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教訓：敗在意識形態之爭

　　瑪雅：一段時間以來，關于蘇聯解體與中國未來的命運，再次成為官方和民間的爭議話題。8月初，新華網轉載王小石文章《中國若動蕩，只會比蘇聯更慘》，引起軒然大波。文章及其作者遭到所謂網絡大V、公知和憲政派人士群起而攻之。9月份《紅旗文稿》發表文章《新聞宣傳戰線在蘇共亡黨中的迷失及警示》，指出并剖析了新聞媒體在蘇共亡黨過程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甚至反對黨的作用”。如何認識和評價蘇聯失敗的歷史，國內存在明顯的觀點對立。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潘維：2011年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我寫了《蘇聯解體二十年祭》一文。我寫道：20年，足夠俄羅斯從廢墟中崛起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國。20年，足夠日本從廢墟中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年，中國從“改革已死”的悲觀論調中脫穎而出，開始沖擊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然而，20年了，因為傷得太重，俄羅斯還在漩渦里打轉，還沒找到北，生產僅僅恢復到1989年的水平。

　　國內很多人拿西方“社會轉型”理論說事兒，拿放大鏡尋找俄羅斯向“自由民主”的轉型。但這個20年前的超級大國，明明是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的一個普通國家“轉型”，成了與南非、巴西、印度比肩的金磚五國(BRICS)之一(中國產值則為其他四國之和)。

　　瑪雅：蘇聯1990年代初在西方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療法”，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和長期停滯。在你看來，蘇聯失敗，敗在何處?

　　潘維：我認為，蘇聯不是敗于軍事，也不是敗于科技或經濟，而是敗在思想戰爭，敗在意識形態之爭。核武器的降臨導致時代變遷，限制了軍事冒險行動，思想領域的戰爭成為大國間戰爭的日常形式。通過思想灌輸使對手“自殺”，成為大國競爭的利器。蘇聯失敗是由于其知識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領導集團被征服，最終導致了觀念上的崩潰和投降，于是整個民族陷入混亂和困頓，陷入失敗的絕望。

　　直到衰敗前夕，蘇聯官方刊物的文章還在僵化地預測“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降臨。而另一方面，蘇聯的精英們卻已經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對被封鎖的西式民主主義崇拜得五體投地，失去了免疫力和自主判斷。蘇聯政界和知識界普遍的“雙面人格”，乃至正式和私下的“雙重話語”，是思想封閉、做鴕鳥、不敢公開討論的結果。沒有公開的爭論，就容易流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壞的“二元論”，喪失改革的機遇。

　　瑪雅：對于中國來說，蘇聯失敗的最大教訓是什么?

　　潘維：蘇聯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思想戰爭是符號戰，抽象的符號概念是思想戰爭的主要武器。為什么說是“戰爭”?因為如同虛擬經濟可以打垮實體經濟，虛擬政治也可以打垮實體政治。在意識形態之爭中，符號就是槍炮，就是權力，就是財富。現今流行的符號概念是西方開出的治理社會的“藥方”，一方治百病。如果病治不好，不可能歸咎于藥方，只可能歸咎于患者，抽象的符號概念不可能“錯”。信息時代，符號通過媒體、網絡漫天飛舞，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因此，居安思危，這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國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態。而思想的解放、符號概念的不斷推陳出新，成為一個國家求安全的重要手段。要知道，連蘇聯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都能瞬間衰亡，哪個國家不可能呢?

　　同樣，中國未來如果失敗，很可能也是敗在思想戰爭，是從政治話語權的喪失開始的。一些人認為，中國必須放棄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必須形成利益集團，讓利益集團公開博弈，然后政府被強勢的集團捕獲，拋棄民本思想，不再服務全體人民的福祉。現在，這套話語系統已經滲透在我們語境特別是互聯網語境中。

　　瑪雅：這些人對中國的成就視而不見，對中國的問題百般責難。更有甚者，他們有的為了證明自己心目中的所謂“普世價值”代表歷史的終點，不惜讓中國崩潰也要實現這個目標。一些所謂的公知和媒體人是這樣，不滿意共產黨執政，不滿意現行體制，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錯的，因為不符合“普世價值”。這就不是無知的問題了，其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有害的。

　　潘維：在現行黨政體制下，我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但我們不僅遭到西方的指責，而且遭到國內一些知識界人士依據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指責。一些人以為中國不會被“罵”垮，這是幼稚的。由于對我國政體正當性的自我懷疑，所謂“政治改革”成了一個正式綱領。“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不僅僅是我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認識，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迷信，特別是對競爭選舉制度的迷信，已經影響到一些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對他們來說，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體制，而是從“專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宮”建“白宮”。然而，世界上只有一個白宮，中國即使建成“白宮”，也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自由的標志，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

　　中國現存政體當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現存政體都有毛病，可是中國政體真的比其他政體毛病更多嗎?為什么拒不承認60多年的巨大進步，正是在這個體制下取得的?假如沒有戰爭和占領，能有今日美國?照著白宮建一個，真的能把中國變成美國嗎?這難道不是20年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臆想?

　　蘇聯結束了，歷史卻沒有終結，歷史的未來向所有“模式”開放。人類知識沒有停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也不會封閉凝固在20世紀的兩大模式。世界的實踐是豐富的，文明在互動中不斷推陳出新。因為種種地理、歷史、文化原因，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從來就是獨特的，中國政體也向來獨特。中國悠久、復雜、獨特的政治文明，豈是民主和專制兩個政治標簽所能概括的?

　　確立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自覺

　　瑪雅：最近有一部紀錄片《較量無聲》，分析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和美國顛覆中國的手段，指出中國需要保護自己稀缺的獨立思考資源，堅定黨員干部的信念、立場和價值觀，以應對西方的挑戰。

　　潘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蒙昧主義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國流行。照流行的說法，從秦始皇到今天，中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60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一筆勾銷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筆勾銷了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一筆勾銷了20世紀上半期西方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一筆勾銷了20世紀后半期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一筆勾銷了中華民族過去的輝煌和今天的復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居然有一些人把這種“兩分法”奉為圭臬。中國體制缺少“合法性”的說法就是這樣變成了讓“根本改革政體”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瑪雅：如何應對這種新蒙昧主義，堅持中國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

　　潘維：解構這種新的政治蒙昧主義沒有別的辦法，科學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啟蒙只能靠政治科學知識。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逃脫興衰法則，有興就有衰。蘇聯的失敗，不在于“背叛”了蘇聯模式，而在無力“順時應變”。中國的復興，不是刻舟求劍照搬任何模式和思想的結果，而在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實事求是。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才有了今天“茍日新，日日新”的好局面。西學為用，如饑似渴地汲取全世界的經驗，消化成適合自己國情的思想、制度、政策，是實事求是;腳踏中華大地，更是實事求是。一百多年來，無數中國的思想者幻想拔著自己的頭發飛離腳下的土地，飛到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堅、蘇維埃……這些好聽吉利的譯名，寄托著中華學子們的美好想象和神往。然而，拋棄自己的歷史就是拋棄自己的未來。

　　實際上，“為往圣繼絕學”也是創新，是更重要的創新，是事實，來自實事求是。有了實事求是，才有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建設的成就，才能從刻板的主義中解放，不僅從蘇聯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而且從美歐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認真汲取各國經驗教訓，腳踏中國大地，順時應變，讓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空間，闖出了一條獨特而且成功的中國發展道路。

　　然而，如果不能把經驗的知識凝練成有關發展道路的科學理論，就不能打破西方霸權意識形態的桎梏，就無法在生存方式的競爭中獲得立足之處。哪怕取得再大的物質文明成就，拿西方的“普世”尺度來衡量，中國模式還是會被貼上“缺少合法性”的標簽。這類政治標簽在國內知識界傳播，進而滲入決策層，就會獲得自我實現的生命，引導中國走向“自殺”。

　　瑪雅：所以，中國的未來不但取決于制度競爭的成敗，也取決于思想競爭的成敗。

　　潘維：在核武器時代，如果沒有思想競爭的自信，沒有思想競爭的勇氣，就沒有生存方式的前途。為了中華生存方式的延續，應當開放思想領域的競爭，用科學破除迷信，解構“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政治蒙昧主義。中國在以往60多年的發展中，不唯書，不唯上，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國模式，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21世紀快速崛起，必然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帶給人類新的啟發。過去的中國模式曾經給了歐洲啟蒙運動重要的啟發，今天的中國經驗也應成為世界新啟蒙運動的發動機。

　　思想戰線上的競爭有兩大任務，第一，要解構所謂“普世價值”，把一個藥方應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給出關于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闡述和理論解釋。一個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一個是立，在我國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自覺。

　　當然，我們不是為對立而對立，是為擺脫思想桎梏，為中華的生存而對立。思想上的破與立是生存競爭的主戰場，強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關中華文明的興衰續絕。這正是總結中國模式、建立中國模式理論的意義所在。

　　未來30年中國的愿景與挑戰

　　瑪雅：機遇是偶然的，挑戰卻是必然的。你認為，中國目前面臨哪些挑戰?

　　潘維：我認為，實現中國愿景有四大挑戰：

　　第一，要打贏經濟仗。所謂“文明重心東移”其實主要指物質文明重心東移，也就是經濟重心東移。自啟蒙主義在歐洲盛行，世界就進入了物質主義的時代，而中華文明又最是物質主義的文明，可稱占了“天時”。所謂當代經濟，無非是三類東西：制造、金融和技術，所以要打三場經濟仗。中國可能已經打贏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業重心東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東移，目前看，中國處在困難階段。中國極不擅長金融戰，但還必須使人民幣國際化，這一仗如果打敗了，制造業會停滯甚至崩潰。這仗若打贏，下一仗就是科技重心東移，就能勢如破竹地打贏。中國能打贏金融戰嗎?目前看，打輸的概率似乎不低。

　　第二，打贏經濟仗的前提是打贏制度仗。文明分為物質、精神、制度三大類。中國的優勢在制度文明，是精致的制度文明維持了物質文明的領先，避免了物欲橫流、坑蒙拐騙、社會四分五裂。兩千多年來，中國奉行民本政體，即由政治思想上和組織體系上統一的治國集團來管理社會。這個治國集團靠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先進”，在一盤散沙的社會里“脫穎而出”，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思想上信奉民本主義，以民為本;組織上奉行績優選拔制，逢選必考，無功不拔。如果沒有這個中華政治制度文明，經濟仗就必輸無疑。

　　正因為看到這一點，中西兩大文明競爭的關鍵戰場就在政治體制。然而，在工業水準還相對落后的情況下，打贏這場制度保衛戰是極困難的。所以我們看到，盡管中國在快速崛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改制”之說卻甚囂塵上，蒙人術被包裝成了啟蒙術。凡落后社會必有的一切落后現象，凡快速進步產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說成是“體制問題”，號稱只要拆了故宮建白宮，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于是，我們解決了挨打和挨餓這兩大威脅，卻面臨著一個被“罵殺”的威脅，誘使我們進行蘇聯式“自殺”。而一旦淪為制度殖民地，中國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欠發達國家。

　　瑪雅：中國如果淪為制度殖民地，意味著政治上西式民主化，經濟上完全私有化，那么中國的經濟將會徹底殖民地化和資本主義化，中國今天取得的一切成果、老百姓要的好日子，都將付之東流。就像你說的，中國如果建白宮，建出來也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自由的標志，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

　　潘維：所以，第三個挑戰是，打贏制度仗的前提是要打贏信念仗。第四個挑戰是，打贏信念仗的前提是要打贏虛擬世界的傳播仗。這兩個挑戰的內容就是前面談到蘇聯失敗的那些問題，這里不重復。

　　簡言之，當今世界，大國間的戰爭主要是在思想領域。思想戰爭是符號戰，符號通過媒體、網絡漫天飛，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居安思危，這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國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態。我的碩士導師陳翰笙出生在蘇聯誕生前十幾年，去世時蘇聯已經消失了十幾年，超級大國的國運居然不如人命!

　　同樣，中國未來如果失敗，很可能也是敗在思想戰爭，是從政治話語權的喪失開始的。這種可能不是沒有。因為在今天，保持黨和政府領導干部對民本主義的信念，不被利益集團所捕獲，不被“普世價值論者”所鼓惑，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瑪雅：那么在你看來，應該如何應對這四大挑戰?

　　潘維：應對這四大挑戰，主觀上靠“三不”：經濟發展上不動搖，政治體制上不折騰，國際事務上不偏袒南北任何一方。實現這“三不”，需要看清中國發展的大趨勢，即“兩個大局”交織所形成的“邏輯線索”。

　　什么是中國發展的邏輯線索?近代以后，中國內部的發展邏輯受國際邏輯的沖擊，導致中國原本比較平等的社會變得極度不平等。所以要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共產黨建政后用了30年時間建立起社會平等體系，這個體系解決了中國的生存問題，其意義怎么評價都不為過。但是代價也很高，20年后與“效率”成為一對矛盾，與“富民”相矛盾。于是共產黨又用了30年時間拆掉社會平等體系，建立了以市場競爭為核心的效率體系，這個體系使一個短缺的社會變成了為全世界制造產品的基地。但是代價也很高，20年后與“平等”成為一對矛盾。高度的不平等以及腐敗、環境污染等問題都出現了，在住房、醫療、教育、收入、養老等領域，不平等越來越擴大。

　　未來的30年將是中國改革的新時代，一個重要導向是在新的、比較富裕的社會里重建社會平等體系。這個任務能完成嗎?回顧前兩個30年，在建設初級平等體系的第十年就出了大問題;在建立市場體系的第十年也出了大問題，就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如今重建社會平等體系，10年后還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堅定的信念和決心，我們是可以做成的。中國決不能百里之行半九十，倒在民族復興的門檻上。

　　所以，要下決心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世界如此不確定，若不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談什么國際戰略都是空話。一切國際戰略都是為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國內的事顯然比國際的事重要得多。如果國內的事辦不好，人民就會認同他國對本國的批判。總是“自我批評”，就會削弱人民對本國體制的認同。體制認同是信念戰的問題，在于虛擬世界里政治符號之戰的輸贏。

　　支撐未來30年中國復興大業的四件大事

　　瑪雅：這是非常關鍵的30年，也將是充滿艱辛的30年。正如《人民日報》文章所說：“將‘兩個百年’的藍圖變為美好的現實，邁向巔峰的每一步背后，都潛伏著風險乃至危機。面對這么大的一盤棋、這么大的一份責任、這么大的一個中國，我們需要找到得力的抓手，才能完成這艱險的攀爬。”

　　潘維：的確。2010—2040這新的30年是我們黨生死存亡的關鍵期，是完成民族復興大業的關鍵期，關系到人民共和國能否立國百年，進入長治久安時代。

　　瑪雅：那么你認為，中國需要做好哪些事，以保證未來30年的成功發展，實現百年復興大業?

　　潘維：我認為，需要做好四件大事，來支撐未來30年的復興大業。

　　第一，明確高速經濟增長的大政方針，不使我國落入低速陷阱。有人說，現在已經“飽和”了，不可能再快速發展。中國才幾千美元的人均GDP，怎么就不可能快速發展了?普遍的人均低收入意味著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巨大空間。很多人在分析中國經濟放緩的原因，諸如世界經濟衰退、技術沒有新亮點、廉價勞力沒了、能源和原材料貴了，等等。但我國經濟發展放緩，政治因素是個重要原因。國家投資拉動經濟被美國人強烈批評，但是被美國強烈批評的中國做法通常是好辦法，通常是需要堅持的辦法。日本、韓國在這個階段都是以投資拉動經濟。誰有更發達的基礎設施，誰就擁有未來。到拉美看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缺乏基礎設施的結果，也是內部激烈政治斗爭的結果。中國基礎設施的水準比起發達國家還有相當一段距離，所以今天還應該繼續搞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

　　瑪雅：你是指國內外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批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以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的，是低質量的高增長?

　　潘維：是。高速度與低質量沒有必然關系，低速度與低質量卻有關系，會持續制造污染，破壞環境，甚至會在我國人為地制造出金融危機。而只有保持高速經濟增長，才有向第三產業升級的動能，實現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低端制造業正在變成夕陽產業，是落后國家為解決就業不得不做的事。以設計研發為核心的服務業能把有限的原料和能源變成幾乎無限并且便宜的產品。如今，世界上最值錢的企業都是主攻產品設計，不再擁有工廠，主營產業不同導致國家間巨大的貧富強弱差距。向第三產業升級，中國的發展不但能減少污染，改善環境，中國在世界上的國力、地位和聲望也將不斷提升。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才有正當性，才能堅強穩固。

　　第二，明確黨的政治路線是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使組織起來的人民成為我國人民民主制度最堅實的基礎。中國的自然社區體現人民民主，其功能堪比適合西方社會的選舉民主。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自治組織，由人民自己去調解和解決日常的利益矛盾，自己去防盜抓賊，消滅“龍須溝”，治理“小廣告”……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路線”。

　　前面談到，科層體系天然是辦“大事”的，而扁平的自然社區組織天然是辦“小事”的。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轉型后，因為“以人為本”而非“以民為本”，以往的自然社區組織全面崩潰，被政府劃定的“行政社區”取代。從此，涉及億萬個人的“小事”都找政府科室解決。但古今中外的官僚機構，無論多勤懇，都無法解決這些形形色色的“小事”。強行實現“全覆蓋”，由科層體系和法院公安城管協管去為人民辦“小事”，非但解決不了“小事”，還會造成“吃官飯”的人員迅速膨脹，財政不堪重負，而且產生腐敗、官僚主義和官員胡作非為。中國今天人民的不滿大多來自“小事”，來自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缺少參與權和發言權。

　　然而，把科層體系變回成為革命年代或“文革”年代的扁平組織是不可能的，更是不明智的，因為只有辦好“大事”，國家才能復興。而扁平的自然社區組織辦不了建設國家的“大事”，人民“當家作主”是當自己切身利益的家，不是去當高速鐵路、三峽工程、外交和國防的家。但是扁平組織能辦“小事”，能解決人民日常的利益矛盾，維持人民日常生活的公正，化解人民的不滿情緒。可以說，科層體系高度尊重“自然社區”的權力，就是“人民民主”。

　　瑪雅：所以你認為，黨的政治路線是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這樣既能辦大事，又能“辦小事”?

　　潘維：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組織，不僅能“辦小事”，還能恢復我國社會公德。自然社區是“公德”的根本載體，正如集體是“集體主義”的根本載體。中華歷朝歷代能夠奉行以孝義治天下，能夠成為禮義之邦，是因為忠孝節義是社區的天然紐帶，因為官府高度尊重自然社區自治，不去辦官府辦不了的事。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個人自私自利，社會就成了一盤散沙，就出現人人不滿、人人自認是無權的“屌絲”。依托社區組織，“個人”就能變成“人民”，就能有“人民的權力和權利”，就能制衡科層機構的胡作非為，就能使公德之風壓倒私欲。把人民組織起來，重建自治的自然社區，陰上陽下，打通聯系上下的經絡，我國的人民民主就能“否極泰來”。從政治路線上講，黨的領導體現為把人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變行政網格化的“覆蓋”為自然社區人民有組織的“參與”。政治路線需要組織路線配合，應該把深入基層，動員和組織人民重建自治社區，讓人民當家作主、心情舒暢，作為評定干部政績的主要標準之一。

　　瑪雅：這讓我想起鄧小平的話，“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

　　潘維：第三，明確全黨全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中華)大家庭”。世界上的政體有所不同，但治國之方，即政府管理社會的基本手段，無非是四種之綜合：一是執法維護社會秩序，二是代表強大社會集團，三是平衡部分與整體、眼下與將來、變革與穩定的利益，四是凝聚人民的共同利益觀。這當中，凝聚人民的共同利益觀最為復雜，但也最有效。

　　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什么?在我看來，“大家庭”或“中華大家庭”是最簡潔的概括和表述，也是中華自古至今數千年不變的立國之本。家庭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血緣和虛擬血緣的城鄉社區(單位)構成我國社會，以家庭為基礎層層擴大構成的虛擬大家庭就是“國家”。從家庭關系衍生出的中式道德，即“倫理道德”，凝聚了我國全部公德，是社會的紐帶，也是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紐帶。

　　瑪雅：我記得你這樣分析中國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和西方的不同：在西方，社會與國家是契約關系，公私分明，群己權界清晰。在中國，倫理觀淡化公私，視社會為一層層向外放射的“家”——家庭是小家，宗親是大家，社區和單位是“公家”，公家之上還有國家。小家、大家、公家、國家，觀念相通，利益相符，公私難以區隔。

　　潘維：對。在中國，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然而其全部工作規劃是“私”，是幫助全國的家庭收入達到“小康”。反之，小家也依托國家，“衛國”就是“保家”，就有了楊家將、岳家軍。“大家庭”立足我國實際，召喚東西南北各民族的男女老幼，是凝聚全國人民利益觀最簡潔的表述。“大家庭”上承以孝義治天下的中華傳統，下繼強調社會利益至上的“社會主義”，體現共產黨追求社會和諧，全國人民上下同心，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基本價值觀。所以我認為，我國的核心價值觀應該表述為“(中華)大家庭”。

　　第四，明確黨的組織路線是選賢任能，逆轉任人唯親，能吹拍者上位的歪風邪氣，克服“盛世用和珅”的腐朽。美國自立國至今都處于大小戰爭中，贏得戰爭靠不拘一格的能者上位。保持我國復興大業的強勁勢頭就要把這場事業當作“戰爭”來推進，明確和簡化官員升遷標準。

　　瑪雅：綜觀全局，你對中國在未來30年戰勝挑戰，實現民族復興愿景是否感到樂觀?

　　潘維：經過60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國的實力有了長足增長。因為實力強大，我國的外部環境已經變得相當寬松，甚至可以說，寬松程度前所未有。臺海問題的天平決定性地偏向了大陸。美國重返亞太除了增加幾艘航空母艦來巡游，不可能有什么實質性進展，更不可能構成什么安全威脅。日本挑動釣魚島爭端卻反而吃了悶虧。東南亞國家有些疑慮也主要因為幻想有美國可依賴，這同之前“中國威脅論”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歐洲、俄羅斯的對華關系越來越穩定，很難想象出現重大波折。而今，只要中國不想打仗，沒有人能迫使中國打仗。所以說，中華不自亂，沒有哪國能亂中華。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國內問題，只要共產黨能堅持以民為本，不脫離人民，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統一思想，制止腐敗，保持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就戰無不勝，百年復興之夢就一定能實現。

　　(作者：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瑪雅，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