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Theoretical Trends of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U.S.

　　【作者簡介】紀忠慧　國際關系學院文化與傳播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091

　　【內容提要】美國輿論管理的興起，緣于宣傳分析的衰落，與美國政治和社會心理的嬗變相一致。至今，輿論管理作為“決策層面的宣傳技術”，主宰了西方的公共領域，并成為診斷美國政治的一個關鍵現象。與此相應，美國輿論管理研究呈現出多學科密集交叉的態勢，大致可以分為批判研究和實證研究兩種學術取向。相關的學術論爭，不僅內在于拉斯韋爾給宣傳下的權威定義本身，而且反映出美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需求的矛盾、斗爭與妥協。

　　Due to the fading of propaganda analysis, the rising of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U.S. is exactly unanimou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So far, the research of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U.S. shows intensive cross of multidisciplinary,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academic orientations. The related academic arguments not only lie within Lasswell's Definition of Propaganda, but also reflect the contradiction or compromise between the ideology of liberalism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關 鍵 詞】輿論管理 宣傳 公共關系 政府傳播 managing public opinion/propaganda/public relations/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63(2010)08-0095-06

　　言論自由被認為是美國的立國之本，相應地，美國的輿論民主制度也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典范。然而，正如許多美國文化批評家所指出，美國的社會輿論并非如人們所臆想的那樣任憑意見市場的“自然進化”，它不僅一再被仔細“塑造”，而且在一定界域內加以“模式化”，其最好的明證是，“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美國政府通過“制造”人民的“同意”，使美國在海外實施暴行的同時，還保持著世界上最自由國度的形象。然而，這種“形塑”輿論或“制造同意”的技術，實際上并非美國政府的新發明，它緣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國的宣傳戰以及美國大企業在20世紀初發起的公共關系運動，成為戰后美國大政府時代以來的輿論管理和政府傳播的主要內涵。

　　一、從宣傳的衰落到輿論管理的登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戰時宣傳引起了不同領域學者的關注，某些夸大宣傳作用的著作引起了西方人對宣傳的恐懼。正是在這個時期，“宣傳”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獲得了貶義，“宣傳成為戰后醒悟時期的一個替罪羊”①，被認為是不誠實的操縱。“一個詞語出現了，它在許多人的頭腦中發出了不祥的叮當聲，這就是‘宣傳’。……它通常是人們咒罵的對象，也因此成了人們興趣的焦點、討論以及研究的對象。”②

　　1927，拉斯韋爾的博士論文《世界大戰的宣傳技巧》刊行時，評論家稱其為“馬基雅維利式的教科書，應當馬上予以銷毀”③。整整10年后，拉斯韋爾在美國《輿論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書評文章中使用了“輿論管理”④(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一詞，標志著“輿論管理”作為一個新的概念進入美國政治，同時也表明美國宣傳分析的領軍人物已經注意到了宣傳的衰落。

　　法國學者馬特拉認為，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主要貢獻是指出“政府管理輿論的必要性”，美國大蕭條時期的新政則促成了“在工業化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為尋找‘走出危機’的策略而呼喚‘傳播技術’的援助。輿論管理成為持續不斷的研究對象。”⑤盡管在實踐層面上清晰地區分宣傳與輿論管理的差別并不容易，但一種理論關鍵詞的變化，則必定預示著社會心理與現實的顫變，以及由此引發的學術轉向。

　　20世紀20至30年代是西方宣傳分析的黃金時期，代表著早期傳播學的一種重要類型，然而，隨著宣傳一詞在西方變成一個貶義性的概念，人們不再把政府訴諸宣傳的手段和行為視為理所當然。二戰后，隨著“傳播學”最終替代“宣傳學”登上歷史舞臺，宣傳分析被納入到傳播學研究的體系之中，與此相應，“輿論管理”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美國政治和學術研究的重要話語。按照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解，戰后美國大政府時代以來，“政治精英的組成人員在兩個方面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一是擅長輿論管理的政客，一是為民事與軍事服務的行政管理人員。”⑥正因為如此，美國學者指出：“輿論管理，被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杰出技術，現在正日益成為政府和商界的日常生活。”⑦

　　這一時期，發端于20世紀初葉的美國大企業公共關系運動，成為戰后美國輿論管理概念的重要來源。美國公關界人士于1960年代指出：“我們中間有些人認為，計算機將取代大眾傳播的作用，‘輿論管理’將應運而生，以取代長期被遺棄的‘認可工程’。”⑧這也就是說，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企業公關人員可以通過建立大規模的數據庫，隨時跟蹤社會輿論的細微變化，進行分眾和小眾化的意見管理，獲得傳統的大眾傳播手段所不能企及的公關業績。事實上，戰后美國政府雖然不再使用顯性的宣傳手段，但并未放棄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和“塑造”，只不過變得越發隱形，成為今天人們所說的“輿論管理”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人們對“觀點的自由市場”的信念與生俱來、不言自明。因此，顯性的宣傳手段不僅在戰后美國人的觀念上無法接受，而且在實踐上也注定不會取得滿意的效果。另一方面，新聞傳媒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商業化體制，也使美國政府無法直接訴諸宣傳手段，不得不借助現代傳播技術以及美國大企業的公關策略，在新聞、公共關系和公共管理之間尋找平衡的支點。

　　1980年代，美國政治和外交史學者希爾德勃蘭特(Robert C.Hilderbrand)把研究的視角指向了美國國務院與新聞界，在成書于1981年的學術專著《權力和人民：1897-1921年對外事務中的輿論行政管理》中，希爾德勃蘭特教授富有創見地論證了從麥金利到威爾遜等四屆美國政府在輿論管理方面的不同凡響之處。對此，有評論指出：“自新政以來美國國務院各部門一直維持著‘公共信息’的有效運轉，但我們對行政管理部門在此之前的所作所為卻知之甚少，此書為我們填補了這個鴻溝。”⑨1985年，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W.Steele)的《開放社會中的宣傳：羅斯福時代的行政與媒體》出版，不僅在全書架構上借鑒了希爾德勃蘭特的經驗，而且更為詳盡地考察和總結了美國新政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輿論管理的努力和嘗試。

　　1990年代，美國學術界進一步廓清了輿論管理的概念，并對海灣戰爭中的輿論管理進行實證應用研究。1991年出版的《注意力之王》指出：“美國進步時代，是輿論管理和公眾意見概念化的關鍵時期。這一時代的政治家通過公開信息，比他們的前輩們更加有效地影響選民。”⑩1995年出版的《單一民族國家的終結》寫道：“我們不再為了仇恨做好犧牲的準備，軍事首腦們已經接受了‘越戰’的教訓，把管理輿論和集合知覺，提高到與指揮戰斗一樣重要的位置。”(11)

　　進入21世紀，美國輿論管理研究呈現出密集的態勢。2002年，錫拉丘茲大學政治學教授安德森(Anderson)指出：“就輿論管理而言，政治家們需要理解，一種統一的輿論如何能夠促成某種特定的政策。”(12)2003年出版的美國知名學者論文集《考量布什政府》一書中，有作者認為：“輿論管理經常意味著為公民設定先入為主的框架，以使他們適應總統對政治事件或總統行動的預想。”(13)2004年，庫烏(Meganv.Vandeker Ckhove)教授在一篇演講報告中說：“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輿論管理是外交和公共事務官以及公共關系從業者的首要任務。”(14)

　　2005年美國“國會研究獎”(Congressional Research Award)資助的十個項目中，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候選人派利卡(Stacey Lynn Pelika)的《輿論管理：注意力公眾、政治精英與政策制定過程》榜上有名。(15)派利卡在項目概要中寫到：“社會精英領跑輿論的模式，大多基于黨派身份認同和個人水準上的政治信息。此類模式忽視了‘注意力公眾’對輿論和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導致學術研究者局限于低水平的‘手工操作’，不能很好地解釋‘精英們’如何形成有利的公眾輿論。因此，在我的輿論管理模型中，‘注意力公眾’作為一個整體，在政策說服的精英戰略中扮演中心角色。”(16)

　　二、批判與實證的兩種學術取向

　　在不斷推進的美國輿論管理研究中，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者集納了政治學、輿論學、管理學、公共關系學、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等多學科素養，為人們提供了跨學科的研究視域。

　　然而，輿論管理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直到20世紀末，美國社會學家埃里克斯·凱瑞(Alex Carey)依然為此困惑不解，他寫道：“關于宣傳的重要性以及誰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戰，拉斯維爾的基本結論與希特勒的看法并沒有什么不同。之后，在集權主義德國，希特勒法西斯開始把注意力轉向了輿論管理，而拉斯維爾也在美國著手研究民主制度下對輿論管理的需求。在西方世界，盡管集權主義宣傳因其民主和人身自由的喪失而遭到全面譴責，但輿論管理在民主制度下卻被普遍認為是非常不錯的事情，差異何在?”(17)沿著這一思路，進入21世紀有美國學者提出：“政府領導人今天用‘輿論管理’或‘斡旋’代替了宣傳，這是委婉的術語還是另有隱情?”(18)

　　顯然，輿論管理畢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管理或行政管理，對輿論管理的研究也不同于態度改變的傳播效果研究。輿論管理與輿論管理研究的終極交匯點，在于對民主制度和自由價值的理解和認識，因此，研究者在宣稱堅守價值中立原則時，常常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批判傾向。這種批判的研究取向，與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取向占居主流的美國輿論學和傳播學學術傳統相頡頏，成為美國輿論管理研究的重要分支。

　　在批判研究取向中，不少學者對美國民主制度所面臨的威脅表示憂慮，有學者認為：“戰時審查權力是可以用來反對國內不同意見的一件唾手可得的武器。這樣，總統的輿論管理就從積極爭取輿論轉向消極地扭曲輿論，這對美國民主的未來而言，構成了不祥的征兆”(19)美國輿論研究的知名學者雅各布指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民主政體不再依賴于直接的行政統治，而代之以巨大的操縱輿論的能力，制造出廣泛的意見一致以及對政府行為的熱情支持。”(20)一些左翼知識分子，更是直接將批判的鋒芒直指美國政府輿論管理中的反共意識形態以及權力與資本的共謀或相互滲透，如愛德華·赫爾曼(Edward S.Herman)和諾曼·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制造同意》，羅伯特·W.麥克切尼斯特(Robert W.McChensney)的《富媒體 窮民主》等，已經成為政治、新聞、傳播和輿論研究的暢銷著作。

　　與此相反，實證研究取向中的輿論管理是不帶褒貶色彩的中性詞匯。據考證，英語中的“管理”(Management)來自拉丁詞Managgiare，原意是指“訓練和駕馭馬群”(21)，后引申為管理。一般認為，管理就是有效地支配和協調各種資源并努力實現目標的過程。換言之，“凡處理事物及對人的指導，使其循序進行，以達到預期目的者，統稱之為管理。”(22)從這個角度上說，把輿論管理簡化為控制或鉗制輿論的觀念是不符合英語習慣的。

　　實際上，輿論管理概念的提出也是西方公共關系學與管理學長期磨合的結果。20世紀30年代，伴隨著管理學人際關系學派的橫空出世，現代管理學不僅擴大了管理理論的人文內涵，也將管理的概念拓展為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話語。差不多也在這個時期，美國現代公共關系之父艾維·李(Ivy Lee)的“公眾應該被如實告知”原則被引進企業管理，而公共關系本身也被當代學者界定為一種管理職能。顯然，如果把輿論管理看作與人際關系管理、績效管理等概念相似的動態過程，那么，輿論管理應該包括宣傳、反饋、疏導和控制等一系列環節在內的一種動態的意見管理。這樣，輿論管理的概念避免了“宣傳”在西方語境下的貶義，成為當代美國企業和政府借鑒現代傳播技術及傳播學研究成果的組織化行為。

　　因此，美國輿論管理研究的兩種學術取向，內在于“宣傳”和“管理”等概念的歷史演變之中，又融入了學術界對美國戰后大政府時代以來公共權力全面介入公眾精神生活的不同理解。其中，拉斯韋爾1926年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給宣傳下的權威定義本身就已經埋下了日后分歧的種子，他認為宣傳“僅僅指通過重要的符號，或者更具體但不那么準確地說，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他形式，來控制意見。”(23)在此，“控制意見”與“輿論管理”的聯系是十分明顯的，這不僅是因為從意見到輿論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而且在英語世界中，輿論的最初含義是指不確定的判斷，直到18世紀末期，才獲得了公眾輿論的明確范疇，意指有判斷能力的公眾以印刷刊物為中介、在討論和批判活動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權威意見。因此，在英語表達習慣里，“意見”不僅在很多情況下可以與“輿論”互換使用，而且“公眾意見”不是對“輿論”的解釋，而是一個名詞的同義轉換。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宣傳作為控制新聞流動、管理輿論或操縱行為的手段，和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一樣古老。”(24)拉斯韋爾在給宣傳下定義之后斷言：“宣傳關注的是通過直接操縱社會暗示，而不是通過改變環境中或有機體中的其他條件，來控制公眾輿論和態度。”(25)

　　由此看來，西方社會語境下的宣傳主要是被當作控制輿論的手段來看待的，由此必然導致了今天的美國學術界在宣傳和輿論管理的概念使用上，始終呈現出的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同時，輿論管理研究的跨學科特色，也使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者在無形中形成了批判研究與實證研究互不搭界、自說自話的學術取向。

　　三、現實需求與歷史經驗的混合動力

　　管理的概念進入輿論和政治的交互視域之后，輿論管理成為美國政府“制造同意”的一張王牌。在美國，輿論作為影響政治生活和政府決策的重要變量之一，始終是參與式民主理論與公共決策理論的重要范疇。美國學者認為：“輿論同政府決策之間的關系，是有關民主政體與政治權力理論的核心。”(26)“對輿論分布狀態的感知，不僅會影響個人立場、社會決策以及意見的公開表達，而且，會影響人們從事各種政治行動的意愿。”(27)

　　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不少研究者迫切需要了解，當政府管理之“手”伸向“觀點或意見的市場”時，他們最為珍視的自由是否還依然存在?退一步講，如果政府的輿論管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這種管理的界限在那里?規則又是什么?一方面，隨著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最好政府，最少管理”這一原則的隱退，美國民眾要求政府公權力對經濟以及社會生活“從搖籃到墳墓”加以全方位的干預，遵循“最好政府，最多服務”的新原則;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政府的過度干預和權力的專橫、腐敗，又不會放棄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這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種社會思潮的交替和演變反映到學術研究中來，不能不呈現為對政府輿論管理行為既肯定又疑慮的矛盾心態。

　　正如美國學者卡普斯(Cupps)所說：“越來越多的統計資料也表明并支持了以下觀點，即那些自發的、無意識的、不加限制的、沒有充分考慮相關規則的公民參與運動，對于政治和行政體系可能帶來功能失調和危險。”(28)這與20世紀20至30年代“阿爾蒙德——李普曼共識”(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可謂一脈相承。阿爾蒙德提醒人們“時時切記美國公眾輿論的搖擺不定和爆炸性潛質”(29)，李普曼則一再證明“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與輿論根本無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有一個特殊階級來管理。”(30)因而他的《輿論學》剛一問世，就被杜威稱為是對民主價值理念的前所未有的指控。顯然，從傳統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輿論觀到現實主義、精英權能主義輿論觀的演變，既為美國政府的輿論管理提供了理論支撐，也同時為學術研究帶來了“魚和熊掌”何以兼得的悖論式思考。不難理解的是，越是在眾說紛紜的議題上，人們越渴望貢獻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與此同時，隨著輿論測量技術的精細化和日常化，美國學術界的輿論管理研究獲得了新的動力。因為，源源不斷的數據和全方位的議題設置，既能使政策制定者在事前及時獲得第一手材料作為判斷的依據，也能使研究者在事后的對比和監測變得簡單易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指出：“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中，民意管理的先進機制，深深依賴著民意測驗與調查。”(31)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斷言：“通過民意調查、媒體和公關手段，現代國家已經學到了許多操縱和管理輿論的方法。”(32)如果說輿論是影響政府決策的一個變量，那么在科學的民意測驗誕生之前，嚴格意義上的輿論管理是不存在的。沿著這一思路，不少研究者試圖精確分析輿論調查與公共政策之間的聯系，并對美國政府操縱民意測驗結果的作法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勞倫斯·雅各布(Lawrence R.Jacobs)和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Y.Shapiro)的研究證實，尼克松政府采取一系列策略，迫使民意測驗機構與其合作。這種合作包括：在民意測驗結果公布之前就可以獲得信息，使白宮能夠采取措施揚長避短;促使民意測驗機構選擇有利于政府的問題和措辭方式;修改測驗結果。(33)

　　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先驅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指出：“盡管民意測驗是一項以科學方法形塑的工具，但它不可能是中性的構件。…它旨在為政府、政治、經濟各界的政策制定與決策提供幫助。進行民意測驗，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政策行動。”(34)因此，盡管輿論調查或民意測驗對任何公共決策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任何調查又是都不完美的。或者說，“調查往往也是能提供一種關于輿論的一時‘快照’。”(35)人們不熟悉的一個詞、一個含蓄的短語或一個難以被人們完全理解的提法，都會使結果出現偏差，“給公眾提出什么樣的問題選擇結構，將引導公眾的議題態度和態度體系的變化模式。”(36)比如，用“福利”替換“幫助窮人”時，結果差不多截然相反——有一半的人認為花在福利上的錢太少了，但同時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用于幫助窮人的錢太多”。美國民意研究專家約翰·扎勒認為，這種“問題措辭效應”(question-wording effects)意味著不同的問題措辭方式會在統計學的意義上極大地影響公眾對某一問題的支持率，使民意測驗變為輿論的“臨時建構”。(37)

　　此外，20世紀中葉，美國新史學興起，認為美國社會從一開始就和歐洲不同，是一個相對平等的中產階級社會，不存在鮮明的階級分野和激烈的沖突;歷史上的各種斗爭都是在美國人共同的價值基礎上、在美國憲法的框架內進行的;美國人向來保守，激烈的變革和美國無緣;所以一致性和連續性乃是美國歷史的本質特征。(38)美國史學研究從“沖突論”到“和諧論”的轉向，令美國輿論研究者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他們在歷史和諧與一致的背后，發現了美國政府通過輿論管理這一中介，廣泛“制造”同意和共識的秘密。美國輿論研究著名學者勞倫斯·雅各布斯(Lawrence R.Jacobs)和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Y.Shapiro)1989年撰文指出：“新史學不僅提供了公眾信念、公眾習慣和輿論趨向的證據，而且使研究并闡釋輿論同政府決策之間的關聯成為可能。”(39)新史學強調公眾輿論在社會和經濟結構演變過程中的作用，為輿論研究者重估輿論的功能和角色并重新考量輿論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價值，提供了新的路徑和契機。

　　結語

　　輿論管理是美國社會歷史機緣與現實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輿論管理研究的終極目標，在于探尋輿論與管理之間的契合點和作用方式，以增進對于人自身及社會力學的理解。同時必須強調的是，輿論管理在美國數以萬計的輿論研究文獻中只是滄海一粟，而輿論管理本身又蘊含著復雜的社會互動機制，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邏輯問題。因此，輿論能不能管理以及要不要管理等問題，必將在美國學術界繼續爭論下去。無論如何，輿論管理作為“決策層面的宣傳技術”，不僅主宰了西方的公共領域，而且成為診斷美國政治的一個關鍵現象。

　　注釋：

　　①【美】E.M.羅杰斯：《傳播學史》，殷曉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頁。

　　②(23)(25)【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張杰、田青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2、44頁。

　　③【美】沃納·J.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郭鎮之等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④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 No.1. (Jan., 1937), pp.152-153.

　　⑤【法】阿芒·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陳衛星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⑥Talcott Parson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177-178.

　　⑦(30)【美】羅納德·斯蒂爾：《李普曼傳》，于賓等譯，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97、263頁。

　　⑧【美】杜·紐薩姆、艾倫·斯各特：《公共關系與實踐》，羅建國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頁。

　　⑨Elmer E. Gornwell, Book Review [Untitled], The Journal of America History. Vol.69, No.1(Jun., 1982).

　　⑩Gregory W Bush, Lord of Atten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pp.112-113.

　　(11)Jean-Marie Guehenno,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122.

　　(12)Christopher J. Anderson, Consent and Consensus: the Contours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Eur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Year of the Euro, December, 2002.

　　(13)Gary L Gregg, Mark J Rozell, Considering the Bush Presid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2003.

　　(14)Meganv. Vandeker Ckhove, Domestic public diplomacy,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ersian gulf war—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004.

　　(15)該獎項由迪克森基金會(Dirksen Foundation)資助、迪克森國會研究中心(Dirkse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Center)評審，自1978年至2005年已有337人獲獎。http://www.dirksencenter.org.

　　(16)Stacey Lynn Pelika.,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Attentive Publics,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2005.

　　(17)Alex Carey, Taking the Risk OUT of the N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p.1.

　　(18)Christopher J. Anderson, Consent and Consensus: the Contours of Opinion toward the EURO, http://www.Facing history campus.org.

　　(19)Sally Hunter Graham, Woodrow Wilson, Alice Paul, an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8, No.4. (Winter, 1983-1984), pp.665-679.

　　(20)Lawrence R. Jacobs, The Recoil Effect: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U.S. and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4, No.2. (Jan.,1992) pp.199-217.

　　(21)曾仕強：《中國管理哲學》，臺灣東大圖圖書公司1981年版，第18頁。

　　(22)邵培仁：《媒介管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24)Garth S.Jowett; Victoria 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Sage Publication, Inc. 1999, p.47.

　　(26)Lawrence R. Jacbos; Robert Y. Shapiro,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Social History: Some Lesson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13. No.1. (Spring, 1989), pp.1-24.

　　(27)Dietram A Scheufele; William P. Eveland Jr., Perceptions of‘Public Opinion’and ‘Public’Opinion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pring 2001, Vol.13, p.25.

　　(28)D. Stephen Cupps, Emerging Problem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37, No.5 (Sep., 1977), pp.478-487.

　　(29)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p.55.

　　(31)(34)【美】赫伯特·席勒：《思想管理者》，王怡紅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8-129、128頁。

　　(32)Benjamin Ginsberg, The Captive Public: 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224.

　　(33)Lawrence R. Jacobs; Robert Y. Shapiro, Presidential Manipulation of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4 (Winter, 1995), pp.519-538.

　　(35)【美】斯各特·卡特里普等：《公共關系教程》，明安香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頁。

　　(36)William G. Jacoby, Variability in Issue Alternatives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2, No. 2.(May, 1990), pp.579-606.

　　(37)John R.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4-35.

　　(38)李劍鳴：《關于二十世紀美國史學的思考》，載《美國研究》1999年第1期。

　　(39)Lawrence R. Jacbos; Robert Y. Shapiro,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Social History: Some Lesson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13. No.1. (Spring, 1989), p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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