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1930年寫下《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其理念對七十年代早期的經濟決策有決定性影響。在市場自由主義當道的幾十年時間里，如同凱恩斯的其它作品一樣，這篇文章不再經常被人們掛在嘴邊了。自由市場的放開導致了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大蕭條，其影響至今仍讓大多數發達國家舉步維艱。

　　不過，也如同凱恩斯的其它作品一樣，這篇文章近幾年又火了起來。凱恩斯的休閑理念重新成為熱點。休閑時間是指人們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自由支配，而不是無所事事。就像父子倆所講的，他們的觀點借鑒了古時的傳統。但是，凱恩斯的觀點卻蘊含著新思想，那就是，休閑時間人人可以擁有。

　　作為經濟大蕭條時期的作家，凱恩斯認為科技進步可以使未來一片光明。他說，從長遠看，人類可以在經濟上解決稀缺問題，不必再為了生存而工作，而這一點又意味著可以拋開“一切影響財富分配及經濟獎懲分布的社會習俗和經濟實踐。它們本身也許令人討厭并且缺乏公正，我們現在之所以仍竭力保全，是因為它們對于資本的積累非常有益。”

　　凱恩斯借鑒的是老傳統，提出的卻是新觀點。在烏托邦式的黃金時代里，物質的豐富會取代稀缺，金錢將不再統治一切，這是人們一直都有的老觀點。而凱恩斯的新意在于，他認為科技的進步會讓烏托邦成為現實，而不只是幻想。凱恩斯在他的文章中談到：“從人類有記載算起，即大約公元前2000年，一直到十八世紀初，地球上生活在文明世界的蕓蕓眾生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大多數人辛苦勞作也只能勉強維持生存，而且歷來如此，似乎沒什么可行的政治改革能改變這種局面。

　　人口論

　　只有工業革命以及之前的啟蒙運動，才讓人們大膽猜想將來的黃金時代有可能通過人類自己的行為得以實現。到了十八世紀末，按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等激進思想家的說法，人們的收入水平已經提高到只要財富公平分配，就能人人有好日子過的程度。針對這種危險的推斷，馬爾薩斯(Malthus)專門寫了《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予以批駁，這是對稀缺必然性觀點的首次捍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馬爾薩斯的論點是，即使技術革新或財富再分配可以提高大眾的生活水平，其結果也只會是有更多的孩子得以存活，呈幾何級數增長的人口必然會跑贏呈算數級數增長的生活資料。所以，要不了多久，窮人還會被打回原形。

　　十九世紀早期的狀況似乎支持了馬爾薩斯的觀點。工業革命使得勞動集約化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圈地法案和人口增長迫使農民和農業勞動者失去了土地，成了首批工業無產者。他們工作的工廠又很快迫使原本的商人和手織布之類的家庭手工業者淪為赤貧，進而淹沒在歷史洪流中。

　　由于不受季節或白天長短的限制，人們的工作時間之長達到了空前絕后的程度，年工作時間據估計超過3,200個小時，即每周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且沒有任何假日或休假機會。物質消費確實有小幅增漲，但遠遠不足以抵消工作時間和強度的增長。馬爾薩斯時代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他的觀點。所有的標準模型都以一種穩定狀態結束，即大多數人都處于勉強糊口的狀態。唯一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卡爾·馬克思。在他看來，貧困化(Immiseration)的進程并不會以勉強糊口的穩定狀態告終，它會帶來危機與革命。

　　十九世紀的中產和工薪階層

　　到十九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實際的生活與馬爾薩斯預測的全然相左，一批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隊伍一面享受著技術進步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面卻趨向于通過道德約束或是節育手段來經營更小的家庭。“人類的一切將越變越好而不會越來越糟”——這一新穎的進步理念在當時迅速成為大眾“常識”。

　　另一方面，工薪階層有更充分的理由去尋求更好的生活。斗爭數十載后，工人們不止是奪回了他們曾有的權利。工作時長在立法與工會活動的作用下得到限制。八小時工作標準于1855年首次在墨爾本的石匠們身上實現，但并沒有立即得到廣泛實施，周末雙休則出現得更晚，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在大部分發達國家開始實行。

　　凱恩斯關于經濟前景的討論，當是首批提出基于技術發展與資本累積，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可以無限持續下去這一觀點的。凱恩斯主張技術進步只要以每年2%的比例增長，就足以在一百年內讓我們的生產力翻近三番。只要人均產出漲一倍，就基本可將工作時長降至每周15小時或者更短。他認為這樣的條件足以讓我們填滿欲望的溝壑，輕松工作即能生活得心滿意足。

　　所以當我第一次讀到凱恩斯的論文時，我便覺得他的愿景很有可能就在我的有生之年內得到實現。社會民主福利制度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管理理論的指導下，緩和了許多經濟生活中的大起大落。曾經失業、病痛或者年老會使我們一貧如洗的威脅在當今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中基本上已不復存在，年輕的一代人甚至連見都不曾見過。在這些優越條件下，反物質主義論調風靡于社會，年輕人中更甚，而在凱恩斯時期，這些論調僅在布盧姆斯伯里派里被熱烈推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幾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排斥狂熱消費主義，藍色牛仔褲成為潮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然而，40年后的今天，凱恩斯的愿景卻似乎和現實漸行漸遠了。至少在英語國家，人們曾經認為的工作時間縮短這一必然趨勢已停滯不前。對許多工人來說，事情正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此外，積累資本以及保持和促進消費的努力非但沒有減弱，而是比往日更甚。市場價值的影響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更加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數十年間，投機市場的范圍和規模的擴張超乎想象。凱恩斯所說的貪婪和利益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對象。

　　市場自由主義

　　這樣的逆轉是如何發生的?凱恩斯的愿望是否仍有實現的可能?

　　第一個問題很好回答。七十年代的經濟動蕩給六十年代的烏托邦主義劃上句號，促進了激進的資本主義的復興，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撒切爾主義”或者“華盛頓共識”。我用了一個較為中立的術語，“市場自由主義”，來描述這一系列思想。只要市場自由主義仍然大行其道，想要建立一個不被金錢驅動的社會就是天方夜譚。全球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長期經濟衰退都是對這些觀點的有力質疑。然而，那些基于市場自由主義產生的理論和假說仍然左右著政客和意見領袖的思維。

　　尤其是在人們重新燃起對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興趣之后，那些市場自由主義時代本就根深蒂固的觀點重新獲得了控制權，推動了一系列毀滅性緊縮政策的制定以及更多自由市場方針的結構性“改革”。如今，社會民主主義已經無法做出像樣的抵抗。人們對經濟危機的憤怒演變成右翼的部落主義運動，例如美國的茶黨運動以及希臘金色黎明黨運動。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如果凱恩斯社會民主主義還想重拾當年的統治地位，就像從凱恩斯晚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一樣，他們就不能僅主張依靠科技杠桿來穩定經濟。正因如此，現在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下凱恩斯對未來的設想了。首先，我們應當考量凱恩斯理論的局限性，這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凱恩斯僅僅考慮了發達國家的情況，含蓄地假設殖民主義世界秩序能夠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從他的其他著作、包括早期那些論述印度經濟的作品中看來，凱恩斯的設想是在殖民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貧窮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旦我們將凱恩斯的假說應用于整個世界，就能清楚地看到經濟稀缺的終結和他的設想相去甚遠。究竟有多遠?說得再具體一點，要想讓人們每周只工作15個小時，而人人都能享受到1930年(凱恩斯的文章寫就時)英國人民的平均生活水準，我們的科技還要取得多大進步?

　　1990年，距離凱恩斯文章已經過去60年，全世界的平均收入才剛剛達到英國人1930年的水平。所以，看起來我們還得在凱恩斯的時間線上再加60年，也就是兩代人的時間才行。另外，由于發展中國家更多地是在借鑒現有科技，世界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接近3%，而非凱恩斯設想的2%。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生產力翻三番的目標僅需70年。所以，如果將全世界的情況考慮在內，要想結束經濟稀缺狀態，只需將凱恩斯的估計時間后推30年，即2060年。

　　逃離凱恩斯所謂的“經濟需求隧道”的大門仍向我們敞開著。然而，這將需要徹底改變驅使人們追逐金錢的經濟結構和受消費文化影響的經濟態度。在金融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數十年之后，我們需要費點力氣才能回想起，這類改變都曾看似可能。

　　不過現在看來市場自由主義的主張顯然是行不通的。它許諾如果市場完全放開，從長遠看，每個人都將受益。事實上，在市場自由主義經濟時期，發達國家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長狀況還不如1945年后進入凱恩斯社會民主主義的數十年間的水平。更加迫在眉睫的是，除了位于金字塔尖1%的人群外，其他人都還沒有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甚至更糟的還在后頭。而且，盡管在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策略的強烈抵制上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目前，不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來看，緊縮政策都宣告失敗。

　　本文作者：約翰·奎金(John Quiggin，昆士蘭大學經濟學教授)新作《僵尸經濟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原文來自 AEON，由譯言翻譯，譯者：moonlight650、嗨小蝎子翠翠、Lizzzzz、君麟、OrganOfFire，原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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