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朱富強：《經濟學說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10

　　什么決定了知識分子的學術取向和政策立場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認為，無論一個人的理性如何堅實、縝密，他們的階級背景或其他社會因素將決定他們思考的方式和結果。例如，馬克思(1973:122)寫道：“馬爾薩斯作為英國國教會的真誠教徒，是土地貴族的職業獻媚者，它從經濟學上替土地貴族的地租、領干薪、揮霍、殘忍等等辯護。只是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權的利益，同貴族的利益一致時，馬爾薩斯才擁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即擁護他們反對人們權重，反對無產階級;但是，凡是土地貴族同資產階級的利益發生分歧并互相敵對時，馬爾薩斯就站在貴族一邊，反對資產階級。因此，他為‘非生產勞動者’，消費過度等等辯護。”

　　然而，真正的學者很少會有意識地為其階級、集團利益辯護，他們的價值判斷和立場甚至與其所隸屬的階層往往相差很大。例如，蘇格拉底就是一個石匠的兒子，但他的政治觀念卻是精英式的，他的學生也大都是貴族子弟。再如，李嘉圖倡導的政策常常與其個人利益相悖：他是英格蘭銀行的股東之一，卻反對該銀行過多地盈利;當他不再投資于英國政府債券時，仍然維護其他投資者的利益;他是英國最富的人之一，卻倡導對資本征稅用以清償國家債務;他購買了一個代表愛爾蘭選擇的議員席位，卻支持議會改革以剝奪哲學和席位。更為明顯的，我們可以將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兩人的出身和政策主張加以比較：李嘉圖致富后買了大量的土地而成為一個大鄉紳地主，馬爾薩斯卻一直是一個清教徒和教師而不是地主階級的成員;但是，李嘉圖卻極力主張非常當時有利于傳統地主階級的谷物法而倡導自由放任政策，而馬爾薩斯卻極力維護谷物法而最多是一個冷淡的自由貿易者。然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卻因在谷物法上的不同觀點而被馬克思主義學者視為分別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和傳統地主階級的利益。

　　進一步地，通過經濟學說史我們可以發現，啟蒙運動時期的大多數思想家都具有社會特權背景(是貴族或高等法官的子弟)，但他們基本上都能夠跳出當時教會或貴族精英的圈子，積極推動社會的改革而不是維護社會等級和現狀;而且，為了實現自己對人類社會的理念，他們的活動往往冒著很大的風險，小到被罰款、喪失經濟保障，大到被流放、被投入監獄，甚至被處以死刑。相反，很多出身于社會底層的學者卻往往堅持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并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馬歇爾、羅斯巴德、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出生于紐約市布魯克林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母是俄羅斯猶太移民，這些移民到紐約后在一個血汗工廠工作;弗里德曼16歲前完成高中并憑獎學金入讀拉特格斯大學，讀書的同時還在當地的飯店當服務員以及在一個百貨公司做銷售員，1932年又憑借獎學金而去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并獲得碩士學位，1933年在伯恩斯的幫助下獲得哥倫比亞的獎學金。但是弗里德曼卻是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

　　同時，馬克思曾指出，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階級通過控制物質生產資料，并把這種經濟權力上升為政治權力后，就逐漸控制了媒體、學術機構等精神生產資料，從而進一步生產出反映其意志的社會思想;正因如此，特別是當學術規范化、知識生產學院化以后，學術與政治就開始聯結在一起，思想就開始受到壓制了。馬克思(1960:30)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寫道：“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表現為思想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問題是，正如埃爾斯特(2008:447)指出的：“統治階級是如何確信在理論上占統治地位的觀念至少最低限度地附符合了其自身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的呢?問題不在于一個階級如何選擇其意識形態，而在于被選擇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憑借這個階級的階級權力獲得精神霸權的，占統治地位的觀點何以應該是統治階級的觀念呢?”

　　其實，就統治階級對現世學術和思想的影響和控制的現狀而言，馬克思的論述固然不差，但從思想的起源看，統治階級與思想演化之間的關系卻往往相反。一般來說，首先漫長的人類互動萌生出了新思想，而隨著新思想的傳播，產生并壯大了與此相應的社會階層;然后，當這種思想逐漸為社會所普遍接受以后，與這種思想相適應的新階層也就適應時事所需而轉化成了統治階級;最后，作為統治階級，它又會進一步宣傳和抬高這種思想的地位，此時“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而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于自身的幻想當作謀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對于這些思想和幻想則采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他們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馬克思，1960:3)。

　　也即，思想首先誕生于知識階層，開始是具有高度敏銳性和洞察力的開風氣之先的先驅者，他發現了傳統社會和學術中所存在的問題而開始了孤聲的吶喊;盡管經歷了常人所無法忍受的困苦和煎熬，但憑借其堅忍不拔的意志而最終獲得了少數聰慧而有遠見之士的追隨和繼承，并在這些追隨者的積極傳播和完善之下而終于使得這些思想逐漸為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在這種情況下，與此思想相適應的階層也開始從社會邊緣上升為統治階層，這也是為什么與統治階級世界觀相應的思想往往會在知識分子中贏得特別多支持的重要原因。

　　可見，社會階層的產生和壯大，從終極原因上講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但從直接原因上講則是新思想的推動。當然，新思想在新的環境中又會逐漸變成傳統智慧，不僅用于指導人們的日常行為，而且也會使人們的思維帶上新的偏見。譬如，在當前中國社會中，“虐窮”行為遠比“仇富”心理更為嚴重，但很多經濟學人卻往往置“虐窮”行為于不顧，而熱衷于大肆宣揚和抨擊中國社會存在所謂的“仇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這些經濟學人可以地要維護某些特定的既得利益，而是深受現代主流經濟學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信條所支配，它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學教條運用到人類社會之中，從而將市場經濟中的一切行為都視為理性的，將市場機制下財富分配都視為公正合理的，并將社會大眾要求改革的思潮貶斥為非理性的。凱恩斯(1999:397)就指出，“和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過分擴大了……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同時，這些經濟學人之所以信奉現代主流經濟學及其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很大程度上又在于他們狹隘的知識結構，從而缺乏審視和批判流行學說和思維的學術能力。哈耶克強調，僅僅知道經濟學知識的人絕不可能成為好的經濟學家，任何具體的政策都涉及到其他眾多社會科學的知識;而且，社會科學的知識也絕不僅僅“敢想，獨立思考”就能取得的，而是要充分梳理和比較前人積累的思想。可見，就一個知識分子而言。他的立場和政策主張主要不是取決于其出身階層，而更主要取決于知識結構和所接受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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