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叛逆的城市

　　副標題: 從擁有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

　　作者: [美]戴維·哈維

　　作者簡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1935年出生于英國肯特郡，1957年獲劍橋大學地理系文學學士，1961年以《論肯特郡1815-1900年農業和鄉村的變遷》一文獲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后曾先后在牛津大學、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機構任教，目前是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杰出教授。

　　哈維不僅僅是一位地理學家，更是一位社會理論大家。他是人文學科中被引用率位居前20名的學者，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尤具聲譽，其論點也曾經引起過廣泛的爭論。其學術工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恢復和延伸"社會階級"和"馬克思主義"，作為嚴肅認真地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論工具。他的重要著作包括《地理學中的解釋》(1969)、《社會公正與城市》(1973)、《資本的極限》(1982)、《資本的城市化》(1985)、《后現代的狀況》(1989)、《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1996)、《希望的空間》(2000)、《資本的空間》(2001)、《新帝國主義》(2003)、《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2003)、《新自由主義簡史》(2005)、《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2006)、《資本之謎與資本主義危機》(2010)。

　　作為一個長期執著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哈維還一直在經營著一個網上閱讀群和公開課"和大衛·哈維一起讀馬克思的《資本論》(Reading Marx's Capital with David Harvey)"(davidharvey.org)。可以說，在全球學術界，大衛·哈維已經建立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家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批評家的聲譽，同時，他用他堅持不懈的寫作、教學、研究、演講和實際行動，改變著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在部分地改變著這個世界。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譯者: 葉齊茂

　　出版年: 2014-6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積極穩妥推動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戰略決策，提出了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制度、文化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和生態文明制度等五個領域的改革總任務。在這個重要時刻，翻譯出版美國著名地理學家、人類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戴維.哈維教授的《叛逆的城市——從對城市的權力到城市革命》，可能對我們認識“城鎮化”的一般屬性，認識中國人口城鎮化水平超過50%之后的城鎮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鎮化，認識“中國城鎮化的特色”，尤其是高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下所展開的城鎮化，有所幫助。

　　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力的擴大，我們國家日益成為發達國家方方面面關注的中心，而我們的城市、城鎮化和城市發展常常成為國外學術界的聚焦點。如果不是夸張的話，現在國外有關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學術著作中，總會有關于中國城市的章節，如本書。毫無疑問，他們對中國城市問題的認識不可能完全正確，所以，他們的見解常常有些偏頗。當然，兼聽則明，不妨虛心讀一讀，利大于弊。

　　其實，我們對自己城市問題的認識也有不準確的時候。例如，我們談及北京市區和近郊最近出現的“霧霾”時，就籠統地說“北京的霧霾”。珍珠泉，古北口、棲霞、張房也是北京，可是，那里并沒有什么霧霾，更談不上P2.5，倒是要談談P250的問題。所以，說“北京的霧霾”(16800平方公里)，很不準確，說北京市區(1379平方公里)的霧霾相對準確些，因為海淀的山后地區也沒有多大的空氣污染。個別大使館在三里屯測出的污染數據怎么可以代表北京(16800平方公里)?不可理解的是，我們自己也說“北京的污染指數”。我們一些學者到了國外，常常以“中國通”或“北京通”自居，而傳達給人家的信息并非“中國的”或“北京的”。所以，人家對中國城市及問題的誤解也與我們有關。

　　實際上，中國城市的行政轄區面積之大，尤其是北京、重慶，歐洲人，甚至美國人，難以想象。最近，我們談到中國的城鎮化。問題又出來了。蘇南地區、浙南地區的城鎮化能與中原地區或重慶的城鎮化同日而語?更不用說格爾木呢。關于這一點，外國人恐怕從未想到過。只有等我們自己認識到了，講清楚了，他們才有可能明白。所以，不要籠統地“言中國”，談“中國的城鎮化”。“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必不可少。蘇南、浙南、深圳甚至北京遠郊的人還要什么“城鎮戶口”?城里有工作，郊區還有一塊宅基地，甚至還有幾畝承包的果園，有什么不好?究竟誰在為城鎮戶口苦惱?恐怕只有土地部門，因為轉了戶口，就要把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交出來了。關于這個中國特有的問題，外國人幾乎不可能理解。

　　當然，看看外國學者如何看我們的問題或我們關心的問題，還是會有收益的，因為他們畢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市場機制的弊端刻骨銘心，志在改良。在《叛逆的城市》一書中，戴維.哈維以《資本論》為基礎，采用他所認定的，甚至他認為他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鎮化，尤其是目前在西方國家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城鎮化做了一系列批判。這本書也許會對我們認識目前亟待解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鎮化問題有所啟迪，至少敦促我們重新學習《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特別是其中有關資本積累、資本流通、信用制度及其虛擬資本、地租以及壟斷地租的論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鎮化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進而探索如何以社會公正和生態友好的方式，把城鎮化與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起來。

　　戴維在本書第二章“資本主義危機的城市根源”中提出了這樣的判斷，貫穿于整個資本主義歷史，城鎮化從來都是吸收剩余資本和剩余勞動力的關鍵手段，城鎮化憑借不斷變更空間和場所的使用功能，實現空間壟斷及其壟斷地租(第四章)，進一步推動資本積累。所以，城鎮化對資本積累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資本積累過程不可缺少的部分。這一對資本主義城鎮化的判斷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鎮化嗎?在這本書里，戴維還用歷史證明，創造和建設空間和場所的活動最初是用來消除過分積累狀態的，然而，從長時期角度看，它常常會面臨重復出現極度的過度積累的風險。所以，城市和其他形式的基礎設施投資都具有易發危機的特征。這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教訓是否可以在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鎮化中避免呢?

　　戴維在本書第一章 “對城市的權利” (包括他自己撰寫的序言：“亨利.列斐伏爾的愿景”)中提出了這樣的命題，“對城市的權利是一種按照我們的愿望改造城市同時也改造我們自己的權利”。他認為，我們現在所闡述的人權概念大部分是以個人權利和私人物權為基礎的，而沒有從根本上去挑戰霸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沒有從根本上去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合法性和國家行動的模式。所以，戴維在本書中探索了資本主義迄今為止忽略最多的人權之一，“對城市的權利”這一類集體權利。因為，城市人在建設城市中一直都在間接地重新創造著他自己，或者說，強大社會力量所推動的城鎮化過程正在改造和不斷改造著我們自己。所以，回答我們要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城市里這樣一個問題時，我們就必須回答，我們究竟要做什么樣的人，我們尋求什么樣的社會關系，我們與我們鐘愛的自然處于何種關系，我們希望以何種日常生活方式來生活，我們認為什么樣的技術是適當的，我們堅持何種美學價值觀念。這樣，對城市的權利遠遠超出了我們所說的獲得城市資源的個人權利。不僅如此，改變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賴于集體權利在城鎮化過程中的運用，所以，“對城市的權利”是一種集體的權利，而非個人的權利。對城市的權利即是對城鎮化過程的某種控制權，對建設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的某種控制權，從根本上和以激進的方式實現對城市的控制權。我認為，戴維的這些觀點對我們思考如何改革有關城市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的市民們是不是在爭取城市規劃管理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的同時，也要改造自己呢?例如，能不能不要把汽車停到人行道上，能不能在戶外少掛一個空調?

　　戴維在本書第三章“創造城市共享資源”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尺度”問題。人行道和空氣都是城市的共享資源，然而尺度不一樣。我們可以有阻止人行道、街頭公園、甚至故宮頤和園的私有化的社會管理辦法，而管理好北京的空氣質量，則需要其他的社會管理辦法。同樣，管理好一個“圈起來的大院”的辦法未必適用于管理胡同。戴維認為，單純使用“自治”或“非政府”的方式是不可能解決城市共享資源私有化的問題，因為共享資源問題背后是社會和政治利益沖突。在戴維看來，共享資源并不是一種特定的事物、特定的資產甚至特定的社會過程，而是一種不穩定的和可以繼續發展的社會關系，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創造共享資源的社會實踐。這個實踐產生或建立起與一種共享資源的社會關系，這個共享資源的使用或是專屬于一個社會集團的，或者部分的或完全的向所有人開放。創造共享資源實踐的核心是，社會集團和作為共享資源對待的環境的那些方面之間的關系將是集體的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市場交換和市場估價邏輯的限制。也許我們有些不習慣戴維的話語體系，如階級斗爭。他認為，城市生活質量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有錢人的商品。后現代主義熱衷于在城市生活方式的選擇上和消費習慣上鼓勵形成細分的市場，對文化形式和周邊環境情有獨鐘，主張在市場上，只要你有錢，就可以自由選擇當代城市生活的氛圍。購物中心、購物綜合體和量販商店激增，快餐店、手工藝品市場、精品文化等也是如此，在這個世界里，新自由主義倫理能夠成為人格社會化的模板，這種新自由主義倫理采用個人主義的立場，具有強烈的占有欲，與從政治上撤銷了對集體行動的支持同源。但是，戴維問的很好，你站在哪一邊，你尋求保護哪一種公共利益和依靠什么方式來保護你尋求保護的那種公共利益?難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我們的城市時，就沒有這一類問題?

　　戴維在本書第四章“地租的藝術”中，討論了使用文化生產和文化產品獲取壟斷地租的辦法。戴維的基本判斷是，尋求壟斷地租并不局限于房地產開發、經濟目標和政府財政。許多壟斷地租是建立在歷史的敘述、集體記憶的解釋和意義、重要的文化實踐等基礎之上的。如果獨創性、真實性、特殊性和一種特定文化的審美觀是獲得壟斷地租的基礎，那么，歷史積淀下來的文化，特定的建筑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環境特征，最能獲得壟斷地租。因此，他并不認為，無差異的與其他國家的建筑環境“接軌”(如武漢打算建設的600米高的摩天大樓)或“迪斯尼化”(前門的改造似乎有這個傾向)的建筑環境，并不一定帶來壟斷地租。戴維把歷史積淀下來的文化和特定的建筑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環境特征稱之為“集體象征資本”。我認為，戴維從獲得壟斷地租的角度提出城市文化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我們高舉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當然也不會允許市場機制的弊端為虎作倀。但是，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對市場機制弊端的認識不如西方學者，如本書作者戴維.哈維，對如何在市場機制下搞城鎮化、編制城市規劃，控制城市建設，我們畢竟還是新手。《叛逆的城市》涉及到了對城鎮化屬性的深層次思考。期望讀者能夠從中收獲一些意外，多一些思考角度，弄清究竟何為中國城鎮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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