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中有一個“囚徒困境”問題。是這樣描述的：兩個合伙犯罪的罪犯，被抓后，分別請了律師。律師給他們分析并明示如下選擇機會：如果他們都不認罪，他們將以妨礙公務罪各被判3年徒刑；如果他們當中有一人坦白認罪，則坦白者立即釋放，不坦白者重判8年；如果他們都坦白認罪，則他們各被判5年徒刑。

把2個罪犯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可能發生三種情況：
1、最好的結果就是都不坦白，共判6年。
2、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共判8年。
3、都坦白，共判10年。
2個罪犯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都想利己不利他，因而雙方都選擇坦白，二人作為一個整體共判10年，是最差的結果。
該結果揭示了二個道理：

1、從個體利益出發的行為往往不能實現團體的最大利益。有個說法叫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套用一下就可理解這個說法：私有制的個體利益行為是難以達到社會化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的。
2、只有人人利他才會實現團體的最大利益。

有人可能會說，現實社會到處能見到所謂共贏合作。2個罪犯的整體內，2個罪犯之間是直接的沖突，而現實社會是千萬人的整體，往往是10％與90％的沖突，我們見到的是l0％內的共贏和90％的齊輸。為什么不能100％都贏？現實社會是競爭、博弈、投機、賭博、對抗、戰爭的社會，人與人之間，一些人與另一些人之間，利益是沖突的，而且每個人都是利己主義者。

其實，歷史已無數次的證明，股市、房市、期市經過人性的利己的瘋狂貪婪以后，掠奪者掏出金蛋，留下一地雞毛，取走果實，留下一片荒漠，帶去快意，留下被奸后苦口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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