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西方文化是一種“小人文化”，是從精神文化層面，從道德上著眼，是根據儒學原理作出的判斷。而一種“小人文化”居然能在世界上稱霸幾百年，是因為西方領先進入了工業社會，使這種文化得到科學技術的強大力量支撐，從19世紀的“機關槍文化”發展到當代“導彈文化”。所以西方的強大，不在文化本身，而在科技。有了尖端科技，就有軍事優勢，再來控制世界海權，就是控制世界資源，就能形成全球心理預期，就有世界霸權。歷史證明，儒家文化也可以與現代科學技術相容，可以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推動社會財富涌流。如果儒家文化國家在科技和財富等方面也能迅速進步，或者還表現出其它優越性的時候，世界會怎么樣呢?西方的霸權還能維持嗎?亨廷頓承認，全球西方化已經失敗，美國的霸權也在后退。現在美國一方面在戰略退卻，一方面在例如新能源等新方面下大力，力圖以科學技術上的突破帶動新一輪產業革命以挽救霸權，是治標不治本。現在，全球的心理預期正在改變，隨著世界文明發展“長周期”的展開和西方繼續衰落，這種心理預期會加速發展。無論如何，西方包括美國的世界霸權衰落是無可挽回的了。特別是西方文化尤其不適合亞洲，無論美國如何處心積慮地包圍、打壓中國，都不能解決其自身的根本問題，都不能改變這一趨勢。

　　一、西方文明的長處和缺陷

　　西方文化的長處主要在成果文化和制度文化層面，其力量不在文化本身，而在科技。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西方人原本是北方蠻族，后來接受了希伯來宗教精神熏陶，使其精神上通上帝;同時又接受希臘科學哲學精神熏陶，使其能以理性認識自然，產生科學，又運用于改造自然，以至改造社會，于是有近代崛起。(46)對于前者精神上“接通于上帝之無限的神圣”，中國人一般難以深刻理解其中的玄妙;對于后者，即希臘科學哲學精神推動近代科學技術進步，這正是傳統儒家思想所欠缺而為宋代新儒家所補充的。

　　說到科學技術，今人往往有誤解，以為中國近代不如西方，古代也不如西方。中國科學技術進步到宋朝以后，長期停滯，為后人詬病。其實，在17世紀以前，西方技術在許多方面遠不如中國。培根說，火藥、印刷術、指南針三大發明催生了工業革命。而這些都來自中國。實際上，正如西方學者所說，在西方“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發明很為稀見。事實上，技術的情況在一七五0年以前，相當停滯，達數千年。到了現代，往往一兩年間所發明，要超過一七五0年所發明的。”(47)西方近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是人類長期知識積累由量變引起質變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實為中國千年技術進步之花，在歐洲開出了工業革命之果，卻回過頭來戕害中國這個工業革命思想和技術的母國。不僅戕害，還要妖魔化中國歷史和文明，打消你的民族自信，為的是中國永遠不要翻身，不要趕上來。

　　英國學者卡特指出：“歐洲文藝復興初期四種偉大發明的傳入流播，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紙和印刷術，替宗教改革開了先路，并使推廣民眾教育成為可能。火藥的發明，削除了封建制度，創立了國民軍制。指南針的發明，打開了歐洲人的眼界，這四種以及其它的發明，中國人都居重要的地位。”(48)以造紙為例，中世紀歐洲人用羊皮造紙，一部《圣經》需要三百張羊皮。而且沒有印刷術，書籍全靠教士手工抄寫，成本極高，文化不易傳播和普及，倒是利于貴族和教會對文化的壟斷。正是中國先進而又成本低廉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到歐洲，在14世紀取代了羊皮紙成為通行的書寫材料，沖破了貴族和教士的文化壟斷，推動了那里的文藝復興運動。所謂“這四種以及其它的發明，中國人都居重要的地位”，就是“專利發明人”的地位，只不過中國人不存私見，發明不了“專利法”這種“東東”。他還強調說，正是這些“新的發明，加上了死灰復燃的希臘羅馬文明，對于促使歐洲走向進步之路，起了很大的影響。如果單靠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是絕不可能促成這樣的進步的。消沉了千余年的歐洲人，能夠急起直追掌握這些發明，并且利用它們作為建立新文明的基礎，這是他們的光榮。”(49)“這是他們的光榮”，雖然這種話聽起來別扭，但是這位卡特先生能夠承認中國科技成就對近代歐洲文明的巨大貢獻，表現出西方人也有良知，已經難能可貴;而且，用別人發明的文明成果來崛起，來稱霸，也是一種智慧;但是抹去這一段歷史，得了便宜賣乖，就已經忘恩負義，很不地道了;再反過來戕害和反制恩主，就是虎狼之心了。筆者這里也是實話實說，比矯情、偽善要好得多。

　　這時候歐洲人真是時來運轉，恰逢歷史上影響東西方關系發生根本改變和導致西方興起的五件大事相繼發生：第一件事就是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第二件事是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導致拜占庭帝國垮臺，為西方去掉了扣在頭上幾百年的金鐘罩。第三件事是由此刺激了世界海上新航路的開通和商路轉移，而指南針的西傳恰好幫了歐洲海盜殖民者(西方著作叫“探險”)的大忙，他們得以到達美洲、繞過非洲到達亞洲，歐洲人由此開始成為近代最大的暴發戶。第四件事就是君士坦丁堡失陷，使得大批希臘文人逃亡至意大利，又有先進的造紙和印刷術，正好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大展拳腳。第五件大事就是這些因素促進了西歐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這一點也是受到中國的啟發(通過耶穌會士的東學西漸和《馬可·波羅游記》)。對于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西傳對近代歐洲發展的巨大影響，被馬克思譽為“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說，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這三種發明將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都改變了。歷史上，沒有任何帝國、宗教或顯赫人物比這三大發明對人類的事物有更大的影響力。”(50)以培根在西方科學史上的地位，這段震鑠古今的名言應算是一錘定音，鐵案難翻了。所以，對于中國人而言，培根比孟德斯鳩可愛得多。至于培根，他一定不會不了解這三種發明(其實是四種)來自中國，當然這方面也不必苛求了。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于是歐洲人得以一面建立民族國家，靠國家機器支持對外實施有組織的暴力，發動殖民戰爭，實行大規模海外殖民掠奪和發展資本主義發財致富;一面通過文藝復興推動發展教育事業和吸收全世界的先進文化來充實、整合、發展、提升自己的基督教文明。終于，西方得以在雄厚的資本積累和工場手工業時期社會分工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爆發了工業革命。需要指出，雖說是時來運轉，也是西方人能抓住歷史時機，乘勢而起。現在對于亞洲特別是對東亞和中國來說，也是時來運轉。能不能抓住歷史時機，有沒有必要的膽識、眼光、智慧和能力抓住歷史時機，將決定國家、民族的命運。

　　18世紀，無論對西方還是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近代西方得勢主要是靠暴力，而且先下手為強，又搭上工業革命這班車。近代科技在西方得到日新月異的發展，與西方文化是一種向外用力的文化有關。不斷向外用力，向自然界探究索取，無日無之，無盡無休。斯賓格勒說西方科技發端于宗教，其實中世紀基督教扼殺科學，近代以來西方將自然界與人分離，有利于科技發展;又得益于資本積累和市場機制，得以飛速發展。然而弊端也在這里，一味向外用力，不斷向自然界探究索取的同時，也不斷向全球擴張：不斷索取，不斷侵略，不斷擴張，不斷折騰。在當代“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背后，隱藏著“文明沖突”。西方由于文明的局限，科學技術為撒旦所利用，使其在為人類造福的同時，又為人類社會帶來無盡無休的災難。現在奧巴馬政府仍然是在新能源等科技進步上用力，試圖尋找擺脫危機的出路。不在文明上用力，西方拯救不了自己，人類社會也只有繼續向下沉淪。

　　二、西方文明衰落的理論和實踐根源

　　梁漱鳴先生將早期人類文化分成三類：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和古印度人。三種文化來源于三種不同的人生態度，而這三種人生態度又來源于三種人生問題。這三種人生問題深淺不同，與三種文化各相對應，相應地產生文化的三個時期。這里講中西比較，所以對印度從略。第一個問題是人對物的問題，對應的人生態度(古希臘人)就是向外用力，向外用力就是從身體出發，向外索取，以爭生存。這種文化叫“身文化”，屬于文化發展的第一期。第二個問題是人對人的問題，對應的人生態度(中國人)是向內用力，向內用力是從心(理性)出發，“修己安人”以求和諧。這種文化叫“心文化”，屬于文化發展的第二期，也是高一級文化。第一期文化中也有第二個問題，即人對人的問題，但是由于生產力低下，還顧不上。同樣，第二期也有第一期的問題，即人對物的問題，但是由于生產力提高，生存問題基本解決，人對物已經不是主要問題。原本人類文化是要逐步發展，漸次升級，展開第二個問題，進入第二期文化。梁漱鳴說：“故第一期假如可稱身的文化，第二期正可稱為心的文化。第一期文化不過給人打下生活基礎，第二期才真是人的生活。”(51)這前后期的劃分，在于是否依靠武力解決問題。早期人類心智不發展，凡事靠武力，靠身體廝拼，靠戰爭解決。以后生產力高度發展，人的心智也隨之提高，可以主要不靠戰爭，或者再打仗人類就要毀滅，所以要靠人類理性解決。(52)按照梁氏的看法，古中國人在進入文化第一時期尚未解決人對物的問題時，就跳到解決第二個問題，所以中國文化叫作早熟，從中也可反映出中國文化重精神的高遠和可貴。同理可推，西方文化直到現在，科技高度發達，原子彈可以反復毀滅地球幾十次，卻仍然窮兵黷武沒夠兒，搞太空武器競賽，仍然在第二個問題即人與人問題上不能“頓悟”，西方文化可謂晚熟。中國文化成熟太早，是一種講理的文化，耽誤了技術進步和工業革命;西方文化又成熟太晚，是一種講力的文化，人類瀕臨毀滅了還處于“身文化”階段，按梁漱鳴的說法是還沒過上“人的生活”。從中也反映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嗜欲的淺近，所以錢穆先生稱其為“淺化民族”。這是中國清代以前對西人常用的“生番”稱呼的一種學術表達。所以，西方文化的根本問題在于“物與心失衡”，用現代語說就是物質與精神的發展失衡。

　　同樣面臨物質與精神發展不平衡，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態度，表現在民族性格上，是中國人性情平和，崇尚講理;西方人性好沖動，崇尚實力。古羅馬有角斗場，斗人(奴隸)取樂，實際是殺人取樂，西班牙至今有斗牛取樂。中世紀和近代還流行決斗，許多雞毛蒜皮的小事，來不來就要決斗，白白毀掉了多少青年才俊，平添多少孤兒寡婦?決斗在歐洲還成為謀殺手段，如普希金死于法國軍官丹特士。羅素是大哲學家，對中國觀察深刻，他說：“世有不屑于戰爭(Too pron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中國人天然態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道德上之品行，為中國人之所特長。(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氣和’(Pasific temper)最為可貴。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非以武力解決是已。”(53)羅素此言，是有感而發，有感于西方人不能心平氣和，愛沖動，動輒以炮艦政策解決問題。愛沖動，是處在“身文化”的淺化階段的性格特征。

　　歷史上的“淺化之民”，一般性情暴戾，處于一種粗野的文化狀態和生活方式，行為放縱，為所欲為。而一旦暴富，正如錢穆先生所說：“一旦處繁雜之人事，當柔糜之奉養，轉使野性無所發舒，沖蕩潰決，如得狂疾。”(54)正因為蠻性難消，才往往發狂疾。何種狂疾?錢穆先生概括為兩端：“最顯見者曰淫酗，曰殘忍。惟其淫酗，故政治常不上軌道;惟其殘忍，諸胡間往往反復屠殺，迄于滅盡。”(55)這是錢穆先生對五胡十六國時期胡人文化特征的概括，其實適用于一切“淺化之民”。亨廷頓說，西方贏得世界，從來不是靠思想、宗教的優越，而是靠有組織的暴力。這表明他承認西方文化在精神道德層面上不是一種高等文明。近代西方人的巨大進步，在于政治上了軌道。雖然西方現代民主制度本質上虛偽，畢竟有了游戲規則，也算是盜亦有道。這些都是近二百多年來的事情。

　　沃勒斯坦說：“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認為，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在自己“最為虛弱的時刻”對資本主義“屈服”了，導致“我們從此都在承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后果”，所以他的結論是：“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56)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不是在自己“最為虛弱的時刻”對資本主義“屈服”，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發不可收拾，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其實不是“屈服”，更多的是“相通”，這里不能細論。但是說“資本主義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57)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道德上，都是深刻之論。

　　首先，恃強凌弱是一種人類文化的恥辱，這種恥辱隨著資本來到人間得到迅速放大，演變為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種恥辱發展到了極點。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是個洋詞，中國古代叫“強凌弱，眾暴寡”，它是人性中源于動物性的一面，因此也是人性中最丑惡的一面。這是東西方道德公認的價值判斷。正因為其丑惡，弱者對強者的反抗自古就是一種不言自明的美德，以弱勝強更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一種偉大的政治智慧和優秀傳統。西方文明孕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地球上財富充分涌流，也空前地增進了人類福利;同時它也利用暴力、資本、現代科技和市場的強勢力量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災難和分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一個兩極分化的充滿不平等的等級制體系。南北分裂是當代人類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但是北方至今仍然是壓在南方身上的大山。正如一位西方的經濟學家所指出的：“發達國家恰恰在窮國最有希望使自己擺脫貧困的那些行業里，如農業和服裝，設置了最高的貿易壁壘。”(58)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南北問題不僅沒有任何樂觀的跡象，相反美國依靠自身強大的優勢地位，又在推動“文明沖突”，不斷將自己的意志不斷地強加給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諸種危機日益深重的今天，目的是不言自明的。亨廷頓列舉的八種文明中，除了日本以外，都是發展中國家。

　　西方國家的世界霸權維持了兩個世紀，進入21世紀，人類文明已經被美國帶上懸崖，到了毀滅的邊緣。約瑟夫·康拉德(Gonrad Joseph)說：“對世界的征服，如果你仔細看一看，就不覺得是什么光彩的事了。它首先意味著從那些與我們膚色不同，或鼻子稍扁的人手中奪取土地。只有觀念能作為托詞，一種居于其后的觀念;不是什么感情上的表現，而是一種觀念;以及對這種觀念的無私的信念——你可以把它供奉起來，向它膜拜，為它犧牲……”(59)

　　其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一切都商品化了，最終導致人類精神的貧困化和墮落，而且這種趨勢難以回頭。西方在創造了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創造了自己的高尚文化、高雅文化，但是“高尚文化至少已被被商品化了兩個世紀，而且在最后一個世紀的后半部分，高尚文化成為各種企業有利可圖的產業——從文化產品的制造者到藝術家產品的包裝，規模極為壯觀。”(60)事情發展到“在最后的20年中我們看到抗議文化也被商品化了。人們需要付費來肯定自己的身份，人們需要付費來觀看他人怎樣肯定自己的身份，而且有人把我們的身份賣給我們。這就是一種版權文化。現在是光盤音樂生產者設法銷售光盤，而網站運營商則在互聯網上讓消費者免費下載這些光盤，雙方在進行一場斗爭。在這場斗爭中實際上沒有人贊成文化產品的非商品化。”(61)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種由資本積累推動的文化商品化過程似乎是一條歷史的單行線，至今沒有任何回頭的可能。而人類文明和地球已經陷入深刻的危機難以自拔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再次暴露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的危機，誰都能夠看到現存“率獸而食人”的世界體系正在加速解體。但是未來將會是什么世界?“率人而食人”嗎?所以，歷史是在前進，還是在倒退?其實是前進中的倒退。正是在這里，世人重新發現了中華文化的意義。

　　西方幾百年來的資本主義將個性無限張揚的結果，在社會道德上的突出表現，一個是無恥，一個是寬容。這兩者又有因果聯系，無恥大發勁了，誰也管不了，社會也就寬容了。這種例子很多。例如，據臺灣中央社一篇題為《妓女從良》的報道，不久前法國第一夫人布魯尼陪同總統薩克奇訪問巴西，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不能再勾引別的男人，因為我深愛我的先生。我不再是勾引男人的壞女人。”(62)畢竟是法國人，連表達愛情的方式都別具一格，令人驚倒：不知法語中坦率和無恥的詞義如何辨析?中國自古也有“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圣教;又說“聲妓從良，一世煙花無礙”。布魯尼決心“從良”，也認為勾引男人的女人不是善類，可見東西方文化在價值判斷上其實有共通之處。

　　西方文明走向衰落，也走進死胡同，出不來，其思想理論根源，也是政治根源中最根本的一條在于顛倒了人與物的關系。這是因為西方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人本主義，資本主義必然顛倒人與物的關系。

　　本來文藝復興舉的是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旗幟，其矛頭所向是宗教的“神本主義”。但是在戰勝了宗教統治以后，人本主義輸給了資本主義，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家成為資本的人格化，工人成為資本的奴隸，兩大階級都失去了人本地位，確立的是資本的統治。資本主義以“資”為本，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把人降低為物，等同為物，人為物所壓迫和排擠。幾百年來，歸根結蒂，西方還是以物為本，不是以人為本，人成為物的奴隸。20世紀羅斯福新政和二次大戰以后西方的改革，出現了大批中產階級，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但是問題的實質沒有改變。人被物異化，幾百年直到今天，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160年了，異化越來越嚴重，不能自拔。美國雖然一度位居霸主，思想上也是物的奴隸。現在霸主是當不了了，但是還想維持霸權，還是物的奴隸。

　　現代文明社會隨著物質進步，人類本身越來越物質化，功利化、庸俗化、精神矮化和異化。物質社會、福利社會本來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服務于人類的。但是，由于人為的原因，人類不僅越來越無力控制物質，反而為其所控制，所主宰，人類已經不是主人，人的精神早已淪為物質的奴隸。如陶淵明所說“心為形役”。人類似乎越來越象一種生物，來到世上“瀟灑走一回”，吃喝玩樂一遭幾十年，哪來哪去。人的價值究竟何在?就是個酒囊飯袋?賺錢機器?一個能夠吃喝拉撒睡的臭皮囊?就象在現代銀行里，沒有人，只有客戶，而且客戶都不是人，而是一系列帳戶號碼。在醫院里，沒有病人，病人如同壞了的汽車需要修理，醫生就是修理工。病人進門也不“望聞問切”，先開一摞單子化驗、照相，然后對號入座，分門別類，分別修理五臟六脾，實在不行就開刀換零部件(換心，換腎等等)，照此下去，將來醫生可以為機器人所代替。當代人類最大的問題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里。根源在于人類社會本身為國際壟斷資本所統治。

　　本來，當代人類和地球危機的根源很清楚，源于西方，源于資本及其主義，這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很清楚。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力量對比發生傾斜，后來竟至蘇聯解體，世界體系傾覆。于是20世紀以來確立的人類的價值體系、是非標準隨之顛倒。勞動與資本的沖突，階級之間的沖突，在“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愈演愈烈的條件下更重新演變成針對非西方世界和有色人種的“文明沖突”了。背后掩蓋的是東西方利益的沖突和“黃金十億”贏家通吃的野心。2008年奧運圣火傳遞過程中的鬧劇，美國金融海嘯的丑劇，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都暴露出西方某些人自詡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極其偽善，不能讓人信服，更不能帶領人類走出危機。現在連西方進步人士也承認，這“地球危機”的本質是西方文明危機。

　　三、西方文化尤其在亞洲行不通

　　西方文化的一個特點是特別喜歡輸出自己的價值觀，滿世界傳教，幾百年樂此不疲。17-18世紀耶穌會士在華傳教失敗，最早證明了西方價值觀在亞洲行不通。至于近代歐洲人在東南亞和印度得手，完全是通過武力和欺騙，傳教也是武裝傳教。從全球看，西方價值觀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歸根結底是貧困、分化、混亂、衰落，而不是復興，這一點已經由非洲、拉美國家幾百年的歷史所證明，近年來再次被西方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所證明。西方價值觀至今在亞洲行不通，在西亞、中東行不通，伊斯蘭國家更與西方國家勢不兩立，中亞國家也不接受西方那一套。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說：“民主、人權等等西方價值觀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在亞洲并不行得通。不過日本除外。未來，西方價值觀也不可能在亞洲發揮多大的作用。中國有4000年的文明史，儒教和道教的影響至今。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21世紀的世界將是多種價值觀并存的世界。

　　“西方人要想與亞洲和伊斯蘭文化圈的人打交道，就必須了解自身價值觀的源泉。雖然西方的價值觀一直被認為來源于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教義中并沒有出現民主、法制國家、人權這些概念。這些概念統統來源于‘啟蒙思想’，是近二三百年形成的思維定勢。”(63)

　　西方價值觀在亞洲行不通，有兩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是土耳其，二是菲律賓。這兩個國家都實行了全盤西化的改革，結果都變成了“文明撕裂”的國家。倒是實行“半盤”西化改革的日本取得了成功。

　　日本是最精明的亞洲國家。說日本精明，是因為它善于學習;善于學習，突出地表現為善于選擇。用亨廷頓的話說：“總體說來，日本經濟并未按照西方經濟學發展。”(64)另一位分析家說：“日本的經濟發展沒有遵循西方的邏輯，原因很簡單，因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日本人創造了一種經濟類型，它的運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觀察家的預測能力。”(65)中國學美國太多，學日本太少，特別是為新自由主義所誤導，沒有學到日本道路的真諦。日本學西方，歷來有自己的一套。所以日本既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發達國家，又是獨一無二的東亞國家。日本贏得西方的尊敬是有道理的，亨廷頓把日本文化視為當代人類文明的一種獨立的類型。日本做了中國文化一二千年的學生(從秦始皇派徐福東渡起，是兩千年;從日本派譴隋使、譴唐使算是一千多年)，近代改換門庭，轉學西方取得成功，并不表明西方價值觀適合亞洲，而是表明東西文化可以融合。這不僅是由于日本實行的是有選擇的“半盤”西化、保護傳統的改革，還由于日本島國文化與西方國家的海洋性格相通。而戰后日本以西方價值觀在亞洲四處碰壁，更是西方價值觀在亞洲行不通的一個鮮活的例子。戰后日本重新崛起為世界經濟強國，亞洲各國可以開豐田汽車，看松下電視，聽先鋒音響，但就是不買日本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帳。

　　近代日本成為學習西方文化的優等生，靠的是中國文化的底子。沒有這個文化底子，日本就是亞洲土著，近代只能淪陷，不能崛起。這一點日本人心里門兒清，反倒是一些中國人糊涂。所以近代以來日本學習西方，不忘自己的優秀傳統，不但不搞全盤西化，相反極為珍視和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這一點最值得肯定，也最值得中國學習。近代日本的成就至少打破了西方文明優越的神話。這是日本對亞洲的主要貢獻。

　　日本文化被亨廷頓視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模式，除了地緣政治上的考慮之外，也表明西方對日本文化的尊重。日本文化的最大缺憾是缺乏原創性。正因為缺少原創，從中國學得的皮毛也愛如至寶，決不丟棄，所以傳統習俗保存最多，源頭多來自中國。可是中國既然已經沒有了，人家有，就是人家的。就東方文明而言，日本沒有原創之功，卻有守成之德。中國倒是有原創之功，那是祖先的，沒有守成之德，那是子孫不肖。中國古人原創太多，后人反不珍惜，棄如敝屣。近現代中國人對日本人罵不絕口，罵得有理。但是罵不解決問題，罵之余，需要自省，需要向對手學習。學什么，潑水不棄兒，此是最重要的一點。同時，也要看到，在日本驚人的現代化成就后面掩藏著嚴重的問題。在他們努力保持民族遺產和增強國勢的時候，如同胡適先生曾經指出的，日本人既保留了他們本土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也維護了那些不值得稱道的東西。后者諸如婦女地位低下、神道等，而更重要的是“軍人在政府中具有令人驚異的超憲法權力的地位。”(66)此為亞洲各國最值得警惕之處。

　　日本文化缺少原創，所以日本人特有危機感，也特別好學。自己沒有，再不好學，不善學，豈不完蛋?又說日本人有謙德，與中國人相近。其實這是現象。唐君毅先生說，與中國人相比，“日本人的謙德有異。日本人由于自己的國家沒有獨創的文化，所以才謙遜，中國卻有自己獨創之文化。中國人無論談什么問題，都有先哲可追溯。如胡適之先生講中國科學方法仍追溯至孔子。由此可見，中國人還是中國人。”(67)所以，日本人表面上風光，內心深處其實有隱藏很深的自卑感，原因就在這里。自己原來沒有，故善于學習，再有點虛榮，有時候就不免借用中國文化冒充自己的文化。例如佛學的禪宗，本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是中國的特產。日本學者(鈴木大作)把禪學譯為“zen”介紹到歐美，于是歐美只知日本有“zen”，不知中國有“chan”。日本由于海島文化的局限，領土狹小，支離破碎，資源貧乏，內心常有一種悲觀無助的感情，不能有中國文化博大的胸襟和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而需要借助于“神道教”。這樣一來，也就不大可能學到中國儒學的真義。不是不了解中國儒學的核心價值觀，而是不能付諸實踐，修己安人，更沒有將儒學作為立身處世和政治外交的指南，于是中國文化成為日本文化“殼資源”——流于形式，作表面文章，不是象儒家那樣真正向內用力，而是一心向外用力。表現為日本人的禮節，煩瑣而多虛文。日本歷代天皇的名諱，都有一個儒學的“仁”字，而近代日本對其文化母國，極盡戕害之能事，何“仁”而有?日本人內心崇拜強者，藐視弱者，實際是迷信物質力量，鄙視道德和精神的意義，完全是西方價值觀。所以，近代日本崛起，得益于學習西方，學習西方成為優等生，固然靠的是中國文化的底子。而日本文化能夠與西方文化一拍即合，順利嫁接西方文化，而中國不能，需要經歷百年的折騰，這是由于日本文化在精神文化層面與西方文化暗合，精神上相通。所以，近代與西方文化相遇，很快即能適應，奉行帝國主義文化，追隨西方走上對外擴張道路。相形之下，中國船大難掉頭，學得慢，學得艱辛，并不奇怪。不是中國人笨，而是中國人不放棄自己的價值觀。也正因為如此，待到中國大船掉頭以后，在努力學習西方的同時，走上自己發展的正確道路以后，必有無窮的后勁。這是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發展，日本對華優勢日漸消失的根本原因所在。近些年來，眼看隨著中華復興起步，日本對華的優勢漸失，內心極為焦慮，心態日壞，進退失據。

　　日本侵華，明知理虧，又要硬來，就不得不使出小人伎倆，編出一套強盜說辭。例如污蔑中國古代是“騙來騙去”的下等民族;說近代中國連“What is China?”都沒個定義;(68)日本侵華是為了宣揚王道，是“進出”中國;說日本占領臺灣是救臺灣人民于水火;說南京大屠殺根本沒那回事;說日本侵略朝鮮是韓人向化，慰安婦都是韓國婦女、中國婦女“自愿”;說日本侵略東南亞是趕走白人帝國主義;說日本戰敗投降是終戰;諸如此類的瞎話，編排至今。日本文化狹隘、偏執的性格非常明顯，對歷史拒不反省是盡人皆知的突出表現。如此連東亞都走不出去，要想做世界政治大國，如何做得?近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擴張戰略給亞洲各國帶來巨禍，也使日本幾乎遭到滅頂之災，終于吃了兩顆原子彈。以后隨著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舊病復發起來，又要走軍事強國道路，近年來乃一再挑起東海油氣爭端。

　　東海油氣爭端，端在中日兩國對海上分界線的主張不同。中國主張按照國際通行原則，以大陸架自然延伸劃分;日本則要求在中日兩國之間以“中間線”原則劃分，而且以素來爭議極大的釣魚島為日方領土的起點。僅此以釣魚島為“日本領土”起點一點，日本的野心就已經暴露無遺，事情的是非曲直就可以了然。可是日本自恃財大氣粗，有人撐腰，自說自話，糾纏不休，竟然能夠咬人一口，入骨三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要害有二：一是以釣魚島的爭議為既成事實，這是自說自話;二是只糾纏地理，不顧歷史。 這兩點都是罔顧事實。其實歷史是一面照妖鏡，是非曲直，一照即知。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派徐福乘樓船帶百工巧匠浩浩蕩蕩登陸九州島時，當時稱日本為瀛洲。直到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也“八竿子打不著”，既不接海，更不可能接壤，中間隔一個島國琉球。琉球位于日本九州與中國臺灣之間，由三十幾個小島組成，歷史上同中國是藩屬關系。最后一個琉球國王尚泰，于1866年接受清朝冊封。不久日本明治維新，乃揮戈西向，琉球成為第一獵物。滿清當時雖然衰落，中國淪為西方半殖民地，也還知道維護尊嚴，與日本發生爭端。但日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于1872年天皇強行冊封尚泰為日本藩王。日本對琉球的吞并至今沒有得到國際承認。二戰結束后，美國幾次提出將琉球歸還中國，蔣介石誤國，沒有及時回應。結果新中國成立后，美國變卦，不僅不再要求日本吐出近代以來非法吞并的琉球和其它領土，反將釣魚島非法移交日本。對此新中國從未予以承認，而日本卻以此非法移交作為與中國爭議東海油氣的依據，試圖一石兩鳥：不僅要與中國平分東海，而且等于要中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歷史證明，中國與日本，話是說一衣帶水，其實日本與東海沒有關系，談不上與中國劃界。其所以釀成今日的爭端，完全是近代以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戰敗不吐出非法所得，現在又得寸進尺的結果。日本今天的做法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根源。現在雙方在東海問題上達成共識，是中國從大局出發，雙方擱置爭議的結果。但是日本文化、政治的這個病源不除，早晚還是禍根。

　　2004年9月有一個日本右翼大佬，到北京、西安、重慶、上海轉了一圈，回去后在日本右翼的一個高層會議上宣布了他的結論：從中日現代化進程看，日本已經失敗了，原因是日本就是靠拼命學習取得了技術優勢，用技術優勢享了100年的福;這個技術優勢本質上是可以通過學習來彌補的，現在中國開始學習了;過去日本取得技術優勢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國拒絕學習，后來又亂學;中國即使還會有小錯誤，但是已經走上了正道，在技術層面上趕上日本只是個時間問題了，已經不是什么可能性的問題;一旦中日技術水平拉近，中國的天然優勢、地緣政治優勢就顯現出來了，中國就是亞洲之王。這段話有自知之明，也有真知灼見，一是看到中國經過百年奮斗，終于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日本對中國的優勢正在消減;二是看到中國潛在優勢(不僅是地緣政治優勢，而且是文化底蘊的優勢等)正在變成現實優勢，日本不能與中國抗衡。這話李光耀先生也說過。日本之優于中國，在于先起跑100年，主要是船小好掉頭。待到中國迎頭趕上，厚積薄發，潛在的文明優勢逐漸顯現，則日本優勢盡失，不在話下。最近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說：“在思考日本的未來時，我想可以與德國進行比較。兩國都在二戰后取得了不可想象的經濟成就。最大的不同就是德國植根于歐盟，而日本卻孤立于臨國。我看這是以政治家為首的日本領導人對建立與鄰邦友好關系問題上努力不足的原因。在戰后與臨國建立友好關系這一點上，德國比日本要幸福。

　　“日本經濟現在較之中國表現出來的先進性在20年后恐怕將變得毫無意義。在很長時間以來，日本都認為本國的經濟是處于優勢地位的，但這種優勢正在慢慢消失。”(69)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趨勢看，最佳的選擇是中日和解，這是遲早要做的事。

　　日本文化無法與中國爭奪道德高地，這是日本文化的根本局限。亞洲的道德高地早被儒家道家占領，后來的佛家也落戶中國，這個兩千多年歷史形成的“文化氣場”根深蒂固，更被近代日本的“害鄰政策”夯實，沒辦法爭奪。日本連亞洲都走不出去，要成為世界政治大國，只有靠美國，同時走軍事強國的老路。美國掐著日本的命門，軍事上不可能發展核武器，軍事大國前景有限。靠美國這條路，靠得長久固然好，明顯已經靠不住，日本應當早為之計。這件大事，早做早主動;完做晚主動;不做不主動，就被動。被動以后，還是得做，但是籌碼盡失。

　　其實，中日交惡，在歷史上不過一百多年的事，責任當然不在中國。但是追根溯源，兩國并沒有交惡的理由。中日兩國不僅是一衣帶水，而且血緣上文化上就是親戚。一位對徐福有廣泛研究的日本學者鈑野氣峰，在早稻田大學做研究工作。他說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隨員繁衍了成千上萬的后世子孫，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齊部落(即徐福所屬的部落)的后裔。這些日本人中許多人都姓齋藤，漢語中的意思就是齊。至少有30%的日本人有中國血統，是徐福隨行人員的后裔。(70)

　　長期困擾日本的一個地緣政治原因，在于日本領土狹小、破碎，孤懸海外，資源貧乏不說，說不定哪天沉沒了，所以日本人心靈深處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政治焦慮。有一部日本電影叫《日本沉沒》，大概是右翼拍的。所以在日本右翼眼里，怎么想也只有奪取中國一條路，其實是思想僵化，不妨換一個思路。既然中日兩國血緣、文化、歷史上有這樣深的關系，有這樣深的交情，中國又是一個寬厚的民族，“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日本痛改前非，兩國交好，別說日本沉沒只是幻想(現在地球變暖，海平面上升，對沉沒問題要有一定的緊迫感)，即便真的有那一天，日本人移民中國，不就結了?中國有13億人口，到2030年據說達到16億，也不差日本這一億。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擁有強大的計劃行政手段，一個省分幾百萬，就消化了，就象家里添人進口。再說日本人能干，有資本有技術，不愁沒好日子過，也能促進中國產業升級。至于移民中國以后是否加入中國國籍，都好商量。這樣講，讀者一定以為筆者在開國際玩笑。其實不是。在西方發動又一輪“文明沖突’大背景下，日本的文化認同、政治走向和外交選擇是一個愈來愈無法回避的重大戰略問題。這個問題，筆者曾發表過一段議論，茲引用如下。

　　日本“現代文化其實屬于中西之間的一個邊緣地帶。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其文化出了日本列島，在亞洲和以外的影響有限。戰后日本的政治捏在美國人手里，經濟其實也是，一個廣場協議就把日本搞得半死。在21世紀的‘文明沖突’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頓列于中華文明之后，這是何意?如果日本以為自己是世界經濟大國，在文明的沖突中可保無憂，可能就打錯了算盤。其實即使日本右翼，與美國右翼也不是一回事，因為DNA不同。既然日本文明界于中西之間，畢竟離中國近得多些，根子也在中國。在當代文明沖突的格局中，中日文明有沒有唇亡齒寒的關系?中國衰落真的對日本有利?日本在西方人、美國人內心深處，究竟是同類還是異類?抑或也是‘異教徒’?所以，處理21世紀日中關系，不光需要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還要有文明的思考，要有戰略眼光。關于文明的思考，比關于主義的思考來得深刻。文明沖突的實質是盎格魯-撒克遜要橫掃一切異教徒，日本的利益在哪里呢?日本人喜歡讀《三國演義》，須知中日都被大洋彼岸的國家欺負，中日修好，則成犄角之勢，則‘亞洲雄風震天吼’，白種人拿黃種人沒辦法。日本人也熟悉《西游記》，中日是孫悟空，大洋彼岸的國家是壓在孫悟空身上的兩界山，與中國修好，則不用唐僧搭救，兩界山不推自倒。孫悟空解放出來，不是大鬧天宮，而是做善事，成正果，對世界進步有大作用，日本也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和利益。否則，與中國較勁，叫板，沒有用的，越不過去。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最近李光耀先生也說，日本也不能與中國抗衡。所以，中日兩國，抗衡則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修好則比翼齊飛，騰飛世界。日本人不是崇拜唐代中國嗎?唐初四杰的王勃有詩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中日，如能象戰后法德一樣化敵為友，則將化腐朽為神奇，對世界和平進步，對亞洲振興，對兩國自身利益的意義，比法德修好大得許多。跟著美國，日本永遠是個‘套中人’，如同孫悟空逃不脫如來佛的手心。與中國修好，日本就能解‘套’，還能騰飛。總之，戰略利益，日本要想清楚。”(71)

　　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說：“日本在保持傳統的同時實現了現代化，現在仍具有活力，日本勘稱一種模式。世界從日本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不過，日本處在變化最大地區的核心位置。亞洲在經歷很多世紀的繁榮后出現了衰退，現在又一次積蓄了巨大的能量并嶄露頭角。在國際社會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日本的作用極為重要。如果日本能與中國建立起面向未來的關系，那么就可以解決兩國間很多的問題。希望日本能夠在地區發揮領導作用。”他還說，地區領導“應當有能力基于地理、歷史和文化的基礎建立新的關系。應當將傳統和現代、正統和獨創這些矛盾的事物統一起來。世界需要超越這兩種境地的能力。”(72)德維爾潘說，日本是一種模式，這樣說也可以。但是有學者根據亨廷頓將日本文明列為現存的八種文明之一，據此認為亨廷頓承認日本文明是一種“獨立的文明”，進而發表題為《日本為何成了獨立的文明》的文章。(73)為日本解釋。這是很可笑的，日本文明是一種類型，或稱一種模式，是一回事;是不是一種獨立的文明，是另一回事。所謂獨立的文明，基本含義是一種獨立發展的文明。所以現代西方學者的著作中，一般都承認西方文明不是獨立發展的文明，而是多種文明的聚合。更遑論日本文明?日本古代文明來自中國，近代來自西方，不是一種獨立發展的文明，這是眾所周知的，也不是什么恥辱。日本文明的好處，在于善于學習，保留了傳統，嫁接了西方文明取得成功，進而在現代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模式。這與日本文明是一種獨立的文明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作者根據亨廷頓的一句話，差強人意，強加于亨氏，實際上是自說自話。這種話日本學者都不好意思出口，乃由一旅日學者代言，也是現今文壇流行的一種拍案驚奇。

　　德維爾潘的這段話不長，卻包含著豐富的信息。筆者認為，至少可以作如下幾點解讀。第一，西方在金融海嘯引發深刻的文明危機和被迫承認世界進入文明轉型期的情況下，認為可以從古代向中國學習和近代向西方學習而取得成功的日本身上得到啟發，實際上是委婉地承認西方需要向東方文化學習。第二，稱贊日本是一種成功的至今仍有活力的模式，同時對日本寄予厚望。第三，這種厚望包含了西方人復雜的感情和內容。首先，這是因為世界重心在向東方移動，主要是向東亞移動，而東亞有若干國家，最主要的是在中國和日本之間，西方人認為日本處于核心地位。其次，中國經歷了很多世紀的繁榮，現在又一次積蓄了巨大的能量并嶄露頭角，這使得西方在同中國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特別需要借重日本，日本在東亞具有對西方特別重要的意義。再次，日本對西方的這種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如果日本能夠有效地牽制中國，以及日本如果能處理好同中國的關系，則西方在同中國打交道時會容易一些，也可以節約成本;二是如果日本不能有效地牽制中國，或者日本搞砸了同中國的關系，將可能拖累西方，至少會給西方在同中國打交道時帶來更多的困難。第四，希望日本能夠與中國建立起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較好的關系，日中關系的關鍵在日本，日本處理好日中關系，就能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第五，西方希望日本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日本應當有能力超越自己，建立新型的日中關系和地區關系。第六，全世界都需要這種超越“兩種境地”的能力。第七，總起來說，就是一句話：世界變了，西方需要處理好同中國的關系(這是一個放大的“G2”)，希望日本做好“媒婆”。

　　這是歐洲政治家在向日本喊話，希望日本能適應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實現文化和外交轉型。日本國內也有這種聲音，池田大作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就有這種思想，這些都表明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成功的現代化道路已經面臨轉型。中日之間的關系，還沒有進入21世紀。世界文明轉型從根本上要求改變東亞各國之間的關系。在戰略上看不清形勢，認識不上去，行動跟不上，就要犯錯誤。近來朝鮮核爆導致東北亞局勢劍拔弩張，顯然有本地區以外的力量在制造危機，試圖引發東北亞地緣政治沖突。中日韓朝都是鄰國，擠在一起，利益攸關，不能做那種“聽別人(吆)喝，砸自己鍋”的事兒。

　　讀懂西方文化，是為了在全球化中有所比較和選擇，不致迷失方向，也為了在“文明沖突”中穿上“盔甲”，自覺地對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保護和弘揚，也為了增進中西方了解、合作和友誼，促進世界和諧。本章在精神層面分析西方文化，弊端說得較多，這在當前有其國內外的必要性和針對性。但是不等于在制度文化和成果文化層面都是如此，也不等于西方人都是魔鬼。文化是很復雜的事情，歐洲人也是優秀的民族，是文化上長進的民族，并沒有象古羅馬或近代西班牙貴族一樣貪圖物質享受，腐敗沉淪。近代意大利人最先暴富起來，在富豪巨室支持下搞起文藝復興。以后又流行興辦大學，在原始積累巨大財富的堆積之上，推動了教育科學發展，于是有工業革命，西方的發展如虎添翼。千百年的發展，財富的積累，精神的升華，西方許多人實際上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對精神價值的追求，達到了很高的境界，這與西方政治是兩回事。問題在于，當代西方政治被利益集團左右，試圖走古羅馬的道路。

　　人類文明的出路只有中西文化交流、調和，這是勢在必行。對此，進入21世紀，隨著西方的衰落和多極化形成，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已經取得共識。美國學者也呼吁跨文化和解而不是沖突。庫普乾說：“今日的主要大國應該尋求培養跨越政治和文化分裂線的共同目的感和共享身份感”，“美國需要開始在新興權力中心之間培養那樣的親密聯合體感、共同利益感和共同義務感。”(74)

　　經過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國與西方文化有所融合，兩者已經建立起內在的聯系。歐盟的成功得益于其戰略構思中將西方文化中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起來。西歐文化中也有理想主義(不是基督教的普世主義)的種子，否則不會產生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是當代老歐洲與美國的不同之處，也是歐洲的進步和光明所在。西方文化如能吸收東方文化，如同東方文化之吸收西方文化，人類就能實現文化創新和轉型。《圣經》的開篇叫《創世紀》，西方文化果真能放下身段，則無須上帝引領，就能夠再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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