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作為羅馬帝國消亡之后崛起的第一個“日不落帝國”，西班牙(包括神圣羅馬帝國查理五世時期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西屬美洲、意大利及亞非殖民地等)有恃無恐，在遏止英國崛起、新教蔓延的同時，展開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文化準備。于是，也便有了歐洲第一部中國史《中華大帝國史》和第一張世界地圖。不僅如此，西班牙在派遣其駐菲律賓總督的同時，資助了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這其中就有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陽瑪諾，等等。他們在傳教和介紹西方文化的同時，系統考察我國國情，對我國的科舉制度、宗教信仰、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生活習俗等朝廷了全方位的了解，補充和完善了門多薩修士關于我國地大物博、重農輕商、尚文輕武、信鬼勝于敬神、追求安穩不尚冒險等諸多特征的描述①。有鑒于此，不可一世的菲律賓總督德拉達、桑德等曾上書國王，謂只需幾千兵馬即可輕取中國，蓋因在他們看來，中國固然強盛，卻是一盤散沙②。然而，帝國夢終究在新興帝國(英國)和新教的夾擊下無可奈何地幻滅了。然而的然而是，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間，帝國主義對我中華民族的蹂躪多少印證了我們某些致命的闕如。

　　光陰荏苒，時間流水般一晃又過去了諸多歲月。如今跨國資本洶涌，中華民族面臨更大也更嚴峻的考驗。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見和描繪過跨國資本時代，謂“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③”。如今，事實證明了馬克思的預見，而且這個世界市場網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現為：所謂“全球化”，實質上是“美國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國化;形式上則是跨國公司化。所有關方面統計，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降，跨國資本市場逐漸擢升為世界第一市場。資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開發金融產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貨幣市場的年交易額已經高達六百多萬億美元，是國際貿易總額的一百倍;全球金融產品交易總額高達兩千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總額的七十倍④。這是資本邏輯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顯而易見，利益驅動和目標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資本帶來的不僅是利益，還有思想，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凡此種種，已經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兩難境地。立逆之，意味著自殺;順之，則必定被“化”。換句話說：伸脖子是一刀，縮脖子也一刀。

　　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傳統價值受到了沖擊和解構，以至于其它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性與國家意識正在逝去，并將不復存在。認知方式、價值觀和審美趨向的趨同使年輕一代逐漸喪失了民族歸屬感和認同感，而四海為家、全球一村的感覺十分契合跨國資本不分你我、沒有中心的去二元論思想。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曾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民族雖然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但它歸根結底只是個歷史概念。猶太基督教思想將民族的發生和發展說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關民族以“上帝的選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說法。即使是在達爾文進化論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學也能自圓其說，謂適者生存只是一種表象，一切皆取決上帝的意志，否則許多自然及人類演變的偶然性就無法解釋。與之不同的是，人類學家摩爾根通過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對民族的產生作出了相對科學的解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將民族與私有制聯系在一起，認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礎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發展的需要，繼而成為諸多國家的自然基礎。由此看來，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組合、再分化再組合的過程。而且歷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隨之不復存在的便是國家、民族、階級等等。而種族雖然是個純粹的生物學概念，卻與民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人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極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與種族和宗教觀念聯系在一起的。

　　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及其與文學的關系而言，實際情況要復雜的多。比如，中華民族及其民族認同感更多建立在鄉土鄉情之上。這顯然與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方式有關。從最基本的經濟基礎看，中華民族是農業民族。中華民族故而歷來崇尚“男耕女織”、“自力更生”。由此，相對穩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農經濟和自足自給被絕大多數人當作理想境界。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么依戀故鄉和土地。而農業民族往往依戀鄉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風險。由此形成的安穩、和平的性格使中華民族大大有別于游牧民族的域外商人。反觀我們的文學，最撩人心弦、動人心魄的莫過于思鄉之作。“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等等。如是，從《詩經》開始，鄉思鄉愁連綿數千年而不絕，其精美程度無與倫比。當然，我們的傳統不僅與此，經史子集和儒釋道，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等等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這里既有六經注我，也有我注六經;既有入乎其內，也有出乎其外，三言兩語不能含括。然而，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對世界的一元化統治已屬即成事實。傳統意義上的故土鄉情、家國道義等正在淡出我們的生活，麥當勞和肯德基，或者還有怪獸和僵尸、哈利波特和變形金剛正在成為全球孩童的共同記憶。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和審美取向正在今人絕望地全球趨同。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取向，也從重道輕器轉向了重器輕道。四海為家、全球一村的感覺正在向我們逼近;城市一體化、鄉村空心化趨勢不可逆轉。傳統定義上的民族意識正在消亡。

　　認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將直接影響核心價值觀的生存。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附焉”，民族認同感或國家意識的淡化必將釜底抽薪，使資本邏輯橫行、拜金主義泛濫，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巴比倫塔之類的空中樓閣。因此，為擢升民族意識、保全民族在國家消亡之前立于不敗之地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使承載民族情感與價值、審美與認知的文學經典當代化。這既是優秀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也是溫故知新、維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傳統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面臨危機之際，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守和修繕我們的精神家園成為極其緊迫的課題。這其中既包括守護優秀的民族傳統，也包括吸收一切優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價值得以傳承并煥發新的生命。

　　當然，這不是簡單的一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況且在“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傳統背后，有被魯迅等人概括的“吃人”二字;更何況時代有所偏側，抵御強勢文化吞噬非全體青年覺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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