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學的終結”、“歷史的終結”到最近的“理論已死”，眼下的全球化進程的時代一方面缺乏理論激情、理論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顯地需要理論。理論是否“已死”?理論又能“何為”?

　　1985年，當代理論大師杰姆遜首次訪問中國，為中國學界送來“現代性”“后現代性”概念，開啟了中國批評理論界的新時代，深刻影響并推動了中國批評理論的進程。杰姆遜先生的著述已成為國內文藝理論、美學研究、文學和文化批評、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時代文化政治分析領域的基本文獻和共同的知識參照系，其本人也已成為中國學界的一個理論標本。12月12日，年屆八旬的杰先生將再度造訪北京大學。這是他第三次來到中國。本報獨家刊出先生弟子、紐約大學教授張旭東對杰姆遜先生關于“理論消逝”時代“理論何為”的訪談，以饗讀者。

　　張旭東：很高興您能再次訪問中國。這次訪問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由一個以理論為核心旨趣的學術同仁組織——國際批評理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itical Theory)策劃和安排的。您知道，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學術思想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得到了紐約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東京大學的支持，在這四所大學設立了聯合研究機構，而它靈感來源和組織原型，正是您本人創辦的杜克大學批評理論研究所(Duke Institute for Critical Theory)。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是打算依托這個平臺，把批評理論進一步同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的基礎教育、專業訓練和社會思想實踐結合起來，為積極介對當代文學、文化、社會、思想現象做些準備。比如我們目前正在編輯一本批評理論的基本讀本;同時準備2013年夏天起在紐約大學馬德里中心、北京和上海舉辦一系列暑期訓練班、工作坊和專題討論會。為此，在過去一兩年里，中心成員做了一系列準備，圍繞有關康德《判斷力批判》、黑格爾《美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阿多諾《美學理論》、關于“啟蒙”概念的理論反思、小說理論、社會主義審美現代性等一系列話題，組織了一些課程、研討會和讀書小組活動。

　　您上一次來訪是10年前，那時候“學術”壓倒“思想”、“國學”取代“西學”風氣還比較盛，同那時相比，今天大學校園里的理論興趣有了明顯的增長。不過，同27年前您第一次來中國、在北大開課時“文化熱”、“方法論熱”的氛圍相比，理論恐怕還不是中國知識和思想生活的核心和熱點。我想，這一方面同中國學術自身理論積累和興趣的相對薄弱有關，但另一方面，也和二十世紀后半葉全球性“理論時代”的退潮有關。冷戰結束后，全球化進程在思想文化領域似乎并沒有帶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恰恰相反，在意識形態領域，在批判和想像力方面，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單一化和保守傾向，是實證主義和經驗論。眼下這個時代一方面似乎缺乏理論激情、理論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顯地需要理論。我們是否需要對“何為理論?理論何為?”這樣的問題做些思考?您能就批評理論在當代西方語境里的定義和自我理解跟中國同事們談幾句嗎?

　　杰姆遜： 你問的雖然是關于批評理論的問題，但我想我們可以簡單地將之總稱為“理論”的問題，以及有關理論在如今存在和活動的形式的問題。我的回答可以分為幾個方面。

　　第一是理論本身的性質。我認為理解理論最簡易的方法是將它理解為對于英美經驗主義的攻擊。無論何種理論都旨在質疑下述觀念：存在著可規定的單純“事實”;觀念(甚至語詞)是“物”，也就是說它們是與真理對應(或不對應)的種種再現。這些根本而言屬于經驗主義甚或實證主義的立場，忽略了“中介”或“表征”的觀念。在我看來，所有形式的理論都預設，在思想方案與其語言形式或恰當觀念形式的表述之間，存在著一個要經歷所有“中介”或“表征”的過渡環節。因此，理論的任務在于展現這些中介或表征，并從其本身出發對這些中介或表征進行考察。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理論”成了一個補充性學科?不是。就所謂“理論”誕生的時期而言，我想將戰后興起的結構主義及其種種變體作為起點。當然了，理論的基礎要比這深得多：比如牽涉到存在主義現象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但姑且讓我們將結構主義作為一個有用的起點。我認為，一個歷史事實是理論逐漸向各種不同學科轉移并改造這些學科。很可能人文學科是最早接受理論影響的領域，理論往往質疑老式的文學解釋方式，并提出新的結構主義解釋方式。但結構主義的這層質疑逐步被文學體制本身所吸收，因而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出現了由老式文學批評家和學者發起的針對理論的反動浪潮。

　　張旭東：反理論的思維一方面似乎是延續一種“終結者”的思維方式，從“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學的終結”、“歷史的終結”到最近的“理論已死”。但另一方面，是否二十世紀理論運動自身也形成了種種體制化、經院哲學化、官僚化傾向，迫使新一代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在今天美國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很難想像完全拒斥理論的學術路徑，因為理論已經滲透進各個學科和研究領域，即便口頭上反理論的人，其實也不得不接受許多“理論”帶來的學術前提和思想前提。

　　杰姆遜：今天，所有這些都已經被體系完美地收編整合了，以至于有年輕學者從左派立場而非傳統立場出發進一步攻擊所謂“舊理論”。同時也要看到，理論在各種不同學科中的批判性干預是不均衡的。在我看來，接下來應用理論的是社會科學——取決于其向何種方向發展，我的看法是人類學是結構主義的陣營，比起社會學來接受理論更快，最后才是自然科學把理論用在所謂“科學研究”或檢驗科學范式等方面，雖然托馬斯·庫恩無疑是發明物理學“范式”一詞的人(大概在1950年代吧)。

　　總之，當人們問及理論的位置時，需要面臨的問題有兩個：第一，理論是批判性的，而且總是與某個既有的科學或學科領域掛鉤。第二，非常明顯的是，各門學科都有復興理論的趨勢。

　　張旭東：“理論”作為一種批判的思維方式而言，當然是反經典化的。但“理論”自身作為一個知識結構和訓練程序，是否也有自己的“核心文本”和思想資源呢?比如早被宣布壽終正寢的西方哲學或形而上學，如今在學院里仍然以經典文本的形式延續香火、為一代又一代學者提供教職和學術地位，繼續生產出新的柏拉圖專家、康德專家、尼采專家。理論自身的批判傾向、歷史化傾向和去經典化傾向，會給自己在學院環境里的生存帶來麻煩嗎?

　　杰姆遜：我認為存在“理論經典”——但它很容易和哲學經典搞混，因為有些我們所謂“理論”發端于哲學，德勒茲就是個顯然的例子。當然也有很多理論并非如此;相反，它們起源于其他學科，如布迪厄之于社會學。不過“理論經典”不僅包括那些基本著作，如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理論，而且包括過往的經典——回溯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各個不同理論家們自己的經典文本。因此，如果你要解讀德勒茲，那么你的經典文本中就得包括伯格森和斯賓諾莎;如果你要解讀海德格爾，那你一下子就面臨所有那些古希臘哲學家。傳統文本重新在理論經典中出現，但如我曾經談到的，這種新的出現方式頗有詼諧色彩，因為它形成了如此之多可以替換的“經典”;也就是說，經典在這個意義上不是不可移易的，它們并不僵化在紀念碑式的傳統之中。相反，它們是在不同理論場合下可資利用的抓手。

　　我確實認為有些著作需要一直不斷地被這樣或那樣地閱讀，而且我要說，雖然理論的起源是語言學，語言學本身并沒有強加給我們同一種理論必然性(雖然其他因素或許會如此)。但可以肯定地說，想要在理論著作中回避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兩者涉及到整個人類經驗領域以及整個社會的社會經濟現實和心理現實。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回到經典的弗洛伊德主義甚或經典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早期形式)，但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兩種思潮的歷史。顯然政治一直存在，自我考察的努力也一直都存在，這些對理論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而哲學資源則可能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比如我已經提到的德勒茲)——如今斯賓諾莎就顯得比笛卡爾重要得多。復興是各種各樣的，如目前我認為也有黑格爾哲學的復興。對于經典來說，它們在各種當代理論那里不斷地變換著形象。因此我不想提出任何特別的經典，只想說：理論同樣具有自身的歷史，正如其他學科有其自身的歷史那樣，而理論除了本身關注的問題之外，還必須面對這一歷史。

　　張旭東：“批評理論”不但要去分析和批判現象，同時也要隨時保持一種自覺、反省和自我批判，否則它的理論含量就會大打折扣。一些反對理論的人似乎覺得只要攻擊理論具體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就可以借“普世真理”的力量解除它的理論武裝了，大概這種傾向在非西方社會更明顯。但真正的理論立場，都會明確承認自身的意識形態性質，而不是去可以掩飾它，不是嗎?

　　杰姆遜：在我看來理論歸根結底可以被等同于所謂“意識形態分析”。這一說法可能讓有些人覺得出乎意料，他們覺得意識形態是個很簡單的東西，無非關乎進步立場或反動立場等等。我認為理論依靠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向我們展現了相反的一面：意識形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建構，與牽涉其中的人們的歷史處境休戚相關;它既在意見和觀念的領域發揮作用，也在文學領域本身發揮作用——如文學的敘事和形式建構等等。我本人相信，重新確立“意識形態”這個詞是有益的，因為不論它是否具有顛覆性，至少它對于學者而言具有警醒作用(如果不是令人恐懼的話)。它讓這些學者意識到，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要揭示某個作家或思想家的基本觀念，更要探究形式實踐或敘事背后的意識形態系統或某個特定理論建構背后的意識形態。

　　張旭東: 二十世紀出現的一批理論家都具有鮮明的思想特色和個人風格，比如德國的本雅明、阿多諾;法國的薩特、拉康、福科、巴爾特、德勒茲等，讀者對他們理論文本的個性了如指掌，就像對現代派作家、詩人甚至古典音樂作曲家的風格一樣熟悉。其實您本人的理論作品也具有這樣風格意義上的個別性。這是否會給人一種印象或錯覺，覺得理論其實也就是個人意義上的寫作或“作品”，是一種個人風格化的文本游戲?而其實理論話語的理論性和歷史性，更不用說它接入社會的力量，不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一些大問題，比如生產方式，上層建筑，階級、國家、種族、性別之類的社會性、集體性因素嗎?

　　杰姆遜：對，這是我想談的關于理論的第三個主題。理論和某種集體性分析(甚或精神分析)有關。要說文學和觀念有什么神秘的話，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這些文本的流行和對它們的集體興趣。在某一時刻，某些文本出人意料地受到人們關注;某些觀念體系似乎突然能夠對所有需求給出回答——有時候是某個群體的需求，如知識分子的需求，有時候是更一般的需求。當然，文本總是會產生行話套話和新奇的流行說法來代替舊的說法。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值得重視的癥候，借以窺探某一歷史時刻的集體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問題何在等問題——這些突然變得時髦的意識形態似乎總是會以某種方式對上述問題給出解答。

　　因此，我們的任務就不僅僅是考察文本，更需要考察對于文本的接受以及它們對應的歷史社會矛盾。在這個意義上我想說的是，雖然聽起來有些奇怪，但理論分析同時也是社會科學，即便它處理的是文學和文化，因為理論分析——雖然我認為它對于文學和文化的處理首先應該是形式分析，因為至少就我個人實踐而言，意識形態是通過形式展現的——為我們提供了種種癥候和模式以進入更廣闊的歷史社會情境，而這一更廣闊的情境也總是一個矛盾結構，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這些。

　　張旭東：面對這些集體性、歷史性矛盾，“理論”的理論意識固然是總體性的，但在具體分析和處理上，它也不是萬能的、包打天下的知識形態和寫作方式。您本人寫作的涵蓋面很廣，但仍然基本上限制在文化領域。您能談談批評理論最直接、具體的對象，或者說它的思想活動的方式和方法嗎?

　　杰姆遜：我認為成熟的理論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對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這個意義上一切都是表征。我不同意當下很時髦的做法，即區分“表現”(presentation)與“表征”(representation)。我認為我們所處理的文本——無論是概念文本、敘事文本還是語言建構或語言實驗文本——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道路以通向理論分析的具體實踐。

　　之所以“形式”如此重要，是因為它讓我們得以考察社會的自我理解的邊界，或社會本身的邊界——換句話說，你只有在某些特定社會情境下才能講述某些特定的故事。因而探究這些邊界以及為什么在某一特定社會或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內出現某些文學形式就成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歷史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關于悲劇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據說在法國現代經典悲劇之后，悲劇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就不再有效了。雖然作家們還在寫悲劇，但悲劇作為形式本身已經不可能了。如果事情確實如此，那就很有趣了;這本身就是考察現代社會性質的一個線索。比如盧卡奇就在他早期的小說理論中處理了相關問題——我用這個為人熟知例子來說明理論分析的作用。你也可以說，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哲學體系的問題上：需要考察的是，哲學在哪一點上無法繼續創造一個體系，為什么是這樣，為什么諸如維特根斯坦這樣的哲學家轉而致力于批判哲學體系。無論如何，人們或許可以從這些例子中更具體地了解到理論分析應當如何進行。

　　張旭東：所以理論在面對外部環境、問題和自身話語范式變化過程中也會生成不同的、新的理論生產方式。這不應該被視為理論的終結，而是理論的繼續發展。在今天的中國重提理論，我想不是要在學院體制內為這種或那種理論流派爭得一個地位，而是理論中國化過程的一個環節。“理論”從二戰前后的歐洲向作為后現代發源地的美國轉移，本身也是一個適應新的歷史條件、新的問題的過程吧?

　　杰姆遜：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實踐的那些理論和理論分析在流行趨勢上的變化。我認為這一點和當今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有關，與后現代的興起有關，并且根本上與所謂“高等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關系的變化有關。我感到如今兩者之間的相互滲透達到了20世紀初期(例如現代派的黃金時代)不曾達到的程度，所以它們需要一種不同的分析模式。十分清楚，隨著社會的變化理論關注的焦點也會發生變化。因此毫不奇怪，理論也需要有新的任務，舊的理論形式會顯得過時，或至少與新任務不相稱，等等。中國的歷史與西方極其不同，但理論在中國的任務顯然也要相應調整——盡管我認為隨著大眾文化在當代中國的興起，西方有關媒介、大眾文化的理論用于分析中國也變得很合適了。

　　張旭東: 理論要保持自身對歷史矛盾的敏感性、善于抓住時代的問題，并在分析和闡釋過程中具有對自身話語運作和形式構造的批判反思。在這個意義上，理論和古往今來的思想形態一樣，是以“追求真理”為其終極目標的。但它與傳統思想形態——比如哲學體系——又很不同，因為它在追求真理的時候并不想占有真理或以真理自居，其實理論正是一切以真理自居的話語方式的對立面，不是嗎?

　　杰姆遜：任何理論著作都面臨一個重要問題，媒體社會尤其無法回避這一問題：物化。我認為我們也可以說，理論的出現就是為了克服哲學在許多種真理上的物化。但就像其他事物一樣，理論本身也有可能被物化，我們往往會把理論和某些物化的專有名詞聯系在一起。突然間我們就看到了一種德里達理論，一種德勒茲理論，等等——甚至還有馬克思理論、弗洛伊德理論。很清楚，任何真正的理論都要設法處理這個問題，雖然它在目前社會無法得到解決，但至少始終可以得到處理和強調。以上這些就是有關理論的回答。

　　(Calvin Hui錄音;王璞整理并翻譯)

　　杰姆遜小傳

　　《 中華讀書報 》( 2012年12月05日 13 版)

　　杰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年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生長地為新澤西州南部、與費城隔河相望的凱姆敦(Camden)市郊，父親為醫生。1954年畢業于哈佛福特學院(Haverford College)，獲學士學位;1956、1959年分別獲得耶魯大學碩士、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以薩特研究為題。1959至1967年間執教于哈佛大學羅曼語文系，任助理教授;1967-1976年間任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法語系與比較文學系副教授、教授;1976-1983年間任耶魯大學法語系、比較文學系教授;1983-1985年間任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茲校區意識史 (History of Conscoiusness) 項目教授。1985年秋季學期擔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所和國際政治系訪問教授。1985至2003年間任杜克大學文學項目(Literature Program, Duke University)威廉·萊恩講座教授、系主任。2003年至今任杜克大學批評理論研究所主任。

　　1990年因《后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獲美國現代語言協會“詹姆斯·洛威爾獎”。2001年被授予芝加哥大學榮譽博士。2008年獲挪威議會搬發霍爾伯格獎(The Holberg Prize)。2011年獲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終生成就獎。其著作有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加泰羅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譯本刊行于世。

　　杰姆遜是公認的當今世界處于引領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當代批評理論大師。他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現代主義文學和思想研究、電影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哲學研究、后現代主義理論、科幻小說研究等領域成就卓著，影響廣泛。他堅持“總體論”立場和方法，通過對各種文化媒質的分析，批判性、歷史性研究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通過對種種異化、物化現象的分析，探討當代人類生活的矛盾沖突和內在烏托邦向往。杰姆遜長期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抱有強烈的興趣和熱情的關注，多次訪問中國，同中國知識界保持密切的接觸;他領導下的杜克大學文學項目，培養了多名如今活躍在國內外學界的中國學生和學者。他目前仍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名譽教授;紐約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批評理論中心”學術顧問。

　　今年12月，杰姆遜將再度訪華。過去二十年來，國內大學專業化文學訓練在一些基本制度和“規矩”建設上有了長足進步，但因長期囿于“文學史加概論”的訓練框架，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總體上似乎還不能擺脫視野狹窄、缺乏“打開文本”的工具和方法、缺乏問題意識的敏感度、缺乏圍繞核心立場、論點展開層層推進的辯駁論述能力等弊端，結果是，既無法在文學研究領域做出別開生面的、具有學理和方法論意義的開創性研究，更遑論將文學經驗帶入更廣闊的文化思想討論中去，為當代精神生活作出獨到的貢獻。如何通過加強理論訓練和理論指導下的文本細讀和批評闡釋，進而在跨學科視野的問題意識中分析和思考問題，將是“批評理論”有效融入當代中國文學閱讀、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經驗時義不容辭的任務。由此，杰姆遜先生此行所探討的“理論何為”，具有了重大的中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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