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問題研究

　　----到了（鄧小平）晚年，他清醒地看到已經成為現實的兩極分化現象的嚴重性。他認為，應該把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提上日程了，他把能否解決兩極分化問題上升到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滑向資本主義的原則高度，指出如果改革的結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

       ----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

        ----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消除貧困，而是這一制度需要貧困。失業、貧困等社會弊端并不是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除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也就是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舍此別無他途。

        ----制定收入分配的政策時，把資本收入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勞動收入放在第一位，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承認不承認歷史唯物主義關于勞動創造世界、勞動是生產力第一要素這些基本原理的問題;更值得提出的是，從實踐上講，這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即站在哪個階級一邊考慮分配問題，是首先維護工人、農民的利益，還是片面地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甚至侵犯工人、農民的利益。

        ----隨著我國分配領域矛盾的發展，現在應該把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提上我們的議事日程，再也不能拖延了。要在實際生活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關鍵是在理論上要明確，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經濟，才能為共同富裕創造前提。光在再分配政策上打圈子，至多只能緩和分配領域里的具體矛盾，而不能從根本上做到共同富裕的。

    引言

　　進入90年代，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與此同時，收入差距(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起來，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勢必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所以，鄧小平在晚年十分重視分配問題。他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

　　他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余，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接著他提出，隨著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小平晚年在分配問題上有幾點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第一，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到了晚年，隨著經濟的發展，他強調要實現共同富裕。他認為，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社會矛盾就會發展起來，尖銳了是會“打內戰”的。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總是從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他們并不會自發地、主動地幫助還處在貧窮狀態的人，先富幫后富，需要黨制定和貫徹正確的政策才能實現。第二，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不應該出現兩極分化，甚至不應該出現百萬富翁。到了晚年，隨著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和壯大，他改變了看法，提出“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需要從政策上認真對待，采取各種措施予以解決。他不是回避問題，而是面對現實，要求積極解決問題。第三，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雖然提出要防止兩極分化，但那時兩極分化現象還只是一種可能性。到了晚年，他清醒地看到已經成為現實的兩極分化現象的嚴重性。他認為，應該把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提上日程了，他把能否解決兩極分化問題上升到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滑向資本主義的原則高度，指出如果改革的結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

　　這些富有遠見的思想，充分表明鄧小平始終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密切關注改革實際進程，不掩蓋問題，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及時提出解決矛盾的方案。他這種鮮明的階級立場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在分配問題上，要說“與時俱進”的話，鄧小平是一個典范。

　　鄧小平充分估計到了解決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指出解決分配問題比解決發展經濟的問題還要困難。這就要求我們認真研究當前面臨的分配不公的原因，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地制定分配政策，妥善解決分配領域出現的矛盾。然而不得不承認，目前在理論界以及實際工作中，往往對分配領域中出現的社會矛盾采取“鴕鳥政策”，回避問題。例如，客觀上存在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現象，有人卻不承認有剝削，不按照黨的政策捍衛工人的利益，積極地解決勞資矛盾;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發展，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有人卻玩弄一些統計數字，極力否認我國存在兩極分化，無視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目前分配領域已經暴露出眾多矛盾，有人卻打著效率優先的旗號，不注意甚而不愿意去解決這些矛盾，只是埋頭于經濟建設，仿佛只要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這些矛盾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如此等等。這些想法和做法，只會使社會矛盾積累下來，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我們應該以鄧小平為榜樣，深入社會實際，調查研究，正視并妥善解決社會矛盾。只有這樣，才能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為了正確認識和解決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從理論上研究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研究一些重大的問題。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135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怎樣認識兩極分化問題

　　談到當前我國的分配問題，經常會提到兩極分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沒有兩極分化?至今眾說紛紜。有人不承認有兩極分化，認為如果承認有兩極分化，就是否定改革，他們甚至玩弄統計游戲，把城鄉分開計算基尼系數，得出結論，我國基尼系數并不高，認為主要問題是平均主義，要警惕“殺富濟貧”。顯然這種論調是粉飾現實、赤裸裸地為暴富的資產階級進行辯護，因而為人們所不齒。大多數人則認為我國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他們也用基尼系數來說明問題，提出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僅為0.16，而2003年達到0.458。有人估計，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53或0.54，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3—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接近“社會動蕩臨界點”。他們大聲疾呼，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也有人說，會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取決于工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然而一般談論兩極分化問題的文章，大多停留在揭露分配領域中的不公現象，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思路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某些措施。

　　在研究兩極分化問題之前，必須分析兩極分化的實質，了解兩極分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時提出來的論斷

　　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章第23章中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馬克思指出：“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 勞動和資本的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則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只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根源于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私有制是產生兩極分化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并不是任何私有制都會導致一極財富的積累，另一極貧困的積累這種社會現象的。且不說個體所有制，即使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生產資料所有者追逐的是使用價值的消費，這在既定歷史條件下總是有一定限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一方面，資本追逐的是價值的增殖，價值是無差別的，價值的增殖沒有任何界限，所以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就有榨取剩余價值的無限的沖動，他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造成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資本家手里，只要有可能，這一過程會是無盡頭的。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相對地、有時甚至絕對地減少，由此形成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后備軍。大量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從而使無產階級貧困化，造成貧困在勞動者一極積累起來。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而資本的積累又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從而造成財富與貧困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

　　可以說，兩極分化是以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它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只要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有可能消除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鄧小平把消除兩極分化列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其理論根據也就在這里。

　　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學者從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需要出發，不能也不愿意揭示兩極分化背后的階級對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異(例如基尼系數)來說明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無疑，像基尼系數這類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狀況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沒有透過這種現象揭示出事情的本質，沒有找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第二，這類指標沒有階級分析，在按收入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劃分不同集團時，把在社會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不同階級混淆在一起，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兩極分化現象激化了階級矛盾，威脅到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為了防止階級矛盾的激化，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兩極分化，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例如，對高收入者(主要是大資本家)的收入實行累進所得稅，對生活困難者發放各種補貼，普遍實行社會保障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學者經常標榜的“福利國家”。他們試圖使勞動者相信，不需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需要觸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基礎——資產階級私有制，只要通過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就能夠實現收入均等化，消除貧富懸殊現象。這是一個騙局。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在維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的前提下推行的。勞動人民得到“社會福利”，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但這并不是資產階級恩賜的，它實際上是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成果。實施社會福利政策，無非是想叫勞動者更加“安心”地接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因而只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更精巧、更隱蔽、更富有欺騙性的剝削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事實表明，這種福利政策并沒有解決財富在一極積累、貧困在另一極積累的問題。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水平及其擁有的物質財富，是具備消滅貧困的條件的，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學者指出的，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消除貧困，而是這一制度需要貧困。失業、貧困等社會弊端并不是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除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也就是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舍此別無他途。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兩極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人們收入來源日益多樣化，我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集團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出現了富裕程度不均，甚至貧富懸殊的現象。輿論界對兩極分化問題議論紛紛，正是對這種現象的反映。

　　我國正處在社會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復雜的，既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又有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決定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了剝削，從而也就消除了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時，既可能出現平均主義的傾向，也可能出現差別過大的現象，但這都只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完全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加以糾正。在私有制范圍內，情況就根本不同。在那里，私有制決定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要素分配。在我國，私有制有多種形式，性質不一樣，分配方式也不完全一樣。就私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中的非公有制部分而言，它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毫無疑問，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在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這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普照之光”的影響，其經營的外部環境，經濟運行的具體條件顯然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決定其性質的內部經濟關系，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私人所有，他們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并無償地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經濟關系仍然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其作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作用的形式也有很大變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分的范圍內，兩極分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大量事實證明，我國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這也是回避不了的。一方面，我國現在有一個堪比世界富豪的階層，據估計，2009年百萬美元的富翁人數已達到67萬戶(現在就更多了)，居世界第三，資產超過十億的富翁人數僅次于美國，名列世界第二。他們擁有別墅、豪車，生活奢侈糜爛。另一方面，就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有很大改善，但仍然有相當多的人的生活沒有達到小康水平，有的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他們處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境地。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每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屬于絕對貧困，2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屬于窮人之列。現在估計中國有1.5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屬于絕對貧困;有31%的人口即4億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屬于窮人(有人估計，城鄉合計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達10億)。盡管有人竭力否認兩極分化，然而事實是任何辯辭所改變不了的。

　　有人擔心，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會不會影響改革開放的形象?的確，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我認為，這一論斷，第一，是就社會整體而言的;第二，是就發展趨勢而言的。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致成為主流現象，這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這種改革當然是失敗的。這一論斷并不意味著不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現象。我們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僅允許、而且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那么就應該承認由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所決定的兩極分化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無庸諱言。鄧小平的論斷只是告誡我們，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意不要使兩極分化現象普遍化。江澤民多次指出，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有絲毫動搖。” 只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在此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么在分配領域就可以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兩極分化就可以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兩極分化呢?

　　第一，應該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理解和對待兩極分化。既然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關系必然產生的社會現象，那么評價兩極分化實質上就是評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作用。從道義上講，共產黨人是要譴責兩極分化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兩極分化。但對我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應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因而我們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允許存在的。我們對兩極分化的政策，不能從道德觀念、思想感情出發，而應該立足于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這一價值判斷。

　　第二，應該采取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雖然在目前條件下，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內難以避免，但是必須看到，兩極分化現象如果聽任其發展是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的。因此，我們在允許存在兩極分化的同時，應該采取措施，一方面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一點，不應用阻礙私營經濟、三資企業的發展的辦法，而應靠積極發展公有經濟，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實現);另一方面限制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除了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侵吞國有資產、行賄等違法行為(對這些違法行為的任何“赦免”、“淡化”的主張，只會激起民憤，絕不可取)外，還需要通過征收個人收入的累進所得稅、擴大社會保障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

　　第三，應該明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徹底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現象。但是，這一目的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目前允許剝削、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的存在，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在再分配領域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不是共產黨所追求的公平的標志。我們是利用資本主義性質經濟的積極作用，發展生產力，為將來消滅資本主義、最終消除剝削、兩極分化創造條件。當然，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

　　怎樣看待財產性收入

　　有人主張，應該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并把這一點列為分配領域的一項重要政策。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收入，按大類來區分，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勞動收入;一是非勞動收入，即財產性收入。

　　財產性收入范圍很寬，性質也不完全一樣。財產性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投資于企業經營活動獲得的收入，即資本收入。我們僅就有關這一類財產性收入的問題談一些看法。

　　財產性收入的性質

　　大家知道，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只有勞動(活勞動，包括管理、技術等在內)才能創造價值，生產資料(資本)只能按照消耗掉的比例，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價值上去，而不能增加新的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資本獲得的收入，只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地占有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因此，從性質上說，勞動收入，是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是勞動者自己創造的;資本收入，則是占有他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不是資本自己創造的，是剝削所得。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照生產力水平和發展的要求，我們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樣的所有制結構。在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成分里，由于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共同所有，在生產資料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得收入，因此，實行的是按勞分配原則，個人收入都是勞動所得。在處于輔助地位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里，由于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有人占有生產資料，而有的人沒有生產資料，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不會讓人白白使用生產資料，必然要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得收入，因此，有權參與分配的，不僅有勞動，還有生產資料，各種生產要素都要參與分配，也就是說，實行的是按要素分配原則。在非公有制經濟里，個人收入既有勞動收入，也有非勞動收入(財產性收入)。就非公有制經濟中的主要成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而言，工人獲得的是勞動收入，資本家獲得的收入，除了參與管理活動得到的外，主要是非勞動收入(財產性收入，即資本收入)，也就是剝削所得(應該指出，即使是他的管理活動，也具有兩重性，即既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又是為榨取剩余價值這一目的服務的)。資本收入盡管是剝削所得，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江澤民：《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99年8月12日。

　　勞動收入與財產性收入，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因而在政策上雖然都要保護，但也應該有所區別，不能一視同仁。

　　共產黨應該重視勞動收入

　　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勞動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勞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維持不了。恩格斯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 人類只有通過生產勞動才能使自然界為自己提供物質生活資料，因而生產勞動是人類首要的實踐活動。人們在勞動生產實踐過程中改造自然、影響自然并使之適應社會需要。毫無疑問，勞動必須同生產工具相結合才能進行生產，但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生產工具是人的勞動制造出來的，沒有人的勞動，就不會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也是由人的勞動來使用和發動的，沒有人的勞動，生產工具只是一堆死東西，不可能成為現實的生產力。

　　勞動創造人類，也創造世界，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我們任何時候都要把勞動放在第一位，尊重勞動，愛護勞動。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是為勞動人民謀福利的，更不能輕視勞動，而去崇拜資本。黨的性質決定了這一點。資產階級學者總是把資本當作生產的最重要的要素，仿佛資本自己能夠創造價值，“錢能生錢”，有沒有勞動不要緊。他們鄙視勞動，看不起勞動者，這種態度是由他們的剝削階級本質決定的，改不了。共產黨不能這樣，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依靠勞動人民，為勞動人民服務，這是我們的根本，也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記得有一位領導同志談過，講“神圣不可侵犯”，共產黨就要講“勞動神圣不可侵犯、勞動權神圣不可侵犯、勞動收入權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這是一語中的，講到根本上去了。

　　在分配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把勞動收入放到第一位，首先考慮勞動者的收入。制定收入分配的政策時，把資本收入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勞動收入放在第一位，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承認不承認歷史唯物主義關于勞動創造世界、勞動是生產力第一要素這些基本原理的問題;更值得提出的是，從實踐上講，這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即站在哪個階級一邊考慮分配問題，是首先維護工人、農民的利益，還是片面地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甚至侵犯工人、農民的利益。隨著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出來了。一些經濟學家總是站在資本家一邊考慮問題，總是幫資本家出主意怎么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利潤，利用輿論工具，宣傳“效率優先”，讓資本家先富起來。這種輿論影響到了實際工作，一些地方在“改善投資環境”的旗號下，千方百計幫助資本家大幅度增加利潤，甚至當資本家發生違法行為(例如利用國有企業改制的機會盜竊國有資產、偷稅漏稅等)時，還提出“赦免原罪”，要求不予追究。與此同時，卻竭力壓低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有的地方二十多年不漲工資。諸如此類現象的出現，表明這些理論家、國家干部已經喪失了勞動人民的立場，變成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者了。

　　立場問題，我們多年不提了，然而這是客觀地存在的。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多說幾句。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除了少數學科如語言學、邏輯學等外)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而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社會集團具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利益。研究對象的特點客觀地決定了社會科學具有強烈的階級性。這一點，經濟學研究尤為明顯。馬克思曾經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經濟學研究具有階級性，這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也是承認的。例如，凱恩斯就公開說過：“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索洛說：“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 在我國討論分配問題時，我們應該自覺地站在勞動人民一邊考慮和制定分配政策，千方百計地維護和增加勞動收入;即使是保護財產性收入(資本收入)，也是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條件，從勞動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確定的，而不是站在資本家立場上提出來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凱恩斯：《勸說集》，第24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索洛：《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載克倫道爾、埃考斯編：《當代經濟論文集》，第11頁，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72年版。

　　在分配政策上財產性收入應處于第二位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所有制結構方面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在分配方面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制度。所謂“多種分配方式”，歸結起來就是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兩種分配方式。因此，財產性收入(包括資本收入)只要合法取得的，都得到法律的保護，不得侵犯。

　　問題在于，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政策，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哪一種收入應該放在第一位，哪一種收入應該優先考慮?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但事物的兩個方面不是均衡的，總有一個方面是主要的方面，而這個主要方面決定了事物的性質。分析任何問題都需要既全面地考慮事物的兩個方面，又要區分主次，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例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所有制結構中，既存在公有制，也存在非公有制經濟(包括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那么我們為什么說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呢?就是因為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其他經濟成分的活動受到公有制的決定和制約。一旦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社會性質就會發生變化，由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這里，不分清主次，就看不清社會的性質。再如，在我國政治制度中，凡是不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都屬于人民，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力量，但人民是分成不同階級、階層的，人民之間既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具體利益，這就決定了各個階級、階層之間，在政治態度方面既有共同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要區分依靠力量和團結力量。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而資本家等則是團結對象，因為它一方面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又存在剝削，即有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矛盾的一面。如果把資產階級當作依靠對象，而把工人農民撇在一邊，社會主義政權就難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就會發生動搖。

　　分配問題也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所有制結構中，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決定了分配方式既有按勞分配，也有按要素分配;收入來源既有勞動收入，也有財產性收入(資本收入)。我們在研究和處理分配問題時，這兩個方面都必須考慮到，但兩者必須分清主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堅持把勞動收入放在第一位。如果按要素分配成為主要分配方式，如果分配政策上把資本收入放到第一位，那就同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相悖了。

　　當前更應該強調保障和增大勞動收入

　　在當前條件下，更應該重視保障和增大勞動收入。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追逐剩余價值是它們的本性。在我國，從實際情況看，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利潤侵占勞動報酬已經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普遍現象。我們不來分析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只是用一些資料來說明這一現象。

　　據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資料，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4089元，私營企業為9282元，農民工月工資為639元，私營企業職工的工資相當于國有企業的65%，農民工的工資為國有企業職工工資的45%。上世紀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在那里，絕大部分是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而當地農民工工資12年每年僅增加5.1元，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實際工資是下降了。2007年，全國工資總額2.8萬億元，國有企業發放1.62億元，占57.6%;其他經濟成分發放1.18萬億元，占38.5%。但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僅占全國城鎮就業總人數的21.8%，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占70%。可見非公有制經濟勞動者收入低到什么程度。

　　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的利潤卻飛速增長。2006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860億元，比2000年的189.6億元增加了8.84倍，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所占比重由4.3%上升到25.8%;擁有的資產從3873億元上升到37910億元，增加了8.78倍。2009年，全國私營企業實現利潤達到6849億元。在“十五”期間，非公有制經濟的利潤年均增長41.2%，其中私營經濟利潤年均增長59.8%;非公有制經濟擁有的資產年均增長29.2%，其中私營經濟擁有的資產年均增長49.1%。

　　一方面勞動收入低下，另一方面資本收入迅速增長，兩極分化現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據2007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計算，我國城鎮居民占20%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9.5%，而占2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僅占總收入的12.6%。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與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相比較，收入的差距由1988年的7.3倍擴大到2007年的23倍。一個擁有上千萬、上億元資產的人群迅速形成。2007年，我國私營企業主有1390萬人，平均每戶擁有資產182萬元;資產超過千萬的87.5萬人，過億的5.5萬人，過10億的1900人，過百億的140人。 據招商銀行的報告，2008年全國個人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32萬人中，擁有的投資資產超過9萬億元，占全國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1/2，也就是說，占人口0.2%的人持有的投資資產已占到全國的一半。

　　這些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在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中，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種狀況不僅使得勞動人民感到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下降，喪失了主人翁感，而且也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舉一個例子。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大家越來越感到必須擴大內需，降低對外依存度，而擴大內需的瓶頸就是勞動收入的低下，工人農民的消費能力太弱。兩極分化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影響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了。現在還強調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從總體上說是不合時宜的。至于少數特殊情況，另當別論。不要輕視分配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我國政權的鞏固、經濟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雪里送炭，改善民生，不要制造一夜暴富的神話;需要的是鼓勵勞動，宣傳勞動光榮，引導人們誠實勞動致富，而不是沉迷于資本投機;需要的是大力保障勞動收入，而不是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讓有錢人越來越富。我們反對平均主義，同時也要防止兩極分化的擴大，要知道，按照鄧小平的理論，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我們最終是要徹底取消財產性收入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財產性收入是初級階段分配領域的現象，不能把它凝固化、永恒化。隨著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級發展，財產性收入是要逐步消失的。

　　現在有一種傾向：只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談未來社會的發展，未來的奮斗目標，仿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將是永遠存在的，私有制始終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資本收入也將永遠存在。那些主張私有化的人甚至提出，私有產權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那么憑借私有財產獲得收入也會是永恒的。

　　應該旗幟鮮明地指出，財產性收入是歷史的、暫時的現象，我們最終是要取消它的。當然，取消財產性收入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不能急于求成。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取消財產性收入、尤其是要徹底消滅資本收入的，但在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還不能做到這一點，還需要保留和維護財產性收入(包括資本收入)。然而今天我們保護財產性收入、保護資本收入，是為了將來徹底消滅私有制、徹底取消財產性收入、尤其是剝削收入，而不是使它永恒化。我們是利用私有制，利用資本收入，調動私營企業主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取消資本收入創造條件。

　　關于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一個重大問題，關系到我們黨能否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們就應該著手解決如何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時至今日，再拖延解決，勢必嚴重脫離群眾，危及黨的執政地位。

　　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在分配領域必須實行按勞分配，任何人只能憑借勞動取得生活資料，其他生產要素都不能參與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盡管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是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它在使用價值的創造中有著自己的貢獻，但在公有制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是共同占有的，任何人不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也就是說，生產資料不是參與分配的一個要素。實行按勞分配，雖然由于勞動能力不一樣、贍養人口不一樣，人們的生活還會有一定的差別，但是由于排除了生產資料參與分配，人們只能憑自己的勞動獲得消費品，這就不會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更不會出現一極財富積累、另一極貧困積累的現象。

　　理論與實踐都表明，公有制以及由它決定的按勞分配方式，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奠定了基礎。只有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條件。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人，罔顧事實，硬把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說成是產生兩極分化的根源，認為取消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才能消除兩極分化，這種觀點，不僅沒有理論根據，而且同現實完全背道而馳。一個最起碼的事實是，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幾乎是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而且國有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部分，那時根本沒有兩極分化現象;現在，國有經濟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三分之一以下，卻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顯然，兩極分化現象的出現和擴大是同公有制經濟比重的下降、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比重的上升分不開的。

　　不可否認，當前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的分配制度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不能完全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是需要在實際工作中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的。但絕不能利用國有企業工資制度中不完善、需要改革的具體問題，來否定國有企業分配制度的根本性質，更不能把這些具體問題上綱為兩極分化，進而否定國有經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有人提出，不需要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只要調整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不僅如此，他們還從理論上要求把社會主義“從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來”，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只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他們說，應該“用價值目標(共同富裕)界定社會主義取代用經濟制度(公有制)界定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澄清。

　　共同富裕是許多人追求的價值目標，但人們對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樣實現共同富裕，卻有不同的理解。鄧小平不是抽象地談論共同富裕的，而是把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我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而這樣的共同富裕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在私有制基礎上，盡管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存在剝削和兩極分化，根本不可能有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例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工人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某些提高。但是，這種提高，第一，始終只是局限于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內，資本家只承認等價交換，此外是不肯多花一分錢的;第二，隨之而來的是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增長幅度更大。在工人生活提高的同時，兩極分化在加劇。這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共同富裕。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任何人不能憑借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別人的剩余勞動產品，因而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從而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條件。可見，離開公有制，就談不上共同富裕。否定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基本前提來侈談什么共同富裕，豈不是南轅北轍了嗎!

　　這些人所講的不要以公有制為前提的“共同富裕”究竟是什么呢?他們指的是瑞典那樣的高福利政策，也就是所謂的“福利社會主義”。其實，西歐社會黨搞的“福利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所采取的一項政策措施。它不觸動資產階級私有制，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只是由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第三世界以及本國勞動人民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因而至多只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作若干改良而已。盡管就眼前利益來說，這種政策對本國勞動人民是有利的，但這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 而已，而沒有根本改變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從而根本不可能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重要任務。隨著我國分配領域矛盾的發展，現在應該把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提上我們的議事日程，再也不能拖延了。要在實際生活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關鍵是在理論上要明確，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經濟，才能為共同富裕創造前提。光在再分配政策上打圈子，至多只能緩和分配領域里的具體矛盾，而不能從根本上做到共同富裕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