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這是對中國共產黨90多年黨的建設歷史經驗的高度概括與總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態，順利完成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工程”，使得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不斷壯大，并孕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延安時期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的培育，無疑是具有特色而且卓有成效的，今天研究這個問題對于資政育人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明確了“走歷史必由之路”這個堅定不移和科學正確的政治方向。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多災多難，中國人民飽受凌辱，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順應潮流，承載起了“解放人民”的歷史重任。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總結經驗與教訓，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系有了更加深刻科學的認識。1939年5月，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中自信地提出：“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么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斗爭，然后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走歷史必由之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方向。這個政治方向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必然要求，因此它是正確的，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堅持。正如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中所講的，對于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走歷史必由之路”，在今天看來，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不動搖，就是要有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如果不堅持這種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我們的共產黨員就會在精神上“缺鈣”，患軟骨癥。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培育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1945年，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會場兩側懸掛著六個插著鮮紅黨旗的旗座，每個旗座上都寫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毛澤東對這八個大字的解釋是：“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這八個大字是延安時期黨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根本動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風范，也是凝聚民心的力量源泉。經過土地革命戰爭的洗禮，延安時期群眾觀點與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緊密結合起來，黨的群眾路線從理論和實踐上成熟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黨的根本宗旨，“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成為黨的立場，“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群眾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成為黨的原則，“對同盟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給予政治教育”成為黨的策略。當前，全黨范圍內進行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踐行黨的為人民服務宗旨，就是要力戒作秀、力戒教條主義，要全心全意，真正做到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所提到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有著“眼睛向下”“不尚空談”的實干作風。1941年3月，毛澤東在給《農村調查》寫的序中強調，共產黨人不僅僅要“昂首望天”，還要“眼睛向下”，要給人民群眾“當學生”，同時“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否則一輩子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1941年底彭真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黨校計劃》，這個計劃是彭真與毛澤東、任弼時共同商量制定的。當彭真向毛澤東請示中央黨校的校訓是什么時，毛澤東回答：“應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1942年3月8日，借紀念國際婦女節之機，毛澤東特意給《解放日報》寫下了“深入群眾，不尚空談”的題詞。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紀念冊上題了“實事求是，力戒空談”八個大字。可見，注重實際、實事求是貫穿延安時期尤其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始終。在“不尚空談”“力戒空談”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共產黨人的基本準則指引下，延安時期共產黨人遇到困難不是“唉聲嘆氣”，相反“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在他們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完全不怕困難，他們像生龍活虎一般能夠征服一切困難”，去創造性、負責任地開展工作，完成任務。直到今天，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關鍵在于落實”，一再重申“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眼睛向下”“不尚空談”的實干作風依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項基本要求。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有著“保衛祖國”“解放人民”的擔當精神。黨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正是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人民處于重重壓迫之際，中國共產黨以滿腔熱血和無限英勇擔當起了“保衛祖國”和“解放人民”的歷史重任。這種擔當精神，有著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奉獻鮮血乃至生命的斗爭，有著不計前嫌與國民黨攜手奮戰的大局觀，也有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戰爭”的豪邁。在這種擔當精神的指引下，1943年5月8日，邊區政府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規定，政務人員“要忠實于自己職責，勇敢任事，切實負責，有自動性，有創造性，有計劃性。不避難就易，不避重就輕。不要指定做才做，不指定就不做”，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使命與責任勇于擔當的最生動、最鮮活的表現。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有了這種擔當精神，使其成為中國近代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成為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當前共產黨人的擔當精神依然是一種現實的需求，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指出：“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否能夠忠誠履責、盡心盡責、勇于擔責，是檢驗每一個領導干部身上是否真正體現了共產黨人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方面。”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共產黨員犯法從嚴治罪”的從嚴治黨的理念。從1937年因戀愛不成槍殺女青年的黃克功案，到1941年因貪污被判死刑的肖玉碧案，都生動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以及在邊區依法執政的理念。毛澤東在致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的信中強調指出：“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1941年5月，陜甘寧邊區政府通過的具有根本大法性質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繼承與發展了這一思想，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1943年5月8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通過《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要求政務人員“公正廉潔，奉公守法。”并加以解釋：“這是我們政務人員應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為模范，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不耍私情，不貪污，不受賄，不賭博，不腐化，不墮落。”這些規定體現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理念。當前，隨著歷史方位的變化，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有了更嚴峻的考驗，對其先進性、純潔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毫無疑問從嚴治黨仍是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

　　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培育了上述好的政治生態，延安時期出現了毛澤東講的“十個沒有”的干部新作風和社會新氣象，即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沒有娼妓，沒有小老婆，沒有叫化子，沒有結黨營私之徒，沒有萎靡不振之氣，沒有人吃摩擦飯，沒有人發國難財;也才有了朱德總司令說的“只見公仆不見官”的社會新風尚。這樣，邊區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局部執政真誠擁護、真心追隨，并有了發自內心的歌頌共產黨及其領袖的《東方紅》《繡金匾》等歌曲，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成就了看似難以干成的偉業。

　　(作者系延安大學校長;本文為2014年度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延安時期干部理論學習研究”〔14JJD71001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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