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著名美國華裔經濟學者、金融實業家，“美元霸權”術語提出人。1938年出生在香港，就讀哈佛大學，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期間，對經濟學和國際關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過多年的潛心研讀，廖子光先生曾擔任過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資顧問，又任紐約著名的廖氏投資咨詢公司總裁，成為一名成功的金融實業家。著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國出路：全球債務危機與中國應對策略》。

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漫長歷史始于94年前，即1919年5月4日。來自北京大學和其它12所高校的5000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了一場政治示威游行，此次示威游行引燃了著名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愛國主義者反對軍閥袁世凱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簽訂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表達對中國政府恥辱的外交失敗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不公正對待的不滿，并最后上升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場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具有政治里程碑意義，它鞏固了國家的集體意識即西方民主與其推翻的西方君主制一樣都帶有帝國主義的性質。這種國家集體意識致使中國從信奉西方民主的道路轉向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積極革命，以實現現代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

　　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26歲，正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助理。在北大圖書館，毛澤東埋頭閱讀了大量關于英勇的民族獨立主義領導人如華盛頓、拿破侖、俾斯麥等的書籍，這些領導人改變世界的愛國行動使毛澤東深受啟發。

　　毛澤東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的一個農民家庭，家里有3英畝地，生活富足。在地里干完活后，毛澤東利用閑暇時間借閱長沙附近新開的公共圖書館里關于中國歷史和文學的書籍。毛澤東深受尤其秦始皇(259 BC – 210 BC)的法家政策和水滸傳中的主題思想的影響。

　　在去北平之前，毛澤東曾就讀于湖南第一師范。在一師，毛澤東深受幾位進步教師的影響，包括倫理學教授楊昌濟(1871-1920)。楊昌濟當時極力主張毛澤東及其他學生閱讀激進雜志《新青年》，該雜志是由時任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1879-1942)創辦的。

　　1918年，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后，前往北京找楊昌濟。此時，楊昌濟剛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他隨即把毛澤東推薦給圖書管理員李大釗做助理。李大釗是當時中國馬克主義思想知識分子，后來參加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的成立大會。

　　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剛剛在俄國爆發的十月革命的文章，在俄國十月革命期間，列寧(1870-1924)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國家政權。列寧提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后階段的理論，該理論是基于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的著作和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在19世紀中期觀察歐洲的動蕩情況得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上進一步提出的。

　　李大釗的文章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傳播的熱潮。此后馬克思主義成為替代西方式民主一個選擇，西方式民主曾被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所倡導，但在1919年凡爾賽會議上西方國家的行為證明西方式民主是有缺陷的。隨后盡管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概念只適用于歐洲的實際情況，但是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所認可，成為與西方帝國主義斗爭更為有效的思想武器。

　　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由反抗帝國主義思想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變。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是形成李大釗國家革命思想的主要因素。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創建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7月，他與曾在日本接觸過社會主義思想的陳獨秀共同創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將作為一個擁有世俗黨綱的政黨組織開始在中國為奪取國家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奮斗。一個國家的革命性是一黨執政的理論基礎，條件是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李大釗是毛澤東的良師益友，對此毛澤東也公開承認自己曾深受李大釗的影響。

　　斯大林著的《列寧主義問題》第一版發表于1924年4月，也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7年之后。書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若無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我們可以達到一國之內社會主義的確定勝利么?”答案是：“不，不能夠!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國的努力是夠了，這點，我們的革命史已經給我們證明了。為了社會主義的確定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則一個國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羅斯這般農業國家的努力，并不夠用，必須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努力”。

　　社會主義國際化的戰略性關鍵詞是“確定勝利”和“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這一“確定勝利”并不是“在一國之內實現社會主義”就能實現的，但是 “確定”并不意味著立即，而是意味著在未來，甚至是遙遠的未來。共產主義國際化的重點并非在整個世界，也并非在那些歐洲以外的仍然生活在封建農業社會中的農民或者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備受壓迫的人民，而是那些發展條件已經成熟的“幾個先進國的無產階級”。

　　列寧和斯大林都表示，想要解放那些受西方帝國統治的殖民地的唯一途徑就是加強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即蘇聯的力量。同時，削弱資本主義核心即工業經濟力量，以此結束帝國主義的最后階段。從理論上講，西方發達經濟體中已解放的產業工人會反過來幫助解放那些經濟沒有完成工業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壓迫的農民。

　　不幸的是，事實未能支持這樣的理論。在發達經濟體中并沒有發生工人暴動。實際上，在發達經濟體，工聯主義站到了資方一邊，轉而成為反共產主義的。這些趨勢都表明獲得解放不能依靠他人而只能由受壓迫者自己去爭取。每一個受壓迫群體必須通過內化政治意識，為自身的解放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

　　列寧和斯大林都未能從西方帝國統治的前工業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農民身上認識到他們具有巨大而富有智慧的革命潛力，直到中國毛澤東的出現才迫使世界承認這個歷史事實。毛澤東相信中國農民身上的革命潛力，并重新劃定“無產階級”的定義，即那些被剝奪財產或者無財產的階級，這是羅馬時代拉丁語的原意，與歐洲用無產階級代表城市產業工人有所不同。

　　1917年十月革命列寧發起“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 。通過這樣的口號，少數派布爾什維克贏得了蘇維埃的領導權，蘇維埃是構成支撐新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工人委員會。十月革命不是要實現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而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消滅了它是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通過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因為在1917年的封建俄國，占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由于落后的工業化在俄國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占優勢地位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尚處于初始階段，數量少，不可能在封建農業社會中實行大多數人的普選制。因此少數無產階級專政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革命道路。

　　在前工業社會，在缺乏占優勢地位的工人階級，自由代議制民主顯然是反動的。列寧認為俄國革命是社會主義世界秩序出現的意外的開端，形成社會主義世界秩序要求無產階級專政以推動革命向前發展，這一點被證明是正確的。

　　列寧主義者如同資產階級暴力毀滅封建主義一樣,要通過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加快社會主義的到來。改良馬克思主義者如社會民主黨，相信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預測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但是整個演化過程要求資本主義是封建主義內部矛盾發展的自然結果。馬克思認為向社會主義演變的這個過程發生在世界最為先進的國家，即在西歐完成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俄國革命表明地緣政治條件為前工業化國家的革命創造了機會。正是在這些前工業化國家中進行的激進革命，才繞開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漫長過程，直接產生社會主義。

　　在19世紀下半業工業化最為發達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人物如馬克思理論的詮釋者，卡爾•考茨基和愛德華•伯恩斯坦認為德國存在一個龐大工人階級，所以他們贊成采用循序漸進的、非暴力的議會斗爭的形式來實現向社會主義的演變。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把自己限于馬克思社會演化論的教條之中，他們認為不需要革命，資本主義會消亡，社會主義自然會產生，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變過程。

　　而在政治光譜中的另一端則是激進革命派，如斯巴達克同盟(德國共產黨前身)的領導人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他們因不滿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德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憤然退出，于1915年成立斯巴達克同盟。斯巴達克同盟隨即在德國上演了一場旨在推翻年輕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流產政變。對于共產黨員來說，為縮短階段性較長的資本主義，革命是必要的，因為在資本主義時期內向社會主義的演化過程可能會因為工聯主義和通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注入社會主義元素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而停止。這種情況尤其符合前工業化的封建社會，夾帶社會主義元素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用來抵御任何革命的壓力。

　　激進列寧主義者呼吁西方工業社會中被恐嚇欺辱的無產階級中的絕大多數人形成全球聯盟，他們的政治權利仍然遭到剝奪，并沒有出現辯證演變的跡象。而在農業社會中少數無產階級以激進的列寧主義者在俄國已經奪取了政權的名義被煽動起來，這對于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秩序的統治者而言是極具威脅的。

　　這一威脅引發西方帝國主義中邪惡反共分子采取措施，防止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堡壘中提前出現社會主義。在發達經濟體中，國家支持資本主義宣傳，使工人置身于這種宣傳中，同時通過產業工會主義以及使工人沉迷于資產階級自由的個人主義，以削弱讓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集體主義，使工人階級轉變為反共產主義的力量。

　　盡管如此，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相信，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結構性對抗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這需要解決資本主義高效生產與由資本主義內在創造的財產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經濟機能失調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優勢在于它創造財富的高效率，而不足之處是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方式決定了財富流往了錯誤的地方，去往那些最不需要它的地方，即去往富人手中而不是最需要這些財富的窮人手中。此外，人們也逐漸意識到在現代金融體系中，越來越多的資本來源于具有社會主義元素的資本主義社會即福利國家中工人的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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