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反腐”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談談對當前反腐敗斗爭性質的認識

當前，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開展一場以“打虎拍蠅”為特征的轟轟烈烈的“反腐”斗爭，它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然而，對這場“反腐”斗爭的性質，卻眾說紛紜，諸如：

這是一場“清黨”運動，因為腐敗已嚴重威脅到執政的共產黨的生存；

這是最為快速鞏固民氣的做法，通過打擊腐敗贏得民心，目的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這是選擇性的“反腐”，打擊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為全面深化改革鋪路；

┄┄。

上述種種說法，不無道理；但都缺乏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對事物性質作出科學的概括。

如果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問題，當前中國發生的這場“反腐”斗爭，就是一場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攫取社會主義國家全民財富的斗爭，就是一場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

習近總書記一上任就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習近平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丟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們的事業就必然迷失方向，必然會遭到失敗。離開階級與階級分析法，就不可能有科學正確的對社會現象的分析。

相當一段時間來，人們忌談階級與階級斗爭。總希望“讓世界充滿‘愛’”，追求人人都能“和睦相處”；最好是“告別革命”，埋葬所有“斗爭”，創建“和諧世界”；似乎只要雙眼一閉，這個世界就“和諧”了。可惜，這只能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發表震驚世界的《共產黨宣言》。其第一章“資產者和無產者”中的第一句話就是：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

1852年在《馬克思致約·魏德曼》的信中，馬克思又講到：

“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產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08頁）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最為基本、也是最為核心的原理。

列寧、斯大林根據這一核心原理，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一度創建了有14個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根據這一理論，創建了新中國，并引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那么，當社會主義國家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舊的剝削階級被“消滅”以后，是否還存在階級與階級斗爭呢？

斯大林認為，階級斗爭就不再存在了。這反映在1936年頒布的“斯大林憲法”中，該憲法認為：

蘇聯已經消滅了階級，“蘇聯是公民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它的“政治基礎是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蘇聯共產黨是一切社會團體和國家機構的核心”——已成了“全民黨”。斯大林認為，新憲法的頒布，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已在蘇聯確立。這一理論導致了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

毛澤東以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立場，去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發現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像斯大林想象的是一個“無差別境界”；在一定條件下，“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舊的資產階級“消滅”了，如果不能徹底消除資產階級思想和剝削階級意識，勝利地進行文化革命，在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主導下，照樣可以形成新生的資產階級（先是官僚特權階級，再慢慢地演變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因此，他認為：

——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存在著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式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繼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讓群眾在斗爭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革命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干部的三結合。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挖掉修正主義根子。

這就是毛澤東貢獻給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無情的歷史正在證明這一思想的無比正確性，這才是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擁有不斷覺醒的群眾的真正原因。連反共、反毛、反革命的右派代表人物茅于軾，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茅于軾：《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是什么？》）

正是斯大林的理論錯誤，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其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修正主義集團的產生，并最終埋葬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事業，導致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走向低潮。

        什么是階級斗爭？

只要有階級對立的存在，就會有階級斗爭。這是一種客觀存在，決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階級斗爭總是雙向的：先有剝削、壓迫階級對被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斗爭——主要表現為殘酷的奴役與專政；才會有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反抗與斗爭。兩種階級斗爭，前一種是非正義的、是反動的；后一種是正義的、革命的。

以往人們講階級斗爭，只講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反抗與斗爭。諸如：奴隸階級的反抗與斗爭，農民階級的反抗與斗爭，無產階級的反抗與斗爭等等；卻不講剝削、壓迫階級對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奴役與專政，其實，任何剝削、壓迫階級對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奴役、專政，恰恰是最為典型、也最為殘酷的階級斗爭。

資產階級為什么要宣揚“人道主義”？修正主義為什么要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說穿了，就是不許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反抗與斗爭；而只許他們對剝削、被壓迫階級進行慘無人道的剝削與壓迫——最為典型的、最為殘酷的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它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形態。在社會主義階段，還殘存著舊社會的“痕跡”，它的發展仍存在兩種可能：向前進，實現共產主義；向后退，復辟資本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斗爭具有特別復雜、尖銳的特點。

只要還存在私有制，階級對抗就會客觀地存在。

當前，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搞的是“混合經濟”，因此，自然存在階級與階級對抗。但由于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均明文規定），因此我們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誰想故意地去模糊這一社會現狀，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天則經濟研究所茅于軾提供的材料，當今中國已有“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是“名正言順”的“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只占5%”！（茅于軾：《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是什么？》）

這一材料又一次證明，中國確實有一個資產階級。另外，由于剝削階級的出現，階級斗爭的現象更是客觀地存在著：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人的“十四跳”，不就是活生生的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斗爭？

本次“8.2”昆山臺資工廠金屬粉末爆炸事件，（勞動環境惡劣、不符要求，一下死傷255名工人！）這何嘗不是活生生的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斗爭？

同樣，中國每年發生約9萬起“群體性事件”（《中國公布反腐計劃，焦點在改革》，見2013年12月26日馬來西亞《星報》），難道不是工農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

既然社會上客觀地存在著如此眾多的階級斗爭現象，再去回避、甚至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這又有什么意義呢？只有承認客觀現實，正視客觀現實，因勢利導，在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主導下，限制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斗爭，才能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的階級矛盾與斗爭，并逐步引導它們走向社會主義。

      “反腐”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回顧十八大以來習總發起的“反腐”斗爭，應該說已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據有關材料顯示：

僅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95萬件（次），總量比上年增長49.2%。

初步核實處置反映問題線索19.7萬件，立案17.2萬件，結案17.3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2萬人。其中部級以上的官員“大老虎”就有18名！而這一數字大大高出2008年到2012年的平均數值5.8，彰顯反腐“加速度”。

2014年的“反腐”力度進一步加大，涉案的“大老虎”層級更高，揪出了像周永康這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官員，真正兌現了“不管職位多高，功勞多大，觸犯黨紀國法，就要嚴格依法辦理”的宣言。

一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一名原本有革命理想的共產黨人（入黨時都在黨旗下宣過誓：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終身！），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怎么會墮落成為一名腐敗分子的呢？歸根到底，因為受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放棄了對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改造，拋棄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被逐步地“和平演變”——聽任私欲膨脹、濫用權力、謀取私利，最后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從“周案”暴露出來的情況看，周永康的墮落已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大批人的“窩案”。他們相互勾結，盜竊國企資財，侵占全民財產，已成為反社會主義的貪腐集團，他們早已蛻變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與這批貪腐分子的斗爭，實質上就是同新生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就是捍衛全民財產——捍衛全民所有制的斗爭，就是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斗爭。

既然“反腐”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這場斗爭必然會具有階級斗爭的特性——尖銳性與復雜性的屬性，這是剝削階級垂死前的必然掙扎與反抗。因此，斗爭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反腐”斗爭的不斷深入，“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也將越來越劇烈。據《長白山日報》披露：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一次講話中，對反腐敗形勢有一個新提法，就是腐敗和反腐敗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與腐敗作斗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既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交給了我們，就要擔當起這個責任”。

王岐山也指出，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如何對待“反腐”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站隊問題、定力問題，也反映了背后是對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問題。”習總與王歧山的講話，充分說明“反腐”斗爭的尖銳性與復雜性。

反腐敗，原本就是黨紀國法所明文規定了的東西。發現腐敗分子，不就是出現“過街老鼠”，必然是人人喊打的嗎？當年，毛主席處理劉青山、張子善案不就是點個頭的事。有腐必反，這難道不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

那么，現今是什么樣的斗爭要讓總書記去冒一場生與死的考驗？又是什么樣的斗爭要讓他決心去冒一個不計毀譽的風險？這似乎很有點當年毛主席不惜“粉身碎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氣慨。

謎底出來了：因為今天的“反腐”已不是單純的反腐敗的問題，它已成了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生死較量！

這場斗爭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關系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成敗，關系到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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