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

　　中國對人類作出的重大貢獻

　　關于我國憲法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由來和發展

　　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時，提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1月15日發表就職演說時，也提出中華民族應當“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為此，筆者深感作為中國青年的同志們任重而道遠，亟需認真學習和繼承革命前輩開創的奠基之作——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1954、1975、1978、1982年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包括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所確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派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源頭上堅定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現寫出有關學習體會，并以此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

　　一、新中國成立前源自馬克思、列寧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全民所有的國營經濟為領導力量

　　1867年7月25日，偉大導師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為我們“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而作出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的科學結論——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必將造成對其自身否定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即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全體所有制(又稱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所有制，含派生的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和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的勞動者個人所有制。這也就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從此開始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紀元。

　　1924年前，產生了俄國實行的列寧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即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或稱生產資料公有制，含派生的勞動者合作制)和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

　　1953年前，產生了蘇聯實行的斯大林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農莊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簡稱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

　　1949年10月1日之前，又產生了中國實行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作為整個國民經濟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勞動者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簡稱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全民所有的國營經濟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

　　二、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前確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全民所有制經濟為領導力量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首次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54年9月20日，由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起草和全國人民公開討論三個月產生的“憲法草案”，經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而成為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其中首次用根本法的形式，繼續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要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內的基本經濟制度，奠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規定要保護個體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并按其自愿原則組織合作社。

　　1954年6月14日，在已決定提交全國人民討論首部憲法草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發表關于憲法草案的重要講話。他明確指出這個憲法草案規定的“原則基本上是兩個”：一個是“貫穿在我們整個憲法中”的“人民民主的原則”;還有一個是解決所有制問題的“社會主義原則”，即“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要“逐步實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鑒于起草首部憲法能得到“比較好的、比較完全的憲法草案”，“理由之一”，是采取“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乃至“全國人民討論”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他強調“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這個方法。”

　　1954年9月15日，在提交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首部憲法草案時，全國人大劉少奇委員長作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他重點解釋了我國正在順利實行而又有新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相反的生產關系，在一個國家里面互不干擾地平行發展，是不可能的。……我國只有社會主義這條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年)第二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75年1月17日，由毛澤東同志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領導起草和全國各族人民反復討論產生的“憲法修改草案”，經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而成為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其中再次用根本法確立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已經建立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同時再次規定國家允許個體勞動者從事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并引導其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1975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張春橋常務委員受中央委托作《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報告指出，修改草案“現在寫進”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我國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從當年四屆人大到我們今天的歷史經驗也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8年)第三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78年3月5日，由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同志組成的修改憲法委員會起草、反復征求黨內外廣大群眾意見產生的“憲法修改草案”，經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而成為第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其中第三次用根本法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早已建立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 同時第三次規定國家允許個體勞動者從事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并引導其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1978年3月1日，中共中央葉劍英副主席作《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他強調指出：“憲法修改草案在總綱中把保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斗爭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早已基本完成，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早已全面地建立起來。這個偉大勝利已經記載在憲法中。但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并沒有結束。二十多年的歷史已經反復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實際上也是繼1956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以蘇為鑒”的改革任務之后，又在我國“早已全面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新形勢下，提出了如何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三、“改革開放”后確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

　　(一)1981年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認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認定：“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和今后一切發展進步的基礎，“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

　　(二)1982年“十二大”報告重申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總書記代表中央向“十二大”作報告。

　　報告提出“特別要注意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則問題”，就是“關于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問題。”重申“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經濟的基本制度，決不允許破壞。”強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鞏固和發展國營經濟，是保障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并且保障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決定性條件。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說來還比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并存。”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第四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82年12月4日，由鄧小平同志親自指導、中共中央建議成立的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和全國各族人民討論四個月產生的“憲法修改草案”，經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而成為第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部在1982年制定的憲法即現行憲法，第四次用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兩條基本經濟制度：一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簡稱“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二是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此前憲法為“領導”， 這是首次改為“主導”)力量，保證集體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簡稱“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

　　該憲法總綱的原文顯示，它的“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即明確規定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根本法，是一條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它的“第七條”，即“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其中將1978年憲法關于“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首次修改為“主導力量”。即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的根本法，也是一條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1982年11月26日，憲法修改委員會彭真副主任委員，受葉劍英主任委員委托，代表憲法修改委員會作關于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報告強調指出：“憲法修改草案正確地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已經確立起來和正在發展壯大的事實，肯定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憲法修改草案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是保證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保證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符合于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決定性條件。”

　　(四)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要建立“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其中明確規定：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對于保證社會主義方向和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要“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五)1988年第一次修正的憲法(1982年)第五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 “憲法修正案”。

　　這是我國在1988年第一次采用“憲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憲法。“修正案”以1987年“十三大”報告為依據，增加規定“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將有關條款修改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但對1982年憲法規定的“第六條”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第七條”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未作任何文字改動，據此“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第五次確立了這兩條根本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87年10月25日，趙紫陽總書記受中央委托向“十三大”作報告。報告充分肯定“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已經確立，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專題論述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說明“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份”，它和“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報告還明確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

　　“十三大”報告這樣充分肯定“已經確立”我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專題論述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是要讓“私營經濟”、 “外商獨資企業”等“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份”，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并沒有說要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報告強調“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強調“公有制為主體”，也并沒有把所提到的各種“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份”，因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而列入作為“基礎”和“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范疇。至于“十三大”報告經代表大會通過之后可否做“列入”的改動，正如軍委主席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31日所說，“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陳云同志的意見，他們贊成。”

　　(六)1993年第二次修正的憲法(1982年)第六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第二次“憲法修正案”。

　　根據1993年這第二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仍然保留了1982年憲法中表述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是第六次確立了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但這次“修正案”將1982年憲法中的“國營經濟”和 “國營企業”，分別修改為“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筆者認為，與其分別修改為“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如分別修改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企業”。

　　(七)1999年第三次修正的憲法(1982年)第七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 第三次“憲法修正案”。

　　根據1999年這第三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保留1982年憲法“第七條”規定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即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是一條以根本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保留1982年憲法“第六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并在其中增加了“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即保留歷來各部憲法都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并增加了早在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就已提出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也就是說，這“第六條”又充分肯定“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為主體”，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也是一條以根本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總之，根據1999年第三次“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第七次確立了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八)2004年第四次修正的憲法(1982年)第八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第四次“憲法修正案”。

　　根據2004年這第四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作為新的現行憲法，至今未改1999年第三次“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第六條”和“第七條”，從而第八次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兩條基本經濟制度：一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二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兩條互為因果，缺一不可。

　　縱觀這兩條源自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歷經1954、1975、1978、1982年四部憲法和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公布施行，無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如何更替，無論或“左”或右的錯誤如何干擾，始終都是一脈相承，都是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大法。它充分體現了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不可動搖的堅強意志。這也足以證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整個歷史時期，都是在法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可見這60多年的整個歷史時期，都是不能否定的。任何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違憲之舉，都是不得民心而注定要失敗的。

　　四、我國歷來憲法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派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根據2004年第四次“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繼承和發展歷來憲法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早已有了明確的法定結論：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經濟改革，不是改為私有制為基礎和主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是要以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自從我國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世界市場已經不再是斯大林當年所說的“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而是同一個世界市場、首先是同一個中國市場內，已有兩種不同的市場經濟。即中國已有法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作為非主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簡稱為“一個市場，兩種經濟”。

　　就像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從其賴以產生的不同所有制基礎上，區分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雖然都是市場經濟，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涇渭分明，既不能把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能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說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毛澤東同志早在1958年11月10日講到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時，就已深刻指出“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987年“十三大”報告也肯定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這也指明了同一個世界市場、首先是同一個中國市場內，已經存在兩種不同的經濟，即在中國市場內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在中國市場內的臺灣、香港、澳門以及外國投資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1995年6月26日，江澤民同志把這兩種不同的經濟明確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表明這“兩種經濟”，就是在中國“一個市場”內的不爭的事實。

　　在同一個中國市場內，兩種不同的經濟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依法公平競爭、共同發展，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殺兩者“所有制基礎不同”的本質區別，強行“一體化”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尊重市場主體特別是每個勞動者的自主選擇，堅持歷來憲法規定的人民民主的原則。前者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等，只是工人維持家庭生活所必需的，而資本家把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裝進自己的口袋，靠剝削來發家致富，自然造成廣大勞動者和極少數大資本家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君不見一個大資本家與每個農民工的收入差距，何止千倍、萬倍?難道事實還不令人警醒嗎?鄧小平同志晚年的遺訓言猶在耳：“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這個問題要解決。” 所幸還有后者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工人不僅能靠自己勞動貢獻大小取得應得的生活資料(工資、獎金等)，同時還能與全體勞動者共享不被資本家剝削走的“剩余價值”，實現共同致富。盡管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還有待深化改革，例如進一步落實全民所有權等，然而全民所有制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決不會受了“不問姓‘社’姓‘資’”的忽悠，而走上所謂“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私有化”之路。這種忽悠，只能使我們閱歷尚淺的青年一代，有了難得領教的反面教員，而堅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為建設科學社會主義而奮斗。

　　2012年3月，老一輩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在《人民論壇》第9期發表題為《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的專論，強調指出“當前改革面臨著兩條道路、兩個前途：一條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條是資本主義私有化，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而也毋庸置疑，我國現行的經2004年第四次“憲法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憲法，繼承和發展歷來憲法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連續幾十年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一以貫之地法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經濟改革，不是改為以私有制為基礎和主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是要以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力量，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如江澤民同志在1995年明確指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的是要使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我們中國這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已是對人類作出的重大貢獻，并將繼續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13年第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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