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多是好事，但財富分配不均卻是糟糕的，它制造了許多社會經濟沖突。如果財富分配不均形成不同階層，那么，階級斗爭必然成為社會革命的一部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在于它通過擴大貧富差距以創造財富。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創造財富而制造的一個破壞社會經濟的副產品，就像生產核能源產生的核廢物一樣。資本創造財富離不開勞動，而在發達國家，工人備受親資本的政法體制的壓迫，他們從來沒有成功地使用退休基金這筆財富來購買，掌控生產資料。這些受壓迫的工人仍然默默溫順地接受資本家把工人退休金資本化剝削自己。然后資本主義的辯護者還制造出了資本的神話，說創造就業需要資本，而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從工人手里截留的收入創造了資本，換句話說，是就業創造了資本而非相反。而為吸引投資而實行低工資制度的中國改革者卻未明白這一常識。

　　2007年在紐約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不依靠實行高工資和充分就業的金融資本主義而自我毀滅的一個生動例子，金融資本主義強迫通過消費債務來獲取必要的消費，這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當前世界范圍內不可持續的債務金融危機已經導致所有國家的民眾要求政治和社會的變革。這種民粹主義變革將會改變世界現存的社會經濟秩序，雖然現在預測未來的世界新秩序情況還為時過早。但我們足以觀察到，現在在每一個國家都發生了政府向進步的民粹主義方向的改革，但這也許除了一黨執政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一個具有革命性的政黨。許多受西方培訓的中國經濟學家仍然在鼓吹更自由的市場，利用自由市場維持低工資的神話。

　　沙俄和中國王朝時期的農業經濟社會情況(中國和沙俄的情況也不全等同)與歐洲的工業發展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產生了大量的工廠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的時機較為成熟，這也是馬克思在1848民主革命中所展望的。

　　然而，悲劇地是，在德國和法國，社會主義運動遭到鎮壓，運動領導人也遭到反動勢力的屠殺。隨后，資本主義民主政權以新的活力繼承和信奉了西方帝國主義并在世界各處重新進行殖民。

　　俄國和中國都是擁有輝煌歷史的兩個偉大國家，但經濟社會和技術卻很落后，兩國并沒有爆發工業革命，也未產生產業工人階級。在這兩個農業國中備受壓迫的是占人口總數超過80%的農民。

　　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出現了強大的，服務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內買辦階級。中國買辦就是為活躍在中國的大型外商企業服務的中國經理或者高層員工。這些買辦與西方帝國主義及具剝削性質的外國資本和企業維持著緊密的共生關系，他們在服務外國經濟政治利益，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過程當中變得富有和強大。在西方殖民地如香港和因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屢屢失敗，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而設立的五個開放的港口城市中，買辦階級十分活躍。

　　在當今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服務于外國企業利益的、龐大的新買辦階級再次出現，而這些外國企業背后是美國欲化解國內革命壓力，而以美元結算自由貿易的名義把財富從中國運輸到西方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略。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以來，中國不斷向外開放市場，甚至中國國企都已變成外商和金融的重要買辦。WTO規則的全面執行將會強化中國國有金融機構承擔的買辦作用。

　　這些國有企業接受來自香港富有經驗的中國買辦的指導，香港在1841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直到 1997年才回歸中國。即使香港回歸了中國領土，香港買辦仍繼續向中國領導人提供賣國建議，而由于幾十年美國反共產主義的全面禁運，中國被迫孤立于現代世界經濟發展進程，因此中國領導人對賣國建議并不知情。因為中國與發達的西方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這些香港買辦在聯系中國大陸與西方國家的過程中，以及在推動中國政府采取政策使中國再次淪為另一個世紀的殖民地的過程中獲取了暴利。

　　由于遵循了香港買辦的有害建議，中國自1978年以來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犯下了兩大最為嚴重的錯誤：

　　1)中國推行了通過剝削低工資的勞動力利于出口，從而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政策 ，這樣使得中國社會形成低收入和財富不均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導致區域發展失衡?，F在，中國并沒有發展那些最需要發展的區域，而是發展那些西方市場認為剝削中國經濟最為方便的區域。

　　2)中國推行政策，自愿打開中國市場，讓西方資本蹂躪，使得國民經濟重回半殖民地地位，而傻傻地以獲取買辦傭金而高興，大量的財富卻進入外國口袋。

　　這種糟糕的建議自然來自那些擁有奴隸心態的香港買辦。這就如同向一個家奴詢問武裝起義爭取解放的建議一樣，得到的答案總是：“不要胡思亂想了”。

　　這就是為什么建立在“改革開放”政策上的中國經濟會陷于不均衡，更不用說是腐敗的泥淖中的結構性原因。然而，對于處于現代相互聯系著的世界中的所有國家而言，“改革開放”可以成為好政策，但是需要反思中國的“改革開放”策略和執行，以此糾正具掠奪性質的新買辦主義基礎，同時阻止實行可惡的，在零和游戲中向西方輸往更多財富的做法。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1926年3月)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過這樣一段話：

　　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只注意同占統治地位的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當時的中國并不存在)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

　　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無產階級被定義為沒有或者少財產權(土地)的階級，而不僅僅指工廠工人，中國革命中其中一種階級斗爭即是農民無產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在地方的代理人——買辦階級之間斗爭。

　　而且，毛澤東預見了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一方面對抗來自國外的更為強大的競爭，另一方面又快速學習帝國主義的生產模式，反過來壓迫國內弱小的，但正在不斷壯大的工人階級。毛澤東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高漲時要分化，其右翼將要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一年后即1927年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證明了這一點。

　　今天，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就包括總書記習近平所說的“特殊利益群體”，這些“特殊利益群體”是實行真正改革過程中最難以對付的，又已形成組織的障礙。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當代買辦。

　　毛澤東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這是需要所有愛國者提出的一個問題。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我們的敵人，”毛主席做了這樣的回答。

　　在今日中國，新的地主階級又以房地產開發商和投機客面目出現，新的買辦階級正在牢牢地控制中國經濟，使中國經濟服務于新自由主義的國外機構的利益，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世界的新面孔。

　　黨的十八大政治局第一次總體學會會議中，總書記習近平著重談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習近平作為新的領導人在就任黨的總書記不久后前往深圳進行南巡，再次肯定堅持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這呼應了鄧小平20年以前的著名的92年南巡。

　　反腐，打擊特殊利益群體，調整收入差距，積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共同富裕這些新的著重點占了習近平改革政策的大部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妥協方案在習近平新一屆領導人中似乎終止了，而事實上，在買辦和民族資產階級眼里只有“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概念。

　　毛澤東曾說過在經濟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完全依附于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了中國最反動最落后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強調，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標是完全不相容的。在獲取國家政權不久后，毛澤東把他們當作敵人繼續打倒。

　　毛澤東還指出，特別是大地主和大買辦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他們把反對共產黨作為他們的反革命事業，并從各種掌權的反動派團體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翼中獲得支持。

　　自1978年以來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下，由房地產開發商和投機客構成的新地主階級再次出現，在中國商業和金融市場上也再次出現新的買辦階級。畢業于中國頂級大學和國外研究生院的最優秀中國年輕人大多被西方公司指派充當中國經濟各個領域如工業，商業，技術，媒體甚至國家安全研究當中的買辦。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使得外國對中國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滲透合法化，允許香港繼續成為外國反華基地和大陸腐敗的溫床和避風港。

　　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于其具有革命性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的社會革命的出發點必須是解放農民，以及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國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剝削，復興中國，使中國恢復繁榮的，獨立的歷史性大國地位。毛澤東清楚地知道，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就只有獲得世界范圍內尚未在精神上和經濟上向外國人出賣的所有中國人民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動員群眾的力量參與到這場光榮的革命中，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粉碎賣國的特殊利益集團，新買辦。一個和諧的社會對買辦叛國者和人民的其他敵人不能留有余地。迎合充當新形式下全球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民主政治需求，是不可能贏得革命勝利的。

　　毛澤東明白，恢復中國歷史性大國地位的路徑是在中國內部建立一個平等和諧的社會后才能在世界各國中獲得平等地位。新買辦幫助外國利益集團剝削中國人民，他們是制造不和諧和不平等的壞分子，向新買辦讓步，和諧不可能實現。一個和諧的有機體不可能容忍其身體中有不斷擴散的癌細胞的存在。

　　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實現國家和諧復興目標最適當和最有效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是第一位提倡后來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方法的中國革命者。對于毛澤東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適應中國具體情況，服務于中國歷史性地位的恢復，而不是相反。在毛澤東眼里的中國特色和1978年以來在“改革開放”政策下的中國特色是不一樣的。毛澤東從來沒有抱有這樣的幻想，認為讓革命的敵人進入黨中央是通往革命勝利的途徑。通過投降主義獲取勝利只能是自欺欺人。中國共產黨必須從黨領導的最高層開始肅清這樣自欺欺人的行為，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應當獲得人民的支持。

　　毛澤東1918年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管理員助理期間給予了他閱讀最新翻譯為中文的第一手社會主義著作的機會，這進一步開拓了他的認識以及進一步確定要獻身于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毛澤東讀過者柯卡普(Thomas Kirkup)的《社會主義史》的中文譯本，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馬克思資本論解說》(原著是德文版)和最為重要的著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小冊子《共產黨宣言》

　　除了馬克思著作之外毛澤東還涉獵廣泛。他讀過中譯本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學說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該本著作論述了政府在限制國際貿易壟斷中發揮的必要作用，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開國元勛之一)模仿了法國路易十四為了抵抗英國對處于起步階段的美國的貿易壟斷，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模式，也實行了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產業政策。在美國兩個世紀的前一百年，這個年輕的國家通過實行支持民族產業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產業政策推翻了英國和法國的統治，并推動了國家的繁榮。

　　毛澤東也讀過孟德斯鳩的著作《論法的精神》，該著作認為地理環境是影響國家社會政治文化的物質條件。毛澤東也讀過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論自由》，在這本著作中，密爾探討了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利的性質和限度，以及個人如果對他人或者對社會造成普遍的危害，則政府要限制個人行為，因為沒有個人能夠孤立地存在，傷害自己或者自己的財產或福祉也會傷害其他人和作為經濟社會有機體的社區，剝奪了公眾的利益。

　　密爾也持這樣的觀點，對于那些仍在發展中的社會，專政是政府可接受的一種形式，只要專政者為人民謀取最大的利益，因為只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才能克服阻礙社會經濟自發地進步的現存障礙。密爾反對在民主體制中出現“多數人的暴政”。毛澤東關于政治權利的觀點與密爾闡述對于偉大的事業中需要強有力的領導的必要性的觀點是相似的。所有革命的政府顯然都是專制政府。只有獲得革命的徹底勝利后，革命的政府才能轉為民主的政府。民主是經濟發展的產物而不是如美國自由主義所宣傳的那樣，是繁榮的原因。

　　1935年中國共產黨處于長征中最為關鍵又最糟糕的時刻，當時中國革命在軍事上面臨著即刻全面潰敗的危險，要不是在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獲中國游擊戰的軍事領導權以反抗有壓倒性勝算的蔣介石的正規軍，那么中國共產黨被徹底消滅就只是個時間問題。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為革命的進行生產必要的資源的軍事戰略也得到了恢復。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這一流行口號是一個歷史事實。引申開來，則是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新中國。那些在黨和國家文件中不提及毛澤東思想的人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即使在美國，也沒有一個自重的公民敢質疑杰斐遜思想在其民族精神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像毛澤東這樣的領袖是上天賜予中華民族的一個幸運的禮物。這樣的領導人在一千年中也只出現過一次。在可預見的未來，毛澤東將會成為團結中國人民的政治人物。毛澤東思想也將會成為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經典。

　　毛澤東也讀盧梭關于政治哲學中的人性觀，盧梭的觀點曾影響了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話語。毛澤東還讀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乃至赫伯特•斯賓塞關于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是無政府資本主義中自我更新的演化過程。

　　盡管斯賓塞經常被誤解為極端保守，但他反對土地私有制，認為參與使用土地是每一個人固有的權利。他贊同喬治主義，喬治主義是一種美國經濟意識形態，由亨利•喬治提出，喬治主義的觀點認為每個人擁有他們所創造的東西，但是所有由自然而來的東西，尤其是土地，都屬于全人類共有。斯賓塞主張自發成立工會抵制“老板的剝削”，并且贊同成立經濟組織主要是自由的工人合作社取代勞工市場的雇傭勞動，因為在勞工市場工人沒有市場支配力。而斯賓塞如此進步的觀點已經被當代資本主義宣傳選擇性地過濾掉了。

　　隨著中國把城鎮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上馬時，喬治主義觀點可以成為指導中國城鎮化免被特殊利益集團利用，任其以犧牲社會利益為代價獲取私人利益的思想。

　　沒有現存記錄表明毛澤東閱讀過蘇格蘭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1795-1881)的作品，托馬斯•卡萊爾提出仁慈的專制政府并闡述了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如何打造一個強大的國家和如何幫助形成一個國家的新道德文化。然而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也將打造一個強大的國家和形成一個國家的新道德文化，在這點上毛澤東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毛澤東明白儒家思想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對中國社會有害，并且阻礙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利用錯誤的觀念，認為資本主義剝削和不平等是創造私人財富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企圖顛覆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試圖通過發動群眾運動來反抗這兩種思潮，群眾運動在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

　　但是即使經過十年的巨大社會動蕩，個人經歷了悲劇性痛苦，國家經濟混亂和外交空前被孤立，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國社會心態中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未能夠實現觸及人的靈魂的目標，而淪為一場派系的權利斗爭，這對中國實體和社會經濟基礎設施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聲望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更不用說民眾支持率下降，甚至一些忠誠的黨員干部也幾近完全喪失革命熱忱。但是，錯誤不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內在意義，錯在丟掉了革命目標，容許文化大革命落入派系權利斗爭的陷阱。從中所吸取的教訓不是未來不再需要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是不應該再次允許文化大革命淪為一場派系權利斗爭。

　　在儒家文化對中國文明的負面影響受到抑制，以及儒家文化精華得到弘揚之前，中國未來還需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現代化經歷兩千年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在一個世紀內就可以完成。

　　現實情況是，撇開懷舊不說，當代中國不可能復辟封建帝制，一旦政治制度被推翻，帝王的諸臣也不可能再恢復它了，復辟封建帝制也是不可取的。然而在今日之中國的政治制度，雖然披著革命和激進言辭的外衣，但在權利的分配和行政機構的運行上從根本上說仍然是封建的。這就是為什么未來需要更多的文化革命，同時發動文化革命對于推動中國文明在當代世界的發展也是必須的。

　　毛澤東明白這種需要，同時也明白直到中國在一場徹底的文化革命中獲取了勝利，中國才可能復興并恢復其歷史性大國地位，然而，暴力革命的目的往往證明了革命合法性，但是暴力革命又會摧毀革命的目的，所以暴力革命不能成為常規事件。中國需要連續發生非暴力的文革革命，確保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同時確保這條道路不被逆轉。未來的文化革命必須不受到政治投機分子以意識形態正確的名義煽動起派系權利斗爭。

　　文化革命不需要以打意識形態預防針的名義進行具有破壞性的派系政治暴力，這樣最終會打亂民族目標。毛澤東在其《實踐論》(1937年8月)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就曾明確表示過，絕不寬恕在人民當中實行政治暴力。

　　在中國儒家政治，傳統上忠誠比能力更受親睞。理想情況是在一個大臣身上都具備這兩種素質。做不到這點，則無能而忠誠的人更受到親睞，因為他比有能力而不忠誠的人危險性更小，而有能力而不忠誠的人往往是經歷過成功發起暴動起義的人。因此在中國儒家政治中存在體制性腐敗的種子。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官員顯然是要忠于社會主義事業，而不是忠于個人關系。領導人忠于社會主義理想也是必須的，然而僅僅忠于社會主義理想是不夠的，它必須加上能力和正直的品質。

　　儒家思想，盲目信仰品德與能力的因果關系，仍然是阻擋當代中國試圖從人治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法家思想治理的社會的主要文化障礙，這里的社會主義法家思想不應與西方資產階級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混淆。儒家思想的危險不在于其賦予品德之人以能力，而在于其出現把有能力之人也貼上品德高尚標簽的趨勢。

　　為了改造中國封建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秩序(這也是所有共產黨員理解的人類發展必然目的)，毛澤東從抽象的列寧主義概念中研究出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法，這些方法呈現出了與中華文明和歷史文化條件，優點和缺點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系統地組織群眾運動，推動群眾利益的實現，這些方法強調轉變社會政治意識，換句話說是為新的合作社培養新人，而改變現實的基礎即是用集體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的生產模。與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相關聯的大眾政治概念的實現需要在作為人民的政治工具的黨內有一批杰出的黨員干部。

　　當鄧小平說致富光榮時，他是正確的。他的話中的錯誤之處在于他沒有說讓人人致富更加光榮。

　　人民必須掌握生產資料，同時也要掌握金融。當前，現代金融的復雜操作卻成為今日中國之買辦精英的秘密知識。作為當代世界一種不可或缺的創造財富的過程，現代金融應該作為大眾知識向人民介紹，而不是像西方一樣成為精英的專屬知識產權。

　　現代金融是當代經濟秩序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不僅在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市場也需要它。兩種類型的市場中的區別在于創造的財富屬于誰和流向誰。在資本主義市場，財富流向特權精英，而在社會主義市場，財富應該按照平均分配原則流向人民。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為止，中國仍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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