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學術和思潮形態的國際毛主義興起已有半個多世紀。國際毛主義研究的學術譜系不斷擴展，成為國際學界的一門顯學。與此同時，國際毛主義運動跌宕起伏，毛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思潮深刻影響著國際社會。國際毛主義研究方興未艾。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思潮已經轉向對經濟不平等的現實關照。當下，國際社會的國際毛主義主要是針對經濟不平等的社會抗議，是一種和平運動和社會批判思潮。

　　關鍵詞：毛澤東;毛主義;國際中共學;中國共產黨

　　國際毛主義研究的形成由來已久。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佛大學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展了一套獨具特色的中國革命理論和戰略，在國際學界較為系統地提出了“毛主義”理論。其后不久，隨著斯大林的去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左翼運動出現了分裂和分化，國際社會出現了毛主義運動。毛主義也成為一種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思潮。國際左翼、右翼學者、政治家、社會活動家等也加入到國際毛主義研究隊伍中來。六十多年來，哈佛大學學者開創的毛主義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界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國際毛主義運動也經歷了跌宕起伏。而長期以來，國內學界沒有對國際毛主義的研究的學術譜系進行系統梳理，對國外毛主義研究成果的譯介也不多,對其學術性認識不足，認為毛主義是單純的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話語，甚至認為其有貶義，甚少使用毛主義一詞。總體上看，國內學界仍應提高對國際毛主義研究的學術譜系地位和社會思潮地位的認識。

　　一、學科起源：“毛主義”術語的提出

　　1950年，哈佛大學博士生史華慈首次提出了“毛主義”(Maoism)這一概念，這是國際學術界首次用用領導人的姓氏來命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把她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并列。與毛主義非常接近的另一個詞“毛澤東主義”由國民黨反共理論家葉青提出，這是國內首次用毛澤東的姓名來指稱共產黨的理論。1941年冬，葉青在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之后，在重慶出版的《抗戰與文化》雜志發表讀后感，提出并批判了 “毛澤東主義”。在他看來，“毛澤東主義”是所謂“中國的農民主義”，即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一個再版”。不久，這個詞在延安等地出現。1942年2月，為了反駁葉青，毛澤東的讀書秘書張如心在《解放日報》上，對“毛澤東主義”作了簡要闡釋，駁斥了葉青的觀點。1942年7月1日，鄧拓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1948年，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曾想在在開學典禮上提出 “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1]，并請周恩來和毛澤東、劉少奇商量是否可用這一提法。毛澤東在回復中否定了這一提法，認為“不能說毛澤東主義”，“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2]。毛澤東認為使用毛澤東主義一詞會突出自己，反對這一提法。文革期間， 在重慶等地曾有“毛澤東主義戰斗團”等紅衛兵組織。總的來看，國內宣傳和理論界基本不用“毛澤東主義”或“毛主義”這兩個提法。

　　在國際學界，“毛主義”的觀點肇始于費正清1948年出版的著作《美國與中國》，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出現了異常(anomaly)，這種異常就是“把農民運動作為革命的階級基礎”[3]。他甚至提出，這是中國革命的傳統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在費正清明確提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農民的運動，而非無產階級的運動。中國遵循的是中國革命傳統而不是馬克思主義”[4]。此時，費正清的學生史華慈正在他的指導下寫作博士論文《毛澤東崛起以前的共產主義》。1950年論文完成并獲得通過，這篇論文中提出了“毛主義”術語，認為“毛主義”的三大要義是“馬列主義信仰、按照列寧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黨、這個黨建立在純粹的農民運動基礎上”[5]。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在《“毛主義”的傳說》一文中認為，“1951年，史華慈杜撰了毛主義一詞并詳細解釋了它的意義”[6]，他認為史華慈在其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這一專著中最早公開使用了這一術語。史華慈的學生杜維明也認同此說，認為，“史華慈第一次使用”[7]。史華慈在博士論文正文中四次提到毛主義這一術語：“毛主義的興起”(第138頁)，“共產國際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接受毛主義?”(第207頁)，“毛主義的基本特征”(第234頁，兩次)。 1951年，史華慈在著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澤東的崛起》(由博士論文稍作改動出版)中提出了“毛主義”[8]。魏特夫和杜維明依據的就是這一專著。史華慈專著中三次明確提到了“毛主義”這一術語：“毛主義的興起”(第115頁)，“共產國際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接受毛主義?”(第168頁)，“毛主義的基本特征”(第189頁)。1952年出版的由布蘭特(Conrad Brandt)、史華慈、費正清三人編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中也多次明確提到“毛主義”這一術語。這本書的結語提到該書1950年6月就已經完成。史華慈還使用了“毛化”這一術語。他認為，“大躍進是超越蘇聯模式的一次勝利，揭示了延安理論不僅適用于革命，而且適用于中國的現代化……大躍進是毛化(Maoification)的一個高峰，但它并不表明經濟領域與蘇聯模式的決裂”[9]。

　　毛主義一詞的涵義非常寬泛。史華慈最初并未給出明確的定義。1968年，他在另一專著《共產主義和中國：流動的意識形態》中提出，“毛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聯姻的結晶，但這個新生兒一定是有自己的獨立性的”[10]。六十多年來，國際社會使用的毛主義術語有多重涵義。其一，毛主義是一種革命戰略。史華慈的研究中把毛主義作為指導實踐的理論，甚至提出“毛主義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戰略”[11]。費正清也曾表示“毛的創新是在實踐領域，而不是理論領域”[12]。其二，毛主義是一種革命理論。利夫頓(Robert Lifton)曾研究中國的“革命毛主義”[13]，再如國際毛主義運動中的毛主義。其三，毛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如美國左翼經濟學者格利(John G. Gurley)曾撰文論述“毛氏富足共產主義理論”[14]，其實是強調社會建設理論。其四，毛主義是一種文化理論和現象，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和巴迪歐(Alain Badiou)的研究對毛主義哲學的研究。其五，毛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如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對毛主義終結的論述。其六，毛主義是社會運動的旗幟，如美國的新左派運動、學生反戰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運動中曾把毛澤東、馬克思、馬爾庫塞作為運動偶像和旗幟。其七，毛主義是一種理論武器。中蘇論戰以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印尼共產黨，以及一些左翼組織內的毛派，把毛主義奉為替代斯大林主義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統。毛主義已經發展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社會思潮和學術思潮。

　　史華慈的“毛主義”和“毛戰略”兩個概念含義基本一致。哈佛大學的學者還使用了幾種不同但相近的說法，如“毛思想”、“毛澤東思想”，幾個概念的差別比較微妙。費正清等學者曾使用“毛的思想”(Mao’s Thought)，他有時也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并稱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Marxism-Lennism-Mao’s Thought)[15]。史華慈后期的著作中也提出過“文革毛主義”[16](Cultural Revolutionary Maoism)。直到今天，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者仍在經常使用“毛主義”這個詞。哈佛學者提出的“毛主義”這一重要概念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學術界圍繞著“毛主義”問題展開了深入而系統的探討，產生了大量的學術成果。

　　毛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兩個詞的內涵和外延都有相通之處，也有所不同。毛澤東思想是指有關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指導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17]費正清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西方被稱為毛主義，在中國被謙虛地稱為毛澤東思想。它代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和基本原理在中國具體條件中的應用”[18]。毛主義術語既包含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思想，甚至包含文革期間的“革命毛主義”，更加強調了毛澤東個人的主體性。國內學界對國外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有過較為系統的梳理，蕭延中認為，“(毛澤東)思想不僅還活著，而且進入到了國際學術研究的最前沿”[19]。但“毛主義”一詞本身并無貶義，它在海外學界被廣泛使用，頻率明顯高過“毛澤東思想”。

　　二、研究群體與研討氣氛：國際毛主義研究吸引多領域研究者深入探討

　　六十多年來，眾多學者、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作家等參與到國際毛主義研究中來。國際學界已經展開了對毛主義的百科全書式研究。眾多學科領域的專家都有參與。歷史學者如費正清、史華慈、魏特夫、施拉姆(Stuart Schram)、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沃林(Richard Wolin)，政治學者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白魯恂(Lucian Pye)、阿普特(David Apter)，哲學學者如齊澤克(Slavoj Zizek)、阿爾都塞、巴迪歐、萊文(Norman Levine)、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經濟學者如阿明(Samir Amin)，心理學家如利夫頓，政治家如霍查(Enver Hoxha)、阿瓦基安(Bob Avakian)、普拉昌達(Prachanda)，作家特里爾(Ross Terrill)、肖特(Philip Short)，電影導演如戈達爾(Jean-Luc Godard)等，都曾發表了大量有關毛主義的學術作品和傳記作品。近年來，左翼學者齊澤克、右翼學者福山等成為國際毛主義學界新的學術代表。國際毛主義研究者遍布多個學術領域，來自世界各地，圍繞毛主義主題，展開了多視角的深入研討。

　　(一)哈佛大學學者參與的學界毛主義爭論

　　哈佛大學學者提出毛主義概念在國際學界引發了多次熱烈的學術討論。學界圍繞著“毛主義”問題展開了深入而系統的探討，新的研究成果自此不斷涌現。其中有五次較為集中的學術辯論，有關論文分表發表在《政治學評論》、《外交事務》、《新領導》、《中國季刊》、《共產主義問題》、《近代中國》等政論和學術刊物上，時間跨度近二十年。

　　第一次爭論。1951年，史華慈的博士論文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的崛起》為題出版，很快傳播開來。1954年，著名的共產主義研究學者、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魏特夫開始批評“毛主義”理論，他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創性，沒有什么毛氏原創性”[20]。魏特夫并沒有點名批評哈佛學者，但顯然是指向他們。魏特夫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在社會性質和發展階段等問題上沒有什么創新性，因為馬克思列寧早就論述過這些問題，提出過這些觀點。作為回應，史華慈1955年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論毛的原創性》，認為“毛和斯大林的原創性不是列寧那樣的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創新”[21]，但也認為“毛的創新是在實踐領域，而不是理論領域”[22]。

　　第二次爭論。1959年7月，在美國社會主義協會主辦的《新領導》雜志上，發生了第二次學術辯論，共發表了三篇論戰文章。魏特夫進一步否定費正清、史華慈、布蘭特師徒三人的“毛主義論”。魏特夫撰文《論北京的“獨立性》，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的作者們(上述三位哈佛學者)錯誤解釋了毛澤東1927-1940年間的活動”，認為錯誤的“毛主義”理論帶來了嚴重后果，“對美國的決策者造成了破壞性影響”[23]。1960年4月，史華慈在該刊發表論文《毛澤東和共產主義理論》反駁魏特夫，認為，“魏特夫教授的文章并沒有削弱我書中的中心觀點：(1)無論是毛的戰略還是其上臺,都不是莫斯科事先策劃的;(2)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有了新的發展，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進一步分化”[24]。魏特夫一周后又在該刊發文《列寧和毛澤東》，認為“史華慈把我們引入到一系列假問題的探討中，只會使事情更糟”[25]。《新領導》雜志的論戰是與《中國季刊》上的討論交叉進行的。

　　第三次爭論。1959年，《中國季刊》的首任主編麥克法夸爾敏銳地發現了史華慈和魏特夫在毛澤東思想理論研究上的尖銳對立，邀請他們在《中國季刊》上圍繞“毛主義的原創性”[26]這一問題繼續深入展開學術辯論。1960年第一季度的《中國季刊》創刊號上即發表了魏特夫的《毛主義的傳說》一文。與《新領導》的文章相比，魏特夫的論述更詳細，材料更豐富。史華慈發表了《“毛主義傳說”的傳說》，對魏特夫的指責作出了更為細致的反駁。隨后，該刊發表了魏特夫給史華慈的答復文章《毛主義——傳說?傳說的傳說?》及史華慈對這篇答復文章的評論。其后是夏得馬(Henryk Sjaardema)的文章《毛主義的精髓》。這其實是一篇讀者評論，夏得馬支持史華慈而反對魏特夫的觀點。最后是史華慈對夏得馬文章的評論。《中國季刊》上發表的文章比《新領導》的后兩篇文章還要更早一些。對比發現，這兩組文章內容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一次討論比《新領導》更為深入，雙方仍然各持己見，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據和材料。《中國季刊》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資創辦的，有著較為復雜的政治背景。相對于其他幾次辯論，這次學術辯論影響最大。

　　第四次爭論。1966年5月，學者們在《共產主義問題雜志》展開了又一次毛主義討論。這次討論的主題是“什么是‘毛主義’”。參與討論的有施拉姆、柯亨(Arthur A. Cohen)、史華慈等多位學者。這次討論先由編輯部邀請施拉姆和柯亨就有關毛主義的問題發表意見，然后請史華慈等人評論，而后施拉姆、柯亨等又作答復。施拉姆發表了《其人與其主義》(The Man and His Doctrines)一文。柯亨的文章是《其人與其政策》(The Man and His Policies)。史華慈發表評論文章《斯大林主義還是中國性》(Stalinism or Chineseness)，再次強調中國共產主義的原創性，認為“毛主義的很多因素來源于20世紀中國的具體實際，這些因素具有中國性，根源于文化危機”[27]。學者雷加(Mostafa Rejai)《重新定義的需要》一文，主張對“毛主義”重新定義。著名中國學學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發表評論文章《傳統的延續》，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發表《專制主義傳統》，最后是施拉姆和柯亨的評論。列文森和夏皮羅等幾位著名學者的加入，擴大了這次論辯的影響。

　　第五次爭論。1976年10月“文革”結束之時，《近代中國》(Modern China)主編黃宗智在該刊組織了又一次關于“毛主義”的學術辯論。這次討論規模較大，有史華慈、施拉姆、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等12位著名學者參加，發表了15篇論文和評論。首篇是黃宗智的《編者按》，第2篇是霍普金斯大學副教授佩弗(Richard M. Pfeffer)的《馬列主義傳統中的毛澤東和馬克思》，該文結合“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理論與實踐，通過分析張春橋有關資產階級復辟的論述，認為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毛的思想與馬克思是一致的。該文甚至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擴展到了“文革”階段。文章批判了毛澤東理論研究中史華慈的“決定論”、施拉姆“唯意志論”和邁斯納的“烏托邦論”，批評了美國學界毛澤東研究存在嚴重的自由主義傾向。文章還認為，“史華慈的專著《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是該領域(中國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曾主導該領域十幾年”[28]，充分肯定了史華慈的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第3篇是史華慈的《馬克思主義精髓再思考：一個答復》，反駁了佩弗的批評。第4篇為密歇根大學青年學者魏昂德《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社會變化》一文，分為“一個反饋”和“毛戰略和思想中的主觀主義再考察”兩部分，先后刊出。該文對二十多年來西方學界對毛澤東思想原創性的研究進行了考察和總結,主要批評了施拉姆、邁斯納、佩弗等人的意志論和決定論，認為“魏特夫否認了毛的原創性，史華慈肯定了毛的原創性，而施拉姆則限定了毛的原創性”[29]。第5篇是魏斐德(Frederick L. Wakeman)的《一個回應》，對魏昂德的批評作了回應。第6篇是《對佩弗、魏昂德中國革命研究的思考》一文，回應了兩人對其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批評。第7篇是佩弗的《毛和馬克思：理解、學術和理論》一文，評論施拉姆等人的毛澤東研究。第8篇是魏昂德對施拉姆和魏斐德的回應文章《一點回應》，第9篇是施拉姆針對魏昂德論文的《評論》。第10篇是麥斯納的《學術傳統中的馬克思》對有關領域的研究進行了總結。第11篇華盛頓大學青年學者塞爾登(Mark Selden)撰寫的《馬克思毛澤東和社會發展的辯證法》。第12篇是威斯康星大學傅禮門(Edward Friedman)撰寫的《馬克思、毛和其他》，第13篇是安多斯(Stephen Andors)撰寫的《馬克思和毛：一個評論》。第14篇是斯塔爾(John Byran Starr)撰寫的《毛澤東作為思想家的思考》。第15篇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格利(John G. Gurley)撰寫的《研討論文：討論與評論》一文。第五次討論更加深入具體地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此次辯論中有幾位學者肯定文革，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格利把毛主義稱為“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為由社會主義通向共產主義提供了持續的動力”。這種觀點實際上肯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想。格利在總結中再次談到毛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分化(disintegration)還是進步(progress)。史華慈認為是分化、異端，而格利則認為是進步。關于研究方法，格利認為，“解釋馬克思主義最好的方法是應用馬克思主義”[30]。

　　這五次論述都有哈佛學者代表人物之一的史華慈參加。很多學者在辯論中研究了哈佛學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或批評，或贊同。這些爭論本身是總結，又是新的以及更為深入的研究。

　　海外學界也舉行過多次有關毛主義的國際研討會。2003年12月，在麥克法夸爾的組織下，費正清中心召開了“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在毛澤東研究中的杰出貢獻——毛澤東再認識” 學術會議，專門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的逄先知、廖蓋隆等著名學者。國際學術界研究毛主義領域的著名學者史景遷、特里爾、齊慕實、白魯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肖特等分別發言。2005年，張戎(Jung Chang)、哈代(Jon Halliday)合著傳記作品《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引發熱烈討論，費正清中心舉行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Assessing Mao’s Place in History)研討會。麥克法夸爾、施拉姆、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魏昂德等分別發言討論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毛澤東，并對這一傳記的客觀性提出了質疑。

　　(二)國際毛主義運動中毛主義政治思潮的興起

　　六十多年來，國際毛主義運動對毛主義的理解也有關多次爭論。50年代，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斯大林主義的國際形象受到嚴峻挑戰，直接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國際社會的一些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和左翼組織選擇了毛主義，放棄了斯大林主義。中蘇論戰暴露了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分歧，加劇了這種分裂。一些政黨和組織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把毛主義作為一種反修正主義理論與蘇共斗爭。60年代，美國的左翼政黨黑豹黨以毛主義為指導思想，甚至主張武裝斗爭。毛主義的國際影響不斷擴大，中國文革期間達到頂峰。1975年，以毛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美國革命共產黨成立。中美和談與建交、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也引發了國際毛主義運動的內部的分化。美國進步勞動黨在1972年中美領導人會晤后就發生轉折，表示對中美和解不能理解。70年代末，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霍查公開批評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由于對毛主義的理解不同，當時國際毛主義運動可分為三派：理解和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擁護執政時期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仍然堅持支持中國文革，自稱堅持“真正毛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倒臺之后，毛主義運動主要分為支持和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自稱堅持“真正毛主義”的左翼。70年代末以來，國際毛主義運動分裂加劇，90年代以后更是出現了弱化趨勢，第三世界的眾多毛主義運動和組織銷聲匿跡。20世紀初，聯合尼共(毛主義)通過選舉實現了與其他黨派的聯合執政，國際毛主義運動出現了新的曙光。美國革命共產黨一些積極分子如阿瓦基安、羅塔(Raymond Lotta)仍在宣傳毛主義，該黨仍在繼續出版黨報《革命》，該報已經堅持了三十多年，被稱為毛主義報紙。其他國際毛主義組織出現衰弱化趨勢。國際毛主義運動中對觀點林立，思想多樣。即使國際左翼之間，也經常出現互相批評和攻擊。有的學派和社會組織認為自己才是毛主義的正統，而批判其他的學派和組織為修正主義。如有的左翼知識分子批評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和齊澤克是“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反對毛主義，實際上是修正主義”[31]。運動的爭論與分化都包含著對毛主義的思考和研究。

　　毛主義者與毛主義理論研究者之間也發生了多次爭論。近幾年，美國革命共產黨積極分子羅塔和齊澤克發生了辯論。齊澤克批評以毛主義為指導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為“叛徒”[32]，認為他們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而羅塔則多次要求與齊澤克辯論，認為齊澤克的是資產階級分子。羅塔也向哈佛大學的麥克法夸爾發出辯論的挑戰公開信，認為麥克法夸爾的文革研究是偽學術，文革其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真正革命。

　　三、學科對象：海外研究者深入探討了毛主義研究中的主要問題域

　　國際毛主義研究領域的眾多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從基本理論領域、實踐應用領域等方面對毛主義展開了深入研究，出現了多個重要問題域。

　　關于是否承認“毛主義”存在的問題。這一問題被麥克法夸爾稱為“‘毛主義’的原創性問題”[33]。哈佛大學的一些學者如史華慈認為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異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甚至背離;另一方面又認為，毛主義吸收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他提出，“毛式的主張中有一些要素是與斯大林戰略一致的”[34]。“毛主義”代表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但絕不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離。毛澤東的闡述一語中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35]

　　毛主義的基本內涵問題。麥克萊倫在其專著《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中總結了毛主義的五個基本內涵：1.把工農業協調發展作為基本目標;2.強調意識和意志的重要性，這也是“文革”發生的認識根源;3.強調游擊戰爭，在第三世界影響很大;4.強調反官僚主義;5.強調勤儉節約和獻身大眾的德性。特里爾在《毛澤東傳》中則把密切聯系群眾、注重調查研究等列入毛主義的基本內涵。

　　毛主義與黑格爾、馬克思、列寧的關系問題。史華慈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的崛起》一書結論中認為毛主義是異端，但也同時指出，“除了完全缺乏共產主義政黨和工業無產階級的有機聯系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保留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基本要素”。他認定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第一個原理是“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歷史救贖過程的信仰，列寧對共產黨是歷史救贖的唯一代表的信仰”。第二個原理是列寧主義的建黨理論與實踐。史華慈認為，“列寧主義的建黨理論和實踐得到了堅持，一個反映人民群眾急切愿望和要求的，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組織嚴密而富有活力的黨組織，在確保革命成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第三個原理是列寧主義固有的集權主義傾向。史華慈認為，中國繼承了這一傾向，并提出“這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核心要素之一”。第四個原理是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史華慈認為，“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原理，曾極大地吸引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這種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實際聯系起來，也使中國知識分子找到了自己的角色”[36]。舒爾曼(Franz Schumann)認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不變的普遍真理和變化的個人意識形態的持續結合”[37]，這種觀點認為毛主義吸收和融合的馬克思主義。一些學者認為，毛主義吸收了列寧主義。麥克萊倫提出，“毛主義是列寧主義和中國落后的經濟狀況以及一定的中國傳統思想的綜合”[38]。也有右翼學者或者運動分子攻擊毛主義，如1978年，前蘇聯曾出版一本名為《毛主義：口號與實踐》小冊子，宣稱“毛主義是馬列主義的對立面”[39]，還認為毛主義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

　　毛主義哲學問題。被學界稱為“法國毛主義教父”[40]的阿爾都塞在其名著《保衛馬克思》一書中專門研究了毛主義辯證法問題，他認為，“主次矛盾、主次方面、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矛盾的不平衡發展規律是毛澤東哲學的要義，是黑格爾哲學所沒有的”[41]。他把毛澤東的著作當作重要國際文獻來閱讀。巴迪歐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閱讀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等哲學著作后，他認為“毛澤東是辯證法大師”[42]。齊澤克認為“毛澤東錯誤地拒斥了否定之否定觀念”[43]，片面強調斗爭性，而否認統一性，片面強調一分為二，忽視合二為一，導致長期的文革惡斗，以及“文革”后資本主義的復辟。萊文認為，矛盾概念源于黑格爾，被列寧廣泛使用，但毛澤東賦予這一概念更為重要的地位和新的涵義[44]。德里克認為，“矛盾概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毛澤東鏈接理論和實踐的關節點”[45]。左翼學者齊澤克認為，一方面，毛澤東吸收發展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先是把矛盾區分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區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后來又把矛盾區分為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這是毛澤東矛盾論和實踐論的重大創新[46];另一方面，毛澤東沒有能正確認識否定之否定，認為對抗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不符合對立統一思想。實際上，毛主義產生后，又從毛主義中分化出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又有新的理解。

　　毛主義與蘇共、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毛主義和中共理論的自主性問題。史華慈通過毛主義概念突出強調了中共理論的自主性。如上文所述，他提出，“毛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聯姻的結晶，但這個新生兒一定是有自己的獨立性”[47]。在紀念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的文章中，史華慈還進一步明確指出了毛澤東帶領中國走出了“一條自主的原創性的中國道路”[48]。他認為，毛主義是根植于中國實踐的自主創新性理論，也是中國走出的一條新路。

　　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問題。一方面，海外學者看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素，看到了毛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華慈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主義者’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49]。費正清認為，“毛主義的基礎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在實踐中檢驗，必須應用到鄉村中國的實際”[50]。史華慈后來還把毛澤東思想和實踐稱之為“中國共產主義中的毛澤東張力”(the Maoist strain in Chinese Communism)[51]。這里的“毛張力”論實際上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總體上看，他的核心思想是認為“毛主義”是“一種行動上的‘異端’”[52]。此處的“異端”并無貶義，只是突出強調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史華慈還明確提出，“在馬克思錯誤的地方，毛澤東可能是對的”[5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54]，“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55]。費正清、史華慈等學者已經把毛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毛主義的基礎。

　　毛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費正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的協奏曲中，有儒學的潛調子”[56]，“如果不了解中國儒家傳統，就無法理解毛澤東的思想(Mao Tse-tung’s thought)”[57]。列文森認為，“毛澤東追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典型的中國風格”[58]。史華慈認為，“毛主義”是一種“特色革命理論”[59](peculiar theory of revolution)。施拉姆認為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中共的意識形態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淵源”[60]。他還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但強調從國情出發，更是強調中國傳統智慧和價值”[61]。史華慈把傳統文化比喻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圖書館”更為合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從傳統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智慧，同時也摒棄了糟粕。費正清專門分析了“毛主義”的“儒家德性”問題。他認為毛澤東具有一種“道德主義”，繼承了中國的道德說教傳統。他認為西方的合法性來自法律規定，中國的合法性來自道德正義。他提出，“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自道德。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原則反映了對傳統說教的繼承，中國曾有兩千年儒家說教傳統”，且認為“孔子和毛澤東都強調思想和態度的正統，而非法律程序”，甚至提出毛澤東有一種“過度的道德主義”[62]。費正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特點是“道德與政治的融合”，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講，是“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思想與行動的統一能夠像帝國儒家時期一樣能夠實現，因為，道德和思想權威與政權融合在一起了”[63]。在費正清看來，文革是“毛澤東式革命的一種道德狂熱”[64]。費正清等海外學者看到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65]。

　　“毛主義”的歷史地位與影響問題。經濟學家阿明認為，毛主義是解決斯大林體制和當代資本主義體制下兩極分化問題的嘗試，是斯大林主義和當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替代，是“世界上最為公平的社會”[66]。麥克萊倫在其專著《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中把毛主義列為后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法國毛主義知識分子也把毛主義作為對教條式馬列主義的替代形式。也有學者認為，毛主義和儒學是影響世界的兩大中國思想。也有海外研究者較多地論述了“毛主義”歷史作用，持有較為偏激的觀點,簡單地把“毛主義”運動看成了權力斗爭。史華慈認為，“特定理論和特定邏輯的結合常常是由于基于政治的因素，而是否符合邏輯(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沒多大關系——這是我們研究毛主義興起時必須注意的事實”[67]。費正清認為, 延安整風運動“也是一場建立忠于自己的圈子，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理論的運動”[68]。這類觀點顯然錯誤地把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革命看成了權力斗爭,否認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歷史作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另一方面，海外研究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毛主義”的積極作用。如傅高義(Ezra Vogel)認為“毛主義防止了干部思想僵化”[69]。實際上，中共什么時候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就會真的成功。教條主義盛行的時期，革命和建設事業遭遇了大挫折。毛澤東思想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外有幾十個以上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曾把毛主義作為替代斯大林主義的理論正統。

　　毛澤東在毛主義創立和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問題。阿普特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毛化”(Maoization of Marxism)，把毛澤東稱作“蘇格拉底毛、哲學王，君師合一”，認為在構建話語共同體過程中，“毛澤東遠不是簡單地使用馬克思主義，他從中國現實的經驗中發明自己的一套‘逆反話語’并借此成為天子和天師角色，也是一個激進的蘇格拉底”。阿普特借用了“天子觀”，把毛澤東看成是天子和天師，是“歷史故事的敘述者”和“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代言人”，有時又把他稱為“流亡中的奧德修斯”。阿普特還從現代西方符號學、語言學的學術話語體系分析毛澤東的角色，認為“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建構了一種既不同于中國傳統理念也不同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性理論。盡管有時這種理論和斯大林主義接近，它仍然有自己的特點。毛澤東成功構造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象征資本”[70]。一些國外學者也認為毛主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肯定了毛澤東在毛主義誕生和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地位。

　　毛主義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史華慈多次提出，毛主義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吸收了了西方其他的思想傳統。他認為，“毛主義融合了盧梭的理念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性”，并且“后期毛主義吸收了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吸收了盧梭、雅各賓等人的思想”[71]。麥克萊倫認為，“毛主義強調德性、勤儉、奉獻，這些也是盧梭倡導的”[72]，海外學者看到了毛主義對西方先進文化的和價值觀的吸收和融合。

　　“新毛主義”和“后毛主義”問題。傅禮門論述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民主和毛主義問題，分析了新的一輪毛澤東熱(Mao Fever)[73]。一些學者認為，毛主義已經過時，自由主義學者福山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歷史的終結》中曾認為，“毛主義在亞洲已經過時了”[74]。近年來，福山又論述了新毛主義問題，認為“新毛主義和新儒學是中國替代西方民主的兩種可能模式”[75]，他認為中國出現了新毛主義和新毛派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特里爾認為，“新毛主義與文革毛主義已經大不相同”[76]。實際上，他們所謂的新毛主義是國內外一種自稱堅持“傳統毛主義”的社會思潮，影響力并不是很大。中國社會的主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77]。一些海外研究者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不但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毛主義在社會運動實踐中的運用問題。英國學者麥克萊倫認為“毛主義的基本原理游擊戰爭在第三世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78]。聯合尼共(毛主義)領導人普拉昌達在尼泊爾提出了普拉昌達路線，同時仍然高舉毛主義旗幟，但一些西方左翼政黨已經批評尼共放棄了毛主義的人民戰爭路線，轉而走上了選舉道路，斥之為修正主義。柬埔寨前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曾深入研究毛主義的游擊戰等軍事理論。國際毛主義運動的各組織、各政黨之間也存在嚴重分歧，出現了分裂，互相攻擊，稱對方是修正主義或改良主義。

　　國際毛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一些學者分析總結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際毛主義運動的發生發展，并對未來動向作了預測分析。美國羅格斯大學亞歷山大(Robert Jackson Alexander)先后出版了《發展中世界的毛主義》和《發達世界的毛主義》兩本專著。這兩本書主要是對世界各地的毛主義運動進行了總結。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庫克(Alexander C. Cook)，發表了專題論文《第三世界的毛主義》，論述了國際毛主義運動在柬埔寨、秘魯、尼泊爾三個毛主義國家的發生發展，對近年來的毛主義動態作了評述。庫克認為，包括聯合尼共(毛主義)在內的“真正多黨聯合民主制是毛主義實踐的真正創新”[79]。紐約城市大學沃林的專著《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與1960年代的文革遺產》分析了毛主義對法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他提出，用“席卷法國中國風(毛主義)解讀法國五月風暴整個事件”[80]。當時，法國巴黎高師的一群聚集在阿爾都塞周圍的青年學生認為，“毛澤東的中國是解決法國各種大都市社會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81]。星星之火，很快發展為燎原之勢，正是這些人在法國引發了毛主義運動，深刻影響了法國60年代和7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他還記述，“法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薩特(Jean Paul Sartre)，以及泰凱爾(Tel Quel)學派都被毛主義席卷”[82]。法國曾有過1500多名毛主義青年，主要集中在巴黎高師。后來這些多成為社會精英人物。在毛主義運動中，阿瓦基安出版和發表了有關毛主義的《毛澤東的不朽貢獻》、《在中國的失敗毛澤東的革命遺產》等專著和論文，研究了毛主義在當代世界的應用問題，提出了綜合毛主義和其他革命經驗的“新綜合”理論。

　　海外學者對毛主義的研究遠不止上述幾個大的問題域。可以說對毛主義的研究視角很多，有學者如傅禮門研究過毛澤東思想與愛因斯坦之間的關系，認為毛澤東曾試圖用愛因斯坦主義來說明物質無限可分，來論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合理性。他把受到愛因斯坦主義影響的毛主義稱為“愛因斯坦式毛主義”[83]。

　　國際毛主義研究仍大有文章可做。國際毛主義運動曾是國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實踐又有了新的發展。如何理解當前國際毛主義運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如何界定國際毛主義新形式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比如毛主義組織和運動的歷史總結還不夠深入系統。仍有許多重要問題有待發現和深入研究。

　　四、學科理論范式：海外毛主義研究孕育了具有學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海外從事毛主義研究的學者形成了具有自身學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論。多學科的背景的學者強調主觀分析、心理分析和結構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

　　1.費正清的“刺激-反應”分析范式

　　1958年,費正清在專著《美國與中國》第2版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主義(毛主義)“新秩序包含有帝國傳統元素和西方沖擊的元素，這些元素的融合毫無疑問可以稱為對西方反應的最新階段”[84]，這里已經包含了毛主義是中國思想對西方思想刺激的反應的觀點。60年代，費正清曾把“刺激-反應”模式稱為“中國對西方接觸的反應”[85]。80年代，費正清把“刺激-反應”分析模式引入到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刺激-反應”分析范式體現著“邏輯與歷史的統一”。1987年，費正清出版了研究中國革命的力作《偉大的中國革命》，具體分析了毛主義研究的“刺激-反應”分析范式，其基本邏輯和過程是：西方思想的傳入是對中國思想界的巨大刺激，“20世紀把中國帶入了一個受到西方思想巨大刺激的環境中”。而且，“1911至1949年的中國空檔期(沒有主導政府和意識形態)是一個對西方社會秩序理論最為敏感、最為強烈的反應期”;毛澤東等人是中國思想界應對西方思想挑戰的主體，“毛澤東這一代人，經歷了儒家的衰落，為了拯救國家，接受了進步進化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并與高漲的民族主義和對傳統的反思融合在一起”;中國思想界對西方“刺激”的“反應”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主義)的誕生。費正清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在受到蘇俄思想影響后產生的”[86]。這樣，費正清就較為完整地提出了毛主義研究的 “刺激-反應”分析范式。他把自蘇聯傳入中國的思想歸為西方思想。此前，他曾明確提出，“蘇聯對中國的沖擊是西方影響中國的一個階段”[87]。

　　2.文化解釋學模式

　　阿普特、賽奇引入了柏拉圖、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國”、“話語”、“象征資本”、“話語共同體”等概念分析延安時期毛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福柯認為話語是“作為意義表達方式的有一定次序的符號實體”[88]，他認為知識、權力都是圍繞話語運轉的，而話語則是權力的體現。阿普特基本借用了福柯的概念，認為“話語帶來權力，而權力也被轉化進入到霸權文本之中”[89]。他提出，“通過整風運動，在延安形成了一個包括所有人的單一話語共同體”，這個“話語共同體是依靠象征資本聯系在一起的”，而“象征資本就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90]。“象征資本”這個概念源自布迪厄，本來指的是“高度組織化的和精確價值化的非貨幣交易體系”[91]。在這種體系中，人民之間的關系通過象征資本的交換來定義，象征資本價值的實現也通過交易完成。顯然，阿普特的象征資本概念和布迪厄的有所不同，后者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一種文化形式的權力,也是道德資本,或者說是正義論。話語形成象征資本要經過“定向解釋”(exegetical bonding)，即所謂“一種解釋規則，一種定義和內化概念的方式”[92]，指的是毛澤東的對黨史和黨的理論的毛式解讀，即所謂毛澤東版本的黨史和毛化的馬克思主義。

　　阿普特認為延安是“理想國”，是“符號空間”，“這些成分(定向解釋、話語共同體和象征符號)在延安共同組成了毛澤東的理想國”。他把毛澤東比作柏拉圖并加以比較，認為毛澤東在構造自己的觀念領域的理想國，他的理想國和毛澤東的理想國有所不同，“毛澤東的理想國接地氣，后來才成為具有內在原則邏輯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澤東認真向農民和工人學習的知識分子”。阿普特認為，通過理想國建構，“延安變成了一個能夠吸引和動員中國年輕人的磁鐵”[93]。

　　3.社會學組織結構分析模式

　　舒爾曼從社會組織系統論的角度研究毛主義。他主張采用民族精神、特權組織和范型人格“三要素”說分析中國社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系統的核心。舒爾曼不同意帕森斯等人的“文化為社會系統中心”觀點，他認為，居于社會系統的中心是“掌握權威的是社會成分是任何社會系統的核心”，也就是他所謂的統治集團、治理集團，或者是真正的社會精英群體。這個精英可定義為“享有財富、權力和威望的社會組織，它占有社會的稀缺資源的大部分。他在社會各組織中發號施令。他獲得榮譽從社會大眾中獲得”。“組織是指各種不同角色的結構”[94]，按照這個標準，他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機構。他參考了列文森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研究，認為，在傳統中國，“存在三位一體，即民族精神(Ethos)，特權組織和范型人格，表現為儒家、官僚和家長制”，這是所謂中國社會的傳統三角。并且“民族精神、特權組織、和范型人格是社會系統的三個核心因素”[95]。他認為，在當代中國，這三個因素的功能已經被替代了，傳統的被破壞掉了，需要新的功能要素。“民族精神被意識形態取代……權力核心是有組織的領導，尤其是共產黨……發揮范型人格作用的是干部，組織中的革命領導者”。他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解讀為“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融入到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通過這種結合使理論變成了純粹意識形態”，并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總結構包括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純粹意識形態和實踐意識形態”。他論述了二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沒有純粹，實踐沒有合法性，沒有實踐，組織不能把世界觀轉化成連續的行動”。舒爾曼區分了理論和思想，他認為，“理論是純粹意識形態，思想是實踐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純粹意識形態，毛主義是實踐意識形態”[96]。

　　4.政治學結構分析模式

　　麥克法夸爾用三角形來建模表示毛澤東、毛澤東主義、中共、人民軍隊、社會之間的關系。毛澤東為其“三角模型”的頂點，領導干部為三角形的左邊、意識形態(毛主義)為其右邊、人民軍隊為底邊。人民群眾居于三角形內部。而在所謂民主國家，人民群眾位于三角形外的外接圓中。麥克法夸爾的“三角模型”主要表達了其“中共政權脆弱論”。這一分析模式把中國政治認定為非民主政治模式，并認定中國政治為脆弱性結構。這種模式實際上反映了西方的學術模式和價值理念。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體“三角型”中，頂點是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左邊是中國共產黨，右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Doctrine of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底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強制力量，三角形的中央是社會大眾。在分析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結構時，他認為：十年“文革”破壞了共產黨的權威，片面強調了意識形態，軍隊的政治角色加強。“文革”后的十年“開放”則削弱了意識形態的威力。

　　以上兩圖系麥克法夸爾在哈佛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堂上的板書描繪，左圖為文革前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治三角形，右圖為文革時期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三角形。

　　5.史華慈的“多元張力互動模式”

　　在博士論文《毛崛起之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專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的崛起》中，史華慈提出了用以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模式——“領導意志、教條原理和具體實際張力互動模式”。這一模式認為從中共領導人意志、教條原理和具體實際存在復雜的張力互動關系，從這種關系中分析中共理論動態。這種模式聯系中共理論家的主觀能動性和環境因素分析毛主義。他認為，“中國發生的不是簡單的現行教條和共產領導人之間的意志的產物，而是主義與意志、領導身處其中的環境的張力的結果”，“不是從真空里考慮主義，而是從作為人改造的主義、在具體環境中的主義來考察”[97]。史華慈強調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共領導人的行為與其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共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和他們的行為之間，永遠存在著一個互動的關系，并非行為完全受思想決定”[98]。

　　此外，心理學家利夫頓等人從政治心理的角度分析“革命毛主義”。白魯恂等學者從中國政治文化的視角分析毛主義，都在國際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社會運動中的毛主義者也從各地實際出發，運用和發展毛主義，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主張。在運動中出現了尼泊爾毛主義、印度毛主義、秘魯毛主義、菲律賓毛主義等結合各國特點的毛主義形式。

　　海外研究者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如齊澤克等人曾直接引用張戎等人杜撰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里記述，分析毛澤東的哲學心理和文化大革命的關系。而這本不為國際學界所認可。

　　六、學術影響和批判功能：學術的擴展和思潮的傳播

　　毛主義影響了很多學者的學術研究。如致力于解決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脫節問題的阿爾都塞被學界認為是馬克思、斯賓諾莎、毛澤東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綜合體。阿爾都塞60年代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任教，很多青年學生受他的影響，加入了青年學生的共產主義青年協會等毛主義組織。毛主義影響了福柯等人的學術思想。福柯曾與毛主義者共同工作，提出了“權力的微觀物理學”這一概念，成為其后期標志作品。總體上看，如上所述，國際學界眾多學科領域涉及毛主義研究，毛主義研究的學術話語體系影響力不斷增強。美國紐約曾出版宣揚毛主義的報紙《挑戰》，經常報道青年毛主義組織的活動。

　　毛主義思潮在左翼運動和第三世界社會運動中有較大影響，豐富的國際實踐是毛主義研究的重要內容。國際毛主義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左翼運動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第三國際為榜樣，1984年，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美國革命共產黨等左翼組織還發起成立了毛主義國際——“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 RIM)。這個組織宣稱信奉文革毛主義和四人幫毛主義。由于組織松散，力量相對弱小，其影響力目前還不大。另有一個組織是以菲律賓共產黨為中心，催生了“馬列主義政黨及組織國際大會”，也稱為“馬列主義政黨及組織(毛主義)國際大會”(簡稱ICMLPO)，是由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黨和組織組成，每兩到三年召開一次國際大會。以毛主義為旗幟的社會組織和政黨幾乎遍布亞非拉和歐美各大洲。毛主義在60年代以后的新左派運動中影響很大。毛澤東、馬克思、馬爾庫塞成為1968年“五月風暴”運動的三面旗幟。60年代的美國進步勞工黨和學生運動組織爭取民主社會協會(SDS)就曾以毛主義為旗幟。70年代的成立的美國革命共產黨更是以毛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曾高舉毛主義旗幟。哈佛大學曾有毛主義學生組織，曾在校園發動學生運動，也曾高舉毛主義旗幟。這些毛主義運動也開展了實踐中的毛主義研究，社會影響很大。法國學者、作家薩特也曾聲援并積極參與法國青年學生的毛主義運動。70年代初，毛主義青年被捕后，他出任了毛主義報刊《解放報》的編輯。左翼文化批判學者、美國著名學者詹明信是毛主義的崇拜者，高度評價毛主義的文化實踐意義，認為毛主義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號”[99]。左翼社會運動中的毛主義有法國毛主義、尼泊爾毛主義、印度毛主義、秘魯毛主義等。法國毛主義主要是在五月風暴中的毛主義運動。2008年4月，尼泊爾毛派在制憲會議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獲得近一半議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與其他政黨聯合組閣執政。有些左翼運動參與者也曾受到毛主義的影響，也是毛主義的研究者，如阿爾都塞。他曾參加法國五月風暴。在如齊澤克，他曾呼吁人們“發揚毛澤東無所畏懼的斗爭精神”[100]，曾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現場發表演講鼓勵青年人堅持斗爭。毛主義是作為一種革命理論被宣傳和推行的。應當指出的是，一些國外的左翼組織，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美國革命共產黨等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與中國有分歧，甚至認為中國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即使在革命共產黨內部，也有重大分歧，一些人堅決支持文革后得中國新領導人，并因此離開了該黨。而以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為首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堅持暴力革命理論。阿瓦基安是最為激進的美國毛主義者。

　　毛主義研究曾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決策。1949年蔣介石政權潰逃臺灣，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完敗，美國政界和學界陷入了“誰失去了中國”的爭論。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期間，相當多的美國人還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只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延伸”[101]。以右翼學者魏特夫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堅決主張中共是蘇聯的傀儡，是蘇共的陰謀。史華慈的毛主義論，在理論上反駁了右翼學者和政界頗為流行的中共傀儡論和莫斯科陰謀論(蘇聯陰謀論)，也打擊了美國麥卡錫主義的理論依據。史華慈強調了中共與蘇共和共產國際之間的博弈。史華慈等人也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稱為 “中國式共產主義”[102]。史華慈還提出了中國共產主義不是蘇聯共產主義簡單的追隨者的論斷，強調了中國共產主義有自己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實踐。哈佛學派學者的觀點較為客觀，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哈佛學派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國別產權問題。他們研究的結論認為，“毛澤東的政治策略不是莫斯科預先謀劃的,甚至與正統教條相反, 毛澤東的策略初步形成時，這些教條被奉為極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具體環境使得莫斯科給毛澤東這種新的經驗提供了一種表面上的合理性”[103]。這些客觀認識，為美國制定對華政策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國際毛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左翼運動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紀2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運動和社會思潮中，出現了斯大林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鐵托主義、卡斯特羅主義、蘇加諾主義(印尼)等多種社會運動形態和社會思潮。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影響最大，毛主義至今在國際社會仍有較大影響。美國革命共產黨阿瓦基安近年提出了“新綜合”理論綜合了毛主義和其他有關理論。新綜合理論是該黨的指導思想，是所謂“共產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綜合提煉，既包括意識形態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104],毛主義主要是作為一種正面經驗和理論來總結的。

　　毛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在國際社會有著較大影響力。在發達國家，毛主義主要是一種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論，如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中曾融入了毛主義，形成了更加豐富而系統地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和社會批判理論。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毛主義作為一革命理論存在。總體上看，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及基督教等社會思潮相比，毛主義的影響力仍然有限。

　　七、顯學確立與批判功能：國際毛主義的學術地位和文化思潮定位

　　六十多年來，國際毛主義研究經歷了幾個階段。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毛主義研究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的代表學者為海外中共研究專家史華慈、費正清等。六七十年代文革時期達到高潮，很多有關毛主義的學術作品是這一時期出版的。以法國毛主義運動為代表的國際毛主義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達到一個高潮。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性學者有阿爾都塞、巴迪歐。1993年和200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前后和110周年前后，國外又出現新的毛主義熱。迄今為止，每年仍有大量的有關毛主義研究的成果不斷重現，國際毛主義研究一直在延續和發展。隨著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臨近，新的毛主義熱正在形成。從學派上看，可分為毛主義研究的哈佛學派，以史華慈、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為代表;毛主義研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以阿爾都塞、巴迪歐為代表;毛主義研究的左翼學派，以齊澤克為代表，毛主義研究的作家學派，以特里爾、威爾遜為代表，毛主義研究的政治學派，以福山、白魯恂為代表。

　　海外毛主義研究已經擴展至諸多學科，成為一門交叉學科。歷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被引入。這些相關學科的一些著名學者也積極參與到毛主義研究中來。費正清、麥克法夸爾、史景遷等從歷史學的視角，史華慈、福山、白魯恂等從政治學的視角，齊澤克、阿爾都塞、巴迪歐等從哲學的視角，阿明等從經濟學的視角，霍查、基辛格、普拉昌達等從社會政治運動的視角，特里爾等從作家的視角，都曾發表了大量有關毛主義的學術作品和傳記作品。毛主義是海外中共學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40年代以來，學者費正清、鮑大可(Doak A. Barnett)、史華慈、麥克法夸爾等在國際學界開創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研究這一“政治敏感”學術領域。這些學者以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地位、歷史、建設、理論、形象、外交等有關問題為研究和教學對象，發表了大量學術成果，在海外中國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議，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對中共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中共學與克里姆林宮學相似。國際中共學是更為寬泛的概念，包括海外中共學和中國中共學。其中也包含國際毛澤東學、國際毛主義等重要內容。國際毛主義研究作為學科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發展。海外毛主義研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研究領域。海外毛主義研究在我國可以歸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業研究方向，也可作為政治學一級科學社會主義二級學科的一個研究方向。國內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運學科應當加強對國際毛主義運動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際毛主義運動已經成為國際共運和國際左翼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科定位有利于學科建設，有利于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國際學術交流。有利于吸收國外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寬學科視野，提高學科地位，促進學科發展，促進相關學術繁榮，促進相關教學。

　　國際毛主義運動已經轉向追求社會公正的和平抗議。國際社會對毛澤東和毛主義的興趣也正在增長。今天，在全球范圍內，在全球化過程中存在貧富懸殊、社會不平等這一緊要問題。正是因為此，國際社會和學界重新考察毛主義，希望從那里獲得啟發和解決方案。正是由于人們對全球化邏輯的失望和與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會不公，毛主義學者巴迪歐對西方社會的批判性反思才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近年來，國際社會的主要抗議運動如占領運動、憤怒者運動等都與毛主義沒有直接關系。毛主義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學界和社會精英的思考中，他們希望從毛主義那里找到解決社會不公的方案，同時也表達對不公的控訴。齊澤克還號召人們發揚毛主義的斗爭精神，但這種斗爭在當下主要表現為一種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

　　總之，國際毛主義研究是西方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毛主義研究的學術話語影響力在增強。國際毛主義研究方興未艾。毛主義又是一種在國際社會具有持續國際影響力社會批判思潮。縱觀其學術史，國際毛主義研究，不但有了龐大的研究群體，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而且產生了較大學術和社會影響的豐碩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學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已發展成為國際毛主義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國際毛主義研究已經發展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顯學。毛主義是一個中性的學術話語，本身并無貶義。應當進一步提高國際毛主義研究的學術地位，更加重視其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注釋】：

　　[1]《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4頁。

　　[2]《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03頁。

　　[3]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6.

　　[4]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260.

　　[5]Benjamin I. Schwartz, “Summary,”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50, p.234.

　　[6]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 (January-March 1960), p.73.

　　[7]Tu Wei-ming, “Destructive Will and Ideological Holocaust: Maoism as a Source of Social Suffering in China,” Daedalus, Vol.125, No.1 (Winter 1996), p.178.

　　[8]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15.

　　[9]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49-72,”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March 1973), p.22.

　　[10]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9

　　[11]Benjamin I. Schwartz, “Summary”,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p.12.

　　[12]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00.

　　[13]Richard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ê-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andom House,1968, p. 39

　　[14]John G. Gurley, Challengers to Capitalism: Marx, Lenin, Stalin, and Mao,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p.181.

　　[15]John K.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95, 326.

　　[16]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7.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頁。

　　[18]John K.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p.321.

　　[19]蕭延中：《大氣、大師、大手筆——毛澤東的政治修辭學分析》，《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8期(上)。

　　[20]Karl A. Wittfogel,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Doctrine and Real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16, No.4 (October 1954), p.464.

　　[21]Benjamin I.Schwartz, “On the ‘Originality’ of Mao Tse-tung,” Foreign Affairs, Vol. 34, No. 1 (October 1955), p.73.

　　[22]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300.

　　[23]Karl A. Wittfogel, “Peking’s ‘Independence’,” The New Leader (July 20-27, 1959), p.17.

　　[24]Benjamin I. Schartz, “Mao Tse-tung and Communist Theory,” The New Leader, April 4, 1960, p.21.

　　[25]Karl A. Wittfogel, “Lennin and Mao Tze-dong,” The New Leader, April 11, 1960, p.21.

　　[26]Roderick MacFarquhar, “Editor’s Note,” China Quarterly, No.1 (January-March 1960), p.72.

　　[27]Benjamin I.Schartz, “Stalinism or Chineseness,”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66, p.18.

　　[28]Richard M. Pfeffer, “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 A Critique of ‘The China Field’ and a Contribution to a Preliminary Reappraisal,”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p. 423.

　　[29]Andrew Walder, “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Modern China, Vol.3, No.1 (January 1977), p.102

　　[30]John G. Gurley, “The Symposium Papers: Discussion and Comments,”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pp. 456, 463.

　　[31]http://llco.org/conjuring-mao-against-maoism-prachanda-and-zizek/

　　[32]Haseeb Ahmed and Chris Cutrone, “The Occupy Movement, a Renascent Left, and Marxism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Slavoj ?i?ek,” The Platypus Review, Issue 42 (December 2011-January 2012), p.2.

　　[33]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3 (September 1995), p. 693.

　　[34]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49-72 ,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March 1973), p.20.

　　[3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36]See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p.202-204.

　　[37]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33.

　　[38]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8.

　　[39]Vladimir Glebov, Maoism: Slogans and Practices,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1978, p.8.

　　[40]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3.

　　[41]Louis Althuser, For Marx, Verso, 2005, p.94.

　　[42]Prologue by Alain Badiou included in Mao Tse-tung, On Contradiction, Marid, Brumaria, 2012.

　　[43]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Verso, 2007, p.19.

　　[44]Norman Levine,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s, London: Gorge Allen & Unwin, 1984, pp.317-347.

　　[45]Arif Dirlik,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86.

　　[46]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Verso, 2007, p.6.

　　[47]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p.39.

　　[48]Benjamin Schwarz, Modernisation and the Maoist Vision—Som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 Goal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1, March 1965, p.11

　　[49]Benjamin I. Schwartz, “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 A Tentative Comparison,” Daedalus, Vol.89, No.3,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Summer 1960), p.616.

　　[50]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299.

　　[51]Benjamin I. Schwartz, “Ch'ê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2, No.1 (January 1951), p.71.

　　[52]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191.

　　[53]Benjamin I. Schwartz, “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isited: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p. 461.

　　[54]《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55]《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

　　[56]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5.

　　[57]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 53.

　　[58]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xvii.

　　[59]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 (April-June 1960), p. 35.

　　[60]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112.

　　[61]Stuart Schram, Ideology and Policy since the Plenum, 1978-1984, London, 1984, p.80.

　　[62]John K. Fairbank,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China”, New York Book Review, March 16, 1989.

　　[63]John K.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494.

　　[64]John K.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p.428.

　　[65]《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

　　[66]Edward Friedman, “The Future of Maoism by Samir Am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7 (March 1984), p.143.

　　[67]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115.

　　[68]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298.

　　[69]Ezra F. Vogel,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tion’ of Cadr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9 (January-March 1967), p.60.

　　[70]See 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8, 16, 13, 69, 16, 73, 33.

　　[71]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35 (July-September 1968), pp.17, 14.

　　[72]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9.

　　[73]Edward Friedman, “Democracy and Mao Fev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3, Issue 6, 1994.

　　[74]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75]Francis Fukuyama, “China Is Looking to Its Dynamic Past to Shape Its Future,”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11.

　　[76]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77.

　　[77]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

　　[78]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9

　　[79]Alexander C. Cook, “The Third World Maoism,” in Timothy Chee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1.

　　[80]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81]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82]See 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 xii.

　　[83]Edward Friedman, “Einstein and Mao: Metaphors of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3 (March 1983), p.52.

　　[84]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13.

　　[85]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76.

　　[86]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 p.287.

　　[87]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441.

　　[88]M.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9.

　　[89]David E. Apter, “Yan’an and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ty,” Daedalus, Vol.122, No.2,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Spring 1993), p.208.

　　[90]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6, xi, 35.

　　[91]Pierre Budiou, translation by Richard Nic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79.

　　[92]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p.114.

　　[93]David E. Apter,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pp.303, 69.

　　[94]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3.

　　[95]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7, 8.

　　[96]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22-24.

　　[97]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2.

　　[98]史華慈：《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一些方法問題》(1987年6月20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演講)，葉文心譯，原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又見許紀霖等編：《史華慈論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9頁。

　　[99]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Social Text, No. 9/10, 1984, p.180.

　　[100]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Verso, 2007, p. 28.

　　[101]Fox Butterfield, “Benjamin Schwartz, 82, Dies; Expert on Mao’s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1999.

　　[102]Benjamin I. Schwartz, “Totalitarian, Consolid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Quarterly, No.1 (January-March 1960), p.19.

　　[103]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5.

　　[104]Bob Avakian, “Making Revolution and Emancipating Humanity”, “The New Synthesis”, Revolution, No.112, December 1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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