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1]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家治理落實在三個層次：高層、中層與基層，高層指中央領導層，是統領者、領航者;中層指中間官僚層，是代理者、執行者;基層指與人民群眾直接打交道的最底層，是基礎，是穩定器。總體國情是具體民情的聚合，基層無大事又無小事，說“基層無大事”，是因為從上面看事事關乎全局、整體、長遠，到了下面一切又必須分解為局部、部分和短期具體事務。說“基層無小事”，是因為“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所有政法文教都要放到基層落實，“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一 基層變局

　　八十年前，中國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在基層治理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擇。國民黨變成了徹底的復古論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員”和“保甲長”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眾，失去了基層，最終偏安孤島。相反，共產黨從吳起鎮起步，扎根延安，把群眾的同意作為力量源泉，開創了“延安體系”，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的中國道路”，為中國文明開出了新形態。[2]

　　三十五年以來，國際國內雙重因素共同推動著中國基層的巨變。“貧富兩極分化”再次全球化，資本的力量在冷戰結束后如脫韁的野馬般大肆擴張，兩極分化從區域問題變成了世界問題。基層社會出現大分化，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推動下，國家治理的三個層次都發生著新的變化，人、財、物、信息、知識、資源的大規模流動，中國正從農民為主的農業社會變成市民為主的城市社會，從穩定的熟人社會變成流動的陌生人社會，農民人在農村但思想觀念卻早已城市化，政法文教卻相對滯后，基層社會問題更復雜了，基層治理的挑戰更大了。

　　作為持續三十年的大變局的結果，基層從“團結”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斷上移，基層的地位日趨低落，基層社會正在從“延安體系”下“團結的基層”轉變成市場體系下“松散的基層”。商品交換的邏輯越出經濟領域，蠶食著政治、文化和倫理領域，催生了經濟領域的金融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政治領域的去政治化，基層的去組織化、基層自治不足、基層民主失序、基層群眾失語癥，以及基層人民內部矛盾激化、群體事件頻發、勞資關系緊張等等亂象，“以人民為上帝”的“民本政治”走了下坡路。因此，如何避免中國的拉美化、菲律賓化，如何讓13億中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質富足的同時實現精神幸福，如何既溫飽腸胃又溫暖人心，再次成為新時期基層治理的難題。

　　二 基層失序之險

　　基層惡治與善治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組織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勞動人民的主體地位。思考問題不妨防患于未然，先做最壞打算，再盡最大努力爭取最好的局面。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基層危機主要源于“組織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和“人民主體性的衰減”。

　　1、組織的弱化

　　多年來，國家權力觸角上收，大踏步撤出基層，高層、中層關閉了原本暢通的基層上升通道，上傳下達的雙軌變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單軌，基層治理越來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的基層組織高度渙散，甚至出現“表面有政府、實際無組織”的無政府狀態。組織的弱化成為基層“最要命的地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基層黨組織官僚化，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彰，黨內民主生活會淪為擺設。基層干部離老百姓最近，最懂老百姓，處理基層事務最有經驗也最有權威，但在一切向“大戶”傾斜和集中的農村政策主導下，基層干部與普通群眾的距離在拉大、隔膜在加深，一些基層干部甚至成了截留政府資金的“吸血中介”和“龍頭老大”，沒有了團結基層、凝聚基層、代表群眾的資格和能力。

　　其次，基層群眾組織名不副實。黨和群眾原本各有組織，黨通過群眾組織聯系群眾，協商共治，孵化自治。但多年來，基層只剩下黨的組織，黨沒有能力孵化群眾自我組織，現有的群眾組織也變成了對上負責的官僚化組織。

　　再次，基層干部隊伍后繼乏人。目前的基層治理仍然依賴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政治遺產，組織網絡中的生產隊、生產小組、居委會等架構在關鍵時刻雖能運轉自如，但干部隊伍老化，農村的新干部主要來自返鄉農民、退伍軍人，在城市化洪流面前，在后稅費時代基層財力嚴重不濟的局面下，愿意扎根基層的干部不多了。

　　最后，基層干部與群眾關系出現明顯的代際差異。很多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山區，家家戶戶掛毛主席像，但也常常同時懸掛代表宗教的財神像、觀音像和代表傳統文化的“天地國親師”，這說明共產黨教化人心安頓心靈的功能尚在，但已大大弱化。吃過苦、翻身做主人、發自內心擁護共產黨的革命一代，即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新一代農民和農村干部在城市社會中摸爬滾打，受夠了委屈，見慣了歧視，比城市人還實用、還現實。

　　2、失序的民主

　　其一，自治簡化為直選。基層原本最有條件推行直接民主，即所有重大事務交由基層群眾大會議決，實踐中卻把群眾自治簡化成直接選舉，一切由選舉的自治組織決定，“選時有民主，選完沒民主”[3]，又回到了精英統治。因此，有必要要探索把選舉、決策、管理、監督與基層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和孵化器功能有機結合的有效制度。

　　其二，基層選舉失靈。就單次規模而論，中國基層選舉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直接選舉，但其無組織、無秩序現象愈加突出，賄選成風，用錢買票、恐嚇威脅現象屢見不鮮，強人、能人把持選舉，全盤操控基層事務。

　　其三，基層無序化。主要表現為農村空心化，農村和城郊新社區的黑社會化、豪強化，邪教迷信重獲生機，利益分歧大的地方群體性事件高發，惡性刑事犯罪和恐怖行為頻現。

　　3、勞動人民的主體地位不彰

　　首先，基層的貧富分化在拉大。內城社區與城郊社區，城郊農村與農村腹地，大戶、能人、強人、干部與普通群眾之間的貧富分化在拉大，貧富之間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公共服務等方面過度區隔。城市化的農民就業不穩定，創業也缺乏金融支持，農村社會結構加速崩解，家庭瓦解、社會紊亂、倫理倒退和人心失序現象突出。

　　其次，干部與群眾的利益分化程度在加大。二者在革命時代高度一致，在改革時代出現分歧，長期利益也許一致，短期利益的分歧越來越大，嚴重削弱了基層干部的代表性。

　　再次，基層生活的共同性在降低。治理技術的革新加劇了基層治理的空心化，基層只在經濟、財稅意義上重要，在倫理、文化、政治上無足輕重，人民看不到共同體的存在，即便有較強的主體意識，也無從著力。

　　又次，人民難以發揮主體作用。“人民的主體性”主要通過參與影響自身利益、生活質量和長遠福祉的基層公共事務得到體現，參與感賦予人民效能感和個人尊嚴，制度化的參與可以持續增強人民的體制自信和體制自覺。但在基層官僚化背景下，人民直接參與管理基層事務的空間不大，渠道不暢。

　　三 基層善治之道

　　組織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勞動人民主體地位不彰，這三重危機正在將基層推向治理失靈、社會失序，如不加重視，就很可能出現“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危局。怎么辦?在總結中外基層政治的古今得失基礎上，可以發現，基層的善治之道不外乎三途：“組織起來”、“落實基層直接民主”，以及“回歸民本、再造人民、依靠人民、把基層重建為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共同體”。組織起來不是無主體的社會自組織，而是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激活黨的先鋒隊和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與直接民主結合起來，帶領基層人民落實直接民主，實現有序、有效的基層自治，也就是通過黨的領導落實人民的主體地位。

　　1、組織起來

　　黨要像個黨，黨員才像黨員，群眾才會像群眾。基層再組織化主要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三方面進行，關鍵前提是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再政治化。重新激活共產黨的政治性，與純潔共產黨的隊伍同樣重要。盡管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去政治化，共產黨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政黨組織，保留著鮮明而強烈的政治品格，一旦重新激發出來，就會迸發出極大活力，基層黨員群眾的無窮智慧會創造出無數新機制。

　　政治再組織

　　人是社會而非經濟動物，有內在的精神需求而非僅有口腹之欲，行為動機受政治、倫理、文化影響而非僅受經濟因素影響，這決定了絕大多數人希望超越單純的經濟利益，過有組織的集體生活，即便是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是五百年來人類社會的最大普世價值，社會主義觀念深入人心，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同時滿足“勞者有其得”和“勞者有其尊”，對于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中國而言是唯一正途，這正是近代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所孜孜以求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和正當性所在。

　　但是，在一些人看來，社會主義不再是清晰的方向，社會主義的名與實都受到了沖擊和挑戰，整個國家大大偏離了“民本政治”理念。真正認同、支持社會主義政治理念的人要么被擋在門外，要么進了門卻被困在辦公室里，“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變成不切實際，甚至備受嘲弄。不少黨員干部的人民觀、群眾觀出了問題，不再以人民為師為友，反倒對人民群眾高墻阻隔、壁壘森嚴、四處設防。

　　基層的組織弱化現象是政黨理念偏離“民本政治”這一王道政治的產物。多年來，一些地方的基層黨支部仿佛成了地下黨，好像除了賺錢啥也不會，在很多社會生活領域悄無聲息。組織有個組織樣，黨員才有個黨員樣，群眾才有個群眾樣。黨的組織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還要在自下而上方面下功夫，把孤立的聯系起來，把分散的整合起來，讓沉寂的活泛起來，讓地下的重見陽光，也就是說要建立政治渠道，主干旁支戮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基層重建為“團結的基層”。因此，政治再組織的第一步是去官僚化，重中之重在于政黨理念回歸“民本政治”。

　　在操作層面，可以考慮的辦法，包括建立黨員在單位和住地的雙重管理制，疏通黨的人才吸納管道，重構基層群眾組織，發掘基層與基層群眾朝夕相處中脫穎而出、有威信、受尊重和信任的骨干，以及，重建基層黨組織與所在村莊、社區、工廠、企業、單位群眾的利益一致性，這又是發揮黨的核心作用和鞏固執政基礎的關鍵所在。在與人民群眾利益的一致性上，基層群眾組織與基層黨組織可以互相競爭，誰更有一致性，誰獲得更多的支持，誰就可以做基層組織的領導者。把那些“群眾的自然代表”吸收到黨組織當中，可以增強黨組織的儀式感和神圣性，黨的代表性也隨之提高。

　　經濟再組織

　　勞資關系正在成為城鄉之間和各自內部亟待重視的主要問題，勞動公平問題將長期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來源，盡管常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不當，矛盾的性質也會發生改變。如何駕馭逐利成性的資本再次成為政治知識與政治智慧的試金石，日韓的農協、中國臺灣地區的農會備受關注。[4]為了把市場邏輯圈禁在經濟領域，把資本關在籠子里，把正在脫嵌的市場、資本、金融重新嵌入社會生活，以及防止資本下鄉瓦解農村的土地制度和生產經營制度，破壞傳統倫理，動搖共產黨的政治信念，有必要高度重視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再組織。

　　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土地的市場化指向的不是農業發展、主糧生產和農民的就業及市民化，不是城鎮化，而是再封建化，放任資本大搞圈地運動，把習慣于農耕文化并擁有倫理自主性的幾億農民逐出土地，必將導致災難性的社會政治后果。農業部數據表明，截至2013年底，全國承包耕地流轉面積3.4億畝，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轉比例達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個百分點。經營面積在50畝以上的專業大戶超過287萬戶，家庭農場超過87萬個。“農村政治經濟正在加速退回三四十年代，農村社會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潰敗!”這個論斷也許并非危言聳聽!“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英國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這么做過，當時英國人口只有1千萬，卻引發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不得不依賴國家暴力對內壓制，依賴殖民主義對外釋放壓力，好不容易才穩住基層。事實上，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在這方面的歷史教訓數不勝數。

　　農民分散弱小、向無組織，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完全沒有議價能力，很容易成為別人案板上的肉。因此，必須嚴格限制私人資本下鄉，同時可以考慮允許并鼓勵國有資本下鄉，從而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大前提下，發揮村社、農協、農會的組織、協調、調節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資本下鄉扭轉到社會主義的方向上。

　　不少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作為問題，農民、農業、農村的舊三農正在消解;作為實驗[5]，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變化，比如“公司+農戶”、“公司+協會+農戶”、公司化經營、專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社會企業、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等等;作為替代，不少地方正在探索農戶、村社、農協的新三位一體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戶個體經營保證效率、“精耕細作”并“多種經營”，村社集體所有制保證“平均地權、漲價歸公”：合理配置“土地用途轉變的處置權和增值歸屬權”、“確權確利不確地”、“地租均享”、“土地利用的整體性”、讓農村集體組織有財力建設水利，農協為農戶提供技術、供銷、金融服務，保障農戶獲得“農業產業鏈利潤”，還可以實驗合作養老制度。

　　在城市的各類所有制的企業單位中，黨組織和工會的作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都不宜繼續弱化，反倒應該順應工人自發自覺的權利訴求，提高工人、職工的地位。值得參考的做法，包括德國、新加坡的勞資政三方合作機制[6]，華為的“工者有其股”、“鞍鋼憲法”和美國式的“退休金社會主義”，以及共同體型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資本社會化企業。勞資政三方合作機制是協商民主的一種形式，既可以避免激烈對抗，又讓工人有渠道表達利益訴求。合作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是對經濟民主的落實，是經濟領域的民主機制[7]。市場經濟的競爭外在于企業，企業內部不能走經理層專制的道路，為了避免工人變成“工資奴隸”，協商合作共治可讓各方尤其是勞動者發揮主體性、主動性，效率也更高。

　　文化再組織

　　中國是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國家，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源于用社會主義馴服資本，通過走群眾路線獲得充分的自主性和足夠強大的力量來對抗資本，從而得民心得天下。在“兩極分化的全球化”面前，在資本的全面深度滲透面前，只有共產黨擁有駕馭資本的力量。如果不是“權力馴服資本”不是“權力把資本關在籠子里”，不是“看得見的手”支配“看不見的手”，不是社會主義消解乃至逆轉資本的恣意擴張，而是恰恰相反，人心必將不寧，政治基礎必將不穩，這絕非最大多數人民群眾之福，也絕非中國之福。

　　這是文化再組織的基本前提。共產黨曾經構建出一套以勞動人民為核心的榮典體系，遺憾的是，這個體系多年來也走上了高端路線，常常被人批評為精英的玩物而非人民的榮譽，一夜暴富、資本意志、精英生活成了擎天柱、拱頂石和主旋律，勤懇勞作、艱辛謀生、占人口多數的工人農民職員等普通勞動者成了被恣意修剪的陪襯和裙邊，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公平分化固化了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隔離了人群，分化了人民，攪動了思想，沖擊了心理，顛覆著價值觀，撼動著文化領導權。

　　任何意識形態的生命力，均取決于其消弭人民內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文化的再組織就是要確立新的政治倫理，即去經濟化的倫理、再政治化、馴服資本的政治倫理，而這個重新制禮作樂的再組織化、再儀式化的過程，事實上高度依賴回到過去、回到開端、回到傳統，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2、落實基層直接民主

　　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單軌運行，上下通達、來往自如、有效執行、導向良治的雙軌政治，是長治久安之道。基層是中繼站，是政治與治理的樞紐，自上而下的一軌在此把握民情、聽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軌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發民智。

　　從單軌回到雙軌

　　科舉制的廢除，終結了舊的基層精英生產機制，但卻沒有新的有效替代，基層因此陷入霍布斯的叢林世界。一百多年以來，只有共產黨起于微末，發于塵土，把自家的得失興亡系于貧苦大眾的身家性命，把組織、動員和孵化基層群眾的自治作為群眾路線的核心，把決策直接拿到基層，隨時與群眾面對面，由農村而城市，從邊緣到中心，最終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一中國政治文明的歷史邏輯。三十多年來，尤其是廢除農業稅之后，國家權力觸角上升，基層失去了財政地位，基層政權的資源被擠壓得更為稀少，基層的權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附著物，基層治理就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治理意義，但同時也擴大了基層協商自治的空間。

　　落實基層直接民主，打通上傳下達的兩個渠道，可以把絕大部分問題解決在基層。僅靠自上而下的一軌，過度倚重國家機器的強制力，成本太高，對政治正當性的傷害也很大。上情下達軌道是否暢通，不僅涉及是否存在中間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員的政治定位與執政理念，涉及基層是否有配套的溝通節點和政治活動場所。而大部分基層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這一軌不再暢通。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基層黨組織需要政治路線、政治倫理的回歸，通過組織動員基層群眾，落實直接民主、基層自治，通過上下溝通的節點，識民情、聽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時傳達給中層、高層，從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建立牢固的群眾基礎。

　　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主

　　在當今西方“先民主國家”，貧富兩極分化、政治體制的寡頭化與“選時有民主、選完沒民主”相互增強，成了代議制民主也即間接民主的通病。北非、中亞、東亞等“后民主國家”的政治混亂也表明，競爭選舉式民主并沒有足以自我證成的正當性，不選不滿意，選了還是不滿意，然后再用街頭運動、軍事政變、最高法院非法干政等手段推翻民主選舉的結果，選舉也就失去了意義，代議制間接民主常常無法通過復雜嚴峻的壓力測試。

　　對于更廣泛的、真正的民主的探尋變得越來越有意義。民主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兩種形式，直接民主是人民通過共同協商、共同決策直接管理所在共同體的公共事務，間接民主是人民的代表代替人民決策和管理，是人民的代議士為人民做主。考慮到人口規模、地域范圍、信息成本、決策成本、反腐成本等因素，中層、高層更適宜推行間接民主，基層更適宜落實直接民主，因為基層更平等，也只有基層擁有足夠的空間和余地容納人民群眾高漲的參政需求。換言之，人民群眾希望參政的政治效能感，只有在基層才有可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滿足，這種政治效能感是民生所無法供給的。

　　基層民主恰恰是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優勢，人民民主主要體現基層民主，共產黨是基層民主的組織者、協調人和領導核心，通過孵化基層群眾組織，并與基層骨干團結協作，在帶領大家辦理生產互助、文化教育、生活服務、娛樂休閑、治安聯防、婚姻家庭、醫療養老等小事的過程中，把基層群眾組織起來，落實并改善民主民生這些大事，激發基層勞動者的主體性。

　　基層民主必須是有組織、有領導、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起來。自治從來就不是沒有組織、領導的，事實上，你不來領導，別人自會來領導，自然會有強人、黑社會來領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組織上，是十足的無政府主義思維。基層自治落實比較好，基層群眾組織程度比較高，基層治理優良，往往都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帶頭人來組織、動員、領導、帶領，培養、選拔、激勵和約束什么樣的帶頭人，直接影響基層自治與民主的實現程度。當今中國，資本已經高度組織化，資本力量已經非常強大，與之相比，農民、工人等基層勞動者的組織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會的有序發展，矛盾的有效疏解，問題的有力處置，一方面需要建構全方位容納群眾參與的基層組織網絡，另一方面又需要以黨的組織為核心，把農村、社區、企業、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統合起來，走群眾路線，把不穩定因素化解在基層，讓老百姓安居樂業。[8]

　　落實群眾路線孵化直接民主

　　外界認為中國的政治體系有一個弱項，即疊床架屋的間接選舉導致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這個批評值得認真對待，有必要群策群力，共同探討如何構建壓力下移、向下負責的體制機制。要言之，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府必須接受雙重壓力：來自中層、高層的行政壓力，來自基層人民的政治壓力。這就需要有恰當的制度機制來引導他們服務于基層，通過他們把鄉村組織起來，把社區組織起來，把工廠組織起來，把單位組織起來壓力下移，不能被動等待人民找上門來，而要主動了解普通民眾的需要，用人民群眾的民意消解科層制的僵化。

　　在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各個環節，基層干部都要走出辦公室，直接走到群眾當中，通過挨家挨戶訪問與定期接待來訪相結合，群眾問政大會，政策討論大會、村民大會、社區大會、鄉鎮大會，座談會、基層對話會等多種形式與基層骨干、基層群眾直接交流，讓群眾了解法律和政策內容，給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施加無形的政治壓力。同時也警示他們，人民已經了解法律和政策的原委，他們必須按照既定程序和法律制度，按部就班地執行，只要是服務于群眾生活的，不能打折扣，不能欺上瞞下。

　　群眾路線不是送溫暖下鄉，而是送自治下鄉，送直接民主下鄉，在國家治理的各個層次落實“楓橋經驗”式的群眾路線，全方位擴大基層群眾直接管理基層事務的制度渠道，組織、協調、培育基層自治，發揮勞動人民的主體性、自主性、獨立性、自覺性，堅持有利于人民群眾利益的集體土地制度、經濟制度、金融制度、組織制度和治理制度，與為人民服務、人民當家做主、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相結合，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政黨干部隊伍相結合，整合農民工代表、農民代表、草根組織代表、業主代表等等，才能把勞動人民整合成為一個團結的政治共同體。

　　為人民服務，不能只是寫在墻上，而應銘刻在內心深處，并直接體現為基層人民群眾服務。人民群眾是基層社會的主體，群眾路線是政黨生命的源泉，執政黨是基層直接民主的孵化器、發動機，沿著制度化、定型化的方向，發掘群眾路線內在的民主追求，正在變得極端重要。

　　3、“回歸民本”、“再造人民”

　　截至2012年，中國仍有1.63億的(城關鎮以上的城市)農民工、0.5億的下崗工人、1.64億的“鄉鎮企業”職工、2.58億的農業就業人員、以及0.30億的鄉村“個體戶”(其中不少人部分時間從事農業生產)和0.37億的鄉村“私營企業”職工，全國就業人員總數為7.67億。[9] 這充分表明，當今中國仍然是一個以中下層勞動人民為主體的社會，當代中國基層社會的善治之道仍然需要回到“民本政治”這一王道政治中去探尋。

　　人民通過革命或者建國第一次創造出來之后，并未就此大功完成，如果人民再次面臨一盤散沙的分化危境，如果政治的正當性因此受到損傷，就需要的第二次創生，也即“再造人民”。只有組織起來，才有人民，才有人民的權力和權益。“群眾路線”的脊梁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參與，依靠最基層的“積極分子”也即“新鄉紳”。如果只有個人，沒有人民;只“以人為本”，而不“以民為本”;基層群眾只是被全方位的“覆蓋”，而不能全方位的“參與”;也就無法回歸“民本政治”，無法落實基層直接民主，無法“再造人民”。

　　具體而言就是，把基層人民組織起來，落實基層民主，讓勞動人民過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集體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參與基層治理，直接參與管理農村、管理社區、管理工廠，并通過文化建設重建倫理生活，通過節日慶典、公共聚會等傳統形式和社區微信群、電郵、短信、手機報等新信息技術形式組織基層的共同體生活，才能恢復勞動人民的主體地位，把基層社會重建為勞動人民的共同體。如果基層人民不能有效參與、直接管理基層公共事務，不能在影響自身生活質量和長遠福祉的基層事務上當家作主，所有美好的政治理念都難免走樣。

　　結 語

　　古今中外，治國之道系于基層，基層安則國安，基層亂則國亂。同樣，政黨的生命力寓于群眾路線，親和群眾、從基層做起、擁有嚴密基層組織、決策服務于群眾，則政黨強而王;反之，排斥群眾，走精英路線、基層組織渙散、決策脫離群眾，則政黨弱而亡。孔子說禮失求諸野，馬克思說歷史是群眾創造的，毛澤東說依靠群眾，都是主張眼光向下，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領導群眾、訓練群眾，識別并盡力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需求。

　　基層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為”，把基層群眾組織起來，糾正把選舉當萬靈丹的理論迷思，真正“回歸民本”，“依靠人民”，“馴服資本”，落實基層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爭取實現“農者有其地、來者有其尊、勞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養、優者有其榮、力者有其樂、外者有其歸”，[10]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團結起來，凝聚起來，整合起來，“再造人民”，這樣才有可能“無敵于天下”[11]。

　　[1] 歐樹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博士，電郵：[email protected]。本文是《大道之行》一書基層治理部分的縮寫版。

　　[2] 劉海波：“延安體系淺論”，《國企》2013年第12期。

　　[3] 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第1版，第382-383頁。

　　[4] 習近平：《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第11頁。

　　[5] Charles F.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2012): 169-183.

　　[6] 歐樹軍：“群眾路線的新加坡經驗”，未刊稿。

　　[7] 羅伯特·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9。

　　[8] 習近平：“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夯實社會和諧之基”，《浙江日報》2006年11月3日。

　　[9] 《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

　　[10] 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第1版，第252-259。

　　[11] 《孟子·公孫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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