞動者”思想，用抽象的“人才”概念取而代之，實際目標就是培養脫離工農、脫離勞動、脫離艱苦的人上人、精英、貴族。“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不認人民、不認民族、不認祖國的類型的大學生成批成批的出現。就培養途徑手段上，再也不提教育的階級性和政治屬性，不提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而各類學校包括大學走“教育市場化”的道路，只對學生進行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教育。由此造就的相當多的大學生連基本的是非、美丑、善惡的辨別能力和自我調控能力都沒有。而這種狀況的出現，實際是教育者本身包括學校各級領導和許多教師本人就沒有基本的是非、美丑、善惡的辨別標準和自我調控能力。其本身就不會做人，如何教書育人呢?而高校意識形態領域如此激烈的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輿論陣地的喪失恰恰就是背離“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突出和典型表現。

　　鄧文的直接內容是評價上山下鄉，但文如其人。從整個鄧文的字里行間及基本觀點中，就可以透視出鄧曉芒教授的做人標準。第一，其對舊社會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從自身的經濟政治地位決定的反抗、斗爭、革命意識、行為極端仇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極端仇恨，對人民領袖毛澤東極端仇恨。如此立場、思想、行為說明其完全徹底沒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味道，而浸透的完全是被中國革命推翻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大官僚的“覺悟”，是企圖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和制度的“覺悟”。第二，其鄙視農民、農民革命。不僅惡毒攻擊歷史上的農民和農民起義，且極端指責當今中國的農民，號召當代知識分子遠離農民、遠離勞動、遠離艱苦。其本人就是一個三脫離的典型的所謂“事業成功”的人上人、貴族和精英。第三，哲學區別于其他所有學科的最大不同點就是從世界觀、歷史觀的視野、高度研究社會生活中的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德國哲學中的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就他們那個時代站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立場上，他們已經做到了區分真善美與假惡丑，為在德國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盡力了。但我們今天是社會主義，如果簡單照搬這些人的哲學思想評判社會主義社會，就必然會做出一系列的錯誤結論來。鄧文雖然是從哲學的高度認識上山下鄉，但用的是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德國哲學和西方人道主義的糟粕性內容，因此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出現的上山下鄉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做出一系列的荒謬結論。愛因斯坦談到教育只重視傳授專業知識的錯誤傾向時說過：“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情感，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象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象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310頁)鄧教授污蔑上山下鄉是“畸形怪胎”，但按照愛因斯坦的邏輯思維推論，他自己恰恰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畸形懷胎”的教授，恰恰是西方學者揭露資本主義社會而出現的“單向度的人”。因此可以說，高校出現鄧曉芒這類“怪胎”型的片面性的人物，且得到如此之多的榮譽和地位，就是教育戰線背離毛主席教育思想、路線、方針、政策的產物。且這類人物利用其地位、榮譽還在影響其他學生和整個社會。教育這種狀況如不改變，不回到毛澤東教育思想、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軌道上來，整個教師隊伍包括學生中出現這種畸形人物只能是越來越多，其對社會的危害性越來越大。

　　參考閱讀：郝貴生：用唯心史觀解讀上山下鄉的一篇典范文章—一評鄧曉芒教授《對知青50周年的歷史與哲學的反思》

　　附：

　　對知青50周年的歷史與哲學反思

　　今年是我們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記念這個日子，一起來反思這場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我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們在這里轉向了一個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充滿坎坷的道路，決定了我們一生的命運、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我們所啟動的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關系到我們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在50年后的今天，與當時相關的諸多恩怨都已經淡化，我們才有條件來對這場運動做一番遠距離的冷靜的審視，這種審視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觀的、貼近真相的。

　　(一)

　　首先我們要進行一種歷史的反思。剛才講了，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為什么史無前例?是由于當時的領導人的突發奇想，更是因為當時的政府是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全能政府”。現在一般認為，60年代的大規模上山下鄉主要原因是當時由于大躍進的失敗，工業凋敝，經濟崩潰，城市就業困難，為了社會的穩定，必須將大批待業青年和剛剛畢業的中學生趕到廣闊的農村，讓農業生產消化掉剩余勞動力。這些當然不算錯，有大批文獻和事實作依據，但是非常表面，還應該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在歷史上，有哪一個政府解決失業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是采取這樣一種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這本質上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老百姓自己的問題。小民百姓從來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謀生路，各顯神通，魚有魚路，蝦有蝦路，而且一般說來，城里總比鄉下的機會多。讀書人呢，有科舉的路，科舉不第，也還可以當幕僚、教私塾，幫人寫對聯、寫信和寫狀紙，算命看相行醫，做鄉紳和“喊禮”，也可以經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樣窮困潦倒的畢竟不多。

　　到了現代社會，城市發達，科學昌明，專業分工明確，開始有了“失業”問題。這或者是由于專業設置不當，或者是由于經濟不景氣，而當局解決這類問題，通常是通過調整專業培訓和發展第三產業、減少稅收、扶持中小企業的辦法，或者是政府投資興辦公共工程的辦法，卻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是通過把有文化的剩余勞動力趕到農村去的辦法，這相當于一個國家的自殺，斷絕了未來發展的前途。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剛從三年饑荒中走出來，百廢待舉，第三產業極端匱乏，人民生活極端不便，各行各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個時候在城里，人們的生活水平極端低下，工資極低，只求有口飯吃。有的家庭靠母親在街道工廠糊個紙盒什么的，就能夠供家里幾個孩子念書，雖然非常困難，也能勉強度日。文革后期趕人下鄉的口號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但我從來沒有看見誰在城里吃閑飯，只要賴在城里，總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認為，當年中國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勞動力過剩和失業的問題，相反，只要放開讓大家去各自謀生，只會有勞動力不足、特別是有文化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為什么的確又有大批中學畢業生無法安排工作呢?這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開讓百姓自謀生路，而要把就業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證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壓制街道工廠和市場的自然發展。60年代的街辦工廠和小集體單位自負贏虧，搞物質刺激，被視為如同農村的“三自一包”那樣的非社會主義企業，是絕對不容許其坐大的。這就使得街道企業和小集體吸收勞動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貫徹“階級路線”，那些家庭“有問題”的學生的確面臨如何處置的問題，必須把一部分學生打入“另冊”，以制造“階級矛盾”，鞏固和加強紅色政權的合法性。這兩方面都是極左意識形態的實踐效應。文革后期，特別是1968年以后，這一套辦法也成為解決紅衛兵造反派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現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過戶口制度，對百姓、特別是有文化的人掌握著絕對的人身控制權，因而能夠對成百萬的知識青年任意驅使，能夠輕而易舉地干成這件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都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對極左意識形態控制整個社會、為所欲為的制度上的保證。

　　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這些極左意識形態的受害者，為什么在當時對這種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沒有清醒的意識，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擁護，自覺自愿地以極大的熱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這一“劃時代的”“偉大事業”，還覺得自己特別光榮、特別真誠?即使是那些對于上山下鄉抱有反感、恐懼、無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覺得自己沒有正當的理由來抵制這種強加于自己的命運，反倒覺得自己有種想當“逃兵”的不光彩?這就涉及到我們從小所受到的那種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腦，是必須徹底反思的。

　　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來我們所經歷過的那種極左的意識形態，有的追溯到蘇聯模式，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有的追溯到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還有的追溯到了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必須清理的，但是我還沒有看到一個人把這種極左思潮追溯到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的慣性。

　　我歷來認為，中國革命的實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次農民起義，而農民意識里面浸透著的是皇權意識。中國幾千年來都是農民國家，這是中國皇權專制體制的深厚的基礎。每個農民出自本能地想當皇帝，或者是夢想著有一個好皇帝從上面賜給他陽光和雨露。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層的農民、特別是農村的流氓無產者的心，以中國貧苦農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并且很自然地與現代世界的民主運動大潮混為一談。但國際上的民主思潮講的是自由和平等，而東方包括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的民粹主義則極容易從大眾崇拜轉為個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為農民講平等，不過是要由一個他們所佩服的、為他們說話的領袖帶領他們“鬧翻身”，把他們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奪過鞭子揍敵人”。整個過程都需要仇恨，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這就是“革命”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

　　但傳統的皇權專制一旦坐穩了天下，通常都要從這種農民革命的仇恨激勵轉向社會和諧，所謂“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必須將儒家倫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來，對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國革命勝利后，為什么幾十年一直沿用著“馬上治天下”的思路來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呢?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當今的“天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而是“世界”。在世界沒有統一以前，毛始終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稱“霸”。為了繼續“反霸權”或者說“爭霸”，還只能以“馬上得天下”來治國。所謂“輸出革命”不過是毛的“合縱連橫”爭當國際霸主(世界革命領袖)的策略。

　　因此，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幾個因素是最關鍵的。一個是“革命”，革命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從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獻身于革命事業。其次是仇恨，就是“階級仇，民族恨”，因為革命必須有革命的對象，“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對象。第三就是大眾崇拜、底層崇拜，或者“勞工神圣”。我們吃著農民種出的糧食，穿著工人生產出的衣服，不為他們服務、不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對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鄉的意義，一個在于這是一樁“革命事業”，是為世界革命作貢獻的壯舉，是反修防修、抵制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有效的措施;再一個就是“返本”，回到工農群眾中去，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塊。”這些話語在我們當時看來，占據著天經地義的道德至高點。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教育，它決不能通往現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眾崇拜和個人崇拜(兩極相通)。我們最崇拜的是那個站在天安門上喊“人民萬歲”的人。

　　所以，上山下鄉是在一個由底層農民革命奪取政權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終保持底層那種“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的特殊時代，所誕生出來的一個極左意識形態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著道德旗號的宣傳口號由于符合中國傳統底層文化的“正義”性和仇恨心理，特別是符合《水滸傳》中的那種痞子文化傳統，而具有極大的欺騙作用。

　　(二)

　　因此，我們今天來反思上山下鄉，有一個最好的歷史條件，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為這種民粹主義實踐作了定論，證明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這場巨大的社會實驗是一場“浩劫”(不僅僅是文革)，而與此相應的意識形態教育則是一種利用傳統文化慣性所進行的系統的洗腦和欺騙。

　　作為個人來說，我特別不能同意對待上山下鄉的這樣兩種偏向。一種是把上山下鄉僅僅看作我們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對上山下鄉政策的單純控訴和訴苦的態度上，這種態度并沒有超出我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也是經不起傳統意識形態的反駁的。農村出身的作家劉震云曾經質問：你們知青下鄉是“受迫害”，那廣大農民世代在鄉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們可以回城、算工齡，農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對于這樣的質疑，我們將無言以對。

　　我們的確由于貫徹“階級路線”而受到了迫害，但我們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頭，而在于我們完全是被愚弄被強制地驅趕到了一個遠離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讓我們正在繼續的學業受到中斷和荒廢，這是對個人人權的粗暴踐踏。當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時，用“反迫害”作為旗幟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們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反思，這不單純是一個知青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都還停留在中世紀，不知人權為何物。

　　另一種傾向則是把上山下鄉盡量美化，覺得那是我們青春時代的一種美好回憶，甚至渴望回到那種沒有心計、互相坦誠、天真純潔的時光，那是我們的“激情燃燒的年代”。于是在我們這個年紀上，一些人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緒，并且將這種情緒毫無反思地表現出來，甚至到舞臺上去公演，唱紅歌，跳紅衛兵舞，都成了炫耀我們那個時代青春激情的一種公開的方式。我簡直覺得這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

　　我不否認，每個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紀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個人的青春都值得歷史記住。或者說，人的青春只有附著于歷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能夠反思我們當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康德語)，我們的回憶就具有人類經驗的價值。否則我們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紀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幾個朋友的回憶中，而不足為外人道。而在我們身后，這些美好的回憶都將煙消云散，不留痕跡。我們等于不曾活過。

　　所以，只有經過這樣的反思，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才會不僅僅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而且對下一代和子孫后代而言，都具有歷史意義。現在有些年輕人對我們這一代十分瞧不起，雖然也唱紅歌，但遠沒有我們當年的虔誠，而是故意用搖滾的、調侃的態度在唱，他們與歌詞的內容保持著一段歷史的距離，表達著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不要慨嘆所謂的“代溝”，這不過是歷史的進步而已。這種看不慣只不過表明我們被遺留在歷史的灘頭，我們擱淺了。

　　也許有人會說，你老是說歷史歷史，歷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這樣說的人，我要反問一句：你的兒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孫子輩和你有什么相干?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要給后代帶個好樣，要把我們一生的經驗、我們做人的感悟和覺醒留給后代，不要讓人指著后背說：你看，這就是被毀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經歷，足以讓年輕一代人肅然起敬，只看我們自己如何對待。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結》，意思是讓我們走出單純的懷舊和自戀，放眼我們在中國當代歷史中所處的境遇，反思人性從朦朧到覺醒的艱難歷程，這樣來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提供某種深化的契機。只有這樣，我們所受的苦才不會白受，我們青春的激情才不會虛擲，我們這一代人的痛苦經歷才不會毫無痕跡地煙消云散，而會在中國當代啟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三)

　　最后，我想在這知青下鄉5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資格進行一種人生哲學的回顧和反思。我們的生命已經過去了一大半，我們的朋友中有的已經提前離開了我們，他們所面對的死亡不久也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我們對自己的這一生究竟如何評價?在面對死神或上帝的時候，我們能夠問心無愧嗎?我們絕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們的結局都是一樣的，在死亡面前，我們都有一個平等的靈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們到了這個年齡，已經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尋煩惱。他們擁有了人生閱歷這份精神財富，卻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們開始遺忘，消極地對待人生，相當于等死。但是，我還是希望每個經歷過來的人都始終能夠有一種積極的態度，抓住我們剩下不多的生命來充實自己、提升自己。我們好不容易到人世間來走了一遭，如果草率從事，匆匆忙忙，還沒有來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來了。

　　我體會人生越到后來，越有嚼頭，當你有了豐富的人生閱歷，你再回過頭來看自己走過的道路，你會看得更透，你對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輕時候我讀哲學，一位朋友的父親對我說，哲學是要到45歲以后才讀的。雖然我并沒有聽他的勸告，但我覺得他說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過來理解：哲學到了老年以后才會有切身的體會，才知道它的用處何在。

　　不論對哲學有沒有興趣，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哲學，只是他沒有意識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也是你的哲學。我們平時忙于生活，無暇顧及思考生活，但其實我們是有機會接觸到哲學的。在我們的人生中，第一個接觸哲學的機會是我們在鄉下感到絕望，前途一片渺茫，時常百無聊賴的時候，那時我們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發這些暗淡無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個時候進入到哲學中來尋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離不棄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個機會就是當前了。在我們這個年紀上，生活的重擔已經逐漸卸下，我們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來，而且回顧過去，我知道有許多朋友們會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雞毛，不堪收拾。當然也有得意的，覺得自己混到今天有這樣，也算是不錯了。但畢竟現在有更多獨處的時光，從50年前的那個日子開始，生活像一條紅線一般把自己的記憶一直牽引到了今天。如何將這條紅線理出個頭緒來，而不至于變成一團亂麻，這就是哲學的功用。

　　幸好，哲學不是某個人的專利，而是人的本性。當你在孤獨的時候，當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進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時候，你會知道，只有哲學能夠幫你走出迷惑，將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個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這個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i] 本文為長沙市2014年11月2日作者在紀念長沙知青下放江永縣50周年論壇上發言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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