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人道災難重重，包括氣候變化、資源耗竭、金融危機、教育缺乏、貧困蔓延和食品不安全在內的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盡管無法糾正這些問題會帶來災難性后果，目前我們尚有能力應對局面。

　　不管是受危機打擊的經濟體還是欣欣向榮的經濟體，都無法完全消除貧困、改善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給，以及公平有效地保持和配置漁業和熱帶雨林等集體財產。與此同時，社會越來越分裂，與孤獨感和壓力相關的疾病發病率不斷上升。現有的治理結構無法改善狀況。

　　顯然，我們需要新方法。但要開發出能解決這些人類共同挑戰的有效機制，則必須從對人類動機和認知的理解的根本性轉變開始。

　　“理性經濟人”的理念認為，人類是理性行動者，各自基于狹隘的個人利益作出決策。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主導著我們的政治經濟思想。但是，盡管在某些環境下追求自利具有優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并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人類行為動機，將注意力放在它身上也無益于克服當今緊迫的全球性問題。

　　我們應該將理性經濟人框架替換為另一種模型，而后者是能反映人類作出有利于他人和社會的行為的能力。這一框架通過刻畫人類合作機會，從而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基礎，能夠在現有安排失靈之處取得成功。

　　要獲得對人類天性的這一理解，需要超越社會科學的一種更為全面的、跨學科的方法。近幾年來，在演化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神經經濟學、社會認知神經學、冥想神經學等新興領域的發展表明，人類行為確有可能受有利于社會的偏好驅動，比如公正和對他人福利和權利的關心。

　　事實上，人類經常出于同情和憐憫而自發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哪怕對方對他/她而言完全陌生。這一觀點有大量神經學證據支持，這與西方社會普遍強調的個人主義是矛盾的，它表明人的大腦天生會產生情感共鳴，人們會自然地反映彼此的心理和動機狀態。

　　此外，實驗數據表明，與主流經濟理論相反，人們的偏好是可以變化的。環境因素的改變通過激活人類的動機系統，可以決定人類所作的決策—這個動機系統包含威脅動機、成就動機、權力動機以及關注他人和社會關系的動機等等。

　　新興的冥想神經學已開始發現關于人有利他偏好，以及動機具可塑性的證據。短期和長期心理訓練研究(如ReSource計劃等)揭示，心理訓練項目能強化認知和社會情感官能，如關注、憐憫和同情。更具體地說，旨在有利于社會的動機的訓練項目，能增加與正面情緒和正面關系相關的神經網絡的活動。同時，當參與者處于與他人產生沖突時，心理訓練項目能減少壓力引起的荷爾蒙反應、產生更多的免疫學標記物(immune marker)。

　　換句話說，心理訓練項目讓參與者更有效率、更專注，同時增強了他們處理壓力的能力。與此同時，這些項目促進了利他的行為，以及讓人在一個更寬廣的、不那么自我中心的視野下相處，以利于人類的彼此依存。這些發現已開始對某些學科帶來啟發，比如實驗微觀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等，而這些學科的發展將慢慢把人類的利他偏好納入其決策模型中。

　　這些令人振奮的發現應該被納入新的經濟學模型和具體政策方案中。大腦在兒童時期的可塑性最強，因此在學校中進行心理訓練最有助于建立堅實的世俗倫理基礎，從而有利于發展更具同情心的社會。但心理訓練對成人也有好處，因此企業、政府和研究機構應該參與建立“心理健身房”。

　　此外，制度性改革應該致力于塑造一個可以培養合作而不是競爭態勢的社會環境。同時這個制度應可以激活人們更多參與體恤照顧他人的行為，而不是只以追求成就、權力和地位為動機。從長期看，眼中只有后者將導致人類社會的失衡和資源耗竭，不但對個人是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是如此。

　　人類有能力擺脫自私和物質的桎梏。事實上，我們有能力建設可持續、平等、有同情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全球各國的領導人不應繼續醉心于那些最具破壞性的人類行為動機，而應致力于發展可以讓個人盡可能實現其社會-心理潛能和認知潛能的制度，從而創造一個我們愿意置身其中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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